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关心中国的人都有一个疑问：中国经济能否再次高速增长？ | 文化纵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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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2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2.5%。这与第二季度疫情严重冲击有关，但人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未来还能否继续高增长？本文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取决于对过去增长原因的理解；并且，科学地讨论过去高增长的原因，是形成正确政策的前提。作者试图通过分析2000-2013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来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
根据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本文认为，这一理论的逻辑过于单向线性，忽略各个经济变量的互动过程。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明：由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逻辑，对于理解真实的经济增长更有说服力；一旦一个具有工业体系的经济体进入增长过程，经济增长本身也是生产要素投入进一步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原因。新中国70余年发展表明，前30年形成的工业体系是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高速增长的基础，但计划体制和政治因素在当时限制了这一体系的生产率增长潜力；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基本没有破坏这一工业体系的条件下，完成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由此促使人民广泛参与；于是，由工业体系的演进所产生的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的“正反馈”得以形成，进而推动中国经济连续十多年的高增长。
对经济增长历史经验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和技术落后的国家）进入经济增长过程，需要更深层的社会因素。而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正是因为开国一代领导人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即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网络，把中国经济社会组织起来的基本制度结构。正是这个大国基础结构使得中国发动并保持了一个连续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使得错误政策得到纠正，也让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天花板”。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还有增长潜力这个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仍然在前方，而不是在背后。因为中国工业体系如今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大，同时存在的与领先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和需要补上的“短板”，反而说明这个体系的需求弹性依然存在，何况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本无止境。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原题为《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导言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史诗般的高增长。在2000—2013年的14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95%，人均GDP增加4.5倍，经济规模（GDP总量）增加近5倍，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事件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但是，这一轮高增长的发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意外。回到高增长前夜，199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大约是美国的九分之一，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和德国的一半，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三分之二多些，顶多接近于意大利。在国内，由于连续经历了宏观调控后的通货紧缩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和洪涝灾害，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持续下滑数年。面对那时出现的市场萧条和产品滞销现象，国内政策界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市场需求成为工业增长的明显制约因素。不过，在这些压力下，那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扩张性。
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到世纪之交已止跌回升，但仍然没人能想象增长的潜力会有多大。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一位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就这个非常大胆并鼓舞人心的目标向新华社记者解释说，“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2000年价格计算）将超过35万亿元。未来20年，中国经济至少保持718％的增长速度”。他同时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5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后来的事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初响应政策的恢复性增长很快演变成一场高增长。中国经济在2000—2007年的年均增速达到10.6%，使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此期间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当西方国家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中国经济规模在持续高增长（2009—2013年的年均增速为9.0%）的基础上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出于对“过热”的担心而数次实施紧缩政策，恰好说明高增长有着产生自己势头的力量源泉，而并非政策的直接后果（见图1）。
迄今为止，这场史诗般高增长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缺乏严肃的解释就会给任意解读留下空间。因此，科学地解释为什么能够出现那场高增长，不仅关系到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未来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的原则的判断。
本文以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为切入点，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力图揭示中国经济能够在几十年里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以高增长过程的实际特征为经验证据，并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把高增长的直接原因归于中国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机制；以产出、投资、科技和教育发展等方面同时增长的事实为证据，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单向线性逻辑的缺陷——产出永远都是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本文证明，一旦一个具有工业体系的经济体进入增长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也是产出的函数，而技术进步也是一个伴随工业体系扩张和变化的学习过程。因此，开动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要素投入，而在于各个经济变量能否进入一个“正反馈”互动的过程。这个观察推动本文直面使这种互动过程得以产生的更高层次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初期就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这个基础结构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把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权力网络，它决定了中国能够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发动工业化，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决定了中国一定要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最近这些年持续下行，但仍然具有较快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近年来的经济下行主要是政策导致的，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悲观”看法主要是由深受主流经济学影响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根据本文分析的增长机制，由于工业体系和大国基础结构的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天花板”，并且，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
▍加入WTO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吗
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那场高增长在中国学界并没有成为一个需要特定解释的问题，仅仅被当作改革开放后整个增长过程的一个部分。如果很宽泛地划分，学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增长原因有两个主要的解释：（1）发展战略从前30年的强调重工业化转变为发挥比较优势；（2）市场制度的发展，如分权体制、产权保护、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竞争、价格引导等市场制度安排都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由于对高增长的原因缺少理论上的解释，所以一个凭表面印象的流行性解释是把高增长归因于中国加入WTO。既然如此，本文就从“加入WTO的作用”切入，逐渐厘清可以帮助理解高增长原因的理论方向。
中国进入经济高增长轨道与加入WTO几乎同时发生，这是许多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原因。但是，如果加入WTO确实是中国进入高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么就必须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证明：加入WTO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我们选取曾经被认为属于同类发展状态的“金砖五国”来验证这个命题。在这五国中，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最晚加入WTO的，而且加入后不久就因为2014年“收回”克里米亚的行动而遭到西方的制裁，所以经济增长业绩较差。因此，本文剔除这个“例外”。
图2是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在加入WTO前后的经济增长情况：（1）中国在加入WTO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阶段，但其他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入WTO前后并没有明显变化；（2）从长期看，加入WTO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加入WTO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的命题不成立。
既然中国的高增长是“金砖五国”加入WTO之后独一无二的现象，那么决定这个“因变量”的自变量是什么？很显然，加入WTO不是这个自变量，因为它对于“金砖五国”来说是一个常量。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推动下实施了市场改革、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按“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政策，中国也没有例外。那么，为什么唯独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很显然，问题在于什么因素（自变量）使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而不是“枷锁”？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很快就显示出一个结构性特征：在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技能水平却较高——表现在中国出口的产品既包括劳动密集型的，也包括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这违反了穷国生产低端产品而富国生产高端产品的一般规律。用罗德里克的话说，“1992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所反映的收入水平要比中国当时的人均GDP高6倍以上”。这个特征赋予中国极大的国际竞争力，即来自较低劳动成本和较高技能相结合的竞争优势。没有这种能够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的能力，加入WTO就不会成为中国高增长的条件。
那么，这个特征从何而来？较低的劳动成本很容易以“要素禀赋”来解释（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高等），但较高的技能水平只能是后天形成的，即与工业化的经验有关。这就使本文的分析指向一个被今天许多理论所“遗忘”的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工业化。1980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对中国第一次进行调查后的报告中评价：中国“目前已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重点是制造资本设备。中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多得多，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低得多。几乎每一个重要工业部门都在全国的若干地区设置了重点工厂，并特别努力使制造业分布到落后地区和农村”。因此，中国是在拥有一个“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的，而且由于它的存在，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始终是补充性的。如果离开这个基本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难以被理解和解释。
这个被“遗忘”的事实说明，讨论经济增长需要回到一个基本点，即以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为根本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是工业化经济的产物，正如第一代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库兹涅茨所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工业体系——即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体系——的作用”。在2000—2013年的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44%以上，而且工业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不仅最高，提升速度也最快。因此，中国工业体系的扩张无疑是高增长的主动力（见图3）。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视角
把工业拉回到解释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中，在理论上具有深刻含义。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曾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关切。当新古典经济理论在20世纪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后，其关注焦点转向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经济学再次关注经济增长时，工业层次的变量已在理论中消失，其代价是使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
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主要依靠由索洛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个理论的前提是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的传统思想，其模型的分析起点是总生产函数，它不仅完全抽象掉了生产过程，而且只遵循产出是投入结果的单向线性逻辑。当这个模型被应用于分析实际的经济增长时，就产生了标准增长核算（亦称增长因素分析），它经过数学处理可以表达为如下方程（假定国民收入的3/4归因于劳动，而1/4归因于资本）：
产出增长率（%）= 3/4（劳动增长率） + 1/4（资本增长率）+T.C.（索洛余值，代表技术状态的变化率）
上述方程根据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可以找到的产出增长、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数据，间接推算出很难测算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减去其他要素贡献之后的余值）。当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这个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增长时，他揭示出工业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般特征：产出增长率大大高于加权平均后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即那个余值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后来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要素投入更大。虽然余值的内容至今不明，但增长核算对技术进步作用如此之大的发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古典增长核算受到的主要批评是：诸如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互相独立的。理查德·R.纳尔逊在1964年就证明，无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长速度都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阿布拉莫维茨则发现，资本对于美国生产率的影响之所以在19世纪比在20世纪更大，是因为19世纪的技术进步具有规模和资本偏向（bias），而教育和研发对于20世纪经济增长的较大贡献掩盖了技术对新的无形资本使用的偏向。换句话说，投资影响技术进步，而技术变化的特性也影响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
由于其单向线性逻辑，所以以工业化国家为对象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及其增长核算对理解落后国家的发展意义不大。如果一个以初级生产为主的经济体要走上发展的道路，真正的问题在于商品市场、资本积累、劳动技能和技术进步等这些持续经济增长所必要的因素是通过怎样一个过程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是其他因素变化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所以这些因素只能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才能生成和发展。新古典增长核算也是中国学界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时所高度依赖的理论工具。但借助这个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存在缺陷的，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20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也只是统计描述，无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能从一个极度贫困、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经济体变成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和第一大出口贸易国。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回顾发轫于古典经济学的另一支关于增长的理论传统，即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亚当·斯密在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国富论》中认为，劳动分工导致的生产率提高是国民财富增长（即经济增长）的源泉。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亚当·斯密才认为工业比农业更重要，因为工业为劳动分工提供的潜力远大于农业。他认为只能在工业中产生的劳动分工收益，已经使英国劳工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一个非洲的国王。亚当·斯密关于在竞争性条件下劳动分工导致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表述，使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概念。
使“递增报酬”在经济学思想中挥之不去的是阿林·杨于1928年发表的《经济进步与递增报酬》，时值美国工业蓬勃发展并走上世界霸主地位。阿林·杨认为，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理论“是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能够找到的最有启发和成效的概括之一”，但生产—操作过程的社会劳动分工远比生产单位内部的劳动分工更重要（这两种分工的概念都出自《国富论》），因为“……在劳动分工之下，一组复杂的过程被转变为一系列更简单的过程，其中至少某些过程变得适宜于使用机器。在采用机器和间接生产的过程中，又会出现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其经济性又再次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阿林·杨同样相信工业能够比农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分工机会，因为工业可以不断增加迂回生产方法，即最终产品的生产越来越依靠生产资料生产的方法——这是产生递增报酬的首要因素。与之相对应，实现递增报酬的首要因素则是各工业之间劳动分工的进展，无论是已有工业的变化还是新工业的产生。
阿林·杨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应增加就是对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从而扩大市场的规模，而生产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改进都会为工业体系的其他部分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进一步变化的机会。于是，“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但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正是劳动分工产生的外部经济性包含着递增报酬机制的“奥秘”——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存在正反馈的互动。阿林·杨一再强调，理解递增报酬机制必须把工业运行看作互相联系的整体，企业的内部经济从属于各工业之间劳动分工的外部经济，而后者才是递增报酬的基本工具。他明确指出，一旦递增报酬机制起作用，造成连续经济变化的力量就是经济体系内生的，“意味着不断战胜经济均衡力量的反力量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更普遍和更深地植根于现代经济体系的构成之中”。这种动态互动关系包含经济进步可能性的立场是与主流经济学均衡框架的根本区别。
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有助于回答一个历史性问题：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之后，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断拉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差距？要解释造成这种分野的直接原因，就必须找到使西方国家的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的自我强化机制——这就是工业化产生的递增报酬机制。对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很快又转化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以及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在阿林·杨关于递增报酬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其中，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落后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工业化，但工业化要求同时发展许多工业部门，否则无法克服工业品市场狭小和工业投资无利可图的恶性循环。纳克斯在讨论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时认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出现生产率增长的经济活动，而发展战略的关键是创建一批基于报酬递增活动的工业部门，它们互相成为彼此的市场，并随着生产率提高和市场扩大而产生更高的储蓄和投资，由此进入最初的增长良性循环。因此，他们的主张被称为“大推进”理论。但是，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衰落。在实践上，由世界银行专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大推进”战略的尝试基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政府无能和腐败）；在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逐渐主导了关于发展的议题。
尽管如此，当西方工业化国家拉开与落后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差距之后，从落后状态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少数后进国家无一不是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大推进”战略。两个较早的经典范例是苏联和日本，较晚的例子则是韩国。为什么有些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实施“大推进”战略实现工业化，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成功？这个差异无非是说，成功实施“大推进”战略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采取“大推进”战略的落后国家才能赶上领先国家？答案既简单也明确：一个后进国家只有以领先国家的产业结构为基本参照，建立起一系列互相存在需求和供应关系的工业部门，才能使该国经济形成可以持续提高生产率的自我强化机制。
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其基本思想经得起现代视角的考验。今天人们已经公认，人类有用知识的进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而当回答有用知识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理论传统的洞见仍然必不可少。这一点从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主流经济学范围内，内生增长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一个主要发展，其基本逻辑为：技术变化主要是响应市场激励的竞争性企业采取有目的的研发行动的结果（技术进步因此而“内生”），它们创造的知识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被反复使用，从而产生抵消资本递减报酬的外部经济性，使经济增长产生递增报酬的特性。但由于它同样遵循了均衡框架的单向线性逻辑，所以抽象掉了经验研究关于技术进步充满复杂互动和不确定性的洞见。该理论的代表学者罗默借用了递增报酬的概念，但为了将这个机制置于知识增长之上，却贬低了工业体系的作用。他指出，“严格地讲，增进的专业化打开新市场并引入新产品。工业中的所有生产者可以从引入这些新产品中获益，但它们只是产品，不是技术外溢”。这句话反映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缺陷，即它在指出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时，却割裂了知识增长与工业发展的联系，致使它对技术进步机制的刻画不符合经验证据。
工业发展之所以是有用知识体系发展的条件，其原因至少有三：（1）英国工业革命是有用知识体系发展的分水岭，因为工厂制的出现不仅使技术发展获得了经济动力，而且由此触发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与理解其原理的知识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2）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有用知识增长的必要机制，表现为企业只能沿着自己的专业方向进行创新，即有用知识的增长与工业体系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深化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3）有用知识体系的整体性与工业经济的整体性一样，决定着递增报酬的产生和实现，因为一项新技术能否得到应用，往往取决于互补技术的发展，即一种专门知识的有用性取决于互补知识的发展。换句话说，基于工业分工的知识体系越完整，因专业化和分工的进展而产生新知识的可能性及其生产率就越高。
因此，工业体系和有用知识体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以各个工业部门的企业为知识载体的工业体系，另一面则是以产品为表现形式并决定产品变化的有用知识体系。没有工业的知识体系就如同没有知识的生产体系，都是无法持续增长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必然以工业化为前提条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果其工业体系丧失了完整性，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就会遇到障碍。因此，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中国的工业化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