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地区生产总值看经济发展

什么最能衡量经济发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尺。封建时代可能是粮食产量，二战期间可能是钢铁产量，冷战时代可能是工农业总产值，那么现代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如今我们对于GDP已经耳熟能详。世纪初的时候我们GDP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那时候全社会都在卯着劲儿挣GDP，甚至各地GDP几乎成了一把手官员晋升职务的最主要衡量标准。当然，在GDP一路跨越世界各发达国家后，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各种负面影响也开始凸显，例如环境问题、收入差距、教育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现在对GDP多有负面印象。但是，GDP就是GDP。它只是一个经济指标。那么从这个经济指标我们可以了解到些什么呢？

在文章之前，我们先厘清一个概念。

我们看新闻知道“中国2018年GDP增长6.6%”。等等，我们来看两个数据：2017年全国GDP是820754亿元，2018年是900309亿元。900309明明比820754增长了9.7%啊，怎么是6.6%呢？

这是因为每年新闻上出现的增长率，都是“实际增长率”，也就是扣除了物价（包括零售物价和工业生产中的价格等）浮动后的真实增长率。换而言之，推算未来GDP总量的增长，就应该在真实增长率的基础上，还要加上物价上涨，也即通货膨胀的因素。而这个加上了通货膨胀的增长率，我们把它叫做“名义增长率”。

所以，如果有人说，2017年中国GDP是12.16万亿美元，美国GDP是19.39万亿美元，中国即使未来15年按照6%的增速也就到29万亿，美国按照3%的增速，到了2032年还是超不过美国的30万亿。更何况中国不可能保持6%的增速继续15年。所以中国总量没法超过美国。

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及汇率的因素。那么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来，中美经济总量竞赛结果会怎么样呢？当然本文并不打算在这方面详细讨论。本文只是告诉大家，GDP的增长，至少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实质增长”，一个叫“名义增长”。

有了这个概念后，我们还得有另一个认知，就是：GDP很重要。

有个笑话，说，中国只要掌握了某项技术，那项技术就立刻不再是“高科技”了。这个笑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很多缺乏自信心的人总认为，中国这么落后，怎么可能有高科技，所以只要中国掌握了的技术，就不能算作高科技；第二，中国的生产能力是惊人的，任何原本垄断在发达国家手里的高科技，原本就是高利润的摇钱树，但一旦被中国掌握，中国就能利用自己产业链优势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将这项技术成本迅速降低，进而把售价降低，从而打破发达国家的高价垄断，价格雪崩后自然就不算高科技了。

GDP也有类似的经历。以前中国GDP很低，一度落后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日德法英等国家。所以在众多中国人心里，高GDP就是发达国家的象征。但是这些年的筚路蓝缕，中国GDP已经升至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把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远远甩在身后了。GDP神话被打破，众多网友自然就觉得GDP不再高大上，甚至开始认为中国的GDP含水量高、靠污染环境堆GDP、血汗GDP等。

但GDP毕竟是经济总量的象征，形象点来说就是GDP代表钱。有GDP，才有税收，才有钱，才有投资，才有往教育、医疗、环保、养老等领域的投入。GDP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就像钱对于家庭的重要性——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一定是万万不能的；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同样是万万不能的。

有了“名义/实质GDP”的概念，并且有了“GDP很重要”的认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讨论这次的主题了：中国各省GDP。

当然，各省市区一般不用GDP，应该用“地区生产总值”的概念。但是GDP如此深入人心，我们也就直接拿来用了。

首先我们还是来数据：2018年中国各省市区GDP一览表：

我们会有几个有意思的发现。

第一，就是台湾相对中国各省市区的排名，以及背后折射的经济问题。

台湾省的地位非常特殊。我们姑且把政治上的各种争议和斗争放在一边，只谈经济。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殊省，中国唯一的一个不受中央政府实际管理的一级行政区，其经济水平也非常值得一提。

台湾的经济发展一度非常迅速，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上世纪70-90年代取得了飞速发展。它的经济总量曾经达到什么地步呢？1994年，中国大陆GDP才5643亿美元，而台湾省达到了2564亿美元，几乎是大陆三十个省市区总和的近一半。如果算人均GDP，那年的台湾省是中国大陆的26倍！难怪李登辉时期还想着反攻大陆。

但是，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起飞，以及台湾经济进入成熟期，台湾经济总量在中国各省市区的排位开始下滑。2018年，台湾GDP折合3.9万亿人民币，只占同期大陆GDP的4.3%，排名全国第8，落后于中部的湖北省。而后面的湖南、河北和福建，都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上位。台湾逐渐从一骑绝尘，到泯然众省矣。

当然，台湾目前依然有一个指标，虽然在港澳台里面最低，但却排在大陆所有省市区之前：人均GDP。2018年台湾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领先大陆最高的北京的2.11万美元。台湾人均GDP从1994年大陆的26倍，到去年是大陆的2.5倍，前后只24年的光景。几乎可以预测，最早2020年，北京、上海的人均GDP就有可能超过台湾。届时台湾人均GDP在大陆31个省市区中都排不到第一了。

我们经常讨论两岸统一。但是，台湾岛内很多人认为，我的经济发展比你大陆先进得多，我的人均是你的好几倍，我干嘛要和你统一？所以台湾岛内很多人还是对大陆抱有优越感的。不过随着台湾省GDP先后被中国大陆一众省市区超越，这种优越感在慢慢减少。以前是总量、人均都可以笑傲大陆的省市区，但现在总量被一一超越，只剩人均GDP还可以撑场面。可以想象，一旦台湾连人均GDP在大陆都排不进前三名的时候，这种优越感会以怎样的速度进一步降低。

从另一个维度上来讲，台湾的经济支柱是什么呢？或者说，台湾凭什么能够有这么高的人均GDP？毕竟经济水平和代表性企业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而全球500强企业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来看全球企业500强里的台湾企业。前面的数字是世界排名。

24、鸿海精密、1547亿美元

285、和硕、392亿美元

354、广达电脑、336亿美元

368、台积电、321亿美元

404、仁宝电脑、292亿美元

410、国泰人寿保险、288亿美元

432、纬创集团、275亿美元

436、台湾中油、271亿美元

479、富邦金融控股、247亿美元。

9家公司，其中前五名全部是电子行业。可以说，半导体为代表的电子行业是台湾经济的命根子。但是，这也是中国大陆正在全力攻关的领域。鸿海精密的大半个身子已经扎根大陆，而台湾最耀眼的科技企业应该就是台积电。但台积电同样面临着大陆的竞争。大陆的京东方已经在显示产业全面击败台湾同行（关于台湾显示面板行业是如何对大陆恩将仇报的，此处不再多言），那么下一个领域就是半导体制造了。考虑到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行业的决心、投资的规模和市场的巨大，全面超过台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从这点上来讲，台湾的产业前景相当黯淡，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堪忧。

一个拥有自己货币和边境的经济体，如何才能有高的人均GDP呢？对于人口数量中等的经济体而言，不是要在很多行业达到顶尖，而是只需要在少数几个主要行业占优即可。为什么台湾的人均GDP，乃至人均收入很高？就是因为台湾人口相对较少（两千三百多万），只需要少数几家巨型公司创造高利润后，有一批高薪岗位，这些高薪人群的消费，就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收入同步上升。

简单的比方，华为公司员工通常收入较高。那么在华为员工聚集区，物价就可能会比周遭高一些，比如理发，其他地方20元，这里可能就是30元。而假如再人为限制人员自由流动，不让周边的提供服务的商家入驻这个区域，华为员工的聚集区的物价就会进一步飞涨。

而这就是台湾社会收入高的原因：少数行业的头部公司创造高利润，带动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高薪阶层。同时，边境海关的存在使得其他区域（例如东南亚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流入受到限制，台湾本地所有服务人员的工资就可以水涨船高。这样，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就起来了。

但是，如果这些优势行业的头部公司发展停滞了，利润降低了，甚至干不下去破产被收购，大幅度裁员，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受到极大影响，发展停滞甚至衰退。而这，就是台湾经济未来面临的最大问题。

第二，就是中国大陆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的省市区的规模。

有哪些省市区呢？

去年一共有5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浙江。这5个省市区总人口是2亿人。

为什么把1.5万美元单独拿出来说呢？因为1.5万美元是一个比较公认的发达国家准入门槛。一个经济体，只有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才有资格去谈论是否是发达国家（当然，不是说只要达到1.5万就一定是发达国家）。衡量是否发达国家有好几个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已经有2亿人口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最低经济标准。

2亿人口是个什么概念？它是日本、德国的人口总和。更关键的是，在中国，各省市区之间的人员流动是没有任何物理障碍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到上述5个省市区工作的。而且只要你有能力（比如你是高学历高收入），你完全可以在这些地方定居、落户、享受相关的福利。你即使没有经济能力在这些地方落户，你也可以在这些地方工作，受益于当地很多高薪人群的消费带来的溢出红利，而不用担心有警察以“非法入境”的名义把你遣送回原籍。好比你只是一个江西赣州的理发师，你在当地理发，可能月收入只有2000元，但在上海，很可能收入达到5000元。即使扣除各项较高的生活开支，只要你合理规划，你在上海存钱的速度一定比赣州快得多。

更重要的是，人均1.5万美元俱乐部还在扩张。福建省人均1.38万美元，广东省人均1.32万美元。几乎可以肯定，2020年这两个省人均会突破1.5万美元。而算入这两个省，1.5万美元俱乐部的人口规模将达到3.5亿！

中国大陆平均每个省市区的人口在4000万左右。这在世界上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而广东、江苏的人口规模，更是在1亿上下，在世界上完全相当于大国了。而这个世界更多的是人口在800万左右的中小型国家。这个人口规模是和中国的地级市对等的。那么我们拓展一下目光，来看看中国的地级市的经济规模吧。

我们看看2018年，中国有多少地级市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呢？

2018年中国人均GDP过2万美元的地级以上城市

因为有些数据不全，比如2018年各市人口数据尚未完全公布，所以这里以2017年年末人口代替。这可能会带来些误差，但一般误差不会超过2%，所以就忽略不计了。另外，克拉玛依的经济数据在本文写作时也尚未获得。而克拉玛依的人均GDP早就破2万了。

即使不包括克拉玛依，2018年中国也有15个地级以上城市迈过人均2万美元的门槛。这些城市一共有1.45亿人口，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而紧跟着的还有佛山、青岛、威海、镇江四个城市，人均GDP在1.9万-2万之间。这四个城市又是2300万人口。

人均2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2017年葡萄牙人均GDP为2.12万美元。葡萄牙是欧洲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年还把澳门从中国给抢走了变成其殖民地，直到1999年才归还。可以说，（除了靠卖石油的国家）人均达到2万美元，就被公认为发达国家了。而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已经有15座，并且数目还在继续增加。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是人均最高的北京上海，最低工资标准也就2000左右啊，明显不如葡萄牙。高人均GDP，又不能变成高收入，这还是没意义啊。

这就要一分为二来看了。

一方面，这些省市区也好，城市也好，它终究不是国家，我们14亿人口在这些省市区之间流动是没有行政障碍的，是自由的，是不需要办理签证的。所以会大量吸引基础人力资源。一个理发的年轻人，这一行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和技能。他不能自由地去葡萄牙理发，但可以自由地去上海工作。这就拉低了上海的最低收入。但是，上海的高收入阶层，其群体规模、收入水平却是远超葡萄牙的。这既让全国十多亿人都有可能去分享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红利，也同时保证了该地区的高收入人群又可以较低价格享受各类劳动密集型的服务。

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央政府的调配，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税收，是有相当部分会作为财政转移，用于发展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所以，这也一定程度上使得东部发达省市要分一部分蛋糕给中西部。这必然会对发达省市的各项资源福利有影响。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欧盟。欧盟内部的人口流动也是自由的，最多就是语言障碍而已。欧元的统一，也使得各国经济相关度大大提高。但是，这就使得优秀的人力资源集中到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例如德法。德法享受了整个欧盟带来的人力资源红利、统一货币红利、统一市场红利，这两个国家像是两个大型抽水机，源源不断地把东欧、南欧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人才抽过来，却少有类似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工具去发展这些落后地区。所以整个欧盟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当严重。例如保加利亚，人均GDP比中国还低，但卢森堡人均GDP长期世界第一，是保加利亚的10倍以上。而中国大陆人均最高的北京2.11万，和人均最低的甘肃0.47万，尽管相差也很大，但也就4.5倍差距。

第三，各省市区经济发展竞赛中的三种代表性模式。

在这之前，我们继续回顾一下省级人均GDP的规模。

2018年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线的省市区

可以看到，人均过1.5万美元的，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为首都，比较特殊，但天津可以认为是其出海口，所以姑且也算作“沿海”）。甚至，前8名，无一例外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区。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最前沿依然是东部沿海地区。这已经成为常识了。但我们也稍稍思考一下，为什么是东部呢？

当然原因也不复杂。我这里大致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四季分明，并且降水丰沛，在长江、珠江入海口还有中国南方少见的冲积平原。中国古代风水里，认为水代表财富，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传统农耕文明里，水资源直接决定了粮食产量，而粮食产量直接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发展水平。缺水的地方是很难诞生灿烂的文明的。世界级的古代文明发源地，古埃及是尼罗河流域；古印度是印度河、恒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则又称“两河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国当然也不例外：黄河、长江共同孕育了古代文明中国。

现代社会里，水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工业的发展同样需要巨大的淡水资源，而服务业同样也对淡水资源有较高的要求。没有足够水资源支撑的地方，是很难自发形成经济中心的。中国的地理位置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边缘，这里是大陆季风性气候最明显的区域，越是靠近沿海地区，降水量往往越丰沛。而以淮河为分界线，中国南方的降水又比北方更丰富，水资源也越优越，甚至是多得有点过头了。所以，东部沿海地区，又以中南部分更为发达。富庶如江南，发达如岭南，都是淡水资源丰富、降水量较大的地区。

而放眼世界，即使是最发达的美国，其经济同样和降水量紧密相关。

美国降水量分布，从紫色到绿色到红色，降水量依次降低

可以看到，美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及西北角都是降水量适中甚至较大，淡水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地方包括了美国著名城市，如波士顿、费城、纽约、华盛顿DC、迈阿密、休斯顿、西雅图、旧金山等。唯一的Bug大约就是加州洛杉矶，以及闻名世界的拉斯维加斯了。当然，后两个城市主要以信息、服务产业见长，对淡水资源相对不那么敏感。

其次是交通运输。

现代全球贸易，最主要，同时也是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水运。沿海地区天然拥有港口，适合现代贸易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辽宁成为全国工业发展的明星，辽老大的称呼可不是白叫的。试想如果辽宁不是沿海省份，怎么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市场经济时代，同样的故事依然在上演。无论是改革开放急先锋的广东，还是私营经济大发展的浙江福建，或是文化经济两开花的苏沪，无一例外都拥有世界级良港。

世界集装箱港口排名

可以看到，全球集装箱运输最繁忙的港口，中国占了7席，均位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区。

再次是市场资金，尤其是外资的利用。

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自不必说，东南沿海在吸引外资方面都是近水楼台。从早年的东南亚海外华侨、港澳爱国资本，到后来的台资西近北上、日本韩国产业转移等，东南部沿海地理上就和当时的资本密集区的关系更紧密。而这些外资，即便是在发展中带来了各项负面效应，但终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功大于过，甚至是功不可没。

​除了这些东部沿海相对富裕的省份，我们看到在全国平均GDP水平线之上的省市区，仅有内蒙、湖北和重庆三个。

那为什么这三个地区可以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竞赛中脱颖而出呢？实际上也代表了三种模式。一种就是资源为主，一种就是技术发展为主，还有一种就是政策倾斜。

我们首先来看资源为主的内蒙古。

内蒙古的资源非常丰富。从煤矿到稀土，都是世界级的矿山。同时，内蒙古的森林、草场资源也很丰富，关键是人口还不多。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仅有两千多万居民。如果说澳大利亚是“骑在羊背上”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不少80后应该对这两个定语非常熟悉），那么内蒙古完全也可以说是“骑在羊背上”和“坐在矿车上”的自治区了。

内蒙古的稀土矿、煤矿举世闻名。包头白云鄂博矿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山。全区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4110.65亿吨，占全国总量的26.24%，居全国第一位。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内蒙古同样也是中国羊肉产量最高的省市区，其羊肉产量同样占全国总产量的近四分之一。

当然，并不是说资源丰富就一定经济数据好看。内蒙的北方邻居蒙古国立刻表示有话说。但是，资源丰富的确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利好。中国中西部很多省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资源。合理、可持续并且科学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是一个值得各省市区好好研究的课题。

其次，就是政策倾斜为主的重庆。

肯定有人表示不服气。重庆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自从民国时期以来就是西南重镇和工业化的代表，怎么成了你口中依靠政策上位的省市区了呢？

当然，我并不是说重庆就完全依赖政策倾斜，同时也请理解，政策倾斜也并不是坏事。

重庆的发展也很有特色。作为中国最年轻，同时也是（无论面积还是人口维度上）最大的直辖市，重庆的发展非常值得思考和研究。最早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是有多重考虑的，但最主要的催化剂应该就是三峡工程带来的移民问题。而这种移民问题，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一定是政策。如何制定合理、公平且科学的政策，来帮助库区上百万移民重新安居乐业，一定是个世界级的挑战和难题。所以，针对重庆，中央是做出了很大的政策倾斜来进行支持的。虽然重庆的城九区，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老重庆是工业基地之一，但重庆市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面积，是位于传统的贫困区。如何让老重庆带动这些地方一起发展？政策，投资永远都是屡试不爽的利器。

新世纪以来，重庆的经济发展在全国一直都很亮眼。这其中，由于政治层级上升一个大的台阶（从副省级到副国级）带来的机遇和利好，是很多其他省和自治区所望尘莫及的。虽然名义上直辖市和其它省区同属一级行政区，但中国一级行政区中，一把手级别最高的总是直辖市，由于直辖市的定位特殊，中国直辖市的市委书记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也就是副国级。而除了广东省外，普通省区的一把手往往都只是省部级。副国级和省部级，这两个级别的官员，所能调动的资源和在全国的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这也是为什么近来关于“XX直辖”的传闻不断的原因。直辖带来的政治资源的倾斜，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想要出现第五个直辖市的机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比较渺茫。“直辖市”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稀缺，同时也让“直辖市”的含金量保持在一个相对高位。

如果说政治地位相对比较“虚”，那么可以来一个“实”的数据，就是中央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一个省市区受到的返税和转移支付越多，相对而言就是“越受中央照顾”。我们也来看看这方面的数据。下图是我整理的2017年中央政府对各省市区返税和转移支付（以下简称“返转”）的详情（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地区情况汇总表）。

其中，2017年重庆返转的执行数是1713亿元。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四个直辖市：

四个直辖市返转对比图

很明显，重庆的返转力度是最大的，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还是返转占GDP的比例。重庆的经济增速在这四个直辖市里面也是遥遥领先。实际上，重庆的人均返转金额达到了0.56万元，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在14名，甚至高于广西、江西、安徽、山西等经济落后省区。政策倾斜，可见一斑。

我们再看看2017年人均反转金额排名表，单位是万元。

2017年各省市区人均返转金额排名

排在前列的，要么是少数民族自治区或聚集省份，比如西藏、新疆、宁夏，或者少数民族聚集省，如甘肃、青海、内蒙、贵州、海南、云南；要么是老龄化迅速的老工业基地，如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等。得益于返转政策的照顾以及自身的努力发展，西藏、贵州、重庆等地的经济增速近十年来长期处于全国前列。

贵州努力发展旅游业、IT信息业；重庆努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和金融业等，再加上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更是让这两地经济如虎添翼，发展迅速。争取来了中央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后，更要结合自身特色来发展特色产业，是这一类型的省市区经济发展的要点。重庆和贵州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好的表率。当然，重庆今年经济增速突然下降，也主要和第二产业失速有关。2018年重庆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产值仅增长3%，大幅度拖了GDP增长的后腿。希望新的一年里，重庆经济发展会重新回到高速通道。

最后，就是技术发展为主导的省份，以湖北省为例。

湖北省这些年的发展一改此前的颓气，在和湖南、河北的总量竞争中目前已经领先了一个身段。而其省会城市武汉，也从2000年代前后的全国十名开外，逐渐回到第9名的位置，并和第8名的成都相互竞争。

那么湖北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特色呢？

湖北作为中部普通省份，家中既没有矿，农村人口还众多。该怎么发展？有句话说，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人才优势的最直接体现和应用，就是高科技产业及其发展。湖北省拥有中西部省市区里最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当然要想办法把这个比较优势变成真实的产业科技优势。

例如，武汉市的光谷，就是世界光通信产业高点。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省邮科院、烽火科技等优势单位，湖北省将光通信产业发展起来，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领先的光通信科研和产业中心。

武汉光通信产业相关新闻

再例如，武汉被英国《自然》增刊列入“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50强。全球科研城市50强中，共有10座中国城市：北京（第1）、上海（第7）、南京（第12）、武汉（第19）、广州（第25）、香港（第26）、合肥（第27）、杭州（第33）、天津（第35）、长春（第42）。《自然》增刊还特地把旧金山、开普敦、武汉、慕尼黑和圣保罗单列进行着重介绍。

而另一个高科技的代表，半导体产业，作为中国全力科技攻关的产业，同样也在湖北省方兴未艾。半导体存储，作为半导体产业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此前长期是中国的软肋。但是，位于武汉的长江存储，即将改变这一面貌。长江存储作为紫光系公司的一员，计划5年内投资1600亿元人民币（约240亿美元），到2020年形成月产能30万片芯片的生产规模，到2030年建成每月100万片芯片的产能。作为国家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一期已经完成，存储芯片即将量产。另外有业界人士透露，长江存储Xtacking架构的64层NAND样品已经送至合作伙伴进行测试，读写质量大致稳定，预计最快将在2019年第3季投产。长江存储更计划在2020年跳过96层3D NAND，直接进入128层堆叠。

（长江存储首台4.6亿元光刻机运抵武汉，还将有多台陆续交付）

全球领先的光刻机，荷兰ASML 14-20 nm光刻机运抵武汉天河机场

位于武汉的长江存储未来将成为中国半导体行业的中坚企业

可见，湖北省的发展，具有很明显的科技推动的特色，而且在中西部各省份中，将这一特色发挥得最突出。可以预见，未来湖北经济增速依然向好。

科技推动不同于自然资源的天时，也不同于可遇不可求的政策倾斜的地利，它是只要努力就可能有成效的人和。在“去产能”、“降污染”的今天，科技产业有着高科技、高利润、低能耗、低污染的特色，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实际上，不只是湖北省，中西部其它省份也在这方面努力实现突破。合肥长鑫光电、Intel成都分公司、江西光伏产业、三星西安半导体工厂、湖南轨道装备制造及现代工程机械制造等，都是其它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例如，在各省市区代表性城市的人均GDP排名表中，就可以发现些许端倪。

2018年人均1.8-2.0万美元及2.0万美元以上的部分城市

可以看到，这些代表性城市中，除了资源型城市，如东营、鄂尔多斯外，其它的20座城市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代表。其中，佛山、青岛、威海、镇江、扬州、天津、厦门，都有望在2019年迈入人均2万美元俱乐部。深圳甚至有可能在中国内地城市中率先迈过人均3万美元的门槛。

而这些非资源型城市中，只有两个城市不是位于东部发达地区：长沙和武汉。而这两座城市背后的湖南湖北，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武汉自不必多言，长沙背后的湖南同样拥有中国工程机械公司三强中的两家，而且在轨道交通制造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

当然，这三种模式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个省市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三个模式共同存在，只不过是哪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而且这个主要模式的转变，同样也在随时进行。因地制宜，合理开发，集中优势，有机结合，才能在各省市区的经济竞赛中赢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