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俄罗斯外交官，你会因反对战争而辞职吗？

作者丨枫叶君

来源丨枫叶君评（fengyejunping)

过了很多年，我才终于弄明白，很多人小时候之所以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就因为他们总觉得死的会是敌人，至少是别人。事实上，就像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开场还没冲上海滩就阵亡的士兵一样，第一个被打死的极可能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俗称小人物，又名人民群众。

小人物就得有小人物的样子。当然，因为没有级别，你不需要以身作则，但当遇到大事儿时，就显出你的分量来了：要么无所适从，内心纠结，要么身不由己，跟头把式。

外交官在一般人眼里挺是个人物，若再常驻纽约，那就等于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价格不菲的学区房。可是，要是跟总统比，而且这个总统还很霸气，很大帝，又颇受龙的传人喜爱，那这外交官也就是个一般基层干部，有尾巴你得夹着，有脾气你得忍着，跟随总统的指挥棒转是你的光荣使命，就像古代在外的武将，骑着马打着幡儿，但上面斗大的字不是你的姓，而是普遍的“普”——因为，大家普遍要听他一个人的。

在别人都认为工作不好找的近日，俄罗斯驻联合国外交官鲍里斯·邦达列夫宣布辞职，以抗议总统普京发动的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在个人社交网站账户上发表公开信说，这场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一场“血腥、愚蠢的”战争，它对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意味着“罪行”。

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将被俄罗斯政府视为叛徒，但是，他坚决不会收回自己的声明。

邦达列夫同志有自知之明。别说莫斯科当局，就是我也认为此举一定会被盖上“叛徒”的戳儿。是组织派你到纽约工作，拿着政府的薪水，可是你却没有忠实执行上级在2月24日大军越境之前就敲定的外交路线。不说在对敌斗争第一线辅佐自家大使跟美国人，以及簇拥在美国身边的一帮兄弟国家，作有理有节的斗争，反而拆自己国家的台，这不是叛徒行为又是什么？

搁在歌剧《江姐》里，这位邦达列夫就是妥妥的为人不齿的甫志高，等着吃双枪老太婆的黑枣儿吧。

组织是我们的主心骨儿。“到了这儿得听组织的。”北京人在洛杉矶的刘元就是这么告诫刚下飞机的某商务考察团，同时要他们上缴护照——人都是组织的，更别说作为旅行证件的护照了。

可是，听组织的也得分时候，时候不合适，那后果也相当严重。不是扣发奖金，甚至不是降级开除，而是被押上法庭接受刑事审判，并且是交战国的人民法庭。

5月23日，21岁的俄军中士瓦迪姆·希希马林被乌克兰一家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因为他无故射杀了一名乌克兰平民。这是自俄罗斯展开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法庭宣判的第一起战争罪案件。美联社报道说，在法官宣读判决时，被告席上的希希马林面无表情。

可是，谁比谁傻？人们完全能猜到，这位年轻中士心里肯定比窦娥都冤，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因为“组织”才在今日面对判决。

法庭指控和希希马林承认的事实经过如下：2月28日，即俄军攻入乌克兰的第4天，在基辅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一个村庄，希希马林将自动步枪伸出车窗外，打死一名在路边边骑车边打电话的乌克兰男子。这名62岁的男子因头部中弹而当场死亡。根据希希马林供述，当时他的长官向他下达射杀命令，理由是，这名乌克兰男子可能在向乌军提供俄军所在位置，击毙这名男子是为了部队的安全。

很多战争本身就是罪，可偏偏罪中有罪，好像包子里又有饺子或馄饨。希希马林就是很不幸被包进去的那个。一个62岁的男子，在战争中可以有一百个死法，就像镇领导有一百种方法刑事某刺儿头群众的儿子，可是就让这位21岁的中士赶上了，死在了他的枪口下，还偏偏被乌克兰人看见了，自己后来又非常及时地被乌军俘虏了。

应当说，在那种情况下，对于一个糊里糊涂就被拉到战场上的俄罗斯00后爱国青年来说，希希马林没有更多选择。假装打不准吧，回头被记个业务不合格，工资不说，前途也堪忧。不打就更不行，那等于战场上不服从命令，后果可想而知。让长官自己打，又明摆着没这个权力。说长官考虑不周，一拍脑袋就做决定？也悬，搞不好会落个妄议上级的罪名。所以还是打吧。结果，人打死了，自己也悲剧了。

在法庭上，希希马林态度很好，他请求出席宣判的死者遗孀的宽恕。遗孀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她很清楚，不是孩子的错，要怨就怨万恶的旧社会——可是，中士明明生在新时代，一个很阳光的00后，有必要去邻国打一场冠以“特别军事行动”的战争吗？遥想当年，当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拿走时，被告人才刚刚小学毕业。可是命运就这么诡谲，这么寸，也许从那时起，他就注定要遇到那位命丧路边的不幸男子。

这时候，“组织”已经不见了。俄军当然在，克里姆林宫依然部署，总参谋部照旧奉命指挥，那位下令射杀乌克兰男子的军官或许已经阵亡，如果没有，他一定又在某处带队作战。除了下令开枪那一瞬间，他和现在的希希马林已经没有关系，他在继续为普京和俄联邦作战，是军人，而希希马林中士则战争罪成立，将在乌克兰牢房中服刑。

这让人联想到很多消失的“组织”。动荡时被错划了成分，号召少生时又被生拉硬拽流了产，还有许多，其共同点是，觉着委屈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组织”不见了，朗朗乾坤之下，只有自己才是那个顶天立地顶雷的。应了那句话：平时见不到什么好人，一出事儿，好人全出来了。可要遇到坏事儿，别说组织，你连刘元都找不着了。

草民，只有在乱世或乱事儿中，才能测出自己有多渺小。鬼子在枣庄安排了一些保长，要他们协助维持地方秩序，报告动向。鬼子前脚刚走，铁道游击队后脚就来了，说，谁给鬼子做事儿，做一次记一个黑点，等记到三个，你们自己掂量着办。这一来，没人不吓傻，有点民望又十分胆小的各位长连声叹息：日本人惹不起，飞虎队也不敢得罪，咋办呢。

办法当然有，看电视剧的我们会说，咋办？抗日去啊。这话说比做容易，我们也同样可以设想：面对长官下令射杀时，凛然拒绝。可是谁都知道，能这样做的人，就因为他们不是希希马林，凡是当时身处希希马林位置的，十个当中有九个半都开枪了。

将邦达列夫和希希马林对比，可以看出，后者更多是无奈，而前者则令人钦佩。这不是政治判断，而是逻辑分析，因为邦达列夫不是军人，内心纠结不代表一定要跟组织决裂，进攻命令不是你下的，炮也不是你打的，在纽约和华盛顿当外交官的又不止你一个人，就算内心再纠结，过意不去，也还有那句至理名言护着：良心多少钱一斤？照常上班，例行办事，工资照拿，待遇不变，没人会逼一个俄罗斯外交官在俄乌战争这件事上必须站到莫斯科的对立面。

相对希希马林的无可选择，邦达列夫同志则是在可以不选择中，做出了在很多人看来对自己不利的选择。他还能返回祖国吗？难说。希希马林肯定是回不去了，除非发生全局性改变，否则他只能委屈自己，在乌克兰的大狱中吃牢饭了。

我们没人希望处在中士那样的两难中，但是却能从外交官的选择中看到一丝人性的光芒，那就是从善。

多年后，当面对儿孙回忆时，你或许有本钱对他们说，当初某某年份，在某某非常时期，当不得不做某些拿不出手的事情时，你爷爷我对别人，那些在非常时期过得挺艰难的人们，下手算是轻的。如果孩子足够成熟，已明白事理，你会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晚辈由衷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