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技术统治时代，人文科学还有生机么？

孙周兴 | 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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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开拓面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艺术人文学》

孙周兴教授

新文科建设中学科创新是一个大问题。新文科改革不仅要跨学科，更要增加新学科，以借此抵抗技术工业的同质化和普遍化的危险趋势。我们的人文科学确实应该有所更新、有所改造了，永远不变的“文史哲”恐怕是不够的，是不合时宜的。长期以来，人文科学被边缘化、空心化，这固然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技术统治论”的影响，但难道就完全没有我们人文科学本身以及从业人员自己的责任么？笔者曾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叫作“世界变了而你还没变”，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题目似乎也可以针对今天的人文科学来说。

人文科学的转向

除了自然人类的历史性“天命”，人文科学自身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它的龟缩和逃避策略。所谓“历史学的人文科学”（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语）习惯性地逃避现实，通过回忆过去、维护传统，甚至对过去某个“美好时代”的虚构和美化来蔑视现实的生活世界。说起来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然人类有回忆和尚古的本性，本性使然，这在古典时代就已经显形和定型了，所谓“模仿”，在欧洲主要是“师法自然”，在中国主要是“师法古人”；二是面对技术文明的辗压，作为自然人类的精神价值表达方式，人文科学只好无力地通过历史性的退缩和回避来应对，但似乎也可理解为一种“抵抗”。

那么，人文科学还有戏吗？我们讨论“新文科”，应该已经假设了一点：人文科学还有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我的期待要更高一些，我认为，到了人文科学（艺术人文学）绝地反弹的时候了，而前提是，它必须改变自己的旧式定向和思想策略，要从“历史学的人文科学”转向“未来性的人文科学”。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种改变和转向呢？简单说，还是因为时代变了，世界变了；而往深处说，主要是因为技术工业的深度整体改造，自然人类文明体系受到摧毁性的攻击，这时候，作为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系统之基础部分的人文科学也就岌岌可危了，一种被技术工业烙印的新文明（我愿意称之为技术人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表达，因此需要“新文科”。

在这方面，马克思确实是一位先知哲学家。在技术工业启动不到百年（1848年）时，马克思就有了下面的著名断言：“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这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个著名段落。今天的人们读懂这段话了吗？我认为未必，至少人们恐怕还没有理解它的深义。以我的理解，马克思在此不光是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而且也已经更深刻地预见到：在技术工业的强势作用下，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趋于衰败。三十多年之后才有尼采之言：“上帝死了！”与马克思的上述断言一样，尼采的“虚无主义”命题同样意味着自然人类精神表达和价值体系的衰落。

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的核心部件是哲学和宗教，两者构成欧洲“形而上学”的主体部分。哲学是制度性的，是制“度”的，即制订形式规则的；而宗教是道德性的，是为自然人类的心性信仰而设的。哲学的主体是指向形式领域的先验存在学/本体论，可视为广义的“先验哲学”，而宗教的主体则是指向神性领域的超验神学。从根本上讲，两者都是以传统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都是为克服线性时间的无限流失而构造一个无时间的、不变的领域——哲学构造一个“形式—观念领域”，而宗教/神学构造了一个“神性—彼岸世界”。

回到马克思的上述引文，或问：马克思所谓“一切固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应该答：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和价值体系。马克思、尼采之后，技术工业进入普遍化（殖民化）和加速化通道，文明断裂愈发显赫，启蒙借助电光世界而得以完成——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在19世纪后期发生的火光向电光的转换。火光是自然人类的自然光源，而电光则是技术人类的技术光源，可以说，电光的出现（1879年）意味着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的真正形成。一个技术之光普照的光明世界出现了。技术的统治地位得以真正确立起来。进入20世纪，技术理性演变为机械战争，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根本上是技术工业之战，是“钢铁之战”，最后终结于原子弹的绝对暴力。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世”（anthropocene）在地球史和文化史双重意义上得以确认：在地球史意义上，“人类世”意味着人类的技术活动成为影响地球存在和运动的势力，地球演化进入一个新世代；而在文化史意义上，“人类世”意味着文明的一个巨大变局，即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换。

所以今天我们热议的“新文科”从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只可惜马克思及其先知般的文明预言经常被误解和曲解。所谓的“新文科”已经延误了，不该再延误下去了。“新文科”是何种科学呢？在马克思的未来文明预判中，他提到了“人的科学”：“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那么，马克思所称的“人的科学”是什么？是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新文科”？我认为并不是，或者说，它不光是指人文科学，而是更广泛地指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人文科学——现在我想说，就是“人类技术工程”与“艺术人文学”。

未来人类文化新格局

今天我们似乎终于可以接过前述马克思的话题了，“人的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新科学/新知识的格局已经摆了出来：一是人类技术工程（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二是艺术人文学（人文科学）。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科学”，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科学”。这里所谓“人类技术工程”，是笔者斗胆给出的一个试验性的命名，我们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人类技术学”，是关于人类自身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处理；而所谓的“艺术人文学”即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它本来就是“人之学”，但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被叫作“科学”（science）。

什么是“人类技术工程”？我们知道，今天围绕人类自身而展开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加工集中于两块，两门最热闹的新技术，即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它们都具有“工程”性质，它们都信心满满，致力于最终解决人类自身之谜，并且都声称有能力使人类永恒化和无限化。如果说机械工业是自然人类的人力/体力的延伸，那么人工智能（AI）就是人类智能的延长和放大。如果说人工智能是人类思维/精神的技术化，即计算化/数据化，那么基因工程/生物技术则是人类肉身/身体的技术化。“人类技术工程”中的这两门核心科学构成对人类精神和肉身的双重技术化。

以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为代表的“人类技术工程”是现代技术的同一化/同质化进程的最后/终极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所谓“人类世”的后半段。它们是人类最后的技术吗？技术乐观论者（尼采所谓“科学乐观主义者”）当然会说“不”，但无论就目标对象还是就后果和效应来说，它们对于自然人类都具有终结性意义。

“艺术人文学”即通常所谓“人文科学”的现代形态，是源自欧洲（西方）的，自近代以来一直受科学主义的挤压和排斥。特别是技术工业兴起以后，传统人文科学的地盘不断被各门科学侵占，在理论模式和方法上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的附庸，从而越来越丧失了自主性和影响力。艺术人文学/人文科学的“空心化”成为一个艰难的世纪命题。今天来讨论“新文科”，本身也有这方面的动因和考量。我们试图借此追问：在技术统治时代，艺术人文学/人文科学还有生机么？

两门（两类）“关于人的科学”——人类技术工程与艺术人文学——将构成未来人类文化新格局，可以说，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两者以及两者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表达为自然与技术的“二重性”（Zwiefalt），而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和对抗。“二重性”是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策略，意在突破传统哲学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而进入非同一性的差异化思想方式之中。

“人类技术工程”本质上是逆反自然的，包括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在内的新技术（人的科学）加强（加速）了自然人类的衰败，自然人类不断被计算和被规划（尼采语），进入非自然化的技术同一性框架之中。在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预见了笔者所谓的“人类技术工程”，他预言：人类已经从通过技术加工自然进展到通过技术加工人类自身，也即开始加工人类的身体自然了。而“艺术人文学”则是逆反技术的——虽然不见得是诅咒技术的，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一种非同一性的势力，因而是与现代技术背道而驰的。在今天以及在未来，无论是为了抵抗技术工业的同质化和普遍化进程、保卫个体自由，还是为了技术人类的自然性保存（人类在技术统治时代的自然性保存），我们都更需要“艺术人文学”了。

两类“关于人的科学”（人类技术工程与艺术人文学）之间的关系将更多是一场“贴

身肉搏”。艺术人文学必须有能力介入这场“贴身肉搏”。如果现代技术是人类的“天命”，那么艺术人文学的“抵抗”就是一场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当代艺术已成先导，正如约瑟夫•博伊斯所言，这是每个人的战斗。核心的和终极的问题恐怕在于：（1）人类在肉身和精神上被技术化的界限何在？（2）在人类身上展开的这场斗争结局是什么？有可能取得一种平衡吗？《国际歌》号召无产者团结起来，投身于“最后的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动员。今天我们得追问：什么是“最后的斗争”？让我尝试回答：两类科学（人的科学）的斗争才是“最后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