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崇焕说到马士英、秋瑾

居然有这样的评论：“但是袁崇焕怎么死的？京城百姓皆食其肉！别把老百姓当傻子”——看来真有点群众路线的意思。，先不管袁崇焕抗清的策士编的《明史》已经洗清了袁崇焕通敌的冤案。从大节就不应该贬低袁崇焕。

看人当看大节。即使是《明史》列入《奸臣转》的马士英，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还这样说：

“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南京既覆，黄端伯被执不屈。豫王问，‘马士英何相？’端伯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谅哉！马阮并称，诚士英之不幸。《易》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可为士英诵矣。”

不是我们硬要把袁崇焕、马士英连到一起，而是一些杂史就是这样的。比如计六奇在《明季南略》里说“马士英, 字瑶草, 贵州贵阳府人。 万历辛未进士, 本广西梧州府藤县人, 与袁崇焕同里,居北门街, 又同辛卯( 1591)年生。士英本姓李, 年五岁, 为贩槟榔客马姓者螟蛉而去, 故从其姓。明末, 予邑人亲见马建坊于藤县, 尚未就。其为人手长智短, 耳软眼瞎者。”而计六奇是抄来的并有所修改：

明末清初人所作《花村谈往》一书，其卷一有《袁马同乡》一则，录其文于下：

    明末之袁崇焕、马士英，两重臣也。袁为崇祯朝之大司马，马为崇祯朝之大柱国。袁系广西梧州府藤县人，己未科进士；马为贵州贵阳府新贵县人，丙辰中式，亦己未进士。马之原产亦系藤县，居同里，为北门街；生同岁，为辛卯年。马年五龄，为贩槟榔客马姓者螟蛉而去，本姓李也。

        袁拜经略辽东时，赐宴文华殿，亲许三年内挈全辽还陛下，崇祯帝为之下拜。后言不应口，己巳年五月另为杀毛文龙之谋以解嘲，则胸中绝无定见。文龙之犄角于海岛，未必无用，此又华亭相国钱龙锡出山时，陈眉公指教，代朝廷惜费秀才家酸齑计较也。袁又误听喇嘛僧人和好息兵之说，后则策说无效，本年十一月，烽火逼京，总兵满桂尽发其谋，崇祯帝震怒，庚午八月，诏脔西市。时畿辅百姓初罹兵火，恨入骨髓，争瞰其肉。皮骨已尽，心腑之间，叫声不绝，真所谓活剐者也。马则独揽国柄，竖党狎邪，肆贪导欲，丧身亡国之事，故蹈无忌，言之污口，笔之污史。未及一年，豕突鼠窜，逃过浙东，为福建乱兵活剥其皮，以代天诛。

        此二臣者，二祖列宗，九原见之，自当寸磔而后快者，然诞育于一乡，亦必上天所降之狼欃，以丧亡三百年之基业。如安、史二贼，同生一营，四望如火。故知乱世之奸雄与佐治之能臣，天皆有以命之，绝不与腐草樗木荣枯比类。但袁马二人，本无奸谋恶术、辣手刚肠，如杞、桧诸凶，惟是手长智短，耳软眼瞎，酒足货利而已。

从“花村看行侍者”文中对袁崇焕的攻击以至谩骂来分析，当是在清修《明史》澄清袁崇焕冤案之前。《花村谈往》多言明末轶事，但亦多捕风捉影之言，把袁、马籍贯相隔甚远的二人说成跟安禄山、史思明一样是“上天所降之狼欃”，不过是用以解释明亡是天意（“天皆有以命之”）罢了。而计六奇已知袁氏冤案，而且又是在记述南明史料，所以在保留了“与袁崇焕同里,居北门街, 又同辛卯年生”这一说法之后，便略去了对袁的攻击。

没想到清朝首领从《三国演义》学来的拙劣计谋，不仅在当时杀害了抗清中坚力量的代表，而且在今天还成为一些人攻击袁崇焕的理由，其实愚民的吃人肉，丝毫代表不了人民意愿。因为就是在二十世纪，如果没有共产党，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就只能是被中外统治者所统治成一盘散沙的“愚民”。想一想鲁迅的《药》中那些吃革命者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们吧。难道能用华老栓来证明秋瑾是被民众唾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