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题真的在变难吗？

高考题真的在变难吗？  

每逢高考，必有舆论说命题难，几乎成了一个规律。一说语文难，就是某某文学家自己来也做不出；一说数学难，就有数学专家要被拉出来“鞭挞”一番。

其实，测试与命题是一个专业问题、科学问题，有其规律和规矩。命题人往往不会用“简单”或者“难”来评价题目，而是要用“信度”、“效度”、分数的正态分布情况等来评价一套试题。

我国的高考，是一个高利害关系的考试，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一直非常谨慎，几乎是“战战兢兢”。

近年高考命题一直强调的基调之一就是“平稳”，即命题不能大起大落。每年高考结束，相关部门就会组织大规模调研，对于当年命题进行全面评估，并对考生分数分布进行建模分析，为来年命题做好借鉴与参考。

高考题真的在变难吗？“高分通胀”现象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高考不是在变难，而是相对容易了。

如果简单从普通人所说的难易程度来说，纵观这些年的考题，在我看来，不是难了，而是在保持稳定的基调下，为了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需要，反而是越来越简单了。

80、90年代，上大学属于精英教育，高考只需要把最拔尖的那批学生筛选出来就行，不用对所有学生作区分，所以那时候的高考题是真难。但现在不同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几乎人人都要上大学，我们要用分数把所有人都区分出来，送到不同层次的高校，因此，现在的命题就和精英化时代不同，基础常规性的题目占比很高，而真正有难度的题占比很少。

从近10余年全国各地高考分数对比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参加6月普通高考的考生基本持平，甚至下降的情况下，高分考生出现得越来越多。10余年间，在一遍又一遍说高考题难的抱怨中，高分考生出现了少则几倍，高则十余倍的增长，侧面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事实：高考命题，在保持平稳的同时，在变得相对容易，而不是难了。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高分通胀”现象。

近年在很多地方的高考中，考出满分或者接近满分的，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批出现。据媒体披露，2018年河北衡水中学高考理科数学满分的就有68人，文科则有88人。同年，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全校文科数学平均分是136，注意，满分也只有150。

2020年在河南，高考600分以上考生达到44162人，700分以上考生达到169人，但2019年状元也仅有702分。同年的河北，600分以上考生超过了3万人，700分以上106人，均大幅提高，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这两个省参加6月普通高考的人数却是下降的（高考总人数增加是因为职教高考报名人数增长，和6月普通高考人数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并非因为高考人数的增加，带来了高分考生的大幅度跃升。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说题难？

第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效应。会做的人，不会发声；不会的人，都在发声，包括考生、老师、父母，这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社会归因：推责。即便存在一些说不难的人，在社交媒体上也很容易被攻击、淹没。

被诟病难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人，包括中学老师，对越来越灵活的命题改革不适应，而非超纲。

在国家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对中、高考改革命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

这些年来，我们对中、高考多有批评，希望命题上更灵活，开放，以解决机械刷题的现象，这也成为近年高考命题改革的重要方向。

今年大家对数学反应强烈，很大的原因之一大约就是出题的灵活性，以及数学题更强调相关素养，表达上复杂了，丰富了，让一些人有点懵。去年高考“维纳斯”就曾引起争议，再比如今年新高考数学2卷中，以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举架结构为背景，考察学生综合应用等差数列、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样，今年高考语文4套全国卷，作文题也有4道，其中2个命题作文，2个开放式作文题。被诟病难的，正是其中一个开放式的作文题，而被诟病的核心是“不知道如何写”，这种指责让人哭笑不得。

被指责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高考的高利害关系，也是流量密码。全民高考，全民关注，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容易被拿到放大镜下挑毛病，批评高考也最容易成为流量密码。

比如 “双奥”之城的作文题，被指责无视城乡与地域的差别。这道题目虽然是从北京成为“双奥”之城切入，但给的材料主要是在讲国家的进步，从2008年的金牌与如今的金牌对比，到高铁高居世界第一的对比，GDP从31.4万亿到114.4万亿的对比等。给的标题是“跨越再跨越”，显然是希望考生谈国家的发展进步，又何来地域差别？但这种站不住脚的指责却能换来流量，于是引发自媒体群起攻之。

当然，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和疫情之下人们的预期和情绪有关。比如有一些人认为，在疫情之下，孩子们普遍备考不充分，应该让命题容易一点，甚至认为阅卷也应该松一点。

这一点我充分理解，但是，高考命题的难易，本身并不影响公平与录取，这是所有人都需要了解的。录取分数线本质上是根据报考人数多少而划的一个位次分，而非简单的分数高低。题容易了，分数线就上去了，题难了，分数线就下来了。

20多年前，北京上600分就能上清华北大。但是到了20年后，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直逼700分，600分可能都去不了一个中上的好学校。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上清华北大，分数线大部分都逼近700分，这种高分的意义又何在？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学生、家长和教师的虚荣心？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的特殊定位，高考必须有“难题”，因为高考必须要有足够的区分度，这是高考的职责与任务。

无论如何，我们高校目前的招生录取仍然是以高考考试分数为核心录取依据。在这个前提下，高考的区分度就是一个重要基础，也是高考的职责和使命。

在任何一个考试中，有难题不会做是正常的，更不要说是选拔性考试。人人一朵大红花，可能吗？过度追求出题简单，不仅会损害高考的区分度，效度，对国家人才选拔不利，对优秀同学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事实上这些年来，因为“分数通胀”，区分度降低，选拔功能弱化，高校对高考的意见越来越大。在新高考改革启动后，后三门科目性质完全变为高中学业水平测试，进一步淡化区分度，高考区分度的重担更多地落在了语数外三门科目上。

因此，只要在坚持不超纲的前提下，保持命题适当的难度，从而充分保证高考的选拔作用非常必要，我们也必须正大光明地坚持高考的这一属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体现区分度的“难题”扩大为整个命题都难。

谈到选拔性，谈到难度，不得不澄清考试与负担的关系问题。

很多舆论把高考的难度和负担直接关联，甚至认为高考这种强调区分度的“难题”是与“双减”精神相违背。

考试的难易与负担有直接的关系吗？再难的考试，想得低分都是很容易的，再简单的考试，想得高分都是很难的。这是一个浅显的常识。在考试上的负担，核心来自于自己的期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而不是试题的难易，通过降低考试难度来减负，这个方向就值得探讨。

在某种程度上，过于简单的考试反而是增加负担的。比如目前一些地方的中考，区分度大幅下降，几乎可以忽略，结果导致更严重的“卷”，很多优秀的初三生奋斗一年只为一分两分的差异。

去年清华大学丘成桐教授上书中央，把选拔天才少年的年级从高中下探至初三，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天才少年从这1分2分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降难度减负的做法，是典型的增加多余的负担。

事实上，正因为配合落实“双减”政策，今年高考命题不仅严格遵循课标与课纲，还特别强调关联教材，回到课堂。表面上语文高考全国卷是4套，但为了遵循新旧课标，新高考地区的两套试卷又在个别题目上做了调整，事实上变成了4套，这样全国语文试卷最后实际是6套，这就是典型的一例。还有很多强调关联教材课堂的要求，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每一科的试卷评析中都有交代，这里就不赘述了。

高考还会继续，未来还会有人不断喊难，我想提醒一句：这是高考，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觉得不难，这也不应该是高考追求的目标。在本科线低至280，专科线低至100分的情况下，依旧有人喊难，说明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社会上一些情绪，借助高考的机会发泄出来，是很正常的现象，理性看待即可，不应在命题上一味迁就，那样伤害的将是高考的公平，还有国家人才的选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