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奇妙,就在不经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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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照片,陶叔曾用于在办法不多的世界找出办法:二百年资本主义兴衰史的启示(深度长文)中,前景欢笑交谈的两人,是教员与提出著名的历史周期律的黄炎培先生。

背景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留着白色长须,神情有些拘谨的老先生是谁呢?

一看到这张照片,陶叔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个名字:

陈叔通。

想到这个名字,陶叔吃了一惊。因为这个名字并不为人熟悉,陶叔似乎以前并没有专门查找过他的事迹,怎么就一下想到了。

既然有这样的缘分,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位老先生。

而当陶叔把陈老先生的故事看过之后,不由得心中感叹:神奇。

01

陈叔通,名敬第,叔通是他的字,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于杭州。

在那个学四书五经的时代,陈叔通读书非常厉害,26岁就考中举人,第二年(1903年)赴京参加会试,又高中二甲进士。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是历史上的倒数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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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考中科举之前,陈叔通曾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

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97年。陈叔通的二哥陈仲恕(名汉第)是书院的创始人之一,担任监院(即教务长),后来曾在袁世凯大总统的熊希龄内阁任国务院秘书长。

作为西方学制的新式高等学校,求是书院吸引了许多优秀学子前来求学,其中有陈独秀、蒋百里、钱均夫。

陈独秀在1896年,也就是17岁这年考上了秀才,第二年进入刚创办的求是书院学习。陈叔通只大他三岁,但已经是老师。

陈独秀后来在学校里搞反清宣传,1899年被开除。因此,他是浙大第一批学生,也是第一个被开除的学生。这位我党首任总书记,一生特立独行,创造过数不清的第一。

蒋百里是近代有名的军事理论家,大家都很熟悉。钱均夫是谁?后面再说。只是提醒大家他姓钱,而且是杭州的钱家。

再说回陈叔通。

考上进士后,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这在封建时代就是走上了仕途的快车道。

正式进入官场后,陈叔通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旧式文人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思想转变的过程。

总体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告别大清,矢志救国。

当时大多数的优秀人物都已形成共识,大清蚌埠住了,必须要救国找出路。陈叔通在思想上倾向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也同情革命,与革命党有来往。

陈叔通与浙江老乡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有深交。1903年,陶成章曾两次潜入北京,到陈叔通的住所,密谋为光复会成员买官,以进入清政府内部准备起义。

虽然身在旧官场,但是陈叔通极为鄙视官场习气,不屑与之为伍。

当时,清政府鼓励青年士子出国留学,并制定章程对回国优秀留学生进行奖励,授予进士、举人等出身。陈叔通早已公考上岸,仍毅然在1904年东渡日本,进入法政大学学习。其目的不外乎接触新思想,寻找救国良方。

留学期间,陈叔通与兴中会有了接触,但他的内心仍希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维新事业能够成功。

1906年夏,陈叔通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期间他发挥所学,撰写《政治学》《法学通论》两书。

1910年,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总算按下了快进键,成立了议会的预备机构资政院,立宪派终于看到了些许希望。

陈叔通作为民选议员,进入了资政院。但是,他却大失所望。资政院没有带来任何振作图强的迹象,大小官吏只是趁机拉帮结派捞取好处。

陈叔通从此对维新思想产生怀疑,逐步倾向革命。

下定决心后,陈叔通回到杭州,正式加入了光复会, 创办杭州女子学校和《白话报》,宣传社会改革。

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搞假立宪的清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覆亡了。

陈叔通大受振奋。1912年,他由浙江省推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并在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届国会的众议院议员。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斗争日渐激烈,双方最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作为前清官员出身的陈叔通,天然地倾向于袁。他加入了梁启超组织的前进党,并在袁世凯大总统府所设的政事堂担任礼制官。

但是,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使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终于与他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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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1915年,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起兵讨袁。

陈叔通跟随梁启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梁停留上海的七十多天里,陈叔通担负其与各方人士联络的任务,并成功策反北洋重要将领冯国璋参加讨袁。

很快,袁世凯就在各方的愤怒声讨中不得不取消帝号,并在不久后一命呜呼。

袁世凯手里有枪,有列强支持,国民党完全不是对手。国民党借助宋教仁被刺杀案与“善后大借款”的反对声浪,在1913年曾发起“二次革命”,试图推翻袁世凯。但是,仅仅一个多月就告失败。

而当“护国运动”爆发时,却换成袁世凯招架不住。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袁世凯的称帝触了士人集团的逆鳞。

在我国历史中,士人集团的态度很大程度决定了政权的合法性。

当时的立宪派其实就是士人的代表。对他们而言,袁世凯打击国民党,他们可以保持中立;袁世凯扩张手中权力,要当终身大总统,从政治实际出发,他们可以配合。但是,袁世凯解散国会,并且大张旗鼓要当皇帝,绝对不能忍。

革命的目的是要救国,最后搞成你袁大头的家天下,那就太搞笑了!

陈叔通是中国传统士人的一员,他从拥袁到讨袁的转变,正是跟随士人们集体做出的决定。

士人们选择站在袁世凯一边,他就能不断修理国民党,牢牢掌握权力。当袁世凯胡搞瞎搞,被士人们放弃后,失败就是必然。

“护国运动”胜利,袁世凯身死名臭,士人们却还是看不上国民党,依然支持北洋政府。所以,国民党就只能窝在南方割据。

但是,陈叔通对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深感失望,也对国家前途感到迷惘。

他告别一直以来的偶像梁启超,退出政坛留在上海,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02

第二阶段,浮沉商场,心忧国家。

陈叔通留在上海,是受挚友张元济的邀请,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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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

张元济生于1867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他在1892年考中进士,后来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

戊戌变法时,朝廷大开言路,张元济上书要求打破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体现出极高的政治见识,受到光绪的破格召见并大加赞赏。

但变法很快失败,他被清廷革职。之后,张元济投资并加入商务印书馆,干起了实业。

陈叔通到商务印书馆时,该馆已经发展成当时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其内部却存在副总经理张元济与总经理高凤池之间的激烈争斗。

张元济召陈叔通来,显然是要壮大自身实力。

然而,陈叔通并没有简单地选边站队,而是公允地提出增加一个总务处,用于协调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下辖3个部门的工作关系,并由他亲自担任总务处长。

这样不偏不倚的解决方案,其实充满了风险,很有可能让朋友觉得自己不帮忙,而对立方也不领情。

但是方案好不好,关键在执行的人。

对别人来说有风险,对陈叔通这样久经宦海的人来说,却是游刃有余。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十年,陈叔通长袖善舞,很好地协调了各方面关系,为商务印书馆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7年6月,陈叔通告别商务印书馆,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该行成立于1907年,总部在上海,并非1988年在福建成立的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在这一职位上,陈叔通一直干到全国解放。

期间,北洋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都多次派人邀请他担任要职。陈叔通对两派均不认可,但也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只能“大隐于市”。为了表明心迹,他在书斋门楣上挂了一道匾,题为“有所不为斋”。

而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叔通打破了“有所不为”的规矩,与张元济等友人募捐劳军,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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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抗日活动中,陈叔通重新燃起了救国的希望,并开启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03

第三阶段,支持中共,迎来新生。

抗战胜利后,陈叔通一改过去不涉政治的态度,定期组织聚会,召集马寅初、马叙伦、周建人等讨论时局,传递消息。

周恩来曾出席聚会并讲话,之后中共上海负责人常来参加。陈叔通在聚会上发言激昂,态度坚决地表示拥护共产党。

得知陈叔通立场后,国民党多次打算加害,好在被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阻止。

陈布雷劝陈叔通停止活动,他反而请人转告陈布雷:

“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

在中共的安排下,陈叔通于1949年1月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到达北平,6月,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为副主任。

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接着出席了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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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站在主席与总理中间的陈叔通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以73岁高龄开始了崭新的政治生命。

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1952年领导筹备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53年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的首任主席。

1954年起连续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工商联主席。

陈叔通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忘我工作,直到1966年,90岁的他因病在北京逝世。

看到这里,相信读者会有疑问:

实在看不出这位老先生在解放前有何重大贡献,为什么却能身居如此高位?

他到底是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呢?

04

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讲一个发生在教员与陈叔通之间的故事。

大家知道,教员从来没有进入过紫禁城,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曾经在1954年5月17日、19日和20日分三次秘密登上紫禁城城墙。

登上城墙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年国内连续发生了几场特大火灾,苏联专家提出了加强紫禁城消防工作和文物保护的建议。

出于对紫禁城消防的关心,教员决定登上紫禁城城墙,沿着消防巡逻路线绕行一周。

5月20日,教员最后一次来到紫禁城,这次他邀请了曾经在清朝为官的陈叔通同行。

建国后,教员跟民主人士互动很多。陈叔通的好友张元济曾在1949年9月,应邀与教员同游天坛,也是一段佳话。

在城墙上走了一段路后,教员关心高龄的陈叔通,请他坐下休息。

这时,陈叔通对教员手中的木杖发生了兴趣。这根木杖其实是教员的警卫在一次陪同登山时,在路边寻的,教员用得顺手就一直带着。

陈叔通饶有兴趣地对木杖端详了一番,很感慨的说:

“我是三朝元老,参拜过清朝皇帝,见过袁世凯,还和蒋介石打过交道,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

只有毛主席你不一样,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这个有趣的画面,被摄影师捕捉到。后来,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上。而这份画报最后传播到海外,成就了一段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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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陈叔通著名的学生有一位叫钱均夫吧,他的儿子比他更有名,叫: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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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左)与父亲钱均夫

而钱学森的夫人,正是其父浙大同学蒋百里的女儿:蒋英。

父辈的同窗情谊成就了儿女辈的姻缘。

新中国成立之后,钱学森夫妇计划回国报效。但是,他们受到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甚至钱学森还被拘留。获释后,他们长期被严密监视,不允许离境。

期间,中美双方进行过多次谈判接触,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交涉。

对“钱学森回国”的问题,中方提出过不下十次,美方却公然造谣说钱学森不愿回国。钱学森因被美方控制,中方没有渠道获得其自愿回国的证据,谈判一直没有进展。

时间一晃来到了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家华人餐厅看到了《人民画报》上那张照片,并一眼认出了教员身边的陈叔通。

钱学森立刻想到了可以向陈叔通求救。

怀着激动的心情,他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下了给陈叔通的信,开头的称呼为“叔通太老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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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钱学森诉说了自己的处境,揭露了美方的谎言:

“.......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

6月15日这一天,钱学森和蒋英一起出门,在咖啡馆避开两个美国特务的盯梢,将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夹在一大封家信中,寄给了旅居比利时的妻妹蒋华。

蒋华收信后,立刻寄给国内的钱均夫,再由其转给陈叔通。

陈叔通收信后,马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随即做出部署。

8月1日,中美会谈再次开始。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重提钱学森等中国科学家归国的事,美方副国务卿约翰逊依然大言不惭:

“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求归国,我们不能强迫命令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直到王炳南拿出钱学森的信,美方再也无法狡辩,不得不同意钱学森回国。

9月17日,钱学森告别导师冯·卡门,带着妻儿终于坐上了回国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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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一家在回国的轮船上

历经磨难,钱学森回到祖国,受到主席与总理的接见。

随后,钱学森应邀为在京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会议就由陈叔通主持。

05

陈叔通帮助钱学森回国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他这样的老先生在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是处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与其他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连接。

而在这张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有的人处于关键节点的位置,通过他可以联系起大量的人。陈叔通恰恰就是这样的关键节点。

老先生一生从教、从政、从商,与近代数得上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有交集,虽无赫赫之功,但是有大量优秀人才与他连接。当他与新中国结合之后,所影响与带动的优秀人才就是不可估量的巨大财富。

正是因为老先生与中央领导的交往,才能在不经意间帮助钱学森打通与国家最高层的直接联系。因此,经由关键节点到社会精英的连接无比重要,关系到国家运行的效率。

前面说过,陈叔通是传统士人集团的重要代表。

士人集团为什么长期拥有决定一个政权生死的强大力量?在根本上是源自该集团所网罗的大批核心优秀人才,再通过这些人才控制了政治、经济与民意等各个重要领域。

所以该集团的关键人物一直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尤不忘花费极大力气,要把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先生或哄或骗或威胁地带去台湾,就是要抢占政权的合法性。

陈叔通最终选择接受中共的领导,顺利完成了庞大的士人网络与新中国的对接,由此国家获得了数之不尽的宝贵人力资源。

但是新中国与以往政权都不同,教员与他的战友们设计了全新的架构:人民政权。

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人民直接赋予,结束了士人集团长期两千多年的垄断权。士人集团与其他不同层面的团体共同成为人民的组成部分,一起出力为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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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传统士人集团已经演变为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依然代表着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群。

而教员与战友们所开创的体制,有效地将各个方面的优秀人物联合起来,将个人通过各种关系形成的复杂网络,整体融合进入国家的组织。

我们所能发现的各种不经意间创造出的历史奇迹,深层次去探寻往往都会发现源自强大有力的制度,这正是人民政权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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