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代机和四代机的竞争与任务分配

  上篇文章中我提到三代机和四代机有任务分派因素，但我并没有排除竞标因素。实际上，竞标做法我们国家一直在做，毕竟为了国家能够拿到新的更好的武器装备，竞标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但是，竞标并不是绝对和唯一的，这个时候任务分配因素就会起作用。另外有些时候连竞标都没有，就是任务分配。光泛泛说没有多大意思，下面还是从航空工业历史上来看情况。

   毫无疑问，歼六生产放沈阳，把歼七从沈阳交给成飞这是国家决策，这必然是任务分派的结果，那个时候还没有611所，所以在成都是先有厂后有所，而歼七绝大部分改进都是成飞而不是611所的原因就在于此。而611建所的原因就是把601所的歼九团队整体搬到成都，这也是国家安排，所以611所歼九项目的获得，也是任务分配的结果。

  当进入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611所歼九下马，如果没有项目，这个所就没活可干，研究人员就废了，所以歼七III项目让成飞和611一起研制，后来闹了矛盾，最后歼七III项目屠基达退出，611单独研制，成飞就管生产。

  从国家希望得到最佳的方案方面来说竞标是必须的，因为国家必须要看那个研究所的方案更可行，更满足要求，譬如歼轰七的竞标上，洪都的强六、601所的歼轰八明显不如603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现在的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歼轰七，所以603拿到项目。

  但是，当两家方案差距并不大，或者说两者旗鼓相当时会怎样呢？歼十项目就出现这种情况。众所周知的是宋老1982年15分钟翻盘的说法，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15分钟就翻盘了，那么1984年才最终确定把歼十放到成都，1986年才立项，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顾诵芬的回忆录中明确写了1982年601去找了辽宁省委，611找了四川省委，双方都找政府介入。在叶正大的回忆录中就写到，张爱萍是在四川省委的电报上批复将歼十定在成都，而且转叶正大和邹佳华尽快安排。同时叶正大提到张爱萍说的“沈阳就搞好歼八”这个事情，很多人认为张说的是601能力不行如何如何，其实那个时候611也没有什么项目能证明自己，这句话其实真正的含义是另外一个，因为顾诵芬也提到了张爱萍这句话，所以，这句话的的另外一个理解是：沈阳不要吃着碗里还盯着锅里的。其实，我们再看顾诵芬回忆录，其中提到歼十一开始还用的是歼十三的参数指标，如果是自己新研制，那么两个不同机型如何能用同样指标？这也就是叶正大他们到成都开会时听到顾诵芬和管德抱怨竞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叶正大将歼十放在成都归于国家整体战略安排，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打完越南，和苏联关系仍然没有缓解，放在成都是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

  我们现在回头再看整个歼十决策过程，显然并不是单纯的竞标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从来没有认为不应该把歼十放在成都，我认为歼十放在成都是国家战略决策，这是必须的，我非常支持这个决策。另外，611所在歼十上干得不错，更重要的是通过歼十项目培养出一个能够研制四代机的团队，就这个结果就可以认为歼十放在成都是成功的。这也是为何早几年我一直反驳一些人说歼十没有创新等的原因。但是，根据历史情况，也不能单纯说就是竞标的结果，如果是竞标的结果，两个所何必又去找各自所在省委？张何必在四川省委的电报上签字？

  三代机竞标是中型三代机竞标，重三上并不存在竞标。现实中是国家引进了SU-27然后国产化，将国产化项目交给了601所。如果不引进SU-27，国家会安排一款比歼十更大更重的三代机项目么？估计多半会考虑安排，因为如果不引进SU-27，而歼十项目的研制本身也有很多风险因素，站在国家角度，不会在三代机就压宝到一个所，必须两条腿走路。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网络上有时会提601所在九十年代初曾经提出过类似F-18的双发气动布局三代机。如果不引进SU-27，那么601很有可能搞一款双中推较重的三代机。

  接着说四代机。四代机是我国要达到和世界先进水平竞争的一款机型，所以竞标因素会是主要因素，毕竟这个决策非常重大，这是必须的。那么四代机竞标中一点分配因素没有么？实际上，四代机预研的项目本身就是分成不同方向去探索的，包括隐形等相关技术方向的探索，也不是一个所能涵盖所有四代机技术的。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四代机目前是重四定在成都，舰载四代机需要研制，而空军可能会需要中型四代机。所以，如果要竞争，那么怎么竞争呢？军迷可以说国家给611时间让611设计出一款中四和鹘鹰竞争，但是国家会这样考虑么？还有一点，很多人说鹘鹰如何如何不够先进，但是鹘鹰参数在2012年珠海航展透露时，有多少军迷认为中航是在吹牛放卫星，那说明这个参数还是很好的。另外，国家手头有重四参数，有中四参数，对于某个机型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他们获得的信息远比军迷要多得多。那么，最终做出决策显然不是军迷想的谁谁谁强加给军队。在四代机上，个人技术因素占据比较大成分，同样还有分配因素在里面。

最后综合概括一下，中国的航空工业是在一个大的公司下面，各个研究所和企业实际上是既竞争又合作，国家在研究所和企业中做权衡，这个权衡包括了竞标考虑，也包括任务分派，还包括国家战略上不能将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