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中国过河的越南，这次真的要起飞了？

一艘满载机械设备的货船离开深圳蛇口，在七天的航行后，抵达越南并卸货装车，这些坚硬金属来不及烘干海洋的潮湿，便通过陆运开上高速，迅速与无数货车汇合，他们都驶向一个目的地，越南首都河内。

这条蜿蜒的物流轨迹，是越南如今“暴富”的缩影，某种程度上，它还折射着中国制造业的忧心忡忡。

越南对外资引入的如饥似渴，从未停止过。

就在5月17日，越南总理马不停蹄地跑到美国硅谷，与苹果、谷歌、英特尔商讨合作。

这位总理的筹码，是通过长期出让土地使用权，来换取美国科技公司的资本，同时他还愿意免除外资经营初期四年的法人税。

当然，众所周知的，他们还有更廉价并且年轻的数千万劳动力。

在2021年，有106个国家和地区“押注”越南，投资总额约311.5亿美元。其中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在越南这片土地上呈现分庭抗礼之势。

中国内地以29亿美元投资额排名第四，如果与中国香港的投资合并计算，则超过韩国，排在第二的位置。

在各个方面，越南似乎都在还原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时代记忆——上世纪崛起于出口加工红利的中国。

无论是它如今腾飞的商业基石，还是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轨迹，亦或是这个东南亚国度的文化根源，都深深刻着中国的影子。

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迁移，是红利的转移，还是对低端业务的舍弃，见仁见智。

然而在这个后起之秀身上，这个“摸着中国过河”的越南，如今正发生着更为魔幻的变迁。

而其中，中国企业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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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巨头的接踵而来，让越南城市中的面貌开始变得复杂。

富有未来感的高楼大厦，和来不及蜕变的城中村落，交织在一个街区内，展现出资本干预后，强烈的人为隔阂。

街道上依然有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大军，这是越南独特的风景线，很多越南人从小骑摩托，车技惊人，他们能够载着一家三口甚至四口，骑在一辆摩托上，在大街上穿梭自如。

而在开往河内的机场高速上，一些没有超速摄像头和减速带这些基础设施的道路，出租车司机会带你追求一种极致的超速感。

速度，对越南当地来说，似乎成为行事的默认逻辑。

早在2018年，你会发现在那些密集的工业园区里，总会出现几个投资商围着园区沙盘，他们一边在沙盘上比比划划，一边在手里的本子上记录笔记，他们反复强调时间紧迫，要尽快找到厂房来落实生产。

迅速开完会议，他们又挤进车里，赶往下一个园区。

据那些在越南当地投厂的人描述，这样的场景，在空置园区里每天都在重复上演。

在最短时间内租厂房、办手续、置办设备、投入生产，是当时外资进入时的一个标准流程。

大量出租的工业园都由新加坡人把持，他们早早进入越南，直接从当地政府手中低价购入大片土地，然后建成园区，再划分区域，租给各国企业。

在这个速成的市场里，有些园区就坐落在一大片田地旁，柏油路上，有野鸡在飞，牛群在空置的园区里穿梭，而一回头，就是日夜兼工的富士康。

特朗普打响的贸易战，从2019年开始在苹果庞大的供应链体系内部，产生回响。

为苹果代工的国内巨头歌尔声学和立讯精密，从2019年纷纷在越南增投。歌尔当时投了2.6亿美元，立讯也跟着投，两家公司当时为了争夺Airpods的订单大头，明争暗斗。

业务都是组装，建厂房成了核心竞争力。

歌尔的内部人士对外表示：“就算没有贸易战，劳动密集型大厂也会逐步把低端制造往越南转。”

在国内的产线上，工人已逐渐呈现中老龄化，而越南能招到更多年轻的劳动力。

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越南的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2岁，而15到34岁的人口占比32%。

而相比于国内产线，越南的工资比中国要低64%。

02

越南的引力是环环相套的，歌尔、立讯等巨头的进入，连带的是一批相关供应链条的跟进。

对于那些在国内处在供应链边缘、经营小厂的厂商来说，到了越南，他用微信就能和巨头谈一笔上亿元的单子。

有些厂商老板把自己的头像改成产品广告，业务内有人拉群，他们来者不拒，在这些群里，他们的头像就是业务广告，有大厂在群里甩需求，他们一露头，生意就来了。

早在2019年，中国对越南投资就超过了400起，而且这只是官方统计数据，其中未统计的，还包括大量中国厂商为方便拿地从新加坡注资的。

但对于大多数去越南投产的人来说，去越南更像是赌博，当地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片“处女地”，没有国内那么充分的竞争。

而它的风险性也显而易见，难以把控的当地文化、政策，以及市场规则。

一位东莞螺丝厂的股东，为了抓住越南的红利，计划到当地投资，但在股东群里，他的想法在股东当中产生了极大分歧，保守者担心一旦出问题，靠国内输血，这就是一个无底洞。

在讨论无果后，这位股东以个人积蓄1000万元，在越南拿了地，但购买协议却是以公司的名义。

这种个人全担风险的做法，让股东群安静了。但这笔投资未来收效如何，所有压力全压在了个人身上。

这是在“越南红利”下的一次豪赌。

这里虽然有大厂的订单，但也有不完善的供应链条，和简陋的信息分发渠道，以及当地特殊的人情世故，这些都是这份赌注的不安因素。

一些在越南投厂的人甚至埋怨，当地没有58同城、赶集网这样的平台，任何事都要靠最原始的技能——打听。

为了找一个当地的上游厂家，有时候要走过十里八村，厂子隐藏在村庄里，没有任何指引，路况糟糕，几十公里的路，有时候甚至要靠双腿去走。

而且对一些喜欢拓展业务的厂商来说，管理风险也很高。他们拓展出十几个业务，这些业务负责人会各立山头，资源全都系在个人身上，而他们一旦辞职，业务也可能会被整块带走。

而和中国同行的酒局饭桌上，所有关于业务与客户的话题，成为了一种禁忌，说漏嘴的代价，有时候意味着一个大订单的“被盗”。

而在那些让中小厂商眼馋的大厂订单中，也有不容抵抗的“权威”在左右他们的命运。

在越南的电子厂圈子里，韩国人一直掌控着很大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越南成为了韩国的后花园，在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小韩国城，街边店铺的牌匾上，写着纯粹的韩文。

有很多越南人除了会讲英文和中文，还能用韩文交流。

在韩国势力的渗透中，首当其冲的，当属三星这家企业。

三星在越南的投资超过177亿，在当地拥有8处制造和研究设施，而2019年越南工厂为三星贡献了7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原三星董事金度铉还出任了韩国驻越南大使。

三星和富士康在越南长期争夺工人，出于竞争，三星还傲慢地要求自己的供应商不允许开出更高的工资，但凡有违反，立马会受到三星方面的警告。

对于很多中国的配套小厂，一旦进入三星体系，在如此淫威下，也不得不噤若寒蝉。

与此同时，越南还是一个小费国家，消防、海关事务，需要定期用小费来打理。一些当地政府，在春节的时候甚至会收到大量名烟名酒、瓜果、现金。

对于越南的官员的评价，流言蜚语盛传。管理不规范、人浮于事，对很多商业组织来说，想要推进事情进展，直接花钱是最高效的解决办法。

对中国有了解的官员，知道茅台的价值，在和中国商人的饭桌上，他们会忍着不喝，等结束了再把茅台顺走。

他知道这东西是硬通货。

除了对权贵和政府行政机关的打点，对于中国工厂来说，他们还要面对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越南人喜欢罢工。

越南官方注重员工权益保护，他们鼓励工人建立工会，争取员工权益，并且支持罢工。

自2006年到2014年，越南大大小小累计发生过5000余起罢工事件，平均每天1.7次。

一些在国内习惯高压式管理的企业，在越南变得束手无策，高压只会换来集体的抗议。

03

中国企业南迁越南，不是一蹴而就，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批传统企业就已经开始挖掘越南市场的潜力。

在长久的接触中，身在越南的国人，也摸索出越南人的某些奇妙特质。

有时候你可以通过越南人和你握手，来判断他是否靠谱，握手越紧，意味着他越重视你。

除了这种微妙的跨国交流，两地的通婚，也在中越的贸易中起到功利却重要的作用。

有将近50万在越南工作或投资的中国人，与当地女性结婚成家。他们被称作“越南姑爷”。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直有一种野蛮的产业链，很多“越南新娘”被卖入中国，但“买”妻的人，多数理由是无法承担国内结婚的经济负担，所采取的破格策略。

与这种畸形的灰色产业链不同的是，“越南姑爷”多半事业有成，条件优渥，并且他们在越南发展。

但这一群体，依然有一个冰冷的商业前置条件——越南政策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越南国籍，则不可在越南购买土地，而且所购买的房产也只有50年产权。

这些“越南姑爷”，通过妻子的越南国籍，便可以在当地的工业园之外，买到永久使用权的建厂土地。

但其中也有巨大风险，所有的产权在妻子名下，如果婚变，所有财产也付之东流。对这样的风险，他们目前没有任何保障措施。

现在，这些“越南姑爷”正积极申请一个“国际家庭协会”，试图推动政策改进，从而保障自己的权利。

复杂的商业环境，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在来此淘金的同时，面临着焦头烂额的困扰。

在这个外来投资构筑的新型市场里，既有数百亿美金的三星制造基地，也有随着苹果供应链迁移而来的国内零部件巨头，更有来自中国那些数十人组成的螺丝、线圈等配套小厂。

这些角色在越南建构起一个富含当地特色的话语权体系，以及生存的法则。

尾声

在2013年，歌尔刚刚到越南建厂时，越南本地只能找到印刷厂、包材和一些弹簧，80%零件需要进口。

随着近几年越南招商引资的步骤加快，越南产业链正在逐步完善，但在整个供应体系中，它能覆盖的环节依然有限。

尤其是动辄几百上千个零件的电子设备，链条层层传导，而这些产品的厂商，大多数集中于珠三角一带。

越南依然是嵌套在中国产业链条中的局部环节。

对制造业来说，也许没人会抗拒“成本便宜”的诱惑，但越南工资近几年已经开始连续翻番，单纯的低价，永远不是核心竞争力，因为总有更便宜的制造国跟进取代。

越南劳动力成本目前已经显著高于很多东南亚国家，越南经济学家黎登营称，越南技术工人的薪水已差不多是老挝和缅甸的两倍，比泰国和菲律宾高出约30%-45%。

一些中国企业向越南的流动，就是跟随低成本的鲜明案例，蓝海终究会变红海，资本是流动的，我们看到那么多中国厂商在越南“豪赌”，不是因为越南本身，而是因为此时此刻的越南，打开了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