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看懂《克什米尔档案》，就读懂印度教右翼叙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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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今年3月，《克什米尔档案》在印度上映，这部时长近三个小时的电影讲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克什米尔武装冲突中“克什米尔印度教徒（特别是潘迪特婆罗门）惨遭迫害”的故事。本片导演是提出“城市纳萨尔分子”（指所有批判莫迪政府的左翼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印度文艺界著名右翼人士Vivek Agnihotri。此片一出，立即受到印度国内右翼群体的强烈追捧，引发舆论狂潮，打破数个票房纪录。《克什米尔档案》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官方支持，包括莫迪在内的印人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多位高层强烈推荐此片，声称其反映了真实历史，本片还在印人党执政邦内得到了免税待遇；多个右翼团体组织民众观看这部电影，以便向普通人“科普”这段历史。

与此同时，本片中对少数族群、巴基斯坦、“外国干涉”和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高校左翼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鲜明，其赤裸裸的右翼思想、强烈的社群仇恨煽动和极端意识形态也引发了国内外的诸多批评，以及文艺界和知识界的不安和忧虑。由于这部电影对于了解现在印度教右翼极端思想、国族认同理念的变化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舆论操作和宣传手段极有现实意义，本周锐评特邀您与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一同来讨论这部电影和其背后的意图。

本文来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每周RIIO评“第二十三期，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此转载，供各位读者参考。

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一

作者朱翠萍，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947年印度电影事业部成立，其首要任务就是建立“民族认同感”。除了宝莱坞之外，考莱坞、托莱坞、莫莱坞等同样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成长，分别用泰米尔语、卡纳达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等为电影语言，体现了南印电影与达罗毗荼政治的紧密联系。传统印度电影在题材方面几乎百无禁忌，许多优秀的电影人都选择直面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浪漫现实主义经典作品。长期以来，传统印度电影更多强调族群间的相互宽容与理解，但现如今这样的“世俗主义叙事”已经完全不再是主流。

《克什米尔档案》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将早期印度教徒逃离印控克什米尔描绘为当地穆斯林针对印度教徒的“种族灭绝”，刻意强调了克什米尔潘迪特婆罗门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境遇。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影片一开始说明了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导演却声称将此片献给“全世界受迫害的族群”。更有甚者，包括莫迪在内的印人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RSS）高层不仅大力推荐此片，而且认为影片“真实”地反映了克什米尔潘迪特婆罗门所遭遇的来自穆斯林的暴力行为。同时，印人党管辖的多个邦（果阿邦、古吉拉特邦、哈里亚纳邦、卡纳塔克邦、中央邦、特里普拉邦、北方邦、北阿坎德邦、比哈尔邦和喜马偕尔邦）还以免税方式鼓励民众观看，有几位首席部长和国会议员甚至呼吁“每个人都要看电影”。

这部电影不仅通过成功煽动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而达到了盈利的商业目的，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莫迪政府将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工具”的目标。此片最大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其为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穆斯林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和更为激进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勃兴之下印度社会的一种真实政治生态，而且可以预期莫迪政府的穆斯林政策将会更为强硬。

无论该片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印度教徒的仇恨情绪或能够对穆斯林产生多大的伤害，都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印度教徒与印度穆斯林族群之间的敌意，埋下更多社会矛盾与族群冲突的隐患。2019年莫迪赢得连任之后，其所领导的印人党以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稳固其执政地位并持续推进针对穆斯林的强硬政策，未来如果不能很好地驾驭激进的右翼势力的狂热和偏执，恐将也会成为其执政的一大挑战。

二

作者杨怡爽，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仅就电影本身而言，《克什米尔档案》并不是一部出色的电影，镜头语言平庸，叙事缺乏逻辑，角色单薄而肤浅，表达观念的方式简单粗暴。看完全片，宛如看完一篇印度教极端右翼分子发布在脸书上声嘶力竭的万字长贴。这样一部电影能够获得欢迎，毫无疑问只是因为主创不遗余力地塞进电影中的各种强烈鲜明的政治符号和一切为了煽动情绪而服务的情节。

影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在印度政治中从来不曾缺席。上世纪20年代，印度电影草创时期的作品对反殖民的宣传导致英治政府成立了审查委员会；1987年的电视剧《罗摩衍那》曾经间接地鼓动了随后几年阿德瓦尼的“战车巡游”和拆毁阿约提亚巴布尔清真寺的事件；而在2014年之后，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印度社会主流，印度的几大电影基地、特别是宝莱坞也都出现集体右转的倾向，产出了大量“抗穆神剧”“抗中神剧”“抗巴神剧”和“抗英神剧”。

右翼媒体ZEE发行的《克什米尔档案》，所要表达的东西与这些“神剧”并无太大不同，但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片中体现出的右翼近年来在舆论方向上的调整。在过往的“神剧”中，印度人/印度教徒多半被塑造为不畏强大对手的英雄人物，而近年来包括《克什米尔档案》的一系列文艺创作，则更加强调印度教社群的“受害者”身份。仅就本片而言，克什米尔的潘迪特婆罗门简直就是四面楚歌，他们不但遭受政治上的迫害，得不到国大党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还被尼赫鲁大学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围攻，如果不是主角的“觉醒”，他们可能永远被迫沉默。

这实际上代表了近来印度右翼试图要表达的一种倾向：在历史上，印度教徒惨遭入侵者和当权者的屠戮、剥削和压迫；如今在印度国内，心向巴基斯坦的穆斯林都是潜在的叛国者，而且损害着印度教徒的利益，国大党为代表的世俗主义者试图削弱印度教徒的身份认同，知识分子要么被西方收买，要么被中国和马克思主义收买；在国际上，印度教作为意识形态面临被“拆解”的处境，西方学术界还对印度教徒存在根深蒂固的“印度教徒恐惧症”，总是会抓住机会污蔑印度教和印度教徒这个群体。

因此，占印度人口80%以上、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占优的印度教社群，如同影片中的克什米尔潘迪特婆罗门一样，成了一个得不到舆论支持、正在受到印度内外全面围攻的可怜群体。为何要特地强调这种“受害者”身份？除了引发愤怒和不满、为族群和教派仇恨找到充分的理由之外，“受害者”强调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需要加以纠正，印度教徒这个社群要摆脱这种状态，就要得到引领和保护，受人启发、觉醒战斗来摆脱这种处境。那么，谁能成为纠偏者、启发者、拯救者、保护者呢？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印人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高层对本片青睐有加了。

然而，这种受害者的身份营造的虚伪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片头，导演声称他要将此片献给“全世界受迫害的族群”，那么试问，这位导演是否又有胆魄去拍摄2002年的古吉拉特暴乱，或是印度军警在克什米尔对反抗者施行的多起暴行，以及过去数十年间在比哈尔、泰米尔纳德、安得拉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爆发的无数起针对低种姓的屠杀事件？毕竟在印度，这些事件和受害者才是真实的历史，而非电影虚构和编造的结果。

三

作者刘务，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教授

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继承下来的疆域范围、政治制度并不能让印度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怎样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自独立以来印度各届政府大致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案。莫迪之前的各届政府，虽然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上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总体上接近于“多元文化一体”下的印度，把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都视为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自愿服务团支持莫迪在印度大选中获胜之后，印度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迅速向右转。印度“多元文化一体”民族宗教政策逐渐被莫迪政府的“一个国家（印度），一种宗教（印度教），一种语言（印度语），一个民族（印度民族或印度教民族）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目标所取代。2019年莫迪连任后，在推进民族国家构建问题上更为激进，印度先后实施《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修建印度教罗摩神庙，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等措施。

莫迪激进的民族国家构建政策，使得近年来印度各地不断出现印度教徒与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其他宗教教徒的矛盾冲突更加突显。《克什米尔档案》电影的开机拍摄正是处于这一时间背景。该影片导演阿格尼霍尔蒂为典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影片以上世纪90年代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和矛盾为背景展开叙事，不过只片面聚焦于穆斯林对印度教徒的仇杀，刻意回避了印度教徒对其他族群的诸多暴力行为。该影片不仅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可能挑起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仇恨，并有助于印人党政府进一步宣传他们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以巩固他们的票仓。

为此，莫迪公开表示电影“如实反映”了对克什米尔潘迪特婆罗门的暴力行为，其他印人党领导纷纷表示支持电影揭露“宗教狂热和恐怖主义带来的非人灾难”。该影片的上映，既是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也进一步煽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狂热。包括《克什米尔档案》在内的宣传极端印度民族主义的影视节目迎合了保守的印人党民族宗教政策和极端印度教徒的意识形态，但可能会激发国内新一轮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并引起印度国内的民族宗教冲突，也可能会冲击印度与穆斯林邻国的关系并对地区局势造成威胁。

四

作者李艳芳，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随着莫迪政府操弄电影政治，近年来印度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印地语电影界逐渐放弃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不公、批判种姓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叙事，甚至开始为莫迪拍摄传记，或配合印人党大搞选举造势或政治宣传，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宝莱坞式的机会主义。据印度媒体《The Print》报道，印度在2013年到2019年间拍摄了37部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电影，票房收入十分可观。其中，2017年的电影《厕所英雄》几乎是莫迪政府开展“清洁印度”运动的赞歌；2018 年的电影《印度制造》响应了莫迪政府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2019年印度大选前后，该国电影界陆续推出《莫迪总理》、《意外总理》、《乌里：外科手术式打击》等多部影片为莫迪造势。

事实上，由于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总体有利于大商业资本家，这些商业巨头也将大量资本投入拍摄了符合政府价值观的影片。典型如2022年3月公映的《克什米尔档案》，该片讲述了“克什米尔潘迪特婆罗门”遭受所谓“种族灭绝”的故事，试图为印度政府的克什米尔政策进行辩解。《克什米尔档案》是导演阿格尼霍尔蒂计划推出“现代印度历史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2019年上映的《塔什干档案》，第三部是计划中的《德里档案》），其中2019年上映的《塔什干档案》将1966年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的猝死解读为前苏联欲将印度变成殖民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被当时的印度社会普遍评价为一部充满了阴谋论的烂片。

但是，2022年同样有历史修正主义嫌疑的《克什米尔档案》却取得了票房成功，一定程度表明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已经被该国的主流文化所接纳。从社会反应看，印度民众乐于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或“印度胜利”叙事的电影买单，那么此类电影就会越来越多；反对党、左翼抨击电影的片面性和煽动仇恨情绪，但他们的态度却成为了非主流甚至是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态势下的政治不正确；印度右翼政党将该片上升至“历史事实”层面来开展宣传，莫迪本人就公开支持和称赞了这部电影。总体而言，该片不仅重新挑起印巴间关于该地区数十年的纷争，还在印人党宣传下继续助长着印度教徒对印度穆斯林的仇恨，造成了印度国内族群和宗教群体的进一步撕裂。

此外，《克什米尔档案》还拉踩讽刺了印度左派知识分子。这些支持世俗主义或左翼政治的印度知识分子正在失去主流叙事领导力，他们对于国内少数族群问题的探讨效果软弱无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人党领导的右翼文化主导者不断加强的动员能力和现实战斗力。

五

作者冯传禄，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印度2022年3月上映了一部名为《克什米尔档案》（The Kashmir Files）的电影。在该电影中，导演阿格尼霍尔蒂（Vivek Agnihotri）通过镜头讲述了一个来自克什米尔潘迪特婆罗门家庭的年轻人“发现自己身份”的故事，渲染在上世纪90年代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潘迪特婆罗门家庭遭到穆斯林武装分子的“种族灭绝”。据相关报道，该片在上映后一个月里收获超过25亿卢比（约合2.1亿人民币）的票房，成为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印度国内票房最高的印地语电影。电影上映后，莫迪政府及印人党政要纷纷为其背书，强调这部电影“如实反映”了克什米尔婆罗门遭遇的暴力行为。

然而，在本人看来，该电影成功背后，有一些值得审视和深思的地方。首先，就电影本身而言，《克什米尔档案》片面截取事实和煽动仇恨情绪，妄图篡改“国家记忆”；电影所建构的克什米尔地区的“种族屠杀”，使其成为了一个被莫迪政府利用宣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道具。电影通常让人们联想到的是艺术或娱乐，然而，在本电影这里，它显然与艺术和娱乐无关，而是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成为了印度政府使其民众“觉醒”的一种教化手段。

其次，就历史叙事而言，国家和政府，尤其决策者对历史的态度，与现行国内政策及对外政策有关联。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彻底将印控克什米尔纳入印度本土，是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及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一以贯之的一个政治目标。自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莫迪政府对印控克什米尔的治理政策日益激进，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战略也日益强硬。2019年8月，印度政府通过修宪废除了规定克什米尔拥有特殊的自治地位的宪法370条。此后，莫迪政府颁布政令，将查谟-克什米尔邦分为两个直辖区，并取消地方选举。

再者，当下《克什米尔档案》的成功，反映了莫迪执政下，印度国内政治生态整体性右倾，并使得印度国内的大众文化乃至历史记忆，也总体性向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叙事大幅度靠拢，并且这种趋势日益固化。

最后，印度教右翼用一部电影改写克什米尔历史叙事，渲染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或将使得国内穆斯林生存处境进一步面临严峻挑战。在莫迪时代，有鉴于印度政治生态中右倾趋势既成，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主导地位业已确立，此背景下，印度国内人口过亿的穆斯林群体难以摆脱“二等公民”的地位。

六

作者段皓文，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教师

《克什米尔档案》在印度的大热事实上意味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和趋势。第一，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从官方层面的宣传口号走向了全面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对普通印度民众有着重大的感染力。虽然在印度国内有很多印人党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动员观影，但的确也有诸多民众自发前去支持票房，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这部电影的确从价值观上可以引发部分民众的共鸣，莫迪政府这些年来所推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在基层群众层面已经深入民心且颇有成绩；

第二，印度教民族主义对现当代印度历史的解构和重组仍将持续推进。从各个“明星政治家”对该电影的背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印人党政府并不在意对于印度建国以来的历史事实进行曲解和“清算”，而这种歪曲基本史实的做法也并不会引起政治上的太大反噬，因为只要满足在“我们”和“他者”的身份构建当中，“我们”（即认同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群体）在政治影响和群众规模上都具备优势，则无论叙事当中的反派“他者”是穆斯林还是巴基斯坦，对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观传播都很难发起有效抵制。而在印度国内，对于被这套建构话语体系孤立了的“他者”，最合乎理性的选择似乎反而是加入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顺从者”行列当中，如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中的“穆斯林民族阵线”就吸纳了一大批自愿接受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上层印度穆斯林；

第三，在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盛行的畸形狂热下，莫迪政府要改变其对外政策中强硬姿态的可能性恐怕不大。虽然《克什米尔档案》主要针对的是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穆斯林群体，但秉承其同样右翼政治内涵的排外性“文艺作品”这些年来也是层出不穷，这类题材所获得社会反响也越来越大。从本质上讲，无论印度教民族主义所树立的“他者”是何种形象，对印人党政府来说都将有利于印度“国族再造”的推进。

七

作者胡文远，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教师

2022年3月上映的印度电影《克什米尔档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片讲述了1990年克什米尔叛乱期间，印度教徒逃离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故事。影片在商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印人党对这部电影进行了明确的支持和宣传，在印人党执政的多个邦宣布减税以补贴门票，几位首席部长和国会议员呼吁“所有人都来观看这部电影”，甚至莫迪总理在回应该电影的负面评论时攻击了批评者，声称有一个阴谋在诋毁这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揭示了“真相”。

影片饱受争议的焦点在于导演通过“单方面展示半真半假的历史和未经证实的捏造”，将20世纪90年代前后克什米尔地区婆罗门社群的外迁描述为“种族灭绝”。影片中展现了印度教徒被屠杀的场景，但对同时期发生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被杀害情境却视而不见。只关注穆斯林对印度教教徒的暴力行为，而对印度其他少数族群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视而不见。该部影片因试图重构历史和煽动伊斯兰恐惧症而招致批评。

许多人认为，该部电影的叙事推动了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另一种看法，其目的不仅仅是挑衅，更像是在煽动对穆斯林的仇恨。一直以来，宝莱坞在印度的国家建设计划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工具，进一步提升了印度的软实力形象。宝莱坞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展示了尼赫鲁的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梦想，并反映了90年代经济自由化后新兴中产阶级的愿望。现在，它是莫迪总理印度教之国构建的关键一环。电影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中扮演着“技术-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在这个议程中，穆斯林的形象被丑化，将穆斯林系统性地歪曲为渗透者或入侵者，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低劣的宗教，对印度教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构成威胁。

总体上，印地语电影对穆斯林的描写一直饱含轻蔑，因为其故事多是在印度教多数政治背景下诞生的，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

八

作者钟爱，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教师

与世俗民族主义不同，印度教民族主义崇尚将民族独立与教派利益结合，在为印度教徒争取更多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同时，打压以穆斯林为主的非印度教徒。该电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教右翼是如何企图通过电影进行民粹动员，对国内民众进行二元分化、制造对立和煽动仇恨，最终服务于自己的执政目标。

由于印度教的内涵多元且复杂，不存在所有印度教徒都认可和信仰的唯一宗教典籍和神明，也不存在所有印度教徒必须统一执行的行为规范。因此，许多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者都认为，印度教徒信仰多样、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身份认同，不利于凝聚力量共同对抗外部威胁。对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提出, 尽管印度教徒内部信仰多元松散，但与其他非印度教民族相比，印度教徒彼此间在宗教、文化、历史、语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共同点，仍然是一个同质的民族。这一思想的核心出发点就是为了构建“我们”和“他们”两个群体，并通过强化两者的不同，塑造对立情绪，最大程度地凝聚印度教徒的力量。基于这种理念，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就通过一系列针对穆斯林的激进政策，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如废除宪法370条款以及在一些地方立法打击所谓的“爱情圣战”等，对非印度教徒进行莫须有的“道德审判”。

《克什米尔档案》通过演绎“克什米尔穆斯林对印度教徒进行种族灭绝”，意在通过“道德垄断”进一步强调和扩大两者政治身份的不同。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国内的政治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大众舆论文化也不断向印度教民族主义倾斜，但其政治动员仍在继续。在这种形势下，印度未来的政治生态会如何演进值得关注。

九

作者李致斐，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教师

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如何生成和建构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议题。《克什米尔档案》以大学生克里希纳的家族故事为切入点，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克什米尔潘迪特婆罗门遭到当地伊斯兰武装分子“种族屠杀”，被迫逃离故土的创伤记忆。虽然以克什米尔为背景，讲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宗教矛盾、地区冲突的电影在印度并不鲜见，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膨胀，印度电影叙事方式越发右倾化，出现了“荧幕藏红花”现象。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影片有几个共同特征，在《克什米尔档案》中表现的也十分明显。

首先，对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角色塑造更加标签化，印度教徒总是充满“人性善”的绝对受害者，而穆斯林群体则是充满“人性恶”的绝对施害者。

其次，电影叙事偏向主观化，对历史事件的情绪渲染盖过事实本身。例如，影片中对于20世纪90年代前克什米尔谷地中究竟住着多少潘迪特婆罗门，闪烁其辞，缺乏可信证据。

再次，影片主角更加年轻化，注重青年群体历史记忆的代际传承。随着印度右翼势力的兴起，由左翼派别主导的尼赫鲁大学学生团体时常成为指摘的对象。部分印度教极端分子批评尼大青年对历史惘闻不顾，需要进一步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拍摄和推广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可以形塑青年的历史记忆，片中男主尼赫鲁大学生的身份设定也别有深意。

莫迪上台后印度教徒在国家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特权得到巩固，印度教徒的心态理应更加自信包容。但为何近年来，被“受害者意识”束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还频繁出现在媒体中？这主要还是因为多数情况下印度教徒的“受害者身份”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主观的、政治权力建构的产物。基于伤害建立的集体身份一方面利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推卸其在族群和宗教冲突中本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维护自己的身份特权。然而，受害者叙事往往会激发族群的非理性行为，包括针对特定民族或国家的暴力。因此，《克什米尔档案》此类电影的出现，不仅歪曲了印度的历史，还可能加剧其国内族群矛盾，对印度国内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本文转载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2年5月31日文章

来源于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每周RIIO评”第二十三期

原标题为《每周RIIO评｜一部<克什米尔档案>，半卷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叙事史》

本期编辑：穆祎璠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