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款诈骗”?耳浪音乐节崩盘始末!

作者 | 丁茜雯          编辑 | 范志辉

 

距离国庆假期不到一周的时间,却有大量乐迷因音乐节奔波在维权之路上。 

 

9月22日,话题#耳浪音乐节欺骗消费者#再度登上热搜。在热搜之下,大批网友指责音乐节在场次取消之后延期退款,历时1个多月,都尚未解决。早在前两日,这一话题便已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耳浪音乐也在乐迷维权之际,表示“因技术问题,需要检修”,于8月26日下架了所有优惠券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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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4月开始,耳浪音乐节便陆续在延期或取消音乐节之间反复横跳,直至8月底,才陆续宣布成都站正式取消,广州、南京、武汉、青岛等四地演出延期,从官宣至今一场音乐节都没有成功落地。 

 

作为去年底才推出的一个新品牌,耳浪音乐节曾提出要帮助年轻人“实现音乐节自由”的美好愿景,然而,现实却是买“票”容易退款难。 

 

截至目前,耳浪音乐节微博、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均未给出完善的解决方案,而部分乐迷无法与官方取得后续事宜的联系,只能寻求12315、市场监督局等官方维权渠道帮助,但仍旧无法取得回应,维权渠道也开始收窄,不禁让乐迷担心公司要“卷钱跑路”。 

 

那么,这场被提前预定的音乐节,到底在这半年多发生了什么?对此,耳浪音乐节团队也在沉寂多日后,于近日首次接受了音乐先声采访。 

 被“预支”的音乐节

 

耳浪音乐节最早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去年11月。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耳浪音乐节”为2009年成立的耳浪音乐(北京)有限公司(曾用名智慧链通科技、齐悦文创)旗下的音乐节品牌,源自于旗下2009年创刊的音乐电子杂志《耳浪音乐志》。该杂志曾获得2012年全国“年度最佳创意移动媒体奖”。 

 

不过,据音乐先声了解,耳浪音乐在去年底以前从未涉足过音乐节领域。此次向现场演出领域转型,则缘于其团队主要成员参与音乐节的实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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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2月以来,耳浪音乐开始为音乐节预热,陆续官宣了成都、武汉、广州、南京等地,开始为一天一场的滚哈场形式;从7月开始,增加青岛场,并将演出形式大多改为两天两场,分为偶像专场的“少年游”、滚哈拼盘专场以及国风专场。值得注意的是,参演艺人中半数以上为流量偶像。 

 

与传统音乐节不同的是,耳浪音乐节还开创了一些新玩法,比如加入优惠券预售、压轴阵容盲盒许愿模式。 

 

其中,优惠券预售指的是乐迷可以通过购买早鸟优惠券,在正式开票时用以减免一定金额;而“盲盒许愿”则则是将主动权交给消费者,由其许愿每一场的说唱与乐队两组压轴演出艺人。目前,已成功“许愿”INTO1成员AK刘彰为成都、武汉、南京、广州四站的说唱压轴艺人和Carsick Cars为前述4站的摇滚压轴艺人。 

 

虽然耳浪音乐节官宣多场,但却一直处于“狼来了”的境地,从未成功举办过。据购票者AA回忆,一开始耳浪音乐告知因为疫情,要么延期要么取消,“但有我喜欢的艺人,想着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大不了还就退款嘛。”在耳浪音乐此前的公告中,赫然标明均可无条件申请退款,这也给不少消费者打了一剂安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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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其他音乐节不同的是,耳浪音乐在初期先通过自有注册的小程序店铺进行优惠券销售,只在开票后才交给猫眼、秀动、大麦等第三方平台代理售票。 

 

据了解,刚开始,演出门票以先购买早鸟优惠券再补差价票的方式预订售卖,滚哈场共推出了学生与非学生、一般与VIP、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早鸟优惠券。7月,推出流量偶像专场的“少年游”系列,票价分为519元、559元、699元、888元四个档次,券后优惠价则各降低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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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个月后,又因乐迷不满再度调整,券后价格最低为329元,最高为528元。不过在早期官宣的1月份,耳浪音乐节公开的早鸟优惠券后票价为270元起,早鸟学生票则在券后为2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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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耳浪音乐方面并未公开过观演人次容量,只在面向招商时提到预计“每天客流量可达5000至9000人”,那么两天最多不超过2万人左右。耳浪音乐市场部夏女士在采访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公司是按照5000人一场的规模筹备的,但放到市场上售卖的早鸟票量(优惠券)不超过20%。 

 

具体来看,耳浪音乐节仅有成都站正式售卖门票,其余场次皆为售卖优惠券。参考官方的口径,按照优惠券平均在100元上下浮动粗略计算,耳浪音乐节售卖优惠券的收益也至少已入账百万元以上。

 

不过,据乐迷AA表示,耳浪音乐节可能不止售卖百万。据了解,针对耳浪音乐的维权群已建立数十个,考虑人员重复,截至目前维权人数预计在1000以上,每天仍有乐迷不断加入,且均为提交申请后,便再无下文。哪怕是客服向其承诺过退款日期,也并无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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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耳浪音乐有赞店铺的有赞商城则表示,联系过商家,得到的是不支持退款的回复,并且店铺内所有款项也早已结清。有乐迷表示,耳浪音乐还手动关闭了买家自主退款选项,因此只能买家联系商家才能退款。针对这一点,耳浪音乐也在官方公告中表示为“误传”,并解释称从未关闭,只是按照有赞商城的设定超过15天购买期限后自动消失。 

 

就这样,耳浪这个被预支的音乐节,这次哑火得彻底。 

 耳浪主办方“跑路”了?

 

从上个月开始,便有诸多购票者尝试拨打耳浪音乐方面的公开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其店铺也处于疑似无客服接入状态。 

 

直到8月26日,店铺下架所有优惠券商品。9月9日,耳浪音乐官博曾发文称,希望观众宽容一些周转时间,将安排有序退款,并定期在店铺公开退款进度。 

 

后续,不少购票乐迷相继拨打了12315、市场监督局、工商局等官方电话,却也只得到了公司异常、提供法律援助等无法切实有效追究的反馈。 

 

9月21日,根据购票乐迷向市场监督局确认,未能联系上法人,耳浪音乐已疑似“跑路”。9月23日,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金融局反馈核实,对耳浪音乐已申请列异,终止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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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不到主办方正面解决方案之下,有部分别无他法的乐迷粉丝,转而将希望投向演出艺人方。在粉丝烤鸭看来,很多购买音乐节票的都是冲着艺人去的粉丝,“不然谁会一直耐心等它取消延期无限次,这对我们和艺人都是无妄之灾,不过还是希望演出艺人们表个态或者提供个渠道,我们维权是隔着万丈八里,但他们能直接沟通,独善其身不太道德。” 

 

而这场从未举办过却能吸金百万的音乐节,自中秋节之后便陷入薛定谔的时间里,仅留下两篇公告声明后,官方平台便“销声匿迹”,直至因受害群体发声被推到大众视野里。但早在今年2月,微博博主“成都娱乐现场”就曾表示“某音乐节别太信”、有“非法集资”行为,并收到了耳浪音乐节方面提醒删除不实言论的私信,在博主问及演出批文时却不再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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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耳浪音乐方面称“无稽之谈”:“我们既不是非法集资,也不是诈骗,没有跑路,只是没有及时退款。”同时也表示,延迟退款的原因,则在于“退款金额超过资金储备”。按市场负责人夏女士所言,耳浪音乐自8月11日以来已退款1600多笔订单,金额达到50多万元。在她看来,耳浪音乐也是疫情反复下的受害者,但“所有的媒体、说法都避而不谈疫情,对我们不公平”。

 

夏女士还在采访中提及,耳浪音乐之所以陷入舆论困境和信任危机,则是“最开始的始作俑者和别有用心的小部分人”,她谈到,“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情况,这部分人谁,现在不方便透露,但会在合适的时机发一份声明。” 

 

不过,当问及为何不回应乐迷诉求时,夏女士也表示,“我们知道用户要的就是退款,但我们确实因为资金困难,现在没法把剩下的(欠款)都退了。”在耳浪音乐看来,无论再发什么声明,都对用户来说是“无效的声明”,至于暂时不再给到退款期限,则是“怕万一做不到,再次被说不守信用”。 

 

而当音乐先声向耳浪音乐传达了购票乐迷希望尽快退款的诉求后,夏女士也直白表明,短期内十分困难,但“在想办法,长期不好说”。 

 

纵观疫情后的演出市场,的确有不少音乐节在官宣后面临取消或是延期,但像是耳浪音乐节这样官宣多场却一场未落地的“预支”型音乐节,不怪乎会令乐迷心生疑窦。 

 耳浪音乐节是如何崩盘的?

 

2017年,说唱歌手兼企业家Bill Mcfarland在为推广旗下APP,造就了一场拥有豪华艺人、别墅游艇、海岛度假的一场名为Fyre Festival的虚假演出宣传,经由名人效应后双日票皆售罄,敛财近千万美元。 

 

只不过,相比于耳浪音乐节的真假失联以及艺人方的闭口不言,Bill Mcfarland很快便因诈欺罪入狱,其也承认曾付给诸多名人宣传费用分成,比如Kendall Jenner、blink-182等帮忙在社交平台打广告,而这些名人也同样遭到了法院的传唤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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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耳浪音乐节这边,这场酷似“FYRE骗局”的“空头支票”音乐节,背后实则也确实有着多重因素。 

 

疫情第三年,中国演出市场大环境总体继续面临着生存艰难的困境。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调研显示,仅今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期间,演出取消或延期场次超过4000场,市场仍未能完全开放。相比去年同期,今年演出场次下降25%,票房收入也降低35%以上,可以说演出市场依旧处于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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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办方来说,因疫情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延期或是直接取消带来的亏损,往往只能选择自我消化,或是提高票价来抵消成本、获取利润。近年来,票价的持续走高也是因此。 

 

耳浪音乐方面也再三强调,“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疫情,如果哪怕办一场两场,我们都不至于是现在这种情况。”按照其说法,耳浪音乐节同时推出五个城市的演出,日期也相对密集。但也是因此,当南京站因疫情取消后,也带动了其他城市乐迷担忧演出,产生了退款潮,超出其承担能力范围,甚至公司的正常经营也因此被打破。夏女士坦言,不仅是资金方面,其他方面也因疫情的连锁反应遇到很大的困难。 

 

可以说,对于疫情的过度乐观,的确是造成当下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但音乐节陷入“空头支票”的境地,又仅是因为疫情吗? 

 

在回复网友“星冷熬”的私信中,耳浪音乐表示,公司面临亏损且尚未挣到钱。但有网友指出,“场地费用也没有,舞台也没搭建,只是线上画饼,那钱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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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报道中,耳浪音乐虽官宣多个城市,但并非完全都能查询到在当地的审批文件,比如青岛站的官宣场地方——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招商部就向媒体表示,8月时虽有与耳浪音乐节沟通该演出事宜,但因音乐节属大型活动,考虑到大众安全并未通过有关部门审批,因音乐节需要延后举办,耳浪音乐与奥帆中心尚未签订合同缴纳场地费用。这也引发了音乐节“诈骗”举办的质疑。 

 

对此耳浪音乐节方面回应称,双方是口头商定后,先支付了场地方要求的定金后,在8月22日拿到了场地方盖章的同意函,之后8月23日又拿到了市南区文旅局给我们的演出许可批文,“但没想到后来还是因为疫情,最后一步到了防疫部门审批时他们不同意办,只能再次宣布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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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耳浪音乐节方面提供)

 

夏女士回应称,这是因为大众不完全了解一个音乐节的报批流程,其解释道,“这个很正常,有的能查到有的查不到,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是公开可查的。每个城市的审批手续和流程虽大同但也有小异,比如开票,有的只需要文旅局批文和同意;有的则需要公安也同意,但不是一上来就会给批文,可能快到演出前一天或当天才会给正式的批文,之前的话只要口头同意就可以开票;而有的城市是先报防疫,防疫通过了才能接着进行文旅和公安的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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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耳浪音乐节方面提供)

 

她还提到,演出报批、宣传推广等也是需要成本来支撑的,这也是原因之一,并且耳浪音乐节在五个举办城市为并行筹备,所投入的资金量也就比筹备一场更多。但由于疫情突然爆发,以及各地防疫情况和防疫政策不同,耳浪音乐节最终没有一场落地。 

 

即便像乐迷所言未见到搭建舞台,但签了舞台设计与搭建合同也要预付部分定金,去报批和官宣演出阵容也需要先与艺人方、场地方签署合同、预付定金,才能敲定演出日期、取得相关报批材料。而员工和其他人力的费用也是一部分成本,“从去年11月到今年9月,仅人员工资又是多少钱?光收一点优惠券的钱,哪能赚什么?”而据她表示,耳浪音乐目前也尚未取得融资。 

 

而在乐迷角度,看一场演出不亚于跋山涉水之难。根据《2021全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去年演出市场消费大多来自于18岁至39岁的年轻人,95后、00后则占据近60%。其中,又以女性消费者为主。 

 

这也是耳浪音乐节最主要的目标受众。据悉,耳浪音乐在城市的选定也是在深入大学校园取得合作之后,才敲定武汉、南京等大学生群体居多的城市。像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吉他协会、武汉轻工大学说唱社等高校社团,皆为耳浪音乐节协办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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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耳浪音乐节官宣演出阵容,也大多为流量型偶像、网红乐队、偶像Rapper等,这也与主流的粉丝群体画像重合,押宝粉丝经济,如若能开票并举办,也确实几乎可以预见能场场售罄。另外,耳浪音乐节还引入了潮玩展览、VIP抽取艺人小卡等新内容,皆为当下以大学生为主的Z世代群体极为关注和喜爱的形式,如若成功推出,确实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收益。 

 

按照耳浪音乐方面的说法,在动荡的演出环境下,受疫情影响,公司无法正常举办演出才导致出现严重亏损,目前也没有足够的现金流以退还消费者。 

 

但复盘耳浪音乐节的崩盘,实则与其对疫情和疫情政策的判断失误、公司运营风险控制更直接相关,就像是输红眼的赌徒,不甘心下牌桌,未能及时止损,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大学生群体却成了“祭品”。

 

正所谓机遇与风险并存,对于演出公司来说,近几年如破竹之势倍增的音乐节、livehouse演出的确是营收诱人到人人竞相分食。但如果没有明确的风险控制、保底方案等,只想着收割市场,无异于九死一生。 

 结语

 

2022年对于演出市场来说,仍然是充满动荡未知的一年。 

 

音乐节、巡演等活动在疫情或是其他不可控原因影响下不断哑火,反复延期或取消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结果。在仅剩的100天里,也许整个行业还在期待有“奇迹”再现,但左手开票、右手退票的现状,可或将会长期存在。 

 

近年来,针对大学生观演群体类似的“退款难”也层出不穷,耳浪音乐节也不是个例。比如仅半个多月内,四川消费网官方平台便已处理10条左右由音乐演出活动取消产生的退款纠纷,其中不乏仙人掌音乐节、白马湖音乐节等,最长退款周期达半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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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的当头棒喝下,演出市场或许还会再度面临寒冬。而当作为一级市场的演出方不再被信任,那么毫无疑问的,这是在透支消耗整个演出行业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忠诚度和信任度。

 

放眼整个内地文娱产业,从去年OWhat暴雷至今尚未处理结束的退款开始,相关行为在疫情后更是屡次发生。可就算粉丝乐迷再好“割”,也首先是消费者,并不是为各类风险担责的“冤大头”。这实则也暴露出一个现实的问题:消费者的权益在演出市场中该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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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哪怕市场监督局、工商局等都不能直接处理这类事件,只能提供法律援助和协调,对方不配合便也无疾而终。最终,仍然是要消费者报警后提起诉讼,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生活成本等,甚至可能再度遇上老赖行为。 

 

说到底,演出市场方面相关的条文,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仍处于一定的灰色地带,很难说有真正切实、明确、具有效力的规定和渠道,来细化到点对点去约束、监管演出市场各部分,维护乐迷消费者的权益。 

 

疫情后本就属于苟延残喘的演出市场,或许也会因此流失部分受众群体,本末倒置后何谈续命存活,更不用说什么演出行业的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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