卢拉总统如何才能干好第二个执政周期？

有巴西左翼朋友来访，要跟中国学者们探讨卢拉总统的执政思路。我既不研究拉美，也没有去过巴西，当天恰逢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拥趸模仿美版右翼暴民去冲击政府机构，因此我是抱着学习和长见识的心态去旁听的。结果对方颇有诚意，来之前已经让助理把我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翻译过去，并说很希望听听我的建议。在听完了他们对巴西政局和执政基本面的介绍之后，我把我的几点想法拿出来征询他们的意见。当然，我无意隔着半个地球对一个陌生国度指点江山，而仅仅是向左翼朋友们提供我自己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运行的若干理论认识和政策思路，假如其中的这一点或者那一点对他们有所启发和触动，那也算是间接支援了世界大变革。

我那天提的多数想法显然超出了巴西政局和基本制度目前所能允许的范围。毕竟当代的巴西是一个没有经历过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国度，因此我们党所能拥有的大部分政策选项，卢拉总统及其政党实在是做不到。

这几天进一步了解和思考巴西政治经济人文，我认为有三点相对不那么激进的事情是值得卢拉总统推动的。

第一是用经济政策的组合拳，既兑现自己对中下层人民的承诺，又赢得一部分中右翼民众的支持和容忍。

巴西现在最大的政治问题是社会和政治的严重分裂与极化，而且这种极化在阶层、种族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断裂口相互叠加。其实平心而论，前总统博索纳罗执政期间，经济政策搞得还算是可以的：从2021年春季开始，巴西央行就领先于全球启动大幅加息，目前已经加到了13.75%的水平，将通胀率从12%的水平压到了当下的5.7%；在如此大幅加息之下，去年巴西的经济增速仍然有3.6%，而股市也保持了大体平稳，2021年跌了12%，2022年竟然还涨了5%；尽管美元前两年非常强势，但是巴西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相当平稳，这意味着投资者如果借入欧元并换成巴西雷亚尔，那么考虑到汇差和息差，那么在过去两年内他们的年化收益都在20%以上。但是，尽管经济表现不错，博索纳罗还是以一个多百分点的差距输掉了选举。为什么他会赢了经济却输掉选举？答案是良好的经济数据并没有真正惠及下层民众，拥有8300多万公顷良田和2.1亿人口的巴西，竟然有60%的民众认为自己刚过温饱线，更有3000多万人吃不饱饭。巴西底层年轻人拥有两条人生出路：一是踢足球，二是加入黑帮。所以，卢拉总统应该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必须在国民中搞好再分配，通过各种形式的福利，比如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或者代金券，让底层民众有获得感。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两个行业存在供需双方的严重信息不对称，所以应该用公共事业而非市场化的方式来运行；而住房、托幼、养老等领域，信息比较对称，因此适合用局部市场化方式引入竞争以改善供给，发给民众的相关福利则可以用我所主张的“未来起点收入”模式发放现金补贴，也就是说，不以贫富划线而以年龄划线，重点补贴孩子和年轻人而不是中老年人；给孩子们的福利补贴仅通过学校发放，从而鼓励黑人家长们将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而不是在街上混。

但是如果仅仅是搞再分配，卢拉总统自己的选民基础虽然暂时得到了满足，但是社会必然更加分裂和对立，中产和精英阶层会更加不满；而且如此大规模的再分配必然带来通胀压力，对巴西这种经济结构而言，通胀率再上10%是很轻松的事情。届时右翼政党一动员，四年后的下次大选卢拉总统又悬了，甚至熬不到下次大选就可能经历罗塞夫夫人2014年的命运：在汇率大跌和高通胀背景下她被柔性政变赶下了台。因此，要想成功长期执政，就必须要有所取舍和平衡，关键在于采纳一部分中右翼的政策举措，加大商品供给能力以压低通胀。

我的建议是在巴西某些港口城市建设几个制造业特区，实施为期二十年的特别法律以降低特区内的环保、劳工和税收标准，从而鼓励本国的劳动密集和能源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这样能一举三得：一是以工代赈，让一亿多中下层人民的子弟可以有合法而体面的出路，用劳动而不是违法冒险去获得糊口的生计；二是让一部分制造业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在产业园中获得更多商业机会，从而让他们在下一次大选中站到卢拉总统的左翼阵营这边来；三是加大了本土商品供给能力，从而有助于压低通胀率，稳定汇率。

从天时上看，这个政策思路合乎世界经济运行的大周期。如果是在卢拉总统的第一个执政周期，也就是2003-2010年，这个制造业产业园的构想是不可能成功的，毕竟，一亿巴西黑人是无法跟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的十亿农民工家庭相竞争的，而且那时候的巴西人均GDP数倍于中国。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方案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可行性。如今的中国人均GDP接近1.3万美元，而巴西大约只有中国的一半多。中国2022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大约在1500万左右，年满十八周岁的人口大约也是1500万，但是其中有800万至1000万是大学毕业生，他们需要的是写字楼里体面的白领工作而不是在车间里打螺丝，从而在过去十多年里导致了持续的招工难的局面，即便车间工人和保姆的工资已经高于部分白领工作。原先依赖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日资、韩资、台资企业，这些年在陆续迁往越南、印度等国，这是世界市场内在动能所驱动的，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而言，无论外资还是内资，这些劳动密集型和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既然由于劳动力结构变迁和双碳政策而留不住那么多了，那么与其让他们迁往印度，不如通过某些双边或者多边政策鼓励其迁往巴西。长期来看，印度比巴西更可能成为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与经济竞争者，而巴西相对无害，主要是我们的战略伙伴而非竞争者。

从地利上看，欧洲的政治经济态势也有助于巴西制造业产业园的发展。俄欧之间的能源贸易被战争和制裁所切断之后，欧洲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在纷纷外逃。美国的劳动力太贵，综合成本不低。巴西既有上亿穷人，又有富足的能源、铁矿和农产品，在部分制造业上有比较优势。而巴西跟欧洲之间的地理和人员联系非常紧密，毕竟巴西的上层阶级都可以在南欧找到祖坟。所以，如果巴西政府搞产业园的大规模招商引资，那么从东亚能吸引到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从欧洲则能吸引到一批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和。在制造业产业园里适度限制工会权力，有助于整个左翼阵营的长期执政，有助于巴西特色的福利体系的长期稳定。卢拉总统自己就是工会领袖起家，相信他和他的劳工党有较大机会做通工会同志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个思路，是用某些政治建设来调整巴西国内的政治生态。

卢拉总统的敌对阵营，不仅仅是博索纳罗及其背后的中右翼政党，也不仅仅是富人和中产，还有军队和信仰新教徒的一部分穷人（约占总人口22%）。巴西军队的中高层都一贯公开地崇拜和向往美国，认同精英而非大众。枪杆子握在这样的人手中，大大限制了卢拉总统的施政空间，也非常不利于巴西的长治久安和独立自主。所以应该考虑在意识形态领域适度鼓励爱国主义思潮，要塑造一种以巴西人民为唯一效忠对象的强大舆论。在舆论和思潮到位之后，从职业操守和政治忠诚上质疑和审查那些公开把美国的国徽国旗标志别在衣服左胸上的巴西军官们，并提拔一批爱国年轻军官取而代之。在英语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容易被混为一谈，但是在中文中是有区分的，在巴西语（葡萄牙语）中也应做必要区分。好在美国白人都在搞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运动，巴西左翼政党也可以搞一下爱国主义动员，强调巴西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强调巴西作为人类多种族融合的典范价值，在这方面巴西的确比美国做得好一些，巴西的黑人没有那么黑。这个做法对于缓和巴西内部的阶级与种族矛盾，强化国家向心力是有帮助的。

另一个可以做的政治建设，就是学习中共的党校和党建工作，做好基层党建。听世界银行的朋友讲，纳米比亚执政党学了一些这方面的思路和做法，据说效果良好。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政治资源，也可以在第四任期向美国学一个狠招，那就是搞两党制而不是多党制。在法理上美国是允许两党外的第三党存在的，但是实践中第三党无法赢得足够席位，因为赢家通吃的选举人团制度限制了第三党的生存空间。当下巴西的政治格局是左翼多党并存，右翼一家独大，中间路线小党活跃。如果通过制度变革变成两党制，那么受益最大的将是左翼第一大党。既然巴西富人和军人都那么崇拜美国，那么制度上进一步学美国没有啥可说的吧？

第三，在国际上，卢拉总统可以继续推动拉美国家的联合自强与金砖体系的扩容升级。

金砖组织当年得以成立，便离不开卢拉总统的积极倡导和推动。如今卢拉总统可能是最适合站出来呼吁和平与国际合作。一方面，卢拉总统与金砖国家的领袖们关系都很不错，另一方面，作为巴西中左翼政党联盟支持的民选总统，他与美国的拜登总统在政治光谱上也有一定的相近性，卢拉总统要推的大部分政策，拜登不好公开反对。有朋友评价说，卢拉总统是目前在任的大国政治家中国际人缘最好的少数人之一。

在金砖体系中卢拉总统大有可为，彰显其作为当代主要国际领袖之一的威望。金砖国家扩容固然重要，但是其中象征性的成分居多。如果要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其实也是有机会的：那就是以金砖平台为基础，推动整个世界变革其货币和贸易体系，用新的规则挽救正在逆转和瓦解的全球化。我们今天的世界经济秩序源自1943年前后英美两个新老霸权之间的谈判和博弈，最终在1944年签订了协议，开创布雷顿森林体系。英国的方案是由当时最强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而美国方面的方案是由助理财政部长怀特提出的。凯恩斯方案更加公平合理，但是他代表的是一个严重衰落了的英帝国；怀特方案存在严重逻辑缺陷，但是他的背后是新兴的美帝国，因此最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怀特方案为基础打造的，其先天缺陷导致1971年尼克松总统不得不搞了一次重大违约：“暂时”关闭纽约联储的黄金窗口，别国再拿着美元去联储换黄金，美国暂不兑付了。这一暂时决定至今已持续了半个世纪。自1971年以来，美国获得了无穷印钞票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特权，但是也加剧了它本国的去工业化和社会的分裂。美国抱怨中国等出口国从他那里获得太多贸易顺差，中国等出口国则抱怨美国滥发钞票还搞保护主义。既然各方都不满意，那么为什么不商量一个更公平合理、更不容易相互扯皮的全球货币-经贸体系呢？我最近一直在主张的“人民体系”，其实是对当年凯恩斯方案的改进，值得参考。具体方案，在2021年底的一次讲座中我提及过，未来另文阐述。

以上三点，分别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国际秩序变革三个方面提供一些思考。当然，我有必要再次强调，我不是巴西问题专家，因为仅凭书本、口头和统计数据的二手信息，一个人永远无法成为区域国别专家。我不揣浅薄，把自己的一些猜想和思考写出来公之于众，供真正的拉美问题专家们批评指正，以期远离颠倒梦想，逐步接近真相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