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标｜重新发现“东方”：1920 年代前期中苏交往的国际视域

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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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讨论了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英美日等列强的海军军备问题。虽然华盛顿会议集中关注“亚太问题”，却把新兴的苏联排斥在外。然而，由于便利的地缘政治因素，俄国一直对东亚国际事务拥有巨大的军事政治影响力。在苏联政府看来，由英美日主导创建的东亚新秩序——华盛顿体系，就是把苏联作为“假想敌”。这加剧了苏联与华盛顿体系下列强的敌意关系，进而刺激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重新发现“东方”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价值。正是在此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开始主动地介入中国事务，推动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及同年的中苏建交。这些政治条件为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提供了应有的政治支援。

引言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越飞从上海向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出了一封“绝密信”。不久之后，这封重要信件就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耶夫、苏共中央局领导人斯大林等人中间传阅。信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只有获得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积极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或反帝运动才有胜利的希望：“一旦没有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孙逸仙就不得不同帝国主义者妥协，进而同受帝国主义者奴役的北京政府妥协，这样中国的国民革命就将长久地拖延下去。”第二，“远东”是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中国是苏联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封锁的最佳突破口。越飞认为 ：“不管现在在近东和欧洲发生什么事件，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终究在这里，在太平洋，在中国。”由此，越飞向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忠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对近东和欧洲的事务表现出最大的关注和积极性，但是我们决不应因此而忽视远东的事务。”

事后看，这封信表明越飞是一位拥有“国际远见”的东方问题观察家，他对中国和东方问题的思考程度远远超过苏联的一般领导人，因为后者大多还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观”，依然认为“西方”重于“东方”。由此即引出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在 1921 年美国哈定政府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苏俄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问题”的认识经历了思想上的何种变化？这种思想变化对 1924 年中苏建交以及随后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造成了何种历史性影响？

有关苏俄（联）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关于“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略”的形成过程，此前学界已有一定研究成果。近年来，又有学者注意到在这种重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思想背景之下，苏俄对华开展的“建交”与“指导革命”两个目标并重的“双重外交”。但这些研究较少触及所谓“双重外交”所蕴含的要求履行国际义务的“旧外交”与倡导反帝革命运动的“新外交”之间的内涵矛盾，缺乏对苏俄与华盛顿体系对抗和竞争的历史背景的深入考察，而这正是本文试图打开的新视角。基于 1920 年代初期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背景，本文认为，彼时苏俄（联）既需要融入主要由资本主义国家奠定的世界体系之中，又有着与华盛顿体系列强相对抗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一种“双重诉求”。正是基于这些貌似“自相矛盾”的因素，苏俄（联）及共产国际领导人逐渐意识到，遭到帝国主义侵蚀与争夺最严重、反抗意识最强烈，同时又最缺乏理论与实践指导的“东方”，将是最适宜开展反帝革命运动的“战场”，也最有利于苏俄（联）开展“双重外交”。“新”“旧”两种外交理念的内涵冲突，作为苏联重新发现“东方”的基础背景，其影响深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历程之中。

“东方”：帝国主义的软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显然，马林完全是站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视角，远观中共的创建，所见到的自然都是其“世界意义”。就中共而言，其诞生的“世界意义”也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中共成立伊始所依据的政治理论和组织系统，都与共产国际和苏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国际联系”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共的密切交往而具体地“呈现”出来。

马林本人就是一位世界主义者，长期在世界各地从事革命运动。1883年马林出生在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人家，早年投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1913年到荷属东印度的爪哇、三宝垄等地从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1917年，马林到俄国参加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段经历让马林获得了在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经验，使其能够从世界全局的角度去思考东方地区的反抗殖民统治问题。简言之，一战之后的世界秩序，是由英美日等列强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看来，要推翻这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非一国所能为，必须联合全世界的被压迫者才可能成功。在此背景下，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大势”的关系：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组成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共同抵御“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值得注意的是， 按照共产国际的政治逻辑，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是超越其“国家认同”的。在此逻辑下，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共成为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个支部。通过上述简要回顾，即可发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先有“反帝革命理论”，后有“反帝革命实践”，而其理论和实践具有强烈的“外来性”或“国际性”。

要深刻理解中共诞生的“世界意义”，还需从苏俄与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大国竞争关系中考察，其中的要害就是苏俄的“国家利益”与“世界革命”的矛盾。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正值苏俄对内和对外政策发生转变的历史关头。在此前四年多的时间里，新生的苏俄政府主要忙于应付国内战争和英美日等列强的干涉，彼时的对外政策是次要方面。但是，随着内战接近尾声，对外政策问题就显得日益迫切。1921年，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恢复与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因革命而中断的外交关系，从而与世界各国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正常交往。苏俄必须按照国际法原则，履行普遍的国际义务，才能回归欧美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但是，新经济政策以及“重返”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客观上会削弱苏俄在共产国际阵营中的“革命领袖地位”，甚至可能失去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衷心支持。1922年11月5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毫不掩饰地承认：

去年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刚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还只能就新经济政策在第一个工人共和国生活中的作用向你们提供一个相当模糊的理论上的设想。现在我们有了一些认识，我们感到有责任向你们、向各国的同志们说几句话：你们当中许多人开始时对苏维埃俄国又恢复资本主义感到惊讶，你们出于好意，对我们说：“是呀，我们知道，你们是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因为我们各国工人的力量太弱了，不能帮助你们。”

季诺维也夫的这番话说明了苏俄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在对外政策上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要与资本主义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履行国际法所赋予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一方面要继续推动新的“革命外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掀起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反帝运动。前者属于“旧外交”，要按照资本主义列强设定的国际规则去行事；后者属于“新外交”，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建立反映苏俄意志的新型国际体系。在1920年代初期，苏俄领导人才刚刚认识到其对外政策的内在矛盾冲突。在这种矛盾力量的逼迫下，苏俄和共产国际不得不调整原来的革命外交方针，也就是“依靠革命人民的力量来推翻资本主义列强的统治制度”，开始采取一种“自相矛盾”的双重外交原则：一方面与资本主义列强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一方面暗中组织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在此新的国际形势下，苏俄领导人将其目光转向了遥远的东方国家——中国，那里将是苏俄开展“双重外交”的理想之地。

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对中国在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有一番充满前瞻性的论述。在给俄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绝密信中，越飞写道：“不管欧洲发生什么事件，远东毕竟是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不管现在在近东和欧洲发生什么事件，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终究在这里，在太平洋，在中国……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越飞对中国革命运动的高度重视，不过是苏俄领导人东方革命战略形成后的思想延伸。苏俄领导人最初将欧洲作为其输出革命外交的重心，直至1920年左右才开始认识到东亚的重要性。最迟在1920年7月19日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前，列宁已经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纳入“世界革命的范畴”，在会前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在大会上做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首次提出了世界革命的“东方路线”。

作为对照的是，1921年年中，美国哈定政府宣布要在年底召开华盛顿会议以解决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安全问题，却把苏俄政府排斥在外。此举大大加剧了苏俄领导人的孤立感，尽管此时苏俄已经实施新经济政策并尝试与欧美列强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华盛顿会议进一步增强了苏俄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敌意。1921年8月，共产国际决定于同年11月在伊尔库茨克举行“远东人民代表大会”，议程与华盛顿会议相同。此举意图明显，就是与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会议相抗衡，试图用东方各国革命组织的联合反帝斗争“打破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地区对苏俄的包围和威胁”。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因故推迟到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当时华盛顿会议已经接近尾声。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斡旋之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其他团体共派出39人参会。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华盛顿会议与远东国际局势的报告，他指出：“华盛顿会议促使美日法英组成一个极为松散的四国同盟（指四国公约），由此证明远东问题是当前帝国主义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可以提供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而朝鲜、蒙古、远东共和国以及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都在吸引着国际帝国主义者的胃口。”季诺维也夫的这番话明确地传达了苏俄当局的信号，就是要与以美国为首的华盛顿体系列强在东亚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展开国际竞争，并把“美英法日”四个资本主义国家视为主要竞争对象。早在两个多月前，著名哲学家杜威已经预言：美国把苏俄排斥在华盛顿会议之外，必然加剧苏俄与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冲突，而双方冲突的焦点必将是中国。杜威指出，华盛顿会议“忽略了中国与俄国”，因为会议不仅对俄国“根本没有提及”，而且“把中国过多地当成了一个承受者，过少地看作一个主动的有活力的力量”；考虑到俄国在过去“一直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力量，不仅影响着中国，而且影响着英国与日本的各项政策”，故而苏俄绝不能忍受在东亚被资本主义列强刻意“孤立”的状态，而是很可能有兴趣“来搅局”，从而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确立其应有的影响。

而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试图引导参会的中国国民党代表早日走向反对欧美列强的民族解放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表示，共产国际“素来与资产阶级政客处在对抗的地位，也与欧美列强处在对抗的地位”，他与季诺维也夫一样，委婉地批评中国国民党人中间有不少“亲美派”，并严厉地指出：“谁不帮助民族解放运动的，是一个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蟊贼”，“谁和无产阶级的觉悟为难的，也是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蟊贼”，“谁阻止中国无产阶级站在他自己的脚点上说他自己的语言的，也是一个中华国民的蟊贼”。如论者所言，此次大会几乎看不出对国民党的肯定。彼时，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正在遥远的桂林准备北伐，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却流露出不满之意，反倒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颇有道理。对苏俄领导人而言，如何将具有强烈“亲美倾向”的国民党人纳入共产国际指引的“反帝运动”轨道上来，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中国国民党当时是一个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党。此外，国共两党精英群体的阶级出身、教育背景和政治信仰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创建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革命，而中国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反对阶级斗争，推崇社会改良。关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孙中山在1924年8月10日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对谈时，坦白地说过：“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敝党的多数党员是学生，城市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些商人。”对于共产国际提出的在中国农村进行阶级斗争，国民党人也是不赞同的。即使立场左倾的廖仲恺也认为 ：“中国农村情况非常特殊……由于农村结构的宗法性质远强于封建性，所以其阶级矛盾相当和缓，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更像是叔侄间的矛盾，而不像敌我那样，不共戴天。”事实上，尽管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中有“民族主义”的诉求，但是孙中山在决定“联俄联共”之前，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目标。相反，孙中山一直对资本主义列强怀抱深切的期望，希望利用欧美的国际资本力量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提倡组建“新四国银行团” 来实现对中国的国际开发。1919年2月1日，正隐居沪上的孙中山就把他刚刚完成的《实业计划》“篇首”文稿寄给美英法意四国的驻华公使。孙中山将《实业计划》的英文篇名写成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显然是为了呼应新四国银行团的国际开发中国的宏大计划，其迎合列强的意图实在明显。孙中山在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上述信件中写道：“在直接与贵国政府商讨此事之前，为实施推进该项计划，我想得到您本人的支持。您若是同意我的想法，我会将此事全权交与您手中，呈请您的政府予以支持。此外，您若对该计划书提出自己的建言，我将不胜感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仍然寄希望于获得英美国家的支持，但未能成功。同年12月23日至25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有过三次交谈，双方都承认“华盛顿会议造成了不利于中国的局面”。通过与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亲信的密切交流，马林明显感觉到美国对国民党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故而马林深感有必要“揭穿某些自称中国之友的国家（美国）的虚伪友谊”。但是孙中山不为所动，他用英语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扦格不通。故共产主义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断乎不能。”对于苏俄革命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孙中山从根本上是排斥的。

这种情况直到次年才有所改观。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与孙中山公开决裂，正值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方兴未艾之际。这次惨痛经历让孙中山改变了原来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态度。1922年6月23日，孙中山在广州黄埔永丰舰上思绪万千，当即起草了一封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回信：“今因达林转来尊函，谨致数语。文今祸生肘腋，实由文全力扶植的陈炯明一手造成。达林会将文应付目前局面的打算转告您。谨向您及列宁致意。”此后，共产国际开始把国民党定性为一个“革命组织”，推动“国共合作”，策划实施中国的反帝运动。陈炯明的“叛变”，也让孙中山彻底意识到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1923年秋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和鲍罗廷抵达中国之后，国民党的改组才出现转机。

1923年1月，孙中山会晤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苏联对华政策与中国反帝运动的展开

孙中山意识到，革命要想获得成功，单靠武力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强大的革命党。1923年11月 25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广州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指出：“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依靠兵力，要依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孙中山从列宁那里看到了国民党改组的希望：“俄国出了一个革命的圣人，这个圣人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主张要革命党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从前革命之失败，是由于各位同志讲错了‘平等’、‘自由’，从今而后要革命成功，便要各位同志改正从前的错误，结成一个大团体，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才能够达到目的。”孙中山放弃了他之前奉行的“军事冒险主义”，决定按照苏联的革命方案改组国民党，由是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鼎力支持。稍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一次演讲中援引孙中山的话：“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的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远在北京的加拉罕，也注意到孙中山11月25日在广州的演说，其致信契切林，称赞这一讲话“很有意味”，显示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1923年是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频繁互动的一年，奠定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及国共合作、共同开展反帝运动的根基。

1923年1月，俄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同年8月16日，孙中山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带领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从上海登上“木神丸”前往大连，由大连乘坐“南满火车”去莫斯科。蒋介石一行在苏联参观访问历时三月，于12月15日返回上海。次日，鲍罗廷与瞿秋白在上海有一番谈话，从中了解到蒋介石一行访问苏联的“内幕”。瞿秋白说：

代表团内形成了两派：沈定一和张太雷是一派，蒋介石和王登云是一派……他们会见托洛茨基时，谈到蒙古问题时，托洛茨基说，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这次谈话后，蒋介石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

蒋介石之所以在蒙古问题上坚持立场，与苏联领导人据理力争，是由于他深知孙中山此时有意把蒙古作为国民党新的“革命基地”。1923年12月10日，鲍罗廷从北京向苏联政府发去了关于“中国华南形势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鲍罗廷写道，孙中山对他说，如果他能在华中或蒙古安营扎寨，那他就可以完全自由地来对付帝国主义。因为，孙中山在广州处于欧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之中，“身后有英国这块殖民地（香港），他根本就没有可能同束缚他手脚的帝国主义进行任何斗争”，而在蒙古则相反，“有友好的俄国为后方，他（孙中山）就可以实行更加公开更加坚定的政策了”。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此次大会使国民党实现了“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政党。此前5天，也就是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在给主席团的报告里指出：“最近半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国民党政治和组织上不断明确的过程。在国民党存在的十二三年里，这个党首次开始形成为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正如共产国际领导人所期待的那样，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国民运动从此具有了“反帝的性质”。

要确保中国国民运动的反帝性质，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基于此种考虑，中共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共党员要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一并加入”；对于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共产党人要“为之创设”，其目的就是广泛地“扩大国民党组织”，尽快发起反帝运动。1924年2月9日，苏联派驻中国的外交代表加拉罕从北京致信契切林，高度评价国民党改组。加拉罕指出，过去国民党“从来没有召开过会议，党权的唯一来源、唯一权威、党纲和策略的唯一制定者都是孙中山一个人”，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仅是国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也将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史上的转折点”。

然而，加拉罕和鲍罗廷等人推动的国民党改组，以及通过国共合作来领导反帝运动的计划，事实上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心存不满之外，以美国为首的华盛顿体系列强仍然对苏联的输出革命战略心存戒备并严密防范。这种复杂形势让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对国民党的援助上更加谨小慎微。毕竟，此时苏联为了推动新经济政策，迫切需要加入英美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23年12月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信美国总统柯立芝，表达了与美国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愿望：

一直以来，苏联政府致力于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恢复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为此，苏联政府一再表示，愿意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以消除两国之间的所有误解和分歧。在阅读了您给国会的电文后，苏联政府真诚地渴望与美国人民和政府建立牢固的友谊。有幸通知您：苏联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就您电文中提到的所有问题与贵国政府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将基于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将始终如一地坚守这一原则，希望美国政府亦能如此。关于你在电文中提到的赔偿问题，苏联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全面承认互惠原则的前提下，就其满意的解决办法进行谈判。苏联政府已准备在其国家尊严和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实现恢复与美利坚合众国友谊的预期目标。

但是，美国严词拒绝了苏联政府恢复美苏外交关系的请求。其理由是，苏联依然拒绝履行“国际义务”，仍然在从事输出革命以图颠覆现有世界秩序的破坏活动。1923年12月18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在给契切林的回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目前看来，双方并没有展开谈判的充分理由。正如（柯立芝）总统在给国会的电文中所说的那样，美国政府并不打算拿原则做交易。如果苏联当局准备归还美国公民被没收的财产或进行有效赔偿，他们可以这样做。如果苏联当局准备废除那些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的法令，并适当地承认这些义务，他们可以这样做。实现上述目标，不需要任何会议或谈判来完成。这些目标可以并且应该在莫斯科实现，以显示其诚意。对于俄国，美国政府没有未偿还的债务，也没有拒绝履行国际义务。最为严重的是，（苏联当局）继续从事政治宣传，以图颠覆美国国家当局。在莫斯科放弃这种企图前，美国政府不能参加任何谈判。

在此压力下，苏联政府告诫正在北京参与中苏建交谈判工作的加拉罕，在国民党的改组问题上，苏联相关人员必须保持秘密，以免给华盛顿体系列强留下把柄。1923年12月27日，加拉罕从北京给鲍罗廷发去一份绝密信，郑重其事地告诫：“如果没有外来干涉，国民党将赢得这场斗争，这就意味着农民在夺取土地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而这样一场革命性变革的胜利则肯定引起农民起义，将不仅波及广东的相邻省份，而且会扩展到印度支那。如果孙中山的影响再扩大时，起义还会波及英国领地。资产阶级国家对这类事情的戒心总是非常之大的，遇有危及他们统治的任何险情，他们会连根拔除。”为此，在与国民党接触时必须保守秘密，如果让欧美列强知道是鲍罗廷在领导着广州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化”，不仅会引起英国的反对，还会招致美法等国的抗议。接着，加拉罕又语重心长地告诉鲍罗廷：“我之所以这样担心，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发生某种转折的时期。也许，这个转折还不完全可靠，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处于对美国、英国和日本进行谈判的前夜……如果让人看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依然如故，旨在煽动别国的革命，这就势必会损害这些国家并使他们产生戒心。”加拉罕的这番肺腑之言，真实地反映了苏联政府对中国开展反帝运动的矛盾心态，其根源就在于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其世界革命的理想无法兼顾。

结语

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加拉罕理所当然地成为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第一位驻华大使，也是北京外交团中首位拥有“大使”头衔的外交代表。其后，加拉罕利用苏联驻华大使的“公开身份”与以美国为首的列强驻京公使们周旋，同时暗中指导国共两党领导的反帝运动。加拉罕的双重角色鲜明地体现了苏联对华采取“双重外交”的投机主义性质。就这样，苏联的国家利益取向与世界革命的诉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由此导致苏联政府在支持中国反帝运动的策略上必然是“暧昧的”：既要在中国对抗华盛顿体系列强，又需要讨好它们以期获得列强的承认。但是，中国自身反帝运动的目标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统治。因为“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准统治权”的法律依据，是中国蒙受巨大灾祸的源头。

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把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确立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作为攻击的目标，不仅可以满足中国人的民族解放愿望，也符合苏联在东方的战略利益诉求。特别是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华盛顿体系列强在东亚确立了“国际合作”的原则，并把苏俄排斥在华盛顿体系之外。故而，中共“二大”尖锐地批评华盛顿体系列强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共同的殖民地”。共产国际支持下的中共机关报《向导》刊文指出，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这些批评文字都是针对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隐藏在其幕后的则是苏联与华盛顿体系列强在中国的国际竞争。

苏俄（联）的“东方革命战略”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和两大革命政党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仿照苏共样式而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开始意识到“民心”是政党存在的基础，是革命成功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孙中山所说的“民心”并非一般国民的意志，而是指党员的“心力”，也就是对“党的主义”的信仰力量。正如孙中山所言：“质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谓之成功，靠党员方是成功。凡属党员，皆负有一种责任，人人皆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只有如此，国民革命方可以成功。192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二十七年以来中国国民运动所得教训》。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的“理论预设”，将“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作为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国民运动发展史的“评价尺度”，由此得出一个“历史性的结论”：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无产阶级是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革命的督战者，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督促下，才能实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在这些革命“话语”的背后，不难体察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的“主义”“资金”和“人事”力量的无形作用。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署

1920年代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表达的不仅是中国本国的民族解放意志，也隐含了大国角逐中苏联国家利益在东方的战略考量。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诉求与苏联政府摆脱英美主导的华盛顿体系的迫切愿望结合在一起，奏响了欧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