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里制度

中国古代的公共治理体系并不是仅达郡县一级，在县级以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很早就形成了。

在周朝，由于有乡野之别，即城市与乡野的区别，形成了闾、里、邑、族这样的基本居民编制单位，其中闾用以编制城市居民（国人），里用以编制乡野之人（野人），而郊区的甸人则以邑为编制范围，在闾、里之上的编制单位为族。姓是族的标识，与血缘和地缘有紧密联系。

在中国原住民群体发育出来的定居农业，血源性的宗族与地缘性的乡里是密不可分的，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特性。

中国自秦开始实行郡县制，在县之下，还分置里、亭、乡的制度，“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汉书》中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缴循禁盗贼……皆秦制也。”这里说得很清楚，里、亭、乡一级依然执行收税、诉讼、治安等公共管理职能，并没有实行完全的自治。

当年刘邦当亭长的时候，还负责押解犯人到骊山修秦始皇墓，押解途中，人跑了不少，刘邦索性把他们全放了，自己也跑到芒砀山避难。这是中国乡里制度作为公共治理体系组成部分的典型例证，以后历朝历代的乡里制度虽然有一些调整，但大同小异，没有根本的改变。

有些历史学者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去评估中国的乡里制度，得出这种制度设计是便于阶级统治这一结论。明显忽略乡里制度的公共管理的职能。这么说并不是将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理想化，而是说应该将一个制度放到特定的生存模式中加以考察，以其是否有利于生存模式的延续作为评判标准。以现代人的政治立场出发，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