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两位大体老师的“生死”之交……

　　医学生必须要识“大体”

　　撰文 | 王铱鹭

　　来源 | “医学界”公众号

　　我到达了地下的解剖教室。

　　教室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六张铁床，大体老师们（尸体标本）正躺在上面等待着他们的学生。

　　那时我未曾预料到会经历两位大体老师。

　　我和我的第一任大体老师的首次见面地点是学校教学楼负一层的解剖教室。彼时我只是个大二学生，青涩懵懂，对于人体的理解一知半解，只有一些理论，却难以将其落实于真正的人体。而我对于她的了解也仅限于性别，女。她右手腕上的白色纸条，在年龄那一栏并不十分清晰，只依稀能辨认出是80+的年龄。

　　我与她第一次相见时，她躺在冰冷的铁床上，身体呈现出甲醛处理之后的灰白色。小组十人各拿着一支白菊花围在她的身旁，在一分钟黑色的集体默哀之后，我们轻轻地将菊花放在她的身侧。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献花给我的老师，是冰冷苍白，沉默不语，万分沉重的。

　　往后的四个月里，我们每周准时相见。为了见她，除了将理论知识烂熟于心便于操作，每个人都“全副武装”，白大褂、口罩、手套、头套、眼罩……我们的每一次见面，都有我的精心准备，是给予老师的一份尊重，更是为了不辜负她对医学的奉献。

　　甲醛（福尔马林）的味道刺鼻，每当低头靠近老师时，总会生理性地流泪鼻酸。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大体老师爱得深沉。往往解剖下课时还是饭点，总能亲身感受到甲醛使人食欲减退的作用。即使每一位医学生都想在离开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气味，但总是能在吃饭时感受到若有若无的甲醛“芳香”。

　　然而气味只是第一道难关，对大体老师“下手”又是一道坎。

　　皮肤剥离、浅筋膜解剖、深筋膜解剖、肌肉解剖、血管神经解剖……从第一次上手的生疏别扭，到后期熟练操作，那都是靠着在脂肪肌肉神经血管里“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

　　犹记得我第一次下刀，是在胫骨粗隆处水平作一横切口，解剖刀切开早已失去弹性的皮肤，切口深处可见黄色脂肪，组员皆惊呼，这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如此直观清晰地观察人体皮肤以下的结构。后来慢慢习惯人体的每一层结构展现在眼前，逐渐找到每一个重要结构，人体构造从课本上的二维图像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又一点点变成知识融会贯通。

　　可惜的是，在上肢解剖结束前的某次操作课，我们遗憾地发现她的左肢出现了霉变。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变化，在与任课老师沟通后，我们提前结束了与第一任大体老师的学习。由此，我也告别了这位与我相处两个月的恩师。没有很正式的告别仪式，全组同来时一样，默哀感恩一分钟。

　　第二任大体老师很难“对付”。老师性别为男，身高接近190cm，体型偏壮，而第一任老师则是偏瘦小的女性，脂肪较少。全组普遍感觉解剖难度有所提高，操作进度明显放缓，课后常常找时间去赶进度。

　　印象深刻的是，第二任老师并不是十分健康的，他的肺部肿大并伴有许多的坚硬结节；右肾则是由于脓肿体积巨大，操作时稍有不慎，脓液便会流出，这也导致我们只细致解剖了他的左肾，没有再去触碰右肾。这些都是他生前病痛的源头，在死后则成为鲜活的教学案例。

　　除了头面部解剖，任课老师多次提醒不要随意裸露老师的面部。故与老师们相处了很久之后，我才得以识得其庐山真面目。他的眼睑正常闭合，表情带有几分麻木僵硬。解剖刀划过他脸颊的皮肤时，我心里闪过一丝怀疑，他当真知道死后面临的这一切？

　　有一次和组员们一起探讨遗体捐献的话题。大家都表示愿意捐献器官，但面对是否愿意在死后承担如大体老师一般的使命，多数又陷入沉默。

　　大体老师需要在死后向一群稚气未脱的医学生袒露身体上的一切，从外到内，从头到尾，即使解剖过程力求保全，肉体上的损伤难以避免。几个月的时间流逝，我们亲眼见证着他们的破碎干瘪，作为受益者却难有他们一般的决心和奉献精神。

　　医学需要人文精神，但是也并非每个人，甚至是将来的医疗行业从业者都能做到为医学由生至死的完美“献身”。大体老师的每一寸皮肤，每一块肌肉，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都是在揭示人体的真相与奥秘，他们的伟大献身便是为了医学的传承。

　　“你们可在我身上切千刀万刀，为的是你们以后不要在患者身上切错一刀。”最后一次解剖课上，小组成员一起把老师的器官肌肉皮肤复位，小心拉上了袋子的拉链。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几个月的相处，我与他没有一言一语，静默无声，却始终相伴。

　　每当我回忆起人体结构，想起我的两任大体老师时，总是为他们在生前做出如此勇敢的决定感到无比敬佩。医学事业，或者说人类的所有事业，都缺乏献身精神，也正因此，献身才弥足珍贵。

　　有一些人，逝后为师，原来死亡可以不是终点，生命的价值远远超越活着本身。活在活着的人心里，就是永生。

　　而我作为医学生，谨记老师沉默的教诲，谨记要尊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