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17)何进征调外兵
团队有了,下面就来计划行动细节了。
何进面对七嘴八舌的幕僚们,他可不知道后来曹操有那么威风,荀攸还成了他的谋主;他需要一个万全的计划,也是以袁绍为首的幕僚团队商讨出了一个招来无数后世史家非议的方案:征调各地猛将率军进京,以此威胁何太后就范(下诏废除宦官)。
范书《何进传》:(袁)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何)太后。(何)进然之。
请大家注意“(袁)绍”后面的“等”字,说明这个“决策”是:以袁绍为首的幕僚团队集体商讨出来的,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的,而不是袁绍一个人的主意。后世史家看书不仔细的多,大都是咬定是袁绍一人所为,甚为遗憾。
反对方自然是主薄陈琳的发言,内容大意是:大将军已经掌控雒阳周围的所有禁军,且剿灭宦官顺势而为,容易成功,完全没有必要去征调外兵。如果等外地大军汇聚,只有强者才能称雄,这就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大事不成,反会成为祸乱之源。而何进不听。
范书《何进传》:主簿陈琳入谏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何)进不听。
史书上有很多这种“预见性”文字以符合后文,陈琳的发言就是一例。
联系陈琳的意见内容,以何进和袁隗全盘操控朝政,如何会出现“授人以柄”的局面?当年(168年)中常侍曹节矫诏让张奂平定窦武,最终也没有出现“授张奂以柄”任其坐大啊!所谓“大兵聚会,强者为雄”的前提只能是“何进死了”,但是陈琳又如何能预见到“何进会死于非命”呢?显然陈琳的担心是不成立的。
就像陈志《贾诩传》中记载的那样,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要南征荆州,只有贾诩劝阻,“太祖(曹操)不从,军遂无利”。裴松之注解到这里,感慨道:“(贾)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
这只不过是曹操在赤壁败了,陈寿就将反对者(贾诩)的言论记载到反对者(贾诩)的传记中,以符合传主(贾诩)有“先知之能”,但这并不能证明曹操的战略方向有误。
再看曹操其他谋士的传记,大都在赤壁期间神奇“暂时消失”,这就是暗示了:曹操的谋士们大都是赞同南征荆州的;只不过后来曹操在赤壁败北,所以就略去不记。
例如《程昱传》就记载了程昱有随曹操南征荆州的,当时刘备投吴,参与军情讨论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孙权会杀了刘备,再来归降(同公孙康杀袁尚、袁熙事),而只有程昱持反对意见,他单独预见到“孙刘会联合抗曹”。
陈志《程昱传》:太祖(曹操)征荆州,刘备奔吴。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程)昱料之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
显然,这里的“论者”就是曹操的谋士团队,因为他们预见错误了,就被隐去了姓名,而这件事就被记录到预见正确者程昱的传记当中。
言归正传。一个“(袁)绍等”和一个“陈琳”,足以证明:何进的幕僚团队中大多数人上是同意征调外兵的。
联系“贾诩和曹操”的典故,我们不能用“因为赤壁败了,所以曹操取荆州的战略就是错误的”这种“成王败寇式的逻辑”去诠释历史,这样永远看不到历史上的真相。以此类比,我们也不能用“因为何进最终败亡,所以征调外兵就是错误的政策”。
退一步说,“征调外兵”也不是造成何进死亡的直接原因,只是汉末乱世的一个伏笔而已。而真正造成何进的悲剧结局的原因有很多,我将会用丰富的史料来解读出这场政治大事件背后的真相。
《魏书》说曹操也反对“征调外兵”。我对《魏书》过分吹嘘曹操有所顾虑,因此对这段史料也是半信半疑,但至少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曹操不属于何进的幕僚团队,所以只能在幕僚们开完讨论会之后“闻而笑之”。
陈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太祖(曹操)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实际上,“征调外兵”只是一个策略规划,但是实质的执行内容又是如何?我们去收集这些散在各人传记中的史料,汇集于下:
由何进派出去,从雒阳出发至外地征兵者共五人。
①王匡至徐州征调五百强弩。
②鲍信至兖州泰山郡征兵。
③毌丘毅至扬州丹阳郡征兵,刘备随行,途径徐州下邳国。
④张杨至并州征兵。
⑤张辽至冀州征兵。
陈志《武帝纪》裴注引《英雄记》:(王匡)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
陈志《鲍勋传》裴注引《魏书》:大将军何进辟(鲍信)拜骑都尉,遣归募兵,得千余人。
陈志《先主传》: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毌丘毅诣丹杨募兵,先主(刘备)与俱行。
陈志《张杨传》:(张)杨复为(何)进所遣,归本州(并州)募兵,得千余人,因留上党,击山贼。
陈志《张辽传》:何进遣(张辽)诣河北募兵,得千余人。
将外地军队调往河南雒阳附近,共三人。
① 东郡太守桥瑁从东郡至成皋县。
② 武猛都尉丁原从河内郡至孟津,放火闹事,托言诛杀宦官。
③ 并州牧董卓从河东郡至关中上林苑。
范书《何进传》: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成皋。——成皋县属司隶河南尹。
范书《何进传》: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雒阳)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陈志《吕布传》:(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內。——孟津属司隶河南尹,八关之一。
范书《何进传》: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
这三人中,只有桥瑁属于世家,丁原和董卓都是武人出身。
丁原是被征召的对象
丁原是中平五年(188年)任并州刺史,约在十月雒阳阅兵时派张杨、张辽率军进京,大概也是在此之后,被任命为武猛都尉,李贤注:武猛谓有武艺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
本年,何进令丁原从河内郡至孟津,孟津与河内郡仅一河之隔。简而言之,就是何进让丁原率军渡过黄河,然后火烧孟津,雒阳城内的人都能看到火光。然后丁原派人至雒阳上书,宣称要诛杀宦官,以此造声势逼迫何太后下诏罢免宦官。
说到董卓,其简历将在《董卓篇》中详细叙述,本文从略。
董卓是来自凉州的名将,他从军以来,与羌胡人百余战,在中平年间,朝廷每次讨伐凉州叛军,均任命董卓率军参战,其中,董卓还因战功获封斄乡侯。
陈志《董卓传》裴注引《英雄记》:(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
灵帝刘宏逝世之前,曾封董卓为并州牧,让其交出兵权,而董卓无视朝廷问责,坚决拒绝,率五千骑兵前往河东郡,驻军不前。
《袁纪▪卷25》:天子以责让,(董)卓不受诏,选五千骑将自河津渡。范书《董卓传》:(董卓)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说到征调董卓参与行动,何进幕僚团队中的卢植和郑泰就表示反对。郑泰对何进说:“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猒。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卢植认为董卓“凶悍难制”,郑泰则认为董卓“强忍寡义”,都是对董卓的否定,但是何进并未听从卢、郑的意见。
董卓
后来,郑泰又多次提建议,何进不能用,导致郑泰气愤的辞职抗议,临走前,还对同为幕僚团队的荀攸说:“何公不容易辅佐啊!”。
范书《卢植传》:(卢)植知(董)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
范书《郑泰传》:(郑泰)又为陈时务之所急数事,(何)进不能用,乃弃官去。谓颍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辅也。”
说到这里,很多后世史家都认定:是何进招来了董卓,为此还气跑了郑泰。
我来提一个Bug,按范书《郑泰传》前文写到郑泰“弃官去”,怎么等董卓进京之后,“公业(郑泰)等与侍中伍琼、(董)卓长史何颙”一起向董卓进言呢?郑泰什么时候返回朝廷的呢?本传却没有交代。
联系到“孔融弃官,何进还去征辟他回朝”的事,我们完全有理由推定:郑泰还是被何进请回来的。所以在董卓入朝之前,郑泰就已经在朝廷了。
若不然,董卓请郑泰回朝的可能性更低啊!当时士大夫听到董卓的征辟,不是拒绝入朝(如申屠蟠),就是被迫入朝(如蔡邕、荀爽),前面郑泰还评价董卓“强忍寡义”,过了几个月就来投奔董卓,根本说不过去嘛!
为了解释这个Bug,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佐证。
按范书《何进传》所载,何进是让董卓屯兵到“关中上林苑”,“关中”就是指长安一带,“上林苑”是汉代最大的皇家园林,位置就在长安以南,西至长安,东至蓝田。
《汉书·卷87上·扬雄传》:武帝(刘彻)广开上林(苑),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
如图所示。
大家看到了吧?原来何进是让董卓从河东郡“西撤”到上林苑!也就是说:何进最终考虑了卢植、郑泰的意见,让屯兵河东郡的董卓西撤的。因此,郑泰才会原谅何进,重新入朝为官。
当然,司马光在创作《资治通鉴》时也发现了这个“关中上林苑”的问题,他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的意见是:按时卓已驻河东,若屯上林,则更为西去,非所以胁太后也。
司马光的意见是全部否定这段史料,其实不然,在雒阳附近也是有一个“上林苑”的。附图如下:
这个雒阳“上林苑”的史料出处在范书《杨赐传》李贤注:《洛阳宫殿名》有平乐苑、上林苑。
如果“关中”二字为衍,何进是想让董卓至雒阳西的上林苑,这样也能解释的过去,那么郑泰回朝的时间应该是在何进派种劭阻止董卓东进之时,毕竟何进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如果“关中上林苑”无误,那就可以解读成何进让董卓西撤。
有人会质疑我:何进让董卓“西撤”, 以董卓的秉性,他也不一定会去啊。谁都知道董卓到河东郡都是抗旨不尊的结果。
是的,范书《何进传》中只是说何进给董卓下达了这个“西撤”命令,并未说明执行结果如何。不管董卓这次是“遵旨”还是“抗旨”,仍然不会影响前文的判断:第一,何进反悔,不想招董卓进京,第二,此时董卓也未进京。
这一点,我敢说绝大部分自认为读透了三国史的人都没注意,很少有人会对地理等客观条件做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