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有错吗？

最近听到孩子网课，讲到了洋务运动，老师解释的，好像总有点和我们90年代课堂上的讲的不太一样。

问问大家，如果”中体西用“有错，那它错在哪里？难道就是一定要”中体中用“或者要”西体西用“？

要骂中体西用是很容易的，因为站在今天的视角上看，“中体西用”的问题的确一大堆，怎么骂都有道理。但是，在你骂“中体西用”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到两个基本的前提：

首先，今天对于“中体西用”的批判，是基于20世纪以来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内形成的完整的现代化理论而进行的，不能拿这种今天已经形成的理论去指责古人的无知；

其次，在社会层面对“中体西用”的广泛批判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这个原因很好理解，但从洋务运动开始到甲午战争中间有大概3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段时间对“中体西用”的批判很少呢——因为当时的人并不认为“中体西用”有那么大的问题。

其实，“中体西用”理论的变化和其背后的问题，远比历史教材上讲得要深入的多。所谓“中体西用”之所以会引发争论，本质上是源于后发现代国家在面对现代化时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正如亨廷顿所总结的：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在这里，亨廷顿区分了两个概念——现代化与西方化。站在今天，我们非常容易理解，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或者说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化这一种模式。只不过，我们默认“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是对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这100多年里，有很多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甚至成为了发达国家。但问题在于，在19世纪，世界上只有“西方”这一个地方是现代化的，你找不到其他任何参考的样本。

由此一来，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精英们来说，就必然要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你全盘西化，本土文化必然要受到冲击；如果你不“西化”，则你的国家在列强坚船利炮之下难以生存。

对此，我们可以找一个参考对象：日本。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要比中国的洋务运动彻底得多，这也是日本能快速崛起的原因。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这种社会层面的剧烈改革，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让日本文化精英有着很强的焦虑感。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人也提出了所谓“和魂洋才”的观念，这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相差不大，都是希望在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利用好西方的科学技术等等东西。

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和魂洋才”，都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核心诉求都是要避免“西化”而更追求“现代化”。只不过，“现代化”、“现代性”之类的概念，是在20世纪的文化理论界才逐步被使用的，要求19世纪的清朝人和日本人掌握这个概念，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何况，在只有西方进入现代化的时代，你想要现代化，也找不到其他的参考对象。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中体西用”或者说“接受现代化，拒绝西方化”的这种改良主义思维，在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同样也很大：

一方面，在只有西方这一个现代化样本的时代，对于连现代化是啥都不怎么清楚的后发国家来说，想要独立探索一条现代化道路是很难的；

另一方面，改良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保守，但现实是大多数的改良主义都偏于保守，这也是要承认的现实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中体西用”都是要失败的。

但因此而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绑定，也是不对的：

反西方主义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极端支持者，也并不拒绝使用电子函件、录音录像磁带和电视等现代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事业。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洋务派当年所犯的错误，是在缺乏相应的参考样本和理论依托的情况下，无法对“西用”的概念作出明确的判定。

比如，建立现代教育体系，这算是“西用”呢还是“西化”呢？

若按照晚清人的观点，这显然属于“西化”，但是今天的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这应该属于“西用”。同样的，邮局、报纸等等这些东西，也都是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也不同样是西方的专属。

而在无法明确区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前提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对“西用”与“西体”的争论会非常激烈。你拿出一个东西来说这是“西用”，我却觉得这是可能动摇国本的“西体”，吵来吵去也没个结果。

“中体西用”观念的变化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到了新文化运动阶段，“中体西用”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这当然代表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眼光更广，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一阶段的思想观念变化，与世界范围内的变化也有关系。一方面来说，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翻译西方的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再加上新式的教育体制、军事体制等等愈发普及，中国也开始在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开始不在“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纠结，是因为这一个阶段“现代化”的理论也在成熟。

在历史教材上，关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论战，曾经介绍过所谓的“主义之争”，也就是胡适所谓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把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是当时整个文化界对于“主义”的论争很多。简单来说，各种“主义”其实就是各种有关社会、体制的系统性的理论。而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可以说几乎把当时世界上稍微有些影响力的各种“主义”都搬到了中国。在这种论战的背后，意味着中国人对于西方和现代化的理解更为深入。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十月革命的成功，也给中国的知识界展示了一条在西方化之外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可能。自此，“现代化”与“西方化”逐渐分道扬镳，所谓的“中体西用”也就没人再提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需要一说的是，在1890年代到1910年代这20年左右的时间里，也是整个西方格局变动最为剧烈的20年。当时，西方社会的矛盾正在不断积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也愈发突出。比如，当时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如杜亚泉、辜鸿铭等）都应注意到了西方社会积累的矛盾、可能爆发战争的风险等等，这是伴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深入而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今天我们认为的“中西差异”，更多的是站在当时中国与列强整体的国力差距而做出的判断。但实际上，只要你仔细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当时欧洲的情况，会发现其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伦敦，作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之一，整个城市200万人中妓女多达5万多人，而当时英国的童工情况也很普遍，几岁的孩子就要去工作，街头流浪的孤儿也随处可见。也就是说，尽管从“国力”这个指标上看，英国依然是要高于中国的，但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对西方的了解增多了之后也朦朦胧胧地注意到，如果中国也这么搞下去，那么底层人的生活依然会很艰难。

在这个角度上讲，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是国际共产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那么多的精英知识分子都投身了国际共运之中。实际上，现在很多人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时，往往会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欧洲、美国这很小的一片土地上，而忽略了欧美各国所占有的庞大的殖民地和准殖民地。在1914年到1945年的这30年间，一战、二战的爆发可以说是全世界主要国家矛盾的展现，但与此同时，也是各殖民地寻求独立的关键时期。如果你看到过殖民地国家的普通人民生活的苦难，也会自然而然的认同共产主义这种推翻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理论。只不过，在二战后，随着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以及世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很多人看到如今发达国家的人相对高质量的生活，就忘记了100多年前发达国家的底层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说回到“中体西用”这个事情上，在20世纪初，有了更多的现实参考与理论依托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有理由对“中体西用”进行全面的否定，并指出其中的错误。不过，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否要全盘西化依然是争论的热门问题。这就又回到了开头所说的问题：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很显然，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否要全盘西化的争论已经与“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没有任何关系，争论的核心是“接受两者”和“接受前者，拒绝后者”。只是在当时“现代化”理论还为成熟的前提下，知识分子依然无法在理论层面区分“现代化”与“西化”，故而将是否要“全盘西化”作为了论争的焦点。

而放到今天，即便是普通人，也能知道“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大致区别。对于那些亚非拉地区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大都意识到，想要让国家发展的更好，你有很多条路可以选，甚至可以一边反对西方一边实现现代化。在这个时代，再说“中体西用”或者“印体西用”、“巴体西用”，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从历史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20世纪，整个世界都被西方所推动现代化裹挟其中，各国无不主动或者被迫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但若以“发达”与否作为现代化成功的标志，那么在整个20世纪，唯三不依靠资源而迈入发达国家阶段的国家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换句话说，在剩下的那100多个国家里，有没有更激进的全盘西化的国家呢？有，而且还不少。可这些国家不搞“X体西用”，就一定会成功么？似乎也未必。

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否能够成功迈入现代化阶段，其实并不是“西体”所能够决定的。“中体西用”的理论肯定存在不足，但“中体西用”的不足不代表完全的西化就能更快地达到现代化阶段。

总的来说，今天很多人对于“中体西用”的批判，实际上是低估了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早期，后发国家在缺乏足够参考样本和理论解释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的难度。与此同时，这些人在嘲讽“中体西用”的同时，也往往忽略了在“西化”的强势冲击之下想要保留本国文化的难度——在今天，你尚且知道西方的话语霸权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入侵有多么强势，那么在100多年前，西方的所谓“话语霸权”会比今天更大还是更小呢？我们今天可以说某些极端保守的力量完全拒绝现代化是可笑的，并且也可以说持有“中体西用”观念的一部分人也是相对保守的，但正如日本在激烈的现代化过程中依然有知识分子在呼唤“和魂洋才”一样，在现代化相关理论尚未成体系的当时，“中体西用”也代表了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西化”所带来的问题的担忧。

当然，从理论的维度上讲，“中体西用”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了“现代化”这个概念，而只是将社会分为了“体”、“用”两大部分。“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体用合一”的过程，不存在“X体X用”。而将“西化”或者说“西方化”的概念剥离出“现代化”这个概念之后，同样的原本作为“西体”概念对立面存在的“X体”也自然也同样会作为与现代化可以共存的元素而存在。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在20世纪中后期有了完整的现代化理论后才可能出现的思维模式，以此来强求晚清时期的古人，也有些不切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