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赢得尊重的秘密，不过两个字

“观众调侃国足”与“彩票高手成功预测黑马”已经是每次世界杯的保留节目，但这次，却有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球队——伊朗，带来了一些不寻常。

不止因为他们在赛场中的博弈，更因为他们公然呈现出的集体对抗的姿态——在亮相之初，以“不唱国歌”表示对国内女性的支持、对上层部门的不满。

这场拉锯战由来已久：今年9月，22岁的伊朗女性阿米尼遭到逮捕后去世，被捕的起因仅仅是不戴头巾。此事掀起伊朗国内抗议，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集体呼吁不戴头巾，男性也参与了支援。

前两天，有消息称，当局迫于形式已经取缔了道德警察，看似是一项胜利，但又被媒体证实，是当局派出的“假新闻”。

足以可见上层的冥顽不灵，也由此更加证明伊朗民众的勇气。

可对这起明显是“鸡蛋与高墙”的事件，国内外的舆论场十分割裂。

“代表国家参赛却不唱国歌”，这是让人绞尽脑汁掏空学识也难以理解的，一些知名论坛上，不少网民就苦口婆心地指出他们是“遭到洗脑”“违背祖宗”“不顾大局”，但与此同时，同在“东方世界”且身处话题中心的伊朗人却认为，球员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有人说：“他们连世界杯都不该出席。”

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的海报被民众焚烧

不用错愕。其实，伊朗人的抗争远远比想象中宏大而具体。

不仅在街头巷尾、社交媒体或是球赛等公开场合，连审查十分严格的音乐、电影等文艺场上，也时常有他们曲线救国的身影。

如果了解伊朗文艺发展脉络的跌宕起伏，以及伊朗的音乐人、电影人的抗争之路，就能明白，“伊朗备受争议而伊朗人却能够赢得世界尊重”这件事，绝对不是偶然。

跌宕起伏的现代化

前些天，崔健的一些经典曲目又从各个平台以众所周知的理由消失了，但和伊朗对比，这似乎显得不值一提。

伊朗对音乐的封锁曾到何种地步？

答案是：大概仅次于朝鲜对韩国电影的封锁。

2017年，由于在歌曲中“侮辱宗教神圣性”，伊朗死亡金属乐队ARSAMES的三位成员被逮捕。经过了漫长的博弈，最终法院在电话中宣判，对乐团成员处以14年半的监禁，对主唱处以74下鞭刑。

罪名足够丰富，但事实如何？

ARSAMES公开质问：我们在音乐中讨论波斯的文明和历史，提到居鲁士二世与一神教，就是犯罪吗？即使他早在2011年就表态：我有自己特殊爱好和信念，但我同样是穆斯林啊。

居鲁士二世是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尊重各属地的宗教信仰。了解到这点，就不难理解当局裁定的理由了。

这就好比，清朝文人写了首诗，赞美女皇武则天，皇帝一看，这不是鼓吹女性当皇帝吗，这怎么行。毕竟，“大清”作为一个朝代，已经结束了它的征程，但这个词语指代的腐朽统治思想，在某些地带，也许还阴魂不散。

封锁不仅只针对乐团，还有大众。

早在2007年，就有230名青年观众因参加地下摇滚音乐会而被举报接着遭到逮捕，检察官的理由是：组织者想邀请年轻女性参加，并拍下她们的裸露视频进行敲诈。所谓裸露，也就是不穿长袍而是相对“性感”的服装。

摇滚在此地，就是通用罪证。但就在几十年前，还并不是这样风声鹤唳的。

如同提起中国摇滚，人们总能想到94年的红磡演唱会和魔岩三杰以及黑豹、唐朝一干乐队，伊朗也曾拥有这样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属于文艺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60年代，巴列维掌权，受到西方教育的他决定给这个几世纪不曾改变的国家带来一些新意，于是仿照欧洲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现代”的标准不仅体现在当地高大的建筑上，还体现在人们的着装与思想。

在改革下，女性摆脱了面纱和长袍，初次体会到了作为人本该享有的权利。

伊朗的流行文化也在宽松的土壤中迎来喘息。

当时，恰逢英国文化的风潮在全世界席卷，既现代又开放的伊朗深刻受到影响。摇滚穿越了地域、语言与文化的界限，受到感召的伊朗音乐人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

得益于多元风气，女性歌手Googoosh在作品里还将华丽风、嬉皮风等西方音乐风格融入了本土民族元素，红极一时，甚至受到皇室邀请，在生日宴上献唱。

不过，这些优待并没有在短时间内推及到全体国民。

城市里的女性教育得到改善的同时，农村妇女的文盲率仍然居高不下，在教士的鼓吹下，人们走上街头，反对君主专制，期待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

可事与愿违，在革命中成为全民宗教领袖霍梅尼并没有遵守承诺。1979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现代文明被驱赶，原始宗教卷土重归，黑袍和面纱又回来了。

音乐、艺术、媒体也受到管制，伊斯兰文化指挥部下的三个委员会共同审批歌曲歌词与表演方式，作为西方文明的衍生产物，摇滚自此几乎等同于被列入违禁名单。

夹缝生存的摇滚

然而，文明的春风一旦吹过，就不能清扫无痕，自由的滋味一旦享受，就很难甘情愿地认为它是假的，很难完全忘记它并回到过去。

既然不能在国内贩售，那就通过网络传播给海外受众；等不到现场表演的批复，就制作假证，或者——举办地下音乐节。

在审查严格的伊朗，地下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这里不得不提到Meraj Ansari，他明面上的身份是2008年全国空手道、柔术冠军，武术学校的校长，另一个身份则是地下乐队的组织人。他在学校打造了秘密基地，定期邀请地下乐队来这里演唱。

Meraj Ansari（右）

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为了防止引起注意，他会单独通知每位观众，每次只进入两三个人，演出结束再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把他们带出基地。

在这个基地里，地下乐队不但能分享经验，也能紧紧抱团，互相打气。可围堵也很快，即使很隐蔽，Meraj的武术学校依然遭遇了突袭。

说不准是什么原因，但在当地，警察想找出地下乐队并不难，毕竟大量当地人与他们沆瀣一气，充当伥鬼，觉得玩摇滚不合法，见一个就举报一个。

被捕后，Meraj被判处了100鞭和300美元罚款。警察轮番上阵，打累了就换一个，100鞭结束，法官还觉得没够，又让打了30下。

保释回家后，Meraj的学生提醒他，当地的宗教领袖注意到了他创办的乐队，开会时特意点名：他们是异教徒，要尽快“处理”。这不只是口头威胁，异教徒在当地是十分恶劣的词汇。这位宗教领袖早就公开呼吁要处决一位说唱歌手，尽管后来这位歌手移居海外，但最终依然遭到暗杀。

“他们想杀你，根本不用任何手续。”出于安全考虑，2012年以后，Meraj开始了流亡生活。演出、录制并分享到网络，收获了来自境内外的大量支持。虽然不在国内，但他还是与国内的大多数乐队保持紧密联系。

而这样的乐队，在审查如此严重的伊朗，还有1700个。他们为何面对如此凶险的环境仍然要坚持？

因为，伊朗的音乐人总是带着一些抱负，充斥着对哲学、生命、爱情等问题的思考。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抒发胸臆，还有着责任感。

2000年，曾红极一时却被封杀了20年的歌手Googoosh终于获得自由，但她只能在国外演出，不能在国内献唱。这阻挡不了她对自由的呼吁，对同胞的关注。

2009年，Googoosh在联合国总部参与抗议，条幅上写满被当局监禁、迫害的同胞的姓名；2012年，她发行歌曲《Behesht》支持伊朗的lgbtq群体。

这样的歌手远不是孤例。今年抗争开始，就有许多音乐人创作了歌曲，表达他们的态度。最出名的要数Shervin Hajipour的歌曲Baraye，意为：为了……一经发布，就斩获了高达几千万的观看。

虽然最终视频被删，但这些关注仍然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并且持续引发着回响。

世界杯球场上人们举着的牌子，有些就来自于此。

这里仅附上部分歌词翻译：

为了在巷子里跳舞。

为了打破在公共场合接吻的禁忌。

为了我们的姐妹，我和你的姐妹。

为了改变盲目的信徒。

……

为了人类、祖国、繁荣。

为了那个希望自己宁愿是个男孩的女孩。

为女人，为生命，为自由。

曲线救国的电影

1979年以后，本来赶上了新浪潮、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伊朗电影同样遭到严格的文化审查。

伊朗70年代的电影海报

90年代诞生的《伊朗电影审查条例》规定了多项禁止题材：包括侮辱宗教、侮辱先知和领袖等等。

其中有个最耐人寻味的：不得用艺术手法向观众展示一个腐败、堕落的社会。

也就是说，不能说实话。

据统计，1979年至2005年间，伊朗共有113部电影未拿到许可证，而伊朗每年也不过才有几十部电影。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伊朗电影却收获颇丰。

他们的电影多次在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各个国际赛事中被提名以及获奖，甚至早在2012年和2017年就两次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甚至跑在了几乎没有电影审查的韩国之前。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既然不能拍摄爱情婚姻这类伤风败俗的，也不能拍摄反映社会问题的，那干脆就另辟蹊径，从儿童出发，不讲阴暗面，但处处能体会到这个地区的独特景观。

比如首次入围奥斯卡的电影《小鞋子》，故事很简单：家境贫寒的男孩Ali不慎弄丢了妹妹ZaHra的鞋子，为了不被责罚，请求妹妹暂时保密，俩人轮流穿鞋子上学。偶然间，看到跑步比赛的季军是奖励一双鞋子，Ali激动地报名参赛，就在以为自己是第三名时，没想到却拿到了第一名。

影片结尾，

小鱼绕着满目疮痍的脚丫，画面很宁静

结尾很欧亨利，乍一看，似乎就是孩子为了单纯满足给妹妹鞋子的心愿而向前奔跑，纯粹而美好，但如果深究，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浮上了水面：为何连双鞋子也买不起，甚至要两人轮着穿？

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由此显现。

可为何能逃过审查？

或许是因为，电影作为一项影像艺术，本就是含蓄的，可解读性比文字、歌曲要高，毕竟导演不会在画面里加上一行字来传输自己的想法。而那些日常的景象，落在不同人眼里，就有了不同的理念。

通俗一点，用宫斗剧举例，妃嫔每天早早起床，梳妆打扮，把重重的金簪、配饰挨个往头上戴，往往耗费许多时辰。在有些人看来，这个画面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束缚，而在帝王阶级看来，这却是女子循规蹈矩的典范。

正是因为这种参差，导演的那点小心思，得以在看似美好的画面中隐藏，最完整的保留下来。

也或许是因为，那些负责审查的老古董，没看过什么好电影，品味能力不强，也就不会过份敏感，品味出电影的另一层隐晦意义。

但总之，最重要的还是电影人的坚持。一遍遍摸清审查的边界，或是暂时屈服，曲线救国，或是宁折不弯，对抗到底。

伊朗禁片导演贾法勒·帕纳西曾多次遭遇审查，例如电影《越位》，提到热爱足球的女孩为了进入体育场馆观看比赛，不得不女扮男装。是事实，是现状，但就是不能拍。

但贾法勒依然顽强对抗着禁令。不能出席戛纳，就绝食抗议；被要求20年不能拍电影、写剧本、接受采访，就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拍了四部电影，托人拿到国外电影节放映。

即使是斩获两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多个国际大奖的法哈蒂在电影审查问题上也直言不讳：自己不是英雄，无论怎么说都不能改变伊朗电影的现状。

伊朗进行示威游行后，哈法蒂通过个人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呼吁全球艺术家、电影人能通过影像、文字多给予这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些支持。

这样一位为国争光的导演，没有为未来和下一代而独善其身，他在视频里这样说：

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人类的职责……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此刻的世界，有很多人和伊朗女性一样深陷泥沼，心底坚信的价值和追求，比如自由，比如自主选择权，被身边大多数人，被无孔不入的宣传所质疑甚至被污名。

而勇敢的伊朗人就像是暗夜里的星光，向他们证明那些心底的信念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只要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捍卫这些信念的勇气，那她或他，便会让谎言与妥协显得龌龊不堪，继而感染一个又一个人。

这，便是伊朗人为何会赢得尊重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