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十）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十）

十、上甘岭战役

即使到了七十年后的今天，国内外战史权威人士仍然还是无可置疑地公认，上甘岭战役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战役之一。下面两个事例，应该可以集中证明这一点：

1961年，在那个共和国多事之秋的岁月，当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作为我军战略预备队的首个空降军并提出三个陆军军名单供时任空军司令选择时，刘亚楼上将毫无迟疑地选择了当时隶属于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第15军。原因就在于刘上将坚信，这个军在上甘岭打出了我军震撼全世界的威名。因为，“十五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他们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军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十五军”（104），部队的新番号就叫做空军空降第15军。

组建之初，这个空降军辖有第43、第44、第45三个空降兵师。其中，第43空降师由原空军伞兵师调入，第44、第45空降师是由原陆军第44、第45师改编而成的，全军共18810人。另外，1962年4月，空军还将空13师（运输航空兵）划归空降兵（兵种领导机关）指挥，并以原空13师的运-5独立大队为基础，扩编为装备国产运-5的独立第6团，直属15军建制（105）。时任陆军第15军军长赵兰田、政委廖冠贤，分别出任为空降第15军的首任军长与政委。

经历了这场“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的第15军首任军长秦基伟上将在回忆录中提到，“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106）。

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107）。

上甘岭的英雄和他们的英雄事迹，也随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长影拍摄的战争电影片《上甘岭》，尤其是影片的插曲《我的祖国》也叫《一条大河》（乔羽作词、刘炽作曲）随后传遍神州的大江南北。

到了1952年夏秋，经过残酷战争锤炼并逐步换装苏式装备的我志愿军，把在朝鲜半岛的战线基本稳定在了三八线南北地区。此时，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心，也逐步转移到军事斗争与以停战谈判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斗争并行的两个方面。

这样的战略态势，让作为当时“自由世界”老大的美国佬非常不舒服，也不甘心。为了挽回在国际社会的颜面、在停战谈判取得有利地位并捞取再大利益，他们希望继续通过战争的方式打破在板门店谈判桌上的“僵局”。同时改变“目前我们（‘联合国军’）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防守行动，致使我们遭到了1951年10月和11月以来所有战斗中人员惨重的伤亡”（108）的不利战场态势。

在美方1952年10月8日宣布“无限期退出谈判”六天后，美军即开始发动金化攻势，进而展开“摊牌行动”。这一天，也是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日——这就是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

现在我们大都知道，由当时在朝作战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指挥的美第9军（军长詹金斯中将）制定，并经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批准的这个作战计划，起初只是“第8集团军准备用两个营的兵力，（其中）1个营来自（美）第9军第7步兵师，1个营来自韩国第2师，在16个炮兵营280门火炮和20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以5天伤亡200人的代价，占领三角岭及狙击手岭”（109）的一场规模极为有限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五圣山主峰以南的这两个连级阵地上的战斗，最终不受美国人的意志主导而发展成为战役规模。

“根据志愿军作战条令规定，军以下规模作战称为战斗”（110）。邓华副司令敏锐察觉到此时“敌人成团成营的向我阵地进攻，是用兵上的错误。要（应）利用敌人的错误，造成美军大量人员伤亡”（111）。

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先后达到“3个师又1个团，火炮133门及工兵营、担架营等，总兵力达4万余人”，包括第15军五个团、12军四个团，共九个团（第45师135团、134团、133团，第29师86团、87团，12军31师91团、92团、93团和34师106团），加上战役中陆续补充的2000余新兵，共4.3万余人（112）。

而在“联合国军”方面，则“先后投入3个步兵师的8个团又2个独立营和空降兵1个团，火炮324门，坦克181辆，飞机约100架，总兵力6万余人”（113）。其中包括美第7师三个团（31团、32团、17团）、南朝鲜军第2师三个团（17团、第31团、32团）和第9师37团，以及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共七个团另两个营。

“美军先后在上甘岭前线部署了16个炮兵营、3个炮兵连、8个坦克连，共计310门大炮和30余辆坦克，还有超过3000架次飞机的轰炸，在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5000余枚航弹”（114）。“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炮弹爆炸。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岩石坑道也被炸短了三四米”（115）。

战役最终的结果却是，已经陆续配发了M-1951式防弹背心的美军，在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全部常规兵器和以超常规的“范佛里特弹药量”（美军作战常规弹药基数的五倍甚至没有上限）作为支撑的强大炮火下，志愿军不但在地表“人仿佛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的阵地战和地下“简直就像是乘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颠簸”的坑道战中，守住了这两个前沿阵地，同时还给敌军造成了其难以承受的兵员伤亡率，并让其付出了巨大的物资消耗。

“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116）。在美国西点军校的纪念馆，至今还摆放着537.7和597.9两个高地的沙盘模型，上甘岭战役仍旧是其教学的经典战例（117）。

五圣山位于金化、铁原、平康三角地区的中央，是朝鲜中部的绝对制高点，南距三八线约30公里。中国人民志愿军控制这里就可以俯视“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相反，如果美军占领五圣山就将从中部突破志愿军防线，从而危及到我军整个战线。

战前，受第3兵团（代司令兼代政委王近山）指挥的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委未就位）的任务是防卫金化以北的五圣山地区，军部设在上甘岭以北二十多公里的道德洞。据说，彭总在志愿军总部向秦军长当面交待任务时，异常严肃地对他说过，“谁丢掉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因为，五圣山向北至平壤几乎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可以长驱直入；而我军无险可守，如此只得后退二百公里建立新战线。

上甘岭村，位于江原道金化郡五圣山主峰（海拔1061.7m）与志愿军前沿阵地之间的低洼地带。研究第五次战役作战部署的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就曾在此召开。战前的上甘岭“满目青山，树木苍翠，左侧不远处树丛里，有一条从五圣山流淌下来的溪流，清晨日出之时，倒也有一番诗情画意”（118）。不过，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在我军阵地的南面，与之相距1000m处还有个下甘岭村，不过那已是敌方的地界。

这场战役，主要围绕战前由志愿军防守的距五圣山主峰东南4km的597.9高地和537.7北山高地、约3.7平方公里的战术地幅展开。

597.9高地，由两条分别呈东北向和西北向的山梁组成，被划分为编号为0~11的十二个阵地。其中，高地主峰是3号阵地，两条山梁的交汇处是9号阵地，位于3号阵地以南。这是主峰的门户，也是表面阵地战阶段双方殊死争夺的一个焦点。最前沿的11号阵地位于东北向山梁的外侧。防守597.9高地的是志愿军第45师第135团（团长张信元）的9连和8连的一个排。

由于整个高地恰似个V形，因此被美军叫做“三角形山”（三角岭），进攻这个高地的是美7师（师长史密斯少将，辖17团、31团、32团）。在美军撤出战斗后，由南朝鲜军第2师（师长丁一权，30团、第31团、32团）接防继续进攻。

537.7高地，由南北相对、形同驼峰的两道山岭组成，主峰位于南山。其中，北山高地由志愿军控制而南山被南朝鲜军占领。因此，军史上常提到的537.7高地，其实只是当时志愿军控制的537.7北山高地，由志愿军第135团1连防守。北山高地如同一个“不规则的十字形”，上有在作战地图上分别编号为1~9的九个阵地，“从西到东依次是9号、3号、4号、5号和6号阵地；由北到南依次是1号、2号、7号和8号阵地”（119）。其中，最前沿的8号阵地与占据南山主峰的敌军只有50m的距离，这里“正好卡住了（美军）的咽喉”。

因为志愿军在战前开展的让敌军吃尽了苦头、给其造成重大伤亡的“冷枪冷炮运动”，美军将之称为“狙击兵岭”。进攻这里的是南朝鲜军的第2师（17团、31团、第32团和37团）。

上甘岭战役开始时，担任防守任务的只有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的两个连又一个排，敌人投入了七个营。

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历时43天，战场主要集中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附近进行。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逐步增加，由战斗发展为战役，由营、团规模发展到师、军规模”（120）。《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对此写道：“这次作战的特点是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持续时间长，战斗激烈程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

整个战役大致可分以为三个阶段。即，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师长崔建功、政委聂济峰）坚守并反复争夺这两个表面阵地、15军部队转入地下坑道后继续作战和由第12军李德生副军长指挥该军共四个团参战、实施全面反攻并最后收复这两个阵地。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分割线大致是，1952年10月14日~20日共七天、10月21日~10月30日共十天、10月31日~11月25日共二十六天。

（一）10月“15、16、17日，交战双方于上甘岭拉锯，上甘岭表面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其惨烈为近代战争史所未闻”“上甘岭战斗第一阶段，经过七天七夜的反复争夺，四十五师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100多人”（121）。数天后，当军参谋长张蕴钰赶到45师师部时，“崔建功（向他）汇报部队伤亡已超过三千五百人，一三四团和一三五团总共只剩下二三百人，全师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营”，在这七天的时间里，“各连的伤亡都超过了半数，个别连队只剩下几个人”（122）。于是军部决定，将正在同敌人争夺地面阵地的部队转入地表下面的坑道工事，继续抗击敌人。

20日，美韩军占领全部表面阵地。到了这时，敌军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南朝鲜军一个中校情报参谋，终于发现志愿军在那些反斜面阵地下面建有地下坑道工事这一事实！——他们这才搞清楚了“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怎么还会有人生存下来？”的奥秘！

（二）在随后的坑道战中，尽管志愿军坑道的入口构筑在表面阵地的反斜面上，并能够得到我后方火力的一定掩护，但是在美军地空火力的严密封锁下，人员物资的补给异常困难，饥渴时刻威胁着我军官兵们的生命。在整个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的伤亡率高达90%，甚至超过了坑道部队。通往上甘岭两个高地的山路上，洒满了这些官兵的鲜血，大量物资损失在路上，送进坑道的微乎其微。有时后方运输员需要付出几条生命的代价，才能将一袋压缩饼干送进坑道。《一个苹果》的动人故事，就发生在严酷的坑道战阶段。

由于当时第15军还需要同时防御四面山方向美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因此在整个战役期间第44师（师长向守志）始终未动。不知《历史的天空》中的类似故事情节，是否来自于此？

在最紧要的关头，第15军直属警卫连的96人被派往增援597.9高地一号坑道，这是该军组建以来首次在作战中使用这个特种勤务分队。连队在通过山脚下的美军炮火封锁区时遭受到重大伤亡，只有25人在副排长施冀春的带领下进入坑道。一直跟随秦基伟作警卫员的连指导员王虏就牺牲在运动途中，出发前军长还将自己的钢笔送给了他！

（三）11月5日，第3兵团（代司令兼代政委王近山）决定，组建五圣山作战指挥所（归秦基伟直接指挥）和炮兵指挥所，分别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和炮兵第7师师长颜伏，统一指挥15军29师、12军31师、34师的参战部队与在该方向上作战的我军所有炮兵。

1952年10月30日，当“南朝鲜军再次攻占了537.7北山，在上甘岭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刻”，第12军部队开始参战。他们“是当战斗最紧张、最艰苦，（15）军二梯队已无法战斗时赶来参战的”（123）。当时，15军45师“全师27个步兵连有16个打光两次后重建，134团8连（上甘岭特功八连）打光三次后重建，伤亡人数达5600余人。29师参战的两个团部队也伤亡很大”（124），“连队干部伤亡65%以上，排级干部伤亡89%，班长伤亡则达到了100%”（125）。

因此，在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中，同时闪烁着第12军的荣耀。

第31师91团团长李长生在战斗中发明了一种“车轮”战术，即将全团的九个步兵连，以连为单位逐次投入战斗，无论伤亡情况一律只打一天，连长则留下作为下一个连连长的作战顾问。这样既保持了部队作战的持久性和战场秩序，也为各个参战连队有效地保存了一批重建的“种子”。

得到李德生一个营的加强并承担了在上甘岭“收摊子”任务的12军34师（师长尤太忠、政治委员罗洪标）的106团，是志愿军最后一个上阵地的步兵团队。全团四个营、每个营四个连，约2000人。团长武效贤是山西沁源人，才从军事学院以全优成绩毕业。刘伯承院长当时准备将其留下来当战术教员，因王近山指名让其入朝回老部队而作罢。他也是当时二野最年轻的团长。

11月16日，该团到达距离前沿阵地6km的梅桧里集结待命，准备接防537.7高地北山阵地。此时106团面临的难题是，“在装备上和后勤供给上敌优我劣、在战场地势上敌人居高临下、在作战行动上敌攻我守”（126）的情况下，如何完成这一使命。

在11月18日~20日的战斗中，106团三营沿用了“处处放兵，坚决固守，歼敌于阵前，不让敌夺我一地”的作战原则，打了三天寸土必争的消耗战。

此后经军首长批准，武效贤决定改变战术。新战术的核心要点是：

甲、下决心修筑阵地上已被敌军炮火完全摧毁的表面工事并改进被敌人炮火破坏的地下坑道【单兵掩体（猫耳洞）、屯兵坑和大小坑道】，以便在敌十倍于我志愿军的炮火优势下，在运动和作战中有效保存部队的实力。在“边打边挖的情况下，战士们艰苦奋战了一个星期，在6号和1、3号阵地上基本完成了坑道与堑壕、猫耳洞相结合的防御工事。此时6号阵地的坑道已可屯乓一个连，3号高地亦可屯兵一个加强排，彻底解决了屯兵与作战依托困难的难题”（127）。

乙、坚持灵活用兵原则，在有效杀伤敌人、保住核心阵地（2号、6号阵地等）的前提下，采取“集中兵力控制要点，不分兵把口，不死打硬拼”，“大小反击相结合，偷袭强攻相结合，有利就攻，无利则返”（128），不再坚持此前那种“每失必反”的战术指导思想。

丙、灵活作战，不让敌人摸清我军作战规律，从而变被动为主动。

丁、进行有效的步炮协同，在军炮兵和团属炮兵的直接支持下，进一步提高防御阵地的坚固性与稳定性。

从改变战法的那一天起，106团政治处干部股“主管全团人员花名册和副排以上的干部牺牲登记，书写革命军人阵亡牺牲通知书”的杜念沪干事，也是新婚不久的武效贤团长已有身孕的妻子就发现，“每天收到的阵亡名单上牺牲战友越来越少”（129）。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第106团最终完美地将此战“收官”，并于1952年11月25日，将537.7高地完整移交给15军29师（师长张显扬、政委王新）。回国后，武效贤升任34师副师长。并在继王克勤之后，培养出郭兴福这个著名全军的英模典型。

为了战斗的胜利，部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志愿军106团“1营投入战斗之前有700多人，但经不断补充后累计实际参战人数达2100多人”“1营1连战后在点名时，全连第一批上阵地的人居然只剩下2人，一个是战士冯希孔，另一个是炸断腿的副排长”（130）。

与此同时，在“狡猾极了”的武效贤新战术的打击下，美军的神经最终崩溃了，再也难以承受这种“肉磨子”带来的战场人员伤亡。1952年11月28日，美第8集团军命令韩2师停止对志愿军537.7高地北山阵地的争夺，美军就此结束“摊牌行动”。

“此战几乎在美国公布总统竞选结果的同时结束”（131）。

此后，一直到停战协定签字，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主动发起过任何一次营级以上规模的进攻。

第15军在上甘岭涌现出“以特等英雄黄继光为代表的三等功以上各级战斗英雄共12347人，占该军总人数的27.5%和以45师134团8连为代表的英雄集体两百余个”（132）。他们中还有特级战斗英雄邱少云（战士）、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排长）、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战士）、一级战斗英雄柴振云（战士）、在战斗中用自己的身体接通被打断的线路的二级战斗英雄牛保才（战士）等官兵。

在上甘岭战役持续43天的战斗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133）。其中在战史上留下姓名的就有三十八人，孙子明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这38位烈士中的第一人。

“孤胆英雄”胡修道是31师91团的一名新战士。在597.9高地3号阵地的一次战斗中，从拂晓至黄昏，胡修道和他的战友，先后击退韩军从一个排到两个营规模总共41次进攻，最后打到阵地上只剩下负了伤的胡修道。他毫不畏惧，英勇地击退了韩军多次进攻，一人就毙伤韩军280余人，创造了孤胆作战的光辉典范（134）。

还有9连1班战士“孤胆英雄”高守余也是这样，靠着“口袋里三颗祖国慰问团带来的糖果”，独自守住了至关重要的6号阵地。

在上甘岭英雄阵地上，“随手抓把土，可以数出32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杆上，嵌进了100多个弹头和弹片。这片3.7平方公里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了”（135）。“阵地象被推土机反复耕耘过一样，黑秃秃一片。黑色松土上满是焦黑残缺的尸体和人体的残块以及破损的枪支碎片”（136）。

志愿军统计共牺牲4838人、负伤6691人，歼敌25498人。而美军方面的自我统计情况是“死亡365人、负伤1174人、被俘1人；韩军死1096人、伤3496人、失踪96人”（137）。

上甘岭战役取得最终胜利的三大法宝是坑道、火炮和手榴弹。

（一）在运动战阶段结束前后，志愿军就在副司令陈赓的主持后，不断寻找解决“能不能守”这个战略问题的有效方法。其中在阵地反斜面山体下建设以军事筑城为核心的地下坑道防护工事体系，最终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基本方向。

在战前近半年时间里，第15军在阵地上共构筑了三百多条既能战能防、还能屯粮储弹的坑道，总长近9000米。“坚不坚，一丈三”便是军部对覆盖这些防炮掩体土层的最低要求，部队主坑道上的积土大都在4m以上。597.9高地就“共有三条大坑道，八条小坑道和三十多个简易防炮洞”。其中一号坑道是主坑道也是最大的坑道，修建在1号阵地地表下方，顶部是厚达35米的石灰岩，全长近80m、高1.5m、宽1.2m。左右还各有一个“叉洞”，呈F形，坑道的两个洞口都向北朝着五圣山方向（138）。

坑道战，自此成为志愿军消灭美军的有效战法。在战役最艰苦的阶段，部队撤入坑道保存自己，同时在坑道内外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用坚强的战斗意志，筑建起了上甘岭的“地下长城”。

例如，志愿军第134团（团长刘占华）第8连坚守在597.9高地1号坑道与敌反复争夺14昼夜，实施大小反击80多次，歼敌1000多人，缴获机枪50多挺，自动步枪、卡宾枪606支，给敌人造成巨大的消耗，对后来的大反击发挥了巨大作用（139）。

在597.9高地坑道坚持作战时间最长的是丁鸿钧班长带领的134团5连4班。在战斗打响的头两天，这个班就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毙伤敌150余人而自己无一伤亡。10月15日下午，因弹药耗尽于退守二号阵地一个只有15m深的小坑道。他们依靠夜间从阵地收集的弹药、两箱饼干和坑道里储存的两桶水在坑道里坚持，一个连的美军对之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在坑道口架起三道铁丝网、筑起两个地堡进行围困。坚持到第十天，在饥渴难耐的情况下，党小组会决定由丁班长突围到一百多米外的二号坑道向上级报告，经4连指导员赵毛臣批准，全班于27日晚全部转移到了二号坑道继续战斗。前后坚持战斗长达二十个日日夜夜。

（二）参战的志愿军地炮部队，包括炮2师、炮7师，火箭炮兵第209团，第60军炮兵团，共11个炮兵营，计山野榴炮133门、火箭炮24门、迫击炮292门。还有主要承担掩护炮兵阵地的高炮部队，即高炮第601团、610团各一部，高炮独立第20营、第35营，共计各种口径的高射炮47门（140）。

在整个上甘岭战役中，我军“共发射炮弹40余万发”（141）。

有一天李长生团长在观察中猛然发现，凌晨4时美军部队正在597.9高地南侧的一片树林集结，马上联系总部配属给15军的火箭炮209团实施炮火急袭。4时30分，我军24门十九管90mm“喀秋莎”齐射，造成美军惨重伤亡，其当天的进攻也直到正午才开始，而且攻击强度明显减弱。

秦基伟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1月5日）黄昏时分，在粉碎敌人最后一次集团冲击时，主峰阵地上空出现了一幕令人惊心动魄的奇观。连续数日（被）烽火硝烟遮蔽的天空，在浑浑沌沌的黄昏中倏然骤亮。那一瞬间，天宇间一片辉煌，桔红色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上甘岭战场。紧接着，一声奇异的爆炸声裂破了长空，天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团，暴风骤雨般降下一阵燃烧着的金属碎片。原来是美军一架低空支援步兵冲击的F-51型强击机，居然撞上了我军地面低弹道弹丸，顿时粉身碎骨。那眩目夺魄的一亮，那惊天动地的一响，再加上纷纷坠落的残骸正好落入敌阵，这使原本就胆战心惊的美韩士兵更加恐惧。

（三）由于我军当时装备的日美枪械与进口的苏式机步枪，在高强度连续射击与近战等战况下，存在的制冷、连续供弹及战场维修等方面的系列问题，各型“投掷弹药深受欢迎，特别是加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更为战士所青睐。很多战斗几乎都是靠手榴弹和手雷取胜的”（142）。其中“仅15军45师在23天的战斗中，就消耗10.65万颗手榴弹、4.6万颗手雷和1500余根爆破筒，这还不包括搜集敌方遗弃的手榴弹、手雷”（143）。

经过这次战役有力地证明，我军已经能够在美军技术装备占绝对优势的这一客观情况下，坚守住我决定要防守的任何要点阵地。此战之后，我军以军事筑城为特征建立起来的，以地下坑道工事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日臻完善，从而彻底解决了“能不能守”这个战略问题。

到了1952年底，志愿军军事工作的重心就放到了在巩固我正面战线的前提下，防范美军在我军后方、尤其是在半岛中部仅160km宽的蜂腰部，可能进行的两栖登陆作战上。

为此，志司专门同时组建了东、西海岸两个防御指挥部并以西海岸为主要作战方向，先后担任西海岸防御指挥部司令的分别是邓华上将、韩先楚上将和梁兴初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