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以为美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首要因素依然只是“分配不公”，大错特错！

收入分配是导致美西方社会人口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吗？

当然是的。

但是自1980年代之后，收入分配充其量是导致美西方社会人口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却已不再是首要原因。那么首要原因是什么呢？

该首要原因，与近些年美西方国家社会中民粹力量的兴起之间又有着哪些内在逻辑的联系呢？

这里先迈个关子。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何说“收入分配”（依然）是导致美西方社会人口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大体而言可分为工资性（劳动）收入分配与资本性收入分配两大类。

绝大部分社会劳动人口，其收入构成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只有少部分人口才有可能同时具备“资本性收入”这样一个收入的来源。比如说，你有自有产权的商铺、住房可以出租获得租金收入，或者你手里有相当一部分富余的现金积累可用于投资到股市、债市等生息，又或者你持有上市企业的股票、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也都有赚取资本性收入的可能。

但是，任何资本性收益机会面临的风险都不小，就算是你有自己的商铺或者多余的住房，但如今这年月还要看它所在的地段是不是足够好。否则，不仅租金收益很有可能抵不过房产价值所占资金存入银行生息的水平，甚至面临长期出租不出去，事实上相当于房产在大幅度贬值的可能。

近几年受经济环境变化以及疫情长期持续的影响，在自持有的房产上面蒙受损失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相对于房产具有非常差的流动性，股市、债市等金融方式牟利可流动性非常高，其风险与此同时也就大大提高了。

且不要说，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具有专业金融投资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抵御金融风险的经验，即便是金融专业人士，能否盈利也还要靠运气。而运气这东西，绝对属于飘忽不定的东西，是盈还是亏，基本都跟做梦差不多。

总之要强调说明的无非一句话，绝大部分社会劳动人口，其收入构成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只有少部分人口才有可能同时具备“资本性收入”这样一个收入的来源。

如此以来，为何说导致美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首要因素并不是所谓的“分配”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首先，导致美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依然是所谓的“分配”，而且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分配（俗称“一次分配”）的两极化。

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金融）资本主义最典型的国家，除极少数拥有可生息资本的“资本家阶层”（占国家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不到）之外，“工资性收入”在整个就业人口当中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是越来越大。

美国大企业的高管事实上都是“职业经理人”。而不少大企业所雇佣的高管凭借其手中握有的实质性权力，其年薪收入（含基本收入+股票权益等）之高，已经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打个比方，倘若讲我们国家大企业高管的平均年薪收入已是最普通的劳动者年收入的500倍（1000万：2万），那么美国相当相当程度大企业高管的平均年薪，与美国最普通劳动者年收入的比值恐怕1000倍都不止。

总之一句话，导致美西方国家社会人口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依然是全部在劳动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差距也还是一直在拉大。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工资性收入”差距也还是一直在拉大 —— 仅仅是就全部在职的劳动人口而言的。也就是说，是除了未成年人+仍在高校全日制就读的学生+已逾法定退休年龄且事实上也已退休安享晚年的人之外，还要排除掉（特别是自）1990年代之后，由于各种“不得已”的原因已然彻底地退出了就业市场的日益增多的一部分大龄或高龄的劳动力人口（尚未达法定退休年龄）。

—— 这部分未达法定退休年龄却已彻底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量大概有多少呢？在美国至少有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巨！正是这已发展到了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壮年非劳动人口的存在，成为了1980年代至今整个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不断加剧的首要原因。而这一批数量巨大的劳动非就业人口的出现以及规模持续地扩大，正是整个社会对美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应激式反抗。

要知道，这样一部分人口绝对是属于严重缺乏获取资本性收入途径的一批人。那么有这样一大批人，既然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且他们也并非已不具备或丧失了劳动就业必要的技能、能力或经验，他们（她）却为何就这样彻底地退出了就业的大军呢？

—— 这正是当今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之下最吊诡的一幕出现了。

好多人本应该工作、也真实需要通过参与社会性工作与实践，个人生活也才可能更加有意义、有意思的人，从此不再工作了！—— 或经常躺平在家里，或经常竖立、游荡在街头 …… 反正从此即不学无术，从此即混混沌沌，浑浑噩噩，或任性放纵，或盲目麻木，或空虚无着，偶尔也可参与一些类似宗教慈善的活动找到些许乐趣与社会存在感，倘若实在活得紧吧了，也还可以时不时的打上一点零工不挨饿、干多干少看心情（你也可以谓之属于“灵活就业者”）……自己要么已往工作存有相当的足以应付日常低水平生活开销的积累，要么政府以及一些社会慈善机构还可以有一些最低生活水平的救济。

—— 总之，轻易饿不死，也冻不死，甚至可以悠悠然。其中有一部分说是世事无求，说不定在我们看上去过得还挺滋润的。但要说他们生活的幸福吗？快乐吗？开心吗？能感受到人生一世的意义吗？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他们投身于国家社会建设性发展内生动力已然严重不足，但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批评、批判，抑或完全不以为然，可“极左”亦可“极右”成为了正常态，特别情势下则表现为参与式反智，反对科学与理性。（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劳动最光荣”，其实人所必然具有的社会性还说明，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性劳动者，才更容易找到其生活以及人生的意义和乐趣；而人类一旦为某种过于僵化机械的社会体制所困所束缚而“被动”放弃或完全排除了社会参与式劳动或实践，那么其作为社会个体的精神力量即消退）。

正是由于这样一大批的人存在。美国社会所呈现出的诸多社会现象我们其实非常难以理解的，比如说，

一、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并不高啊，却为何又有那么多人好像整天地无所事事，没工作呢？

经常可见美国人不是示威、游行，就是各处地串联、各地的作事，闹出太多幺蛾子，吸毒，抢劫，行凶，枪杀，放火，偷盗，强奸等等屡见不鲜……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比如说（据说）美国当下的“劳动就业的缺口”已经非常大，可是有大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工作机会”根本就是没有人去“应聘”。于是乎，有些无聊者便方言：美国人ZTM的懒，宁愿吃苦受罪也不去干工作！—— 多多少少类似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知道，政府官方所谓的“失业率”统计，针对的是劳动人口中既有劳动能力，且又有强烈就业意愿的人而言的。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果他（她）不是特别必要需要去工作，那么他（她）就可以长期，或者自此彻底退出劳动者行列。

这部分人口，一般而言是属于45岁-65岁之间者居多。不只是技能非常普通的以往以重体力劳动为主的一部分人，还包括一部分以往以轻体力劳动或单纯知识性劳动为主的一部分人。有这样一大批人（甚至这部分人口的规模还在持续地增加）存在，他（她）们已不再属于官方界定的“失业”人员的范畴，官方有关于“失业率”统计的数据就不会高，而且还可以做到“出奇地低”。

一方面是“低失业率”，一方面出现了非常可观的“劳动就业的缺口”。如果看不到当今美国社会的真相，加上对我们国家当前人口以及就业形势未必客观的一些主观的想象，恐怕会有不少人以为“美国事实上不会是已经开始变好比我们好多了吧”？—— 这跟那些美西方的资本精英总是骂工人们太懒亦太贪，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吧，这种事也并不难理解。我们国家无论是之前还是当前，也同样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说1990年代中后期在东南沿海几个省份出现的所谓“民工荒”，并非是因为“民工”缺少，出现了“民工”供小于求的局面，而是劳动资源的“成本”快速提高，但是“价格”却没能同步地上去，你也可以理解为是“贫富差距拉大的有些太快了”。

当前我们国家有没有类似情况出现呢？答案是肯定的。只是，我们国家目前这方面引发的经济社会矛盾还远没有那么大，更加没有美国那么明显和严重。

总之，如今不少国家政府官方的“失业率”数据已经无法客观、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劳动就业及其就业结构、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等持续演变的状况。

二、与“失业率”统计数据相比，近些年“劳动力劳动就业参与率”数据已经引起学界及一些国家政府的重视。

与“失业率”统计（主要是所谓“失业者”的定义很局限，甚至有相当有意人为的因素）不同，“劳动就业参与率”是指劳动人口（在职就业的人口+短期“失业”状态人口）与16岁以上适合工作的劳动力总人口之比（不包括全日制在校的各个学历层次的学生及完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口，以及重病或重残疾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口）。

当今美国的“劳动就业参与率”是怎样一个水平呢？疫情爆发以来已持续下跌至62.1%，尚不及疫情爆发前的高点63.4%。

“劳动就业参与率”长年居低不升，甚至面临着长年持续降低的趋势，业已成为奉行金融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加深的首要因素。

“劳动就业参与率”长年居低不升，即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在经历着“坐吃山空，吃老本”的生活，过日子。如果这部分人口中的大部分，只是在吃自己以往工作积累下的老本，那么国家公共的社会负担还不会增加得太多，但是这部分人口今后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一定会受到明显的限制，甚至其后半生的生活消费水平由于通胀持续上升、高龄保健和医疗成本价格上涨等外部压力，还很可能持续地下降 —— 由此即客观上起到了进一步加剧整个国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

这相当数量的一部分彻底退出了“劳动市场”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反抗与抗拒的一种社会行为的体现。美西方国家此种社会现象萌发并兴起，其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要比一般性社会阶级矛盾冲突还要新颖而深刻，并对未来国家政治稳定具有空前无比的挑战性和革命性。

（正是大批彻底退出了劳动市场的一部分人成为了美西方国家民粹力量主力军）

（民粹力量崛起，本质上所反映是劳动者需要的往往已不再局限在收入分配的公平，还有其作为社会劳动者必要的地位、尊严和人生存在发展的意义）

由此，整个社会呈现出贫富分化趋势在更深的层次上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而且往往是隐性的，通过早已过时的政府官方数据统计系统早已难以明示出来的状况。美西方国家一些延续沿用至今的一些经济学统计术语及其指标体系，倘若说在前工业时期还比较具有参考意义和价值，那么如今已经不再靠谱，甚至被大资本与政客有意地利用，而具有了某种政治上的欺骗性。

我们国家目前“劳动就业参与率”是多少呢？

目前还难有比较客观、清晰的数据供参考（我国经济数据统计系统整体发展相对仍比较落后）。但是，可以肯定地讲肯定要比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高很多，也好很多，估计仍能高达80%左右。

一方面我国的乡村人口，至去年仍接近5个亿，仍占全国总人口的35%以上。这样超大规模的乡村人口的存在，尽管其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劳动人口平均的产出效率依然比较低，但是从局部区域纵向地去比较，他们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的程度还是明显的，这决定了乡村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再就是，尽管我国当前城镇常住总人口已经超过了9个亿，但即使在高达4.5亿的城区市民人口+1.4亿县城常住人口当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于“新市民”或刚刚在县城落脚安家的人 —— 与2000年时相比，这两部分“新市民”在全国城区和县城常住总人口的占比高达60%-70%

—— 这与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存在着显著的根本性不同，它们进入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城市化社会的时间比我们国家早至少三十年、五十年，因而经济社会的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与影响下，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所具有的发展弹性、韧性尚大不相同。

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其规律相通或某些内生趋势相类似的方面。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对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不是好事，如果叠加上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上升趋势，则更加值得引起我们国家学界和政府人士足够的重视，积极展开相关的前瞻性分析与研究，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不断突破和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生局限与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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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为何美西方国家的学界以及政治界皆不约而同将“控制通货膨胀水平”和“追求实现（国民）充分就业”作为国家治理与发展的两大核心议题？由此，可见一斑。

只不过在1990年代之后，“努力控制通货膨胀”是明显优于“追求实现（国民）充分就业”的，而且在“追求实现（国民）充分就业”的一方面，国际大资本与西方政客再一次共同玩起了蛊惑和蒙骗世界公众的鬼把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