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朱一龙主演的电影《人生大事》拍得怎么样？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在本片上映前后，将它与《入殓师》进行比较的讨论便层出不穷。二者之间确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在最终立意上，都将“死亡”赋予了现实的价值意义-----在死亡之中，获得生活的力量，照亮原本黯淡、低沉的生活。由死，作用到“生”。然而，在通向这个立意的结构上，两部作品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是，由于执行力上的一些问题，本片也有着情感表达的完成度不足，从而造成了相关主题呈现效果的不够深入。例如，像最后的生母到来情节，本是主题表达结构中的最后一层升级，但却产生了“”多余”的观感。

《入殓师》，是“由死到生”的发展。男主角的生活被设定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死”，失去了人情，死气沉沉。通过为死者化妆，他看到了家属们被激活的美好亲情回忆，以人情的链条而构成了”死者“对”生者“的价值输送：让自己与他们的亲情成为生活的力量，持续地活在他们的记忆中。此时，以亲情的载体，死者对生者有了意义，而自身也活在了下一代亲情回忆之中，伴其左右，支持他们。”由死到生“的过程，同步地发生在了”生者“与”死者“的两个层面上，创造了生活中的现实意义。

并且，在最后，借由男主角对死去父亲的化妆，自身的亲情被彻底唤醒，拥抱了尘封的亲情记忆，承认了自己对父亲的爱，并迎来了自己的孩子。在这一刻，父亲似乎成为了那个孩子，从而让”死者基于亲情的伴随”从回忆来到了现实，将死者自身的“生”变得直观起来。而男主角由此重拾的生活力量，则体现了死者对生者的激励意义，且同样极为直观----父亲变成了孩子，孩子对男主角的激励，显然是不需要任何解释的。两个层面上的“死到生”，都在结尾得到了合一和具象。

可以说，它混合了死亡中消极与积极的两个极端。只有直面了亲人的离去，同时想起对方与自己的过往真情，才会从对单纯事实结果的麻木之中醒来，经历自己痛楚的爆发，拥抱了分别的伤悲。而在这种爆发中，生者才能意识到对方在生时光的宝贵，从而去追忆、捕捉自己脑海中的那些过往瞬间。由此，死者与生者的深厚感情，才会更加鲜明地存在于那些记忆之中，随着生者的调动而由深层来到表面，而变得愈发明朗。

此时，生者才能从中获得永远的陪伴，拥有面对未来的力量——他的人死了，但回忆的明晰，却让他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与那些在生的记忆一起，给予生者以亲情的继续输送。亲人的死亡是痛苦的，但从彻底的痛苦中，生者才获得了幸福。亲人肉体生命的死亡，意味着他的亲情以另一种陪伴形式的开启，从而构成了一种生命与情感的轮回往复——借由肉体生命死亡，引导出心灵陪伴的激发、过往亲情的显露，让平日里由于种种原因而已然麻木淡然的“习惯感情”，重新凸显出来、热烈起来，由此让死者对生者的情感输送延续，“生命”再次于某一形式复活。他死了，但也活着。

而相比之下，《人生大事》，则有着相对更多的推进阶段。死亡，首先是对现实层面的强调，让纯粹亲情环境的美好成为幻想，落入充满了亲情撕裂感的现实生活：由于生命的有限性，亲友之间必然告别，亲情也就必然敌不过生老病死的现实，终究要生死分离。而与死亡对现实提示性同步的，是生者所在生活本身的样貌----它充满了物质、功利、世故。这是对于现实残酷性的横向补充，不再局限于生死对于亲情的割裂，而是延展到了更丰富的情感内容中：生者与生者之间的纽带，也不是温暖的情感，而是冰冷的利益和偏见。

此时，物理生死成为了一条客观的规则，剥离了情感的力量，成为了冰冷现实的一个局部表现。而由之辐射出的，则是生者世界的非情感化形态。

反转这一切的东西，以死亡为出发点，更多地集中于生者的范畴里。小女孩祖母死亡带来的亲情割裂，被作为生者的朱一龙补足，而朱一龙从小女孩身上得到的亲情，也温暖了他原本被鄙视、离婚、穷困的失败生活。随之，在二人的生者现实之中，情感的力量得以激活，冲淡了非情感的冰冷要素。由此，现实得到了根本性的积极改变。

在电影开篇，导演便建立了对于“现实”的表现，并同时提示了上述的两个层面。首先，小女孩醒来，旁边躺着他的祖母，阳光柔和地洒下来，让这一切看上去无比接近每个人儿时的祖孙记忆画面。然而，“破坏”马上发生了----小女孩反复摇着祖母的手臂，却发现她并非沉睡，而是已然死亡。死亡对亲情延续的打破，对于生命有限性的残酷提示，就此形成。随后，朱一龙出场，则表现出了主动与被动角度上的“现实感“。一方面，从他个人出发，便缺乏对于人际情感的感受与重视。他一路经过了丧葬所需的各式器具，却完全无视之，甚至用烧纸钱的火点了一根烟。

而对于祖母遗体的处理，他也显得”专业“有余而”投入“不足，一系列的特写呈现了他娴熟的处理手法，然而在小女孩的眼中，他却成为了那个要被殴打的存在-----显然，她并未感受到朱一龙对于祖母其“人”的情感，而只是将她当作了一个物件，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处理得娴熟，却无比冰冷。另一方面，朱一龙在现实中承受的，同样是非人情的冰冷存在：由于入狱的经历，他遭遇了离婚，想挽回却被挂断电话，随后又被怀疑偷窃，被指指点点着“他刚出狱”并随意拍摄。

于是，朱一龙与小女孩的分化，就此确立了。前者身处冰冷现实，自身同样冰冷，后者被抛入冰冷现实，自身却充满亲情，因此抗拒于此。面对逝去的祖母，她躲在柜子里，便是对于现实的抗拒。并且，在小女孩周围，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冰冷要素。她的舅舅想要多留母亲几天，却被舅妈反驳，必须优先参加其他活动。在此处，“人生大事”被首次提及，对接着生者之间的大事，映出了死者于现实世界中“因为人已去，所以无大事”的理性判断。二人初见面时，小女孩追打朱一龙，让二者状态的相斥得以呈现。

然而，导演也留下了二人和解、靠近的引子。朱一龙对前妻念念不忘，显然是他情感一面依然存在的表现，而面对鄙视自己入狱经历的路人、冤枉自己偷窃的女人，他也不惜以脱光衣服、怒目而视的极端姿态，正面予以回击，带来了自己对于冰冷现实的反抗姿态。这两点，显然都与小女孩在这里的表现高度吻合。

“情感化的抗拒现实”与“物质化的屈从现实” 的对立，是第一阶段里朱一龙和小女孩互动的重点，并逐渐地开始产生一些变化。对于死亡，朱一龙的态度先是保持了非情感化的态度。对于追车而来的小女孩“还我祖母”的要求，他冷淡地说出了祖母死了的客观事实，全然无视了小女孩对于祖母的深厚情感。这也同样体现在了他出殡时的态度上：漠然地经过了哭丧的家属，例行公事一般地将棺木抬上车。在自己店里，他也随意地借用白花等出殡物开玩笑。

而在另一方面，导演还设置了另一个“死亡”的线索，作为对朱一龙漠然态度的表现：丧葬店。在转交丧葬店房本时，朱一龙的父亲让他对故去亲人磕头。然而，朱一龙眼中的店面，却只是单纯的“房产”，是他可掌握的经济资产，与早已亡故的长辈并无关系。这源自于他对故人的认知，认为他们的死亡夺走了父亲对自己的亲情，便带来了他对于磕头的不情愿，反而迅速抢过了房本。死亡与亲情被放到了对立的位置上，而朱一龙的生死观则定在了“理性”的角度：死去亲人不重要，拿到房产才重要。

而在此前，当他被隔壁的婚庆店老板怂恿合伙开店，“丧葬店晦气”时，也确实有所心动。在这里，导演布下了一个精致的类比关系。朱一龙站在路中间，一边是丧葬店的牌子，另一边则是婚庆店，他面临的是“亲情凝聚”之前者与“绝对利益”只后者的生活选则。实际上，这也类比了此前有所铺垫的“人生大事”概念：小女孩舅舅的妻子称活人的结婚才是大事，而小女孩的舅舅则想要多留祖母几天，无法割舍掉与死者的亲情。代表强目的性的“生者的结婚”与代表情感化的“死者的出殡” ，形成了对立。而朱一龙针对丧葬店未来的选择，同样也是围绕“婚礼”与“葬礼”的，这让他此时心中对“人生大事”的人生观选择，有了更直观的呈现方式。

此外，第一阶段，在朱一龙的婚姻这条线索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生活中“非情感化”的表现。对于前妻的离开，他将之归咎于自己的物质条件不足，拿到房本后便想要去挽回，采取的方式也是完全略过情感交流、似乎只有肉体性欲发泄的直接性爱，目的性明确到了粗暴的地步。然而，物质却不能改变他的现实生活，当前妻痛斥他“没有长成一个大人”时，他只能默然无语。

可见，对待重视祖母亲情的小女孩，对待丧葬店，对待婚姻，对待自己的全部生活，他都是秉持了一种极其“理性”而物质的观点，甚至连改行的想法都是出自于“丧葬不吉利”的世俗动机。

然而，就像第一幕里铺垫的那样，朱一龙与小女孩有着隐约的共性，对于非情感化的现实世界状态存在对抗之意，也有情感的一面。在第一阶段里，这种隐约的铺垫逐步延伸。在婚姻线中，他拒绝了前妻新欢的金钱补偿，并没有因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对爱情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在与小女孩的线索中，我们开始看到了他对于小女孩祖母亲情的弥补作用。虽然在车上对小女孩一瞥而过，也在店里始终排斥着她找祖母的“情感”表达，但是随后，当他给小女孩送蒜、打麻将、给纸人起名时，变化开始发生了。这三者，同样对应着祖母与小女孩之间发生的事情。

由此，本应由祖母死亡而彻底缺失掉的互动，在朱一龙与小女孩身上重现了，这不仅让小女孩对于祖母的亲情回忆得到了生者世界里的延续，也让朱一龙成为了祖母的替代者。死与生基于物理规则的隔阂被打破，死者与生者的亲情照进了现实。死对生的亲情，由生者之间继承，得到了传递，照亮了生者的生活。死亡的意义，是对于生者世界的。

小女孩对抗、朱一龙沉沦的非情感化现实，在第一阶段的结尾，有了明显的变化。现实中出现了更多的情感具象化存在，本应随着死亡而抹除的亲情在生活中再现，现实也就从纯粹的“理性”向感性方向转变。在幼女葬礼的段落，这种转变在片中第一次明确出现。小女孩大闹葬礼现场，在死人的殡仪馆里找“活着”的祖母，体现出了对理性现实之生死的抵抗和不解。随后，“烧成灰，化作星星”的概念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无疑让死者以星星的形式再现于现实世界的空中，而亲情也就有了肉眼可见的延续方式-----小女孩播放着祖母的语音，此时天上繁星闪烁，便是对此的最佳呈现瞬间。

进一步地说，“化作现实里的星星”，是影片的核心概念，也是“由死及生、穿越理性生命界限”的情感传达的象征，是死者依然留在现实世界、带给生者力量的凝聚。而在片中，于理解上更加浅显的“星星”，同样也是导演用心表现的对象。首先，小女孩便是幼女父母的“星星”。她站在幼女的同龄人立场上，给自己的脸和幼女的骨灰盒上都画了星星，便是对此的点明：她在此投入的情感，将让幼女父母仿佛看到女儿的再现，成为亲情跨越生死、在现实里得以延续的载体。“幼女喜欢画画”的设定，以及女人对小女孩的拥抱，让小女孩成为幼女父母对女儿亲情载体的“星星”，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幼女葬礼段落的另一个“星星”，则是小女孩自己的“星星”朱一龙。如前所述，朱一龙便是小女孩的祖母替代者，是她亲情的延续。除了“打麻将”等环节的祖孙生活细节再现之外，他也逐渐与小女孩建立了更加深度的长幼辈之情：在争夺幼女葬礼生意的时候，一开始是将小女孩谎称为女儿，却只是为了利益，葬礼结束时却与小女孩长久对视，涌现了更多的情感触动。小女孩用真心给同龄人设计的骨灰盒，被死者父母感动接受，无疑让朱一龙感受到了真情在现实中的力量，这放大了他此前便拥有的情感部分-----在望着播放祖母语音看星星的小女孩时，他就已经默默伤感，怜惜暗生了。

从首到尾，幼女葬礼的段落便是朱一龙从小女孩的“无感情父亲”到“有感情父亲”的变化过程。他逐渐地成为了小女孩的“星星”。而当他具备了更多的情感后，也拥有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改变。在“幼女葬礼”里，他迎来了关键的转折。

一开始，他依然是一个功利化的存在，希望房产证过户的亲子鉴定草草过场，不在乎其中蕴含的“父子关系”认证的含义，在面对小女孩找外婆时也给出了“化烟了，消失了”的回答。最典型的一幕，便是他站在幼女葬礼门外的画面----里面真情满溢，哭声大作，外面的他却完全无感，只是在苦恼于骨灰盒的问题，生怕丢了赚钱的买卖。

然而，当小女孩真情投注、感动幼女父母的时候，幼女葬礼不仅顺利完成，还给朱一龙带来了他原本的“物质”诉求，死者父亲说着“给孩子的”，额外给了他一笔钱。与之相对的，则是朱一龙在“无情”开篇中的失败生活。他对于非情感的功利现实有所抵抗，但却每一次都迅速被制住-----因为一句“钱还没结”，只能在鄙视自己入狱经历的路人面前不再愤怒；对撬走自己前妻的男人大打出手，也马上落于下风。这些细节带来的，便是他生活的失败。这种对比表现出的是：比起完全功利的时刻，拥有情感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现实成功，从常规费用到了额外获利。

由此，在幼女葬礼一段，现实里多出了情感化的“星星”要素，也带来了更积极、有希望的个人生活。朱一龙的情感化转变开始深入，而亲情的跨越生死、进入现实，也开始对生活有了更正面的作用。不以生死抹除一切、而是将死者亲情延续的感性现实观，开始压过了完全以理性对待生死的冰冷现实观。小女孩、朱一龙，都成为了不同对象的星星，以对待幼女（画画）与女孩祖母（和女孩一起看祖母的星星）时依然重视其情之存在的态度，激发了与死者家属的情感连接，从而让自己成为了死者的延伸，由“”死对生”而及“”生与生”。

死亡不会让亲情消失，而是被生者接手并延续，不让现实生活落入“人死灯灭”的理性绝望，反而获得了亲情延续的积极力量。而物质化到情感化的生活观改变，给朱一龙带来人生走向的扭转，则是对“由如灯灭变为仍有情的生死观”的横向扩充。

当然，在这一段里，片子的缺点也开始出现。幼女葬礼的展开太短，父母与小女孩之间，包括朱一龙和小女孩之间，都没有更加细化的情感交流展现。对于一部靠着“生者之间延续生死者之情”来表达的作品而言，情感呈现略显机械、不够完整精细，带来了打动力的削弱，这无疑是很严重的问题。观感上的尚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观众对于片中生离死别片段的非电影共情能力-----几乎所有人都失去过亲人，而他们只需要看到那些似曾相识的画面，便可以激发相应的回忆，再度拥有当时的情绪，随之理解影片中的“亲情延续”。

在走向的转折后，电影给出的是一个过渡性的部分，让朱一龙处在了中间状态，既有了一些和小女孩之间情感共通的深化，也依然带有对死者感情的无视。此时的他，对生者的感情增加，但依然没有完全打破“死亡割裂情感”的理性认知，游走在理性与感性的世界观之间，也就仍然无法战胜功利化的现实生活。

首先，在这个以“大爷活葬礼”为核心剧情的段落里，朱一龙和小女孩之间的亲情共鸣继承了上一幕结尾，在二人共同人生经历体验的揭示之下，更加深化了。朱一龙与自己的父亲冲突，发自于小时候因丧葬出身被鄙视、而父亲又不帮助的经历，这种孤独感让他认为父亲只偏爱死去的二哥。因此，当他得知小女孩的妈妈和祖母都去世的孤独经历时，才会决定收养小女孩。这是对此前他受感于小女孩看星星的延续，是一种情感连接下的行为。此外，这也存在于二人更加日常化的互动中。例如，当朱一龙看到前妻再婚而伤感时，小女孩便以发照片的方式振作了他，实现了二人的情绪交互。

而在另一方面，建立起深度情感连接的二人，也愈发地携手去抵抗冰冷的现实----小女孩面对舅舅夫妻“为什么花钱养她”的争论而一脸茫然，朱一龙则挺身而出保护了她；朱一龙被父亲要求三十万买下店面，小女孩也站在他身前，并且给他找来了办活葬礼的老大爷。生者之间的亲情连接，开始明确地在现实生活里出现，对抗此前占据统治地位的功利现实。在这个部分里，朱一龙和小女孩分别的“孙悟空”和“哪吒”概念得以确立，表现了二人基于“反抗非情感化现实”之“反抗者”身份的感情共鸣。

然而，如前所述，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朱一龙激活了对生者的情感，但他依然没有完全坚定对于情感的信念，其表现便是对于”死之情感”的不信任。以他自己而言，他并没有承认二哥与自己的亲情关系，并认为二哥之死让父亲对自己愈发冷漠。“亲人死亡”相关的不是亲情，不是父亲对自己的疼爱加倍，反而是“无视自己被欺负”的亲情消失，他对二哥的感情也随之被压制，代之以抱怨甚至愤恨。

另一方面，他也同样否认了小女孩对祖母之情的意义，在小女孩不停重复祖母教导的时候，给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约法五条”。在此时的他看来，老人已经故去，她教给小女孩的那些不符合客观道理的老旧东西，就不需要再去遵守。这是一个很小的片段，但却是对朱一龙“生死观”的完美提示：对待死者，依然遵循理性规则，“人死灯灭”，那么就要优先考虑客观规则，小女孩依然重视那些教导之中体现的“对祖母亲情延续”之意，被否定了价值。

“相信亲情穿越物理生死界限，相信死亡不是亲情的割裂与终结”，是情感化生活观与生死观的极致表现，带给生者以生活的力量，改变功利的现实，成为生者的“人生大事”。而在此时，只停留在对小女孩的生者情感，否定亲情大于生死、死者亲情力量存留于现实的朱一龙，便不能彻底地战胜非情感化的生活。

更加情感化的他，确实比之前更多地做出了反抗。这里有两组对开头的对比。首先，他面对小女孩舅妈挺身而出，没有像开头一样地迅速畏缩于“他们还没给钱”，而是“不要钱”地收养了小女孩。更重要的是，面对葬礼，开头的他对待祖母想只是例行公事，甚至到了“只给祖母四肢特写，稍稍扫过脸部”的剪辑程度，以强调他将其当作物品的心理。而此时，一系列的快速剪辑表现了他的全情投入，区别于开头的机械动作。

但是，做出了这些行为，对比第一阶段有所进展，却不足以让朱一龙获得胜利。在老大爷的葬礼上，他终究只能被对方的家属追打，甚至被掰断了小女孩象征“反抗的哪吒”的红缨枪，在家属争产时也只能低头离开，和同样哀叹于“亲人不再有人情味儿只认钱”的老大爷相顾无言。随之，小女孩基于亲情驱使而给他找来的买房资金，也就无法到手了。而在收养一事上，他虽然挺身而出，却受阻于“单身男人不得收养”的客观规则，只能在求婚女同事而发现对方已婚的无奈结果面前苦笑，让出了收养权。

在这一阶段，“激活生者情感”的朱一龙有了更多的反抗非情感现实，但对死亡抹除性的低头，让他依然无法战胜后者，将自己的情感真正作用到现实里去改变它，让它成为推动自己生活走向光明的燃料。在其结尾，导演也留下了进入下一阶段的窗口：朱一龙修好了“哪吒”的红缨枪，给小女孩画上了保存着祖母语音的手表，真诚地让她在梦里相会祖母的“星星”。

此前，导演展现了朱一龙在无意识间对祖母的吻合，暗示了他作为死者化身“星星”的具象化属性。而在这里，朱一龙则开始有意识地向祖母靠拢----他即将变成小女孩祖母的延伸，对于“死亡面前的亲情存留”，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也在随后的一个阶段里得到了具体化。朱一龙修理手表，复原祖母的语音，是为对“死者亲情”的重视。与此同时，作为对此状态的激发者，小女孩也确切地帮助了他的生活改变，引导着他与父亲达成了情感基础上的和解。二人相同的抖腿动作，递酒的拌嘴，让他们的关系投入了更多的父子亲情互动感，而不再是此前围绕卖店的物质计算。亲情代替了物质，成为了此刻的主体。

“情感对生死的超越”，以“丧葬”为载体，得到了最后的呈现。电影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段落。朱一龙给前妻的丈夫做殡葬化妆，放下了曾经“因为自己物质不足而离婚”的物质化理解，认知到了自己曾经与妻子的情感问题，从而重新接受了死去的兄弟。碎成块的尸体，是标准的“物体化人体”，而朱一龙在照片的映衬之下，将尸体一步步地还原成自己的兄弟，正是生死观变化的展现----尸体不再是“死去后无意义”的物体，而是依然与他有着情感连接的兄弟，依然唤起了众人的悲哭。

而父亲的丧葬，则同样是表现的高潮。从本是奶粉罐的骨灰盒，到众人对父亲宛如生者一般的穿衣、梳洗，到朱一龙在父亲嘱咐声音下的筹备葬礼，再到放烟花时父亲骨灰犹如生时发脾气一般的突然射出，都让父亲好像仍然在生。最后骨灰盛放的烟花，正是对于死亡的积极呈现-----他们留给生者的，依然有很多东西。这也是小女孩在最后结尾中对“外婆去向”的认知：去到了遥远的天上，与自己再难相会，但却化作了星星，依然存在于世界中，给予自己力量----死亡的事实被她承认了，但仍然感受着来自祖母的情感力量。

父亲对二哥死亡的回忆，也成为了对生死的点题：为了把那个家属想见到的人打捞上来，二哥才会死去，尸体不只是物体，而是凝聚家人亲情的人。“物质都无所谓，除死无大事”，将情感化的“死亡”与物质化的理性，对立了起来。

朱一龙作为小女孩外婆代替者的“死的亲情延续”之象征，与更具体的生死观念表现，在他修理祖母语音手表、与小女孩亲情互动，和投入情感、郑重丧葬的交叉剪辑中，得到了并列呈现。他的人生变得感性，认可了死亡对亲情的不可磨灭性，放下了曾经对于物质的误解，就像他会对着曾经因为物质高低而针锋相对的邻居鞠躬道歉。随之，他自己也成为了死者亲情的投射，并以此为力量，获得了更好的现实人生。一家人过生日的生者幸福，祖母语音回响的死者亲情，在同一个场景里并列出现，成为了最好的表达瞬间。

而他击溃的最后一个“理性规则”，则是“血脉”。这是一个不错的设计。小女孩的生母来到，朱一龙先是在“骨肉血脉”的伦理面前让步，而后一切却因为他的追车，以及小女孩的“爸爸”，最后小女孩的奔回与认家，得到了根本的扭转。相濡以沫的亲情，压过了血脉亲生的规则，感性压倒了理性，定义了内心层面上的亲情关系。

最后一个画面，“死者”的星星，生者的围拢，再次让生死的亲情并立，并且由朱一龙“一家三口”的暗示，给予了他生活以更进一步的积极表现。死与生的亲情在最后并存，而朱一龙情感化对现实的作用结果，也完成了相对于片头的最终升级：由他情感化厚接纳的小女孩，引导出了其生母，解决了他在电影开头失去的婚姻问题，弥补了他通篇贯穿的缺憾。小女孩对此的隐含作用，与此前“推动父子和解，解决家庭矛盾”等同。

电影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对应。开头给出的，首先是情感化的幻想，而后则是对于现实的非情感化呈现，冰冷的世俗导向，发生在小女孩和朱一龙的身上，并让现实与小女孩祖母死亡带来的亲情割裂无可弥补，让功利现实与亲情美好分离开来，也对应了死亡在功利角度上“死者不再有用”的“无大事”。随后，“养小女孩三天”，有着太多的抗拒和不情愿。而在结尾，则是情感化世界从幻想走入现实。以对死者的感情投注为引导，朱一龙与小女孩建立了亲情，现实中出现了情感化的一家团圆，不再像开头那样地，与亲情氛围对立，更没有破坏它。再次出现的“养三天”，也变成了朱一龙充满亲情的恋恋不舍。

围绕人物的生活观，本片分为了三个阶段。“完全否认情感的纯理性”状态，带来生活在冰冷现实面前的彻底臣服。“拥有生者之间的情感”状态，对冰冷现实进行不成功的反抗。“认可亲情对于生死的超越、感性对理性的压制”，将亲情在现实中的力量抬高到极致，随之完成对现实生活的情感化改变。在死亡面前依然相信亲情的延续，可以带给生者以生活的希望，是对立于开篇“理性计算，人死灯灭”的，真正的人生大事。

然而，本片也有着一定的问题。影片更多的具体表达，放在了生者与生者之间，而本应成为“最高级别亲情信念”载体的死者，死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却往往是一带而过。导演设置了“星星”的概念，并让朱一龙、小女孩等生者人物，在不同情景里成为了死者的现实投影，以他们与未亡人的情感互动，作为“死者亲情穿越生死界限、作用到生者世界”的映照。这个设计本身是很好的，但它不能是唯一的表现方式，我们需要看到更直接的死者与生者的情感共通，例如生者的回忆激活等。“死到生”的情感传递暖化了生者世界，进而让生者的生活走出剥离情感的暗淡，拥有希望。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前者要作用于后者。这种情感的力量源自于死者亲情，但也在生者之间产生作用。“死到生”与“生与生”的深度衔接、二者分别的独立表现，都不可或缺。

本片让朱一龙从小女孩身上获得了对离婚妻子“怀孕”遗憾的补足，完成了后者，也试图用朱一龙对小女孩祖母的替代作用，完成二者的内在关联。但是，对于前者的独立表现，本片无疑不够直观、深入、细化。最典型的，便是小女孩与祖母的亲情，所有的直观呈现只有祖母的语音、小女孩的“我外婆说”。外婆的直接存在感如此之低，让它几乎沦为了一个朱一龙与小女孩感情发展的背景。拯救它的，是小演员在一些场景里的出色表演，以及观众共同拥有的自身长辈记忆，去完成代入共情。而在几个葬礼的部分，生者配角们对死者的情感表达，也是非常单薄的。每一段都短小过度，情感诠释不够深入，显得多而不精。

情感表达不够深度的问题，最典型的体现便是“二哥”的部分。朱一龙与父亲的矛盾，在于他认为“二哥死后你就不再关怀我”。然而，他只是了解到了二哥死亡的真相，便放下了对父亲的怨恨，这却并不能解决“父亲为何对他疏远”的疑问。此前他与父亲的和解开端，由小女孩的帮助而启动，二人就此不再提及房产的问题，也有些不够细致。这样的一带而过，也出现在了大多数线索的收尾阶段。看上去，影片似乎有些空间不足，压缩了深化的部分，而是尽可能地塞入主题的多个演进阶段，特别是“冲破血缘”的最后一个阶段，生母的出现、带走女孩、女孩归来，格外地仓促潦草。

这样一来，本片的“死到生”，似乎就成为了一个背景，甚至情感的副线，更丰富细节的，永远围绕在朱一龙和小女孩两个活人之间，“死到生”与“生与生”被隔断开来，缺乏更加具体细化的作用传导，这种问题始终存在于朱一龙和小女孩的关系发展过程中。“星星”也好，生者对死者的代换也罢，都有些绕弯子，作为辅助很妙，作为唯一则不够。如何正面呈现生与死的互动，将之作为主干，再将之导向“生者自身”，是《入殓师》处理较好的课题。

无论如何，在一个浮躁的ip化、类型化环境里，能够做出一部以“丧葬”为主题，且严肃讨论的作品，已经足以让本片成为华语主流商业院线里的一抹异色。它与《入殓师》的结构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在处理一些相同课题时，后者的手法，依然是值得参考的。

它不算最优秀，但诚意十足。不考虑、妥协于市场的创作心态，理应得到市场的积极回馈。观众需要的，是尽量做好的作品，而不是讨好自己的卑躬屈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