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北约东扩是否早有预兆?——全面解析本轮俄欧安全危机前因后果(下)

乌克兰危机后的常规武装力量重新对峙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从一方面看,克里米亚的回归,俄罗斯的军事变愿人员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介入,清晰地表现出俄方不顾自己在国内外诸多问题上的困难,坚决抵制西方影响在乌克兰扩展的决心。而在另一方面,针对乌克兰这样一个非成员国来说,北约当时也并没有做好直接军事回应的准备,甚至,此刻俄罗斯如果进一步干预乌克兰和其他地区事务,北约也没有特别的应急计划。可以说,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激发起了美国与其他北约成员国的政治意愿,要求“重新审视北约对欧洲安全的根本承诺及美国的领导作用”。

然而,直到2016年春天之前,有关在东欧加强军事存在的部署,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动议,暂时还不涉及整个北约。北约当时主要还是专注于东欧地区的常规军事演习、部队轮换,以及至多开始考虑在波兰西北部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司令部的问题。2015年6月,五角大楼发言人詹姆斯•布林德曾指出:研究向东欧调遣重武器计划的只是美国,而并非北约。他强调,“这是美国的计划”,北约与之没有关系。因为当时尽管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积极推动北约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出反应,但是德国“冻结了加强北约在东欧军事存在的提议”。德国前绿党议会党团主席于尔根•特里廷称:“在东欧部署坦克将令俄罗斯一北约基础性文件受到威胁”,他提议,默克尔应该拒绝美国建议,不要“给乌克兰危机再火上浇油”。新欧洲盟国中,如保加利亚则表示:谈论加入美国倡议为时尚早,因为“保加利亚政府没有收到可以讨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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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16年之初,形势发生了变化。据透露,北约出兵的决定,实际上在2016年2月已经形成。约月31日,美军驻欧洲司令部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宣布:“北约和美国将把它们在东欧的防务原则,从确保战略转变为威慑战略,以应对‘正在复兴和咄咄两人的俄罗斯’”。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宣布,从2017年开始,美国将向东欧额外派遣4000余人的装甲旅和各种支持性装备。当被问起北约成员是否参与之时,菲利普•布里德洛夫说:“我们希望如此”。2016年6月,北约防长会议通过决议,确认在原有驻军基础上,更大规模地增加在东欧和波罗的海的驻军。7月上旬,北约在华沙举行峰会,正式批准了作为对乌克兰局势“有限回应措施”的整个北约的军事行动。到了2016年10月28日,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期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正式宣布:“北约向东欧增派4000名军人。”

(一)北约军队的重新部署

华沙北约峰会所确认的驻军计划,其内容包括:向波罗的海国家派出四支部队一一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每国各一支,共四支多国营;每营一千人,实行轮换(按斯托尔滕伯格的解释,这样做,是为了不与“俄罗斯与北约基本文件”的规定相抵触);将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扩大到了原来的三倍,达到4万人;设立规模为一个旅的先锋部队(拟驻扎在罗马尼亚),作为快速反应部队的一部分;在北约东部建立8个小型司令部;在东欧的多国部队,由北约核心大国负责(在波兰的北约驻军将由美国领导,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分别由加拿大、德国和英国负责);大国落实预置装备、补充预警和情报手段;还将在当地防御性地部署更多武器;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峰会邀请了两个中立国一一北约伙伴国瑞典与芬兰一一的领导人参加。近年来,北约越来越积极地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入盟的游说。

这是北约在冷战结束之后规模最大、力度也最大的一次调整。奥巴马在峰会结束讲话中曾解释道,这是因为“在北约70年的历史中,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同时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一一安全、人道主义和政治。”

(二) 欧洲成员国的不同立场

华沙峰会前夕,当时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刚刚警告过,不要"用动静很大的武力威胁和战争叫嚣”来加剧紧张关系。但是在华沙峰会上,还是推出了一连串冷战终结以来最大规模的北约强军计划。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马•加布里尔质疑道:“我们必须自问,如果双方在边境上举行军事演习、增加兵力并相互威胁,世界是否真会变得更好”。法国总统奥朗德则明确表示:“北约没有权力对欧洲应与俄罗斯建立怎样的关系指手画脚。对于法国来说,俄罗斯既不是威胁,也不是敌人。”捷克总统泽曼公开对在四国派驻北约军队表示质疑。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代表也认为,北约应当考虑改变对俄立场,与莫斯科展开对话,“华沙峰会不是为了反对谁,这不是论坛的宗旨”。但是据报道,也有法国官员表示:“北约峰会通常都是99%的麻烦和1%的歇斯底里。这一次完全不是,算是一个达成共识的峰会。”

(三) 俄罗斯的反应

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亚历山大•格鲁什卡表示: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行动“具有对抗性质”,“俄罗斯将被迫对北约的行动做出反应”。囱在华沙峰会之前,格鲁什卡就通过媒体反驳了斯托尔滕伯格所提出的理由。首先,他明确表示:“北约在东部采取的举措只会令局势恶化。实际上,这是用军事手段(例如官兵轮值和大型演习)来打造新的分界线,妨碍大欧洲项目的落实,并加强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格鲁什卡指出:“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的所有武装干涉,都导致了极为沉重的后果。”他列举了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2003年许多北约国家参与伊拉克军事行动,以及2011年轰炸利比亚。格鲁什卡说:“北非当前的局势和欧洲现在遇到的以移民压力为首要的问题一一很大程度上是北约行动的结果。北约各国作为集体和个人应对此负责。”颇有意思的是,格鲁什卡在尖锐批评北约的同时,还一再重申了俄罗斯与北约曾在阿富汗反毒合作中取得的成就(运用美国军方提供的材料),而一旦合作停止,毒品重新泛滥,就令欧洲和其他地区人民遭殃。他也再三强调了2016年6月美俄曾就1972年避免海上意外事故协议举行的磋商,表示俄方愿意继续这种磋商。

从斯托尔滕伯格和格鲁什卡这两位北约和俄罗斯负责官员的立场看,无论内容还是措辞,无论斯托尔滕伯格还是格鲁什卡,在他们坚决表明各自立场的同时,都强调了对方军事行动目的的有限性,强调了俄罗斯与北约在以往的合作中曾经有过的有益经验。倒是戈尔巴乔夫公开的表态立场鲜明,他认为:北约正在从“冷战”转向为真正的战争做准备。他说:“华沙峰会所有说辞无非都是叫嚣,恨不得对俄宣战。北约嘴上只提防守,但实际上它们却在为进攻做准备。”戈尔巴乔夫的话描画出了美国一部分政治力量的战略考量。在华沙峰会前夕的专家论坛上,北约副秘书长弗什博表示:“如今我们怀着惆怅的心情承认,我们转入了与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因为双方对欧洲的看法有原则性的分歧。”他说:这意味着北约“已经开始了冷战后方向相反的新转型。'’北约将回归自己的本源一一巩固自己的东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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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军事存在规模”和“混合战争"问题的争议

乌克兰危机以后,美国与北约成员国到底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做出军事反应,至少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存在争议。

第一个问题,是1997年俄罗斯与北约基本文件中关于如何界定“军事存在”的争议。按照1997年5月27日俄罗斯与北约签署的关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的基本文件》的条款:“北约确认:在现在和未来可预见的安全条件下,北约同盟将会通过协作、一体化和增强潜能的方式,来实施自己的防务和完成相应任务,而不是通过增加部署大规模常规作战力量的方式。”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对于当前北约重新部署军事力量这一重大变化的解释是:一、“在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和通过武力动摇乌克兰稳定之前,没有人提出过要在北约东部增加这样的军事存在。我们是在做出回应,而且是有限的回应。”二、斯托尔滕伯格否定此举有悖1997年签署的北约与俄罗斯基本文件框架下规定的界限。他说:“北约与俄罗斯基本文件中提到的是(不应部署)大规模作战部队。而我们计划的轮换部队远不及任何理智定义下的大规模作战部队”。三、斯托尔滕伯格明确表示,俄罗斯既没有尊重格鲁吉亚的主权,也没有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北约与俄罗斯基本文件也对俄罗斯的军事存在做出明确限制,但是俄罗斯却明显增强了这一存在。四、关于北约军事行动今后是否扩大,斯托儿滕伯格的态度是:“我们会不断搞清需求,并且采取需要的行动。我们必须始终有能力保护每个盟友不遭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与俄罗斯保持更具建设性与合作性的关系”。可以关注的是,尽管有一些专家评论提到了北约的军事行动有悖于《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的基本文件》,但俄罗斯官方和主要媒体对此的评论,态度还并不那么激烈。比如,在回答“处于已经变化的情况之中,是否需要对上述《基本文件》做相应调整”的问题时,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格鲁什卡的答复是:“我们提出建议了。尤其是曾提出有关'大规模作战部队'的条款相当模糊不清。俄罗斯曾要求解释'大规模作战部队'具体指的是什么(基本种类的武器装备数量)。但北约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旬看来,俄方负责官员的回答,仅仅是“提出建议”、“要求解释”而已,在北约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背景下,俄罗斯的反应还是有限和谨慎的。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所发起的所谓“混合战争”。

乌克兰危机以后,欧洲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个令各方专家热议的新词:“混合战争”。有趣的是,对立中的双方都使用“混合战争”的类似概念,用来指责对方故意模糊不清的军事行动。俄罗斯专家认为:“2013年底在乌克兰成功挑起一场'混合战争'的是美国,其目的是用傀儡政权来取代政府”,“‘混合战争’最重要的工具是著名的'第五纵队'一一有敌人操纵的影响力巨大的代理人一一也包括让反对本国领导层的政治力量合法化一一国家机构重建秩序的合法行动被谴责为是违反人权和对民众的压迫。”

但是,2015年3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也说过:“我们的全面方案也包括混合要素。我们采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混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稳定。而其他人这么做则是为了令国家动荡。一一因此北约必须准备好,能够对这一新的现实做出反应。”为什么斯托尔滕伯格可以认为“我们”采用“混合战争”因素是为了国家稳定,而“其他人这么做则是为了令国家动荡呢?”是“先进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还是更为强大的军事战略力量和不对称的结盟关系所决定的呢?到了关键时刻,一向出语谨慎的北约秘书长,看来也还是会露出端倪。事实上,2011年中东危机后叙利亚战争事发,叙利亚战场早就已经变成了各国武装人员以“混合战争”方式大量潜入的“国际战争”了。乌克兰危机中的“混合战争”现象,乃不过是这一连串事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除此之外,按照塞缪尔•查拉普的观点,西方夸大了俄罗斯已经将“混合战争”作为自己主要军事方法的事实,这只不过是西方本身的怀疑而已,而并非是俄罗斯战略思想的现实。倒是连斯托尔滕伯格也承认:他没有发现“俄罗斯打算侵略哪个北约国家”。

(五)北约与俄罗斯在其他地域正在酝酿中的对峙

值得关注的是,北约不仅已经宣布在欧洲东部地区的军事部署,而且在其他地区,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也在酝酿之中。

先来看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挪威《广告报》2016年10月的报道称,该国领导人正在研究在特隆赫姆附近的基地部署32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问题。俄罗斯学者穆欣认为,挪威媒体去年冬季曾报道,五角大楼在挪威某山洞秘密存储坦克、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和弹药,相比之下,目前300名军事人员的数目并不算少。不能排除在这些山洞也许还储藏着未被列入俄美核裁军协议的战术导弹。穆欣指出,北约计划从2020年起,让F-35部署在波罗的海的北约空军基地。那么,只需要几十分钟就可以飞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俄军高级指挥机关的大本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必定要采取反制措施。

再看北极地区。美国专家已经提出了下一次危机有可能发生在北极的警告。一方面,俄罗斯正在加紧提出在北极地区的领土主权声明,另一方面,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挪威这些同北冰洋接界的国家也会相应提出自己的领土主张。问题的焦点在于:其一,海冰融化之后,俄罗斯如何确保领土安全出现了新挑战:俄罗斯陆军在欧洲占有明显优势,因为他们能够自由调动。但是,就俄海军而言,已经失去了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主导权,它也无法确保能够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圣彼得堡的海路通道也明显会受到北约的威胁。所以,俄罗斯海军如何从各个北极基地进入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就成了关键。其二,2016年北极海冰的覆盖面降到历史最低。因此,未来几十年从北极地区获取能源和食物的极大可能性、以及东亚和欧洲之间的较短运输路线,对相关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三,2016年8月,俄罗斯已经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CLCS)提出了有关文件,论证其对北极大片土地的领土要求。俄希望在当地资源的勘探、开发、管理和保护方面拥有主权。今后的变局在于,如果俄罗斯的申索要求得不到CLCS的批准,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令人关注。

包括本来有可能成为合作空间的阿富汗,也在出现新变化。北约盟国主张在阿富汗的反恐训练任务延续到2017年,并承诺财政资助阿富汗军队直到2025年。北约将在阿富汗保持1.2万名士兵的存在。俄罗斯驻北约代表格鲁什卡认为:俄罗斯与北约虽然在反恐形势的严重性问题上有共识,但并不赞同北约对阿富汗地区的“伊斯兰国”和塔利班控制区域的数量分析。看来,意见分歧正在明朗化。

总结上述北约与俄罗斯常规武装力量新的对峙形势,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第一,由于对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本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存在不同看法,冷战后欧洲安全基本制度中的关键文本,已成为有待解决的迫切问题。第二,北约内部尽管纷争不断,但是2016年华沙峰会所作出的在东部地区的军事部署,反映了北约内部要求对俄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意见占有上风。可以注意的是,北约内部如何在协调不同立场。比如,鉴于法国、比利时和土耳其等国事实上更加关注来自“伊斯兰国”崛起和叙利亚战场,为此,北约做出的一个妥协是:北约不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但是,将向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提供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所获得的情报,以此来换取所有成员国对北约其他统一行动的支持。第三,俄罗斯对于北约新军事部署表现出强硬立场,也有能力采取应对措施,但是,双方仍在一系列功能性领域进行合作对话。例如,华沙峰会后关于俄罗斯与北约在空中和海上紧急遭遇时的危机防范协商,以及关于阿富汗事务的讨论,还是透露出双方愿意维持对话的节制态度。诚如卢基扬诺夫所说:“25年的‘无冲突期’已经结束”,但是“政治领导人接下来的任务是控制风险,这种技巧需要重新学习。因此,让我们打开应答机(军机飞行时必须打开应答机,以避免误判),系好安全带吧。”2017年2月的北约峰会上,由于新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亲自与会,不仅在逼迫北约成员国必须将国防预算提高到GDP2%水平的问题上,而且在承诺部署罗马尼亚旅等一系列新的扩军安排上,都表现出了与俄罗斯强硬对抗的新态势。对于形势的急转直下,俄罗斯驻北约总代表卡鲁什卡一方面声明,对于北约的蛮横立场,俄罗斯必须做好“长期对抗的打算”;但同时他还是表示:美俄在巴库关于两军参谋长层次的合作,以及在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协作,“不应该被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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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与北约的前景

总的来说,近年来对于北约的走势,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估量和分析:立场之一,认为美国对俄策略已经失败,应该重新考虑北约的存留。在这一立场之下的第一种意见认为,当前西方对俄战略已经陷于全面困境:无论是希拉里•克林顿所主张的与俄罗斯“强硬对抗”,还是特朗普主张的哄骗普京以达成交易的策略都完全不得要领。包括自由派所指望俄罗斯会变成一个友好民主国家,以及能彻底打败俄罗斯并使之边缘化的政策也都应叫停。因为,普京现在正站在几百年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传统和俄式世界观的主流立场,深得广大精英和民意的支持;同时,俄罗斯也掌握着停止叙利亚这场人道主义灾难并重启持续谈判的关键;正当美国试图孤立俄罗斯之时,却反而使它甘于冒险,并迫使西方进行谈判。这一派的总体立场认为:面对着多种制俄措施失效的局面,更加麻烦的是西方内部的高度意见分歧。

这一立场中的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应该退出北约。就像美国凯托学会的高级研究员特德•盖伦•卡彭特(TedGalenCarpenter)所提出的:一方面,与二战和冷战时的局势相比,欧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安全环境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欧洲民主国家的GDP已经超过美国;“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与过去苏联的威胁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欧盟的人口是俄罗斯的三倍,经济总量是俄罗斯的近十倍”。同时,北约扩员,像脸书上添加好友一样随意。例如美国与最近的新成员国黑山的安全利益完全是不对等的,对等地保障各自的安全利益又从何谈起?此外,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对等,美国已经达到GDP的4%,而欧洲成员仍然只占到1.6%。这只是美国不应再继续承担义务的理由之一。卡彭特认为:“我们早就应该进行全面评估,甚至考虑最激进的选择:美国从(北约)联盟中退出。”

在这一立场中,还包括第三种看法,认为俄罗斯横竖没有出路:即使美俄和解,也不会对普京有帮助。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凯南研究所副所长威廉•波梅兰兹(WilliamE.Pomeranz)认为:即使是美俄关系取得和解,依然将给普京留下极大难题,因为普京是靠着反美和相应的对抗路线取得民众支持的,如果美国主动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这个“最极端的丑化对象的突然消失”,会导致俄罗斯再去寻找敌人;但是,即使俄以欧洲、伊斯兰国等作为取代美国的“敌人形象”,都不会像美国那样容易激起俄罗斯人民的群情激昂。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主张美国放弃对俄的强硬态度,与特朗普的主张暗合。

但是,美欧内部争议中还有更为显著的另一种影响广泛的立场,主张北约要以更加强硬的联盟战略来对付俄罗斯。

这一派立场当中,还可以细分出两种意见:前者侧重于“强硬”;后者侧重于“遏制”。持第一种主张“强硬”立场观点的西方人士不在少数。目前,北约军事部署的出台,就是一个证明。他们认为,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欧美必须团结一致,强硬应对。巴德学院地缘政治战略教授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当“普京的赌注是西方将会退缩”时,奥巴马总统不想与俄罗斯为敌,默克尔总理也不想。一一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普京将会继续扩大其优势,利用我们的软弱。一一我们面临着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但是,这将促使我们重新确定西方的含义与边界。这一意见,不排斥更为进取和扩张式的强硬立场。同时至少还包含着以下的一些判断:其一,在西方不少地缘政治学者看来,一个衰落的俄罗斯更具有威胁性,因此,更需要联合起来坚决应对。其二,即使国际石油价格恢复到100美元/桶,但由于俄罗斯在欧盟贸易中的比重还会下降,今后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与欧盟的经济合作水平还会低于乌克兰危机之前,特别是由于俄罗斯自身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其对欧洲影响有限,因此不必害怕与俄罗斯的强硬对抗。旬这一种观点的结论是,北约的强硬立场有可能获得胜算。

这一立场中的第二种意见认为,作为北约的战略对策,应该重回凯南式的遏制战略。这派意见首先认为,如果以为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接触,加上军事遏制,最终能够说服俄罗斯愿意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这是“将主观愿望凌驾于经验之上”。其次,事实也表明,以往将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试验已经失败,因为俄罗斯最害怕被融入西方。而西方对俄罗斯的包围,反而是普京所需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效的对策将不会是罗斯福式的将俄罗斯拉回国际大家庭,也不是简单的包围,而只能是:重回凯南式的遏制。至于如何遏制?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在俄罗斯显示力量的一切地方反对它,包括乌克兰、叙利亚和网络空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需要通过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北约),同时利用俄罗斯的弱点,包括它日益恶化的经济和它对海外意识形态缺乏吸引力。所以,遏制战略的要点应该是:第一,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凯南式遏制的持续耐心;第二,相信西方优势和俄罗斯所面临困境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第三,维护西方的团结。只有这些才是成功的关键。

一直到2017年2月慕尼黑北约峰会举行,美国新任副总统彭斯在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与北约的盟友关系。包括美国一系列政要出访欧洲,为北约盟友打气,说明美国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大选效应”,回到维持与北大西洋盟友关系的传统立场。对于美国大选以来特朗普团队在北约问题上的这一戏剧性变化,俄罗斯学者穆欣在他领衔的研究中心所发表的报告《北约:实力与意图》中曾这样预言:“美国企图通过夸大外部威胁来维持对北约的掌控。因为知道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分子对北约来说是一场艰巨的任务,所以美国就选择另一个简单的做法:重提'俄罗斯威胁论'。”

为了理解慕尼黑峰会之后美国政治精英层的立场与心态,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2月底由美国外交委员会在华盛顿DC所举行的一场题为“对手?伙伴?或两者兼有?”的政策讨论会。这场重要的公开讨论会,其主讲者中有安琪拉•斯坦特、伊福林•法尔卡斯、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奇、查尔斯•库普钱等著名学者和专家,他们不是前美国驻外大使,就是国家安全关员会的前高级顾问,或者是长期在白宫负责情报工作的学者。因此,这次会议被与会者戏称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尽管这场政策辩论会的主讲者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工作经历,对于俄罗斯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认知,而且辩论会也主张美国应该以更加客观的立场看待俄罗斯,不应该像前总统奥巴马那样使用“藐视的语言”对待俄罗斯与普京,但是这次会议明显占优势的观点是:第一,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在价值观念、地缘政治利益,以及对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等方面的高度对立,决定了俄罗斯是对美国的巨大威胁;第二,尽管作为欧洲主要国家大选年的政治前景非常复杂,但是必须抓紧时机,强化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安全与政治合作,而其中,巩固北约是当务之急;第三,不仅现有对俄的制裁措施要坚持,而且要改变在乌克兰等问题上仅有“明斯克协议”、“诺曼底机制”,不能够仅由俄罗斯与欧洲来维持现状的局面,应让美国实质性参与,进一步发挥作用;第四,放弃对于通过调整中美俄“大三角”关系阻遏俄罗斯的过高期望。这场会议所表现出的对改善俄美关系的悲观倾向,与白宫班子正在经受“通俄门”严峻考验的政治角逐,互相呼应,体现出美俄关系与欧洲安全格局未来走向的难见乐观。

结语:北约、欧洲安全与俄罗斯之争的历史比较

从相对较短时段来看,国际学者较为关注的是冷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多次缓和与“重启”对于欧洲安全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东西方之间在欧洲呈现多年高度对抗状态,但是,毕竟还是有过不少次或多或少的和解。虽然东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战略利益以及未来欧洲国际秩序的构建方面,各自的主张南辕北辙,严重牵制着和解的形成,然而,毕竟一而再、再而三的“缓和”与“重启”,使得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不可能再轻易地发生。当今形势之下,似乎对抗局势又在卷土重来,但是,回顾历史,东西方之间顽强不息地追求和平的努力,始终还是给当前事态的进程留下了重要启示。

2017年2月慕尼黑会议前后的国际舆论中,又一次出现了关于“新雅尔塔”和“新赫尔辛基”一类有关未来国际安排的辩论。显然,这里有两个重大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地缘政治在当今变局中的作用。普京在2016年瓦尔代论坛的大会讲演中提到,“地缘政治因素比之意识形态更重要”。普京的这一论断迄今还并没有太多为国际舆论所议论。但当,国际变局中,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因素孰轻孰重的话题,值得人们深思。虽然,非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一度主导冷战后的国际发展,但是,一方面,意识形态可能是很难被“胜利者”所主动摒弃的,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利益博弈从来没有为意识形态的去留而消失,相反,是愈演愈烈。所以,普京的这一断语点出了事态的要害。

第二个问题,对于北约东扩背景之下的欧洲安全格局的发展趋势而言,二战以来几十年的国际遗产和经验教训,虽然值得总结,但是多少还是显得时间短暂,因而未能触及更为深刻层面的结构性变化。这意味着,需要根据更长时段的观察进行总结和反思。

国际间关系的千年历史上,大概只有两个历史时段的变化,堪与今天北约东扩的庞大规模与声势相比拟。其一,是公元十一直至十三世纪延绵了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其二,乃是发生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的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扩张战争。这几个历史时段中,场面宏阔的多国进程的共同点在于:无论是十字军多次东征企图要建立的天主教一统天下,无论是拿破仑想要建立的欧亚帝国,还是北约东扩所期待的世界“民主共同体”的形成,都是旨在建立普世性的一元论为基础的不同形式的帝国体系。但是,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只是加速了一个伊斯兰、东正教,和西方天主教势力并存的多元世界的趋势;拿破仑企图“以强力”推广民主的扩张战争,同样也没有导致单一的欧洲民主世界的出现,反而导致了一个由俄罗斯参与、甚至是一度由俄罗斯左右局面,与英、普、奥、有共治的维也纳体系的诞生一一正是这样一个多元的体制在欧洲维持了被称为“百年和平”的较长时间和平。至于今天的北约东扩是否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由一元主义的追求为起点,最后总是落得个多元力量并存的结局,似乎还尚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是,以一元论为主轴的单边主义扩张不合时代潮流,确实是难以违拗的事实。即使是拥有号令天下的军事实力,即使是有着拉帮结派的多方联盟,也即便是拥有久经磨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一旦不思进取,抑或滥用权力,总是会落到一个难以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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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共存代替以往一元主导的格局,乃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历史大变局。若非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路途,难以设想会有任何斩获。尤其是身处于未知前程的变化中的世界,所需要的可能不仅是力量和勇气,往往还更多地有赖于思想的健全与创意,方能编织出未来的俄罗斯、北约与欧洲安全格局的一幅清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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