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战火中的科威特（下）

作者：秦鸿国 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毕业后进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我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随员、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在中东工作25年，经历过海湾战争、也门内战等重大事件。

与台湾同胞骨肉情深

台湾中华工程公司在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家属共有136人，在科的业务是雇用泰国1000余名劳务从事机场跑道维修和地勤服务工作。伊入侵后，很快占领了科国际机场，台湾公司在机场附近的营地亦成为伊占领军的重点警戒区域。昼夜军队频繁调动，枪炮声不绝于耳。夜间，驻守机场的伊军士兵经常三五成群结伴外出，私闯临近的民宅和工地，抢劫车辆、家用电器和钱财。

台湾同胞深感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每时每刻都在受到威胁。台湾中华工程公司驻科经理丁光渝等负责人对此恶劣的处境更是焦虑不安，他们多次去台湾驻科商务代表处求助葛延森代表，每次都遭到无情的敷衍和冷遇，回答总是冷冰冰的一句话：“自8月3日起对外联络就中断了，台北方面根本就没有消息。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我们亦无能为力，各位还是自求多福吧！”

8月7日上午，再次登门时，竟发现代表处三层小楼门窗紧锁，人去楼空，这位台湾“外交部”资深的高级外交官葛延森商务代表及其10 名同僚早已携款逃命去了。丁光渝先生和公司的几位负责人目睹眼前的情景，悲愤交集，险些落下泪来。当他们垂头丧气地返回营地告知一切时，整个营地几乎炸了窝。大家几经商量，毅然决定求助于“中共大使馆”。

下午4时，丁光渝先生打电话给使馆，请求帮助，并提出三点具体要求：

一、请协助安排台湾公司女眷和小孩29人住进市区使馆所属的安全寓所；

二、大陆在科人员撤离时，协助台湾136人一并撤离；

三、请使馆代为发送一份电报，以便与台北公司总部取得联系。使馆接电话的刘卫民当即答应尽可能提供帮助，并商定次日上午10时在使馆面谈。随后请示国内，当晚国内即予回应。

第二天，负责使馆领事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李汉谟同志出面会见了丁光渝等4位先生，根据国内指示，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谈妥当日下午台胞女眷和小孩就住进使馆商务处的招待所；我撤离时，使馆发给台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丁等4人对此安排喜出望外，一再表示感谢。随后，使馆还协助他们通过红十字会与其台北总公司取得了联系，来往电报多次。

• 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

海湾形势瞬息万变，世界媒体众说纷纭。正当使馆组织撤离时，外电不断传来令人不安和困惑的消息：伊、约公路拥堵不堪，车辆和钱财横遭抢劫，人被扣留迫为人质，边界关闭，数万难民饥渴难当，叫苦连天，瘟疫蔓延，路见尸骨……为了确保大队人马撤离的安全，使馆党委决定由商务参赞李殿元同志率领先遣队97人和31辆汽车，作为第一批撤离人员于8月18日出发，实地踩点和探路。我们的做法十分成功。当日和第二天，先遣队便从巴格达和安曼发来急电，报告一路顺利，并告知应注意的事项。我们心中踏实了很多。

台湾公司136人被安排在第二批撤离人员之中。临离科时，暂住商务处招待所的台胞拿出一沓面值百元的美钞，足有一万美元，坚持要付食宿费用，以示酬谢，我招待所力辞不受，分文不取。

8月20日清晨5时之前，我和李汉谟同志赶赴第二批撤离人员的出发地，送别随同撤离的台湾同胞。丁光渝等4位负责人对使馆的帮助再次表示感谢，他们紧握我的手激动地说：“真没有想到使馆会这么帮忙，这么周到，真是同胞情谊深，患难见真情啊！”

“咱们都是同胞兄弟，都是一家人，大家不必客气。你们看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环顾了一下围着的人群说，“使馆已做了安排，你们抵安曼后，如搭机返台有困难，可以乘中国民航赴北京，然后经香港转台北。”

“这样安排很好。”丁先生等人听后十分高兴。

最后，丁先生还对我说，他们有一个家属怀孕好几个月了，如果车队里有医生，请照顾一下。我带他们找到咱们医疗队乘坐的车辆，给他们双方引见一下，并叮嘱了一番。

与台胞一起撤离的我劳务大军有1818人，装载104辆汽车，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从科威特至约旦的两天一夜征途中，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车队拉得太长，联络十分不便，多次被来往车辆隔断或冲散。另外上百辆的汽车车况差异很大，一路上抛锚的车辆不少，严重影响了整个车队的行动。

每当出现困难，台湾公司的弟兄们都积极行动，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无私地将携带的油罐车、水罐车和对讲机提供给整个车队使用，还主动协助我修理车辆和加油、加水，大家相互体贴和照顾，相互帮助和支持，亲如手足，胜似兄弟，毫无海峡两岸有别的感觉。

台胞抵达安曼后，他们的总公司派人接待和安排，次日即径直飞返台北。但海峡两岸同胞兄弟携手共度战乱、安全撤离科威特的日日夜夜，以及由此而结下的深情厚谊，将永远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不屈不挠的科威特人民

伊占领军从入侵的第一天，就宣告科威特籍人不得出境，待在家中等候注册登记，以此为借口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搜捕活动，从公共设施到普通民宅，从军警和官员到平头百姓，挨门挨户，无一幸免。抓人使用军车已经远远不够，一般都采用原始的办法。我在马路上曾多次目睹，几个伊拉克士兵用一根绳子拴着10个人的右手腕，押解着他们一串走。

另外，科作为海湾地区的一个重要转口港，一场残酷的浩劫更是在所难免。当时国际机场滞留的15架科民航飞机和6架运输机都被作为战利品，先后开往伊拉克。沿海一百多个大型商品集散仓库和市区商店、银行、政府部门均被抢劫一空，40多亿美元的黄金、外汇和物资被掠走，刚刚抵港的2000辆美国雪佛兰豪华轿车尚未卸货，即被直接运往巴格达。

仅仅数日内，伊拉克各大城市的商业区货物充足，琳琅满目，原来空空的货架上堆满了科威特的商品。可笑的是，匆忙之中，未能更换价格标签，很多商品的价格标签上仍然标着多少多少科威特第纳尔。更为荒唐和恶劣的是，伊拉克领导人竟然冠冕堂皇地向全世界宣布：“阿拉伯国家贫富悬殊，现在是平分财富的时候了！”

• 科威特城内的伊军火炮阵地

在伊军占领下，宁折不屈的科威特人民秘密组成了地下抵抗组织，他们利用白天走街串巷和星期五清真寺集体祷告的机会，积极串联，传递信息，散发传单，并展开形式多样的爱国抗伊活动。为应对占领军逐门逐户的大搜捕，他们烧毁了各居民区警察局的户籍册，用油漆涂掉了各个街道的路标，拆掉住房的门牌。首都的凯凡区是科军警比较集中的居住区，家家户户都有枪支。占领军进入该区时，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伊军不得不调来坦克和装甲车，边轰击边开进，血洗了凯凡区。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们在科只能收看到伊拉克十分单调的电视节目。使馆的同志们人手不离半导体收音机，懂外文的干部随时跟踪外电的消息和评论，不懂外文的同志们个个收听国内和外电的华语广播。

8月5日，逃往沙特的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萨巴赫发表广播和电视讲话，号召科人民起来反抗伊占领军，他说：“伊拉克绝不会征服我们的意志，我们绝不会向侵略者投降。”

7日午夜12时整，战乱的城市开始稍有平静，弥漫的硝烟缓缓消散，万物在寂静中默默地恢复生息。忙碌了一天的我从办公室回到住房，感到浑身酸软和疲惫，刚刚躺在床上打开收音机，打算听听当地和外电的新闻，忽听到科威特市上空呼喊声此起彼伏，相互呼应，全城连成了一片汇聚成震天动地的声响。

“至尊的真主，拯救我们吧！”几乎是全市的百姓都聚集到各自的屋顶平台上齐声高呼和呐喊。

使馆的同志们也登上了屋顶平台，倾听科人民发自肺腑的心声，感受科人民同心同德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这一动人的场面持续了半个小时之久。当我们走下屋顶平台时，分散各地的我国公司办事处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一做了解释。

午夜2时，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耳边一直回响着科威特人民的呐喊和怒吼。

• 科威特城内遭遗弃的伊军坦克

科人民的抵抗运动迅速发展，使馆经常收到反伊拉克的传单，首都各居民区出现了小规模的反占领游行示威，一般都在百十人左右，妇女也成群结队地上街，手举国旗、埃米尔的肖像和标语牌，拉着横幅，高喊口号：“科威特属于科威特人民！誓以鲜血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伊占领者立即滚出去！”但游行队伍都被伊军警和装甲车驱散。

我们使馆地处贾比里亚区。8月10日，使馆通往萨利米亚区的立交桥上，伊占领军的军车被炸毁，我们从楼顶平台可以清楚地看到，浓烟卷着烈火无情地燃烧着，不时还可隐约听到爆裂的声音。

15日下午4时，邻近使馆的独立大道上，一辆超载炮弹的伊军大型卡车在烈日下缓缓而行，一辆飞驶的小轿车擦边而过，车上的人准确地向卡车投了两颗手雷，一声巨响，卡车和满载的炮弹顿时爆炸升天。

我正从我的办公室走出，迈步下楼，突然的爆炸声把我震呆了。使馆楼房剧烈地震动着，所有的窗户玻璃哗哗作响，楼前和楼后的两块落地大玻璃都已粉碎，厨房墙壁上悬挂着的炊具都震落在地，我们不约而同地跑到使馆院子里观察情况，在地上发现了好几块飞落的炮弹皮。刘卫民同志还带了一块回国，以作纪念。

留守人员的最后坚持

伊拉克当局多次以外交部的名义照会各国驻科大使馆，一再重申“伊、科已合并为一个国家，原驻科各国使馆的事务必须于8月24日之前移交驻巴格达使馆处理。8月24日是各国驻科使馆必须撤离和闭馆的最后限期。24日后继续滞留科的外国使团人员将与普通侨民一样，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权和任何外交保护。”显而易见，伊此举是为了在外交上使其侵吞科的图谋合法化，成为既成事实。

随着最后限期的逼近，苏联、东欧、东盟、非洲和阿拉伯很多国家的使馆接踵撤离，西欧国家的外交官亦先后采取灵活做法，把外籍雇员留下看管使馆，自己悄然离去。

• 堵塞混乱的街道

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我们使馆本部的人员亦奉命压缩和减员，13位同志于21日离科回国。临行前，我在全馆会上传达了国内的指示，明确了留守人员的任务和要求，并采取了最后的因应措施，重要部门做了特殊的安排，组织大家彻底清理各个办公室、住房和仓库，集中贵重电器、礼品和陈列品，指派专人保管使馆印章、账册和钥匙，把使馆分散的办公和宿舍楼提前委托给房东和可靠的当地朋友看管，以备万一。

23日晚，我在科全部劳务和使馆大部分人员撤离后，最后留守人员除使馆本部7人外，还有经参处1人、商务处和新华分社各2人，共12人。

早有传言，23日午夜即最后限期过后，伊占领当局将对各国驻科使馆采取行动。当晚，大家都集中使馆主楼住宿，重新分工，各就各位，提高警觉，枕戈以待。

留守的同志们都很积极和乐观，都为上级领导给予的信任感到荣幸。大家齐心协力把各处的食品集中到使馆，准备长期坚守。当时12个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祖国需要我们留守一天，我们就要在使馆坚持工作，努力完成任务，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的尊严。

晚饭时，我们围着一张圆桌坐下用餐，新的组合，新的形式，大家感到十分新鲜和愉快。刚刚入座，年轻的厨师凌志刚便站起来郑重地对我说：“我非常感谢外交部和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保证一定完成好留守任务。借此机会我亦正式向使馆党委表示，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愿意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接受党的考验，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请在座的各位作证，并监督和考验我！”他的真诚态度和坚定信念深深地感动了我和周围的同志们。

“党委热烈欢迎你的申请，希望你能以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决心，能早日加入党的组织。”我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表示。我为有这样的年轻人而欣慰和高兴。

在场的全体同志为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23日整个夜晚总算过得平安无事，但好景不长。

• 被炸的安曼至巴格达告诉公路。图源：《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24日上午10时许，5名持枪的伊拉克士兵公然撬开我使馆后楼院墙的铁门，砸碎15日被炮弹震裂的玻璃窗，进入楼内，踢开房门，掠走礼品仓库和新华分社所住客房的部分财物。幸好吴毅宏同志去后楼时，及时发现有人闯入。

他正从院子走向楼门时，突然看到几个伊大兵提拎着东西从楼内出来。伊士兵舍不得手中的提包和包裹，用另一只手向他举起了枪。面对枪口，吴毅宏毫不畏惧，据理力争：“你们在干什么？请放下你们手里的东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理应受到伊军的保护。”他一边用手指着前面楼顶上的国旗，一边严厉地喊着。

“你们跟我走，咱们去见使馆代办去！”他边说边试图拉他们往前楼走。

伊士兵见势不妙，放下手中的大小提包，灰溜溜地走了。

我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观看。财物虽然无大的损失，但这是个外交事件，一个不好的前兆。于是，我打电话给阿布·杰巴尔，进行交涉，希望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

电话打过不久，伊方军、警和情报部门的代表以及伊驻科治安部队少将司令先后来馆，我一批一批地陪同他们察看现场，并提出了以下要求：即刻进行调查，严惩罪犯，赔偿损失，修复被破坏的门窗，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在当时情况下，我明知伊方根本就做不到，但外交态度仍要保持主动、坚决和周到。

伊方面对事实无言可对，只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并做了详细笔录，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抱歉。

24日下午，我驻伊拉克使馆派来4位同志和一辆小汽车、一辆租来的封闭型大货运车，准备把我馆贵重的电器、通信器材、礼品、地毯和陈列艺术品运往驻伊使馆，减少国家损失。

25日，科威特上空风紧云急，霾云涤荡。紧张而不平凡的一天又开始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伊方强令使馆撤离的最后限期已过。据传，伊占领军要扣押外国人作人质，要对外国使馆断水、断电……

上午9时，我根据国内的要求，安排刘卫民和新华分社记者李士兴同志外出，观察形势的发展和使团的动向。

“一路千万小心。情况不妙，立即返回。”临行前，我揪着心，再三嘱咐他们。两人凭借着对当地语言和街道的熟悉，信心十足地应声而去。

当刘、李两人驱车驶至摩洛哥大道和一环路交叉路口时，发现前方有路障横拦马路，四五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拥上来检查证件，不由分说把他俩押送到一个治安部队连部。

伊中尉连长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们奉上级的命令，从25日凌晨开始，拦截所有外国驻科使团的外交官，把他们送到麦瑞巅饭店集中，最后押往巴格达。”

“看来，伊最高当局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使用武力关闭所有外国驻科使馆，迫使国际社会承认伊对科的吞并。”刘卫民想了想，“与这些人再争辩也无济于事了。”他灵机一动，利用伊连长打电话报告上级的机会，要求使用电话与使馆联系。

差不多10点钟，我接到告急的电话：“代办，我们在摩洛哥大道的路口被抓了，现在被扣押在附近的连部……”话筒中传来刘卫民焦急的声音。

“你们不要着急，我马上就赶到。”

“代办，您千万不要来，这些当兵的见了外国人就抓。”

“要不，我马上去伊军司令部交涉放人。”

我放下话筒，使馆的同志们紧紧围着我，询问刘、李二人的情况……我深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头脑骤然发紧，脑细胞异常活跃地思索着：“假如我被抓，凭借我国的影响和我的外交身份，伊军对我不敢太过分，但是刘、李两人被抓他们无法脱身。我们12个人留守是国内赋予的使命，我们一定要同生死共患难，绝不能少两个人。假如两位同志去向不明或发生什么意外，如何向上级领导和他们的亲人交代……”

“我马上去伊军司令部紧急交涉放人。”我抬头对周围的同志们说，并吩咐司机备车出发。

“代办此去风险太大。”大家极力劝阻。

“别人去更危险，恐怕有去无回。我认识阿布·杰巴尔，我去可能还有希望。”我环视了一下一张张深沉的脸，自信地说，同时也做了最坏的准备，“我走后，使馆的工作由一秘范绍民同志负责。中午一点我还回不来，请立即向国内报告。”

我看了一眼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担任阿拉伯语教授的范绍民，又看了一下手表，时值10点一刻。

伊军司令部一位军官告我，阿布·杰巴尔因公外出，不在司令部。另外，此事不属于军队负责，必须找治安部队交涉。

治安部队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我问了几个伊军官兵，都不知道。

无奈之下，我找到了扣押刘、李二人的治安部队连部，见到两人平安无事，内心十分宽慰。

我要求立即放人，并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扣押中国外交官是很不友好的行为。中、伊两国是友好国家，阿布·杰巴尔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昨天我还见过你们治安部队的少将司令，我希望能立即见到他们……”

下级官兵只知道执行命令，不敢擅做主张，更不敢擅自放人。只见那位连长频频打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无人做主。半个小时后，我们由警车带路跑了好几个地方，逐级会见了伊治安部队的两三个负责官员，都做不了决定，最后见到了准将副司令。

这位副司令说：“24日各国驻科使团必须撤离的限期已过。伊最高当局指示，自25日起，各国驻科使馆停水、断电，科主要街道均设置路障，凡驻科使团人员都要扣押集中，等待上级命令。”

我陈述了24日伊士兵闯入我使馆进行抢劫的事件，说明我们正在等待伊方侦破结果和赔偿损失，并出示了阿布·杰巴尔签署的特许通行证。

伊副司令拨打了几个电话，最后辩解说：“经初步调查，闯入中国使馆的士兵并非伊拉克人，而是科威特人乔装作案。”他接着说，“现在的形势十分紧张。我们对尚未撤离的使馆还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从伊、中两国友好的关系考虑，奉劝中国使馆人员尽快离科，我们不愿看到友好的中国使馆受到进一步的损害。请代办先生把你们的两个人带回去，最好在天黑之前离开科威特。”

下午近2时，我等4人平安返回使馆。馆内早于上午11时已经停水、断电，同志们正在昏暗的烛光下用餐，个个大汗淋漓。我向大家打了个招呼，顾不得吃饭和喝水，迅即向国内报告情况。国内明示使馆可以暂时闭馆，人员尽速撤离回国。

• 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外景

我随即召集大家，做了最后的布置，要求各部门妥善安排，落实安全保卫措施，门窗、橱柜加锁，贴封条，把各个办公室和宿舍打扫干净，做到片纸不留、痕迹不露、有条不紊地撤离。

同志们连续战斗数天，都已精疲力竭，但每个人都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把能带走的贵重物品都装上了车，把能开动的汽车都开走，把国家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当时使馆还有10辆汽车，其中两辆已经破旧，不能跑长途，只能放弃。我们12个人之中只有一名专业司机、6名业余司机，还有一辆加长的奔驰280没有人开。使馆三秘吴建军曾学过开车，但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多年未开，也没有驾驶执照。正当大家无奈之时，他挺身而出，表示愿开这辆车。

在这特殊情况下，我破例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安排范绍民一秘同车保护，紧随我的车，确保行车安全。我高兴地鼓励他说：“只要你能开走这辆车，就为国家减少约3万美元的损失。”

4时整，同志们站在办公楼前，肃穆、镇静地降下飘扬了19年的国旗，摘下了庄严的国徽，取下了金色的铜制馆牌，小心包装好放入车内，准备随身带回北京。

此时，大家都默然无语，紧抿着双唇，内心涌动着无限的苦涩和酸痛，难以控制的热泪流淌了下来。这些神圣之物今天显得异常光彩和沉重，因为它们代表着伟大祖国的形象和尊严，它们渗透着使馆几代外交人员的心血和奉献。我扭过头来对大家说：“伊拉克占领科后，我们在炮火纷飞和战争恐怖的环境下已经坚持了24天。现在的状况已不具备我们继续工作和生活的最起码条件，我们不得不暂时撤离，但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4时30分，使馆12名留守人员会同驻伊使馆前来支援的4位同志，分开10辆汽车离开使馆，作为在科的最后一批中国人踏上了沙漠大撤离的征途。唯一来使馆送行的是科威特前驻华大使的儿子阿里医生，他受委托看管使馆这栋乳白色的楼房。

我们的车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科伊边界人车拥堵，秩序混乱，等办完过境手续，夜幕已经垂落大地。我们行进了一段路程，找到一块可以停车的地方，简单地吃了一点儿晚饭。

当时我想，开车的同志们的确非常辛苦，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开长途夜行车，随时都可能打盹儿出车祸。于是跟大家商量决定，坐车里闭眼休息或小睡半小时再上路。

大概刚过了一刻多钟，一辆伊拉克的巡逻车路过我们停车的地方。一位友好的军官下车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并劝告我们，车队如果需要休息，最好到伊军固定哨卡旁边去，因为在这条公路上夜间曾发生过多起抢劫事件。大家听后，倦意全无。连连道谢后，即刻上路，一鼓作气，直奔巴格达。

抵达我驻伊使馆时，已是早晨6点多钟了。在使馆完成了工作和物资方面的交接后，如释重负，踏踏实实地睡了一夜。27日，径向约旦首都安曼进发，一路顺利。

28日下午，我们12名留守人员在安曼机场登上了派来接运最后一批撤离人员的专机，次日安抵祖国的首都北京。

在飞机上，我心潮翻涌，浮想联翩，远近往事萦回脑际……

• 1971年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宫达非大使与伊拉克计划部部长和新闻部部长交谈。左一为作者。图源：《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1971年3月，我随同我国政府代表宫达非同志前往科威特，谈判两国建交事宜，下榻喜来登饭店。刚安顿好住房，饭店经理就登门询问我国的国旗图样，我们向他提供了一面谈判桌上所用的小国旗。饭店当天赶制出一面标准的五星红旗，悬挂在正门前的旗杆上，光彩夺目，吸引了众多人群的目光。

当时，我们是中、科建交前访科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这面国旗也是科威特土地上升起的第一面我国国旗。孰知正当双方酝酿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又恰逢我担任驻科使馆临时代办的时候，世所罕见的灾难降临在科威特，使馆的国旗又在我手上降下，我的心何以能够平静。

但是，我也在想，国际社会和全世界人民绝不会允许伊拉克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武力兼并一个主权国家的图谋得逞，科威特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必将得到恢复，我国驻科使馆的五星红旗必将再次高高升起。

撤离后的故事

撤离科威特回国后的第三天，我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代表钱其琛部长接见了我使馆本部全体人员，对使馆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协助台湾中华工程公司项目组人员以及最后组织近5000侨民安全撤离等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经部有关部门会商和部领导批准，特给予我和李汉谟、刘卫民、吴建军诸同志通报表扬，记功一次和颁发荣誉证书，并每人赠送一个电子挂钟，以示表彰和奖励。

凡事总是有喜有忧，喜忧参半。回国后与先期撤离回京的中资公司各位领导相聚时，我十分震撼和痛惜地获悉，有两个公司驻科经理部在组织撤离的过程中曾发生意外，两名劳务工人不幸遇难。

• 逃离科威特的人员只能依靠汽车代步

8月14日，我13个驻科中资公司接到“使馆统一指挥、安排有序撤离”的命令后，各个经理部和营地立即忙碌了起来，清理内部，准备车辆，收拾行装，大家都非常振奋。四川的公司率先把公家的电脑、电视机和录像机等难以携带的贵重电器藏匿在住房的天花板内，用白水泥抹平并封死通风口。同时还在仓库里砌起隔断墙，把食堂库存的20多袋大米封存在里边，力求减少经济损失。其他各个公司纷纷效仿，坚壁清野，并积极清点和检修车辆，卡车一律搭起车篷，以防挤坐在后面车厢里的人遭受烈日曝晒。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一天夕阳西沉之时，江苏国际公司远离科首都的一个工程项目组营地异常安静，全体员工正聚集在食堂吃晚饭，周围人烟稀少的院落里停放着3辆准备用以撤离的卡车。一名工人第一个吃完饭迈出食堂，不紧不慢地走向营地院落。他一边在卡车旁边溜来溜去，一边手拿牙签在剔牙。孤寂的营地生活，大家早已习惯于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散步、聊聊天。

突然，两个蒙面男子猛力推开大院的两扇大门闯了进来，两人直奔停在最近的一辆卡车。我们的这位工人一看情况便知，这是明火执仗来抢汽车的，因为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要逃命必须要有汽车，汽车是逃离战火的唯一交通工具。他急忙上前阻拦，两人粗暴地把他推开，拉开车门就上车。他又奋力向前往下拉他们，并大声呼喊：“有人抢车啦，有人抢车啦！”

其中一个强盗竟然从后腰掏出手枪，“啪，啪”就是两枪，我工人应声倒地，躺在血泊之中。为护车身受重伤的这名工人被两个暴徒抬上卡车，车被开走了，奄奄一息的受伤工人也被带走了。

正在食堂吃饭的工友们听到呼喊声和枪声，立即跑向大院，他们惊讶地发现营地大门洞开，卡车丢失一辆，地面上一滩鲜红的血迹……一阵纷乱的议论和猜测之后，大家最终得知，工人某某某中枪后被人连同卡车一起掠走了。随即，众人便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去周围地区寻找，近处找不到又往远处找，直到天黑，人们仍不甘心，最后在一条沙漠路旁发现了我们那位工人的尸体。

我问为什么两个暴徒要把我们受重伤的工人拉走，后来又遗弃在路边？公司的领导解释说，“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两个暴徒或其中一人的家距离我们的营地不远，对我们营地的情况比较了解，并知道我们的营地有车辆。他们原本的目的是抢一辆卡车，不是要伤害人命。当他们不得已而枪击我工人后，想拉他去治疗或抢救，半路上发现人已不治，遂弃之路旁；另一种可能是，两个暴徒在与我工人扭打过程中已暴露其面目或身份，不得不开枪并把伤者带走。”

另一起导致我劳务工人死亡的不幸事件，发生在伊拉克通往约旦的边界海关地区。8月20日，路桥公司劳务人员随同第二批撤离的大队人马，从科威特进入伊拉克境内，在拉马迪项目组营地休整，聚集走散的几个小股车队，并等待伊约边界全线关闭又重新开放的确切消息。

一天两夜之后，浩浩荡荡的车队继续开赴约旦边界。当车队抵达伊约边境时，已近午夜时分。边防过境地区来自不同国家的难民黑压压一片，挤得海关办公的平房周围水泄不通。黑暗中只见男男女女、大人小孩挤来挤去，呼喊和喧嚣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车队按次序停放妥当，第二批撤离领导小组嘱咐大家不要离开车队，随时准备过关，接着便赶快前去排队办理过境手续。劳务人员连续车马劳顿，人人困乏，筋骨酸痛，众人纷纷下车，活动活动身体，透一透空气。

午夜已过，一些人坐在闷热的车内打盹，有些人两三人结伴躺在两车之间狭小的地面上休息，很快便进入睡梦中了。路桥公司一名工人与同伴在两车之间席地小鼾之时，熟睡如泥。

约1个小时，撤离领导小组成员办完海关手续回来，满头大汗地前后跑动，不断吹哨，高喊“上车出发”，汽车启动并连续鸣笛……这名嗜睡工人在其伙伴几次推晃叫醒后，翻过身来又睡着了。孰料，车队缓缓开动时，意外的不幸发生了。身受重伤的工人立即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可惜最终宣告不治身亡。

回眸这段跨国沙漠大撤离的惊险经历，虽然庆幸近5000侨民分批撤离了战火纷飞的科威特，安全返回了祖国的怀抱，但在内心深处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和遗憾。

-End-

文字 | 《一个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作者 | 秦鸿国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