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什么叛徒

戈尔巴乔夫有一个特点,他在推行一项政策失败后,喜欢把原因归咎于推行力度不够大,或者遇到的阻力太大,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大力度。

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会不会是这个政策的方向本身就有问题。

谈苏联改革的失败,必谈休克疗法和“500天计划”,但休克疗法和“500天计划”不是一天建成的,今天回看“500天计划”,这种在我们后世看来几乎是自杀性的政策实际上是苏联末年层层加码式改革的终极产物——事情不成是因为力度不够,只要加大力度,一定能成——这种认为只要用力事情就能好起来的思维方式,贯穿了苏联/俄罗斯联邦初期的改革历程。

例如1987年7月,苏联通过《国营企业法》,苏联国企被允许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定生产规模,自负盈亏,苏联计委的权力继赫鲁晓夫时代后被再次削弱,不再负责制定经济计划,仅仅提供宏观层面的“经济建议”,由工人选举产生的团体代替国家部委对企业实施管理。

这个政策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吧?既有市场经济,又有企业民主。

然而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整个苏联的企业运行的全面失控。

首先,“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定生产规模”的前提是你先得有市场这么个东西,你必须有一套建立在市场环境下的供需关系,然后才能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定怎么生产,怎么销售。

然而苏联的企业已经在统购统销的体制下运行几十年了,整个企业的运转流程高度依赖上行下达的指令体制,甚至连工资发多少都是根据商品和服务总量进行耦合式调节的,苏联根本就不具备建立在市场环境下的供需关系,基本前提都不具备,还怎么个自负盈亏?

新的,基于市场的供需关系尚未形成,旧的,基于指令的供需关系就已经被撤销,失去了供需关系的企业不知道自己该为谁生产,生产多少,生产什么,这要不陷入混乱那才是咄咄怪事。

另外让工人选举团体来进行企业管理后,这种选举很快变成了竞劣大赛,要知道俄式怠工可是门相当高深的学问,候选人为了上台在选举时竞相画大饼,最后往往演变成谁承诺的工时短,谁承诺的待遇高谁上台,然后企业经营一片混乱,这些承诺的大饼根本无法兑现,最后企业破产,一拍两散,这下好了,彻底不用上工了。

针对这种情况,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先延缓改革,让企业先恢复供需关系,把生产秩序重新恢复,哪怕是旧的,基于指令的供需关系也行,再破旧的供需关系也总比没有供需关系要好,然后设法逐步建立新的,基于市场的供需关系,中间好歹得有个缓冲过程,哪怕是双轨制这种比较拙劣的法子都总比彻底一拍两散要好。

然而当时戈尔巴乔夫就认为,经济的失控,企业的乱象,根本原因在于改革遇到了阻力,他从1986年到1987年连续推出的几个文件和法案,包括《个体劳动法》《国营企业法》《关于在新的经营条件下完善对外经济活动的补充措施的决定》等文件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中提升经济增长,增加经济效率的效果,反而经济开始陷入混乱,根本原因不在于改革方法的粗糙和拙劣,不在于忽视客观实际情况,盲目推行理想化的政策路径,不在于缺乏对经济社会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和处理相关问题时的慎重姿态,而在于出现了“社会上出现了阻力”。

他在1987年苏共一月全会上发表了名为《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报告中认为苏共“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机制,阻碍了苏联去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认为“这种阻碍机制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民主设施运行中有许多缺陷,一些政治和理论过时了,保守的管理机制不符合现实需求”,简而言之,在他看来,旧体制既得利益集团不想改革和阻挠改革,是改革没有取得良好效果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认为必须加大力度,于是从1987年1月1日起,苏联的20多个部委和70多家大型企业获得了外贸权限,允许这些部委和企业根据自身的权责范畴,绕过苏联外贸部,自行组织外贸活动。同时根据《国营企业法》打破了对非现金货币的限制,允许现金和非现金之间的互换,打破了苏联传统外贸结构中纸卢布和记账卢布的隔离,戈尔巴乔夫认为只要绕过外贸部这个“阻碍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发起进攻,一切都会好起来。

然而并没有好起来,情况越来越糟,苏共在1987年的一份讨论认为,社会层面的商品生产锐减了20%以上,因为大部分企业专注于生产外贸利润较高的产品,而这个外贸的高利润并非来自商品自身的竞争力,而是来自于苏联内部高度扭曲的价格机制,由于苏联实行的是国内外商品同质不同价的管理制度,导致部分商品在国内购买之后再出口到国外时的利润高到了不正常的地步,部分商品的价格则低到了卖废铁的地步,部分商品出现过1卢布成本可以获利50美元的疯狂暴利,部分商品则出现了哪怕完好无损,功能正常,但产品售价居然低于把产品本身按自身重量去卖废铁的价格。

一年后的1988年,眼见情况越来越坏的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因此力度也必须进一步加大,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只是绕过阻碍了,他坚信必须消灭阻碍,事情不成功永远是因为用力不彻底,于是在当年干脆取消了外贸部,改为成立对外经济联系部,这个新部门的权力相比较外贸部大幅缩水,主要职能仅仅只是“为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合作社和其它单位进行注册登记”,成了一个管理花名册的清水衙门,没有任何实权,这下彻底消灭阻碍了。

然而经济还是没有起色,于是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个已经事实上成了管理花名册的清水衙门也成了阻碍,力度还是不够大,于是再加码,在1990年进一步下放权力,授予当时已经事实上掌握地方实权的地方苏维埃,于是外贸企业,外贸合作社和外贸公司一哄而上,野蛮生长,遍地开会,外贸秩序从改革之初的混乱逐步迈向改革末期的总崩溃。

戈尔巴乔夫这一堆乱七八糟的改革的结果是什么呢?

原本外贸部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国家垄断外贸的方式,防止有人利用苏联内外商品同质不同价的这种特殊状况去贱卖社会财富以套利获益,因为这种扭曲的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头野兽,外贸部垄断对外贸易是限制这头野兽失控的牢笼,然而现在戈尔巴乔夫把外贸部当作“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给亲手消灭掉了,笼子的大门被打开了,苏联的外贸成了一匹横冲直撞的脱缰野马,彻底失控。

于是出现了部分商品还未下线就被预订一空,乃至出现了粗糙的期货市场,另一部分商品则贱价售卖,成吨成吨的以“废旧金属原料”的价格出售的魔幻局面,苏联国内市场的商品数量锐减,一些产品已经匮乏到了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找替代品的地步,例如在一些地方,由于铝制器皿被大量作为报废金属出售,导致铝制器皿严重稀缺,人们不得不把祖上流传下来的银器重新拿出来用的地步,与此同时,丝绸的利润达到了81%,床单的利润达到了近乎100%,袜子的利润干脆达到了104%,大量的产商从国内以极低成本,并用日益贬值的卢布购买廉价产品或原材料,进行粗糙加工或者干脆就只是换个名目,就以相较成本而言高到不正常的价格对外出口,赚取美元,整个苏联的社会财富就是在这种低进高出的价格链条下被疯狂掏空的,而原本可以阻止这一切的政策机制,例如外贸部,已经被当作“既得利益群体”给消灭掉了。

当年罐头换坦克,狗皮大衣换战斗机的倒爷传说就是在这种极端扭曲的市场环境下出现的。

这还只是苏联末年自杀式改革的一个局部,整个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他对于改革之后情况没有好起来的实际原因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认真研究和慎重分析,他低估了改变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并使二者平滑过渡的困难程度,他甚至拒绝承认新旧机制之间存在兼容问题,比如他一边给地方上放权,允许他们自办外贸,一边却竭力维护内外商品同质不同价的扭曲机制,导致贱卖社会财富的外贸渠道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事实上成了掏空苏联的帮凶。

他拒绝承认是改革方向和改革手法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沉迷于当时苏联舆论和世界舆论对他的广泛赞誉,并且把一切问题的失败统统归咎“社会上出现了阻力”,并且一再加大力度。整个苏联的上层建筑被他统统归入“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范畴,然后见一个拆一个,这些上层建筑被他一路拆到头,终于拆到了苏共头上,拆到了苏联自身,乃至拆到了他自己的总统位置上,他改革后期就说的很直白,经济改革改的一地鸡毛,问题不是出在经济体制上,而是出在政治体制上,是苏共本身出了问题,于是他继续强拆,然后终于有了红旗落地的一幕。

他一直在和“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只存在于他脑子里的风车巨人做堂吉诃德式的斗争,并把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这个风车巨人的力大无穷,为了打倒这个巨人疯狂挥舞名为最高权力的骑枪,最后终于一枪扎穿了苏联的脑袋。

他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真有这么个无孔不入的,无处不在的“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他还能见一个拆一个,在苏联的上层建筑中如同犀牛般横冲直撞,无人可挡?

当时的苏联应不应该改革,当然应该,甚至可以说,改革是当时的苏联社会压倒一切的社会共识,也是客观需要,正是这种必须要进行改革的社会共识和客观需要,才让主张改革的安德罗波夫和负责领导他手下各种改革研究小组的戈尔巴乔夫得以顺利上位。

但改革本身是天底下一等一的难事,它所面临的困难绝不仅仅只是“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里边水实在是太深,一般人真的把握不住,通常来说,能摸着石头进两步,退一步的改革就算伟大胜利,绝大多数情况下,改革往往是四面乱摸摸不着一块石头,只能站在原地泡在水里手足无措,瞅准水位下降的关键时机,奋力一跃,惊险上岸,它是一种比战争的风险还要大得多的赌博,从古改革之人,成少败多,毁誉参半,无非如是。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是“丧失理想信念”,大错特错,在苏联末年那个高度僵化的体制下,还孜孜不倦,乃至于不顾后果的搞改革的人,绝对不是什么“丧失理想信念”之人,甚至不如说这种人恰恰是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就像堂吉诃德,你可以说他蠢,但你真不能说他没有理想,他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是一个击败巨人的骑士英雄。

说的更难听点,戈尔巴乔夫要真是什么“丧失理想信念”的人,他根本用不着去搞改革,他只要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就行,每天什么都不用做,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看看冰球,打打猎,再捞点钱,当个泥塑木偶和甘草阁老就行,把事情都丢给下面去做,国内外会有不计其数的人来巴结他,吹捧他。

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是苦出身,他知道民间疾苦,他出生于1931年,距离苏联历史上恐怖的大饥荒还有两年,在大饥荒时期,他家居住的普里奥利诺耶村有近半的人活活饿死,全家饿死了以至于绝户的家庭达到上百户,戈尔巴乔夫自己的祖父安德烈生了6个孩子,3个死于饥饿,安德烈自己也被捕,被捕理由是没有完成播种计划,涉嫌怠工。

他还经历了二战,从1942年8月3日——1943年1月21日,他的老家普利沃利诺耶村被德军占领,他的父亲参军入伍奔赴前线,他的母亲在集体农场里拼命干活,他自己小小年纪就得负责料理自家房子旁边的“宅旁园地”(也就是苏联版的自留地),当时集体农庄的粮食基本上都被国家征购,农民自己的生活则依赖自留地,也就是说,他从小就肩负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在推行改革期间说过“那些支持我改革的激进派和自由派所依仗的只有书斋里的知识,而我不同,我知道俄国农民呼吸的节奏”。

这话真不是瞎说。

青少年时期的凄惨经历成了他拼命推行改革的根本动力,另外和通常认知的不同,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回归列宁”,他极其欣赏列宁时期苏联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尤其是允许自主经营的合作社,他后期之所以放权给地方上搞外贸和搞自主经营,就是对列宁时期新经济政策下拥有自主经营权,不受计委统一管辖的合作社的刻意效仿,他拿来为自己推行自由化改革,乃至于绕过苏联党务系统,直接放权给最高苏维埃,并且推行公开化政策辩护时,也常常引用列宁的名言“最高委员会里有五个人,其中有三个每次都反对我,但我还得和他们一起共事”。

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什么叛徒,他只是一个勤勉努力的,德不配位的蠢货而已,而德不配位乃万祸之源。

勤勉努力的蠢货往往能比心怀叵测的坏人造成更大的破坏,当蠢货意识不到自己是蠢货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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