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京东｜“边界”的诞生：制图技术如何塑造国家主权的领土化(上）

于京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编辑札记

本文由近代制图技术的发展来阐述国家主权的空间界定，将图像史学、技术史与传统政治史研究融于一体，视角新颖，聚焦于近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问题，正契合着本届征文“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之主题。关于领土、主权与国家边界的技术维度思考，在今日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文章内容细致扎实，论述充分，并且大量搜集和使用图像资料，足见作者的理论视野与考订功力。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是从一个个具体情境切入，叙事娓娓道来，内容环环相扣，也正如文中把地图喻为“剧场”一样，形象地展现了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政治转型中的历史图景。在阐述理论思考的同时，如何把文章写得“好看”，昭示历史有趣而迷人的一面，正是当代青年学人所应当关心的。

——杜运泉，《探索与争鸣》副编审

杨义成，《探索与争鸣》编辑

1885年8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法来西讷（Charles de Freycinet）向原驻日内瓦的总领事浦里燮（Bourcier Saint-Chaffray）致函，告知他即将前往亚洲，担任中越勘界委员会的法方主席，以迅速完成此前《中法新约》所规定的“会同勘定界限”之工作。信中指出，精确的勘界不仅可以消除双方在属地问题上的冲突因素，还可以借机促成殖民、商贸与战略方面的重大利益。为此，政府极为重视这项工程，外交部除了提供各类地图、文献和资料图册之外，还专门配备了一批民事“合作者”，他们“潜心做过有关研究而且都有专长，思想准备充分，并在技术方面为完成任务提供了方便”。从名单来看，合作者的主要任务是勘测新地图，提供专业的地理知识。这在当时的全球性格局下并非偶然的、区域性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外交做法——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后，绘制地图成为外交活动中的重要环节。1689年中俄在尼布楚、1749年英法在新斯科舍等都是这种新做法的体现。到19世纪，维也纳体系更是将制图纳入条约与国际法机制，使其成为全球外交中的一种惯例现象。

传统的外交史尽管不乏对勘界议题的考察，但极少有人注意到政治/军事之外的技术/知识维度。这不仅导致了条约研究对地图的一贯忽视，还部分造成了地图史与政治史的长期脱节：前者聚焦于孤本地图的专业及史料性价值，鲜有分析制图的政治过程与互动机制；后者对地图的涉及仅限于“图说史话”，缺乏对勘测、划界、立碑以及界务管理的知识学梳理，进而漠视技术实践与政治划界之间的关联。事实上，17世纪以后近代地图作为宣示主权、领土谈判与殖民扩张的一部分，已然从传统的艺术、文化及历史领域转入国家治理之中。勘界制图活动不仅形塑了线性匀质的空间意识与领土观念，还缔造出一种意象性、图示型的“国家感”。相应地，传统的疆域认知逐渐被地图上的“线条边界”理念所取代，这在更大范围内呼应了一场政治领域的知识学革命——即以专业团体和技术实践为依托，基于科学原则与理性主义的国家利益所形成的治理安排及其制度规则。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称此为17—18世纪的“法国体系”，这不仅是由于这种新型外交孕育于法国，还因为波旁王朝统治之下科学与政治高度结合，新兴的数理、统计与几何测绘成为国家权力的“技术”。在制图领域，中央政府不仅收集汇编现有地图，还通过皇家科学院这样专业化的学术机构直接介入知识的生产，组织全国性的地理调查与制图计划。对应在外交领域，领土谈判、边界划分与联合勘界等活动中，地图测绘逐渐成为一种“规定动作”，分段谈判与专业制图促成了“边界”的诞生。这一模式源于欧洲而影响全世界，为解读现代国家提供了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进路。而要探究这种边界机制的历史起源，思考技术生产所带来的政治变迁，我们仍需回到17—18世纪的西欧，把视线聚焦到地图在欧洲外交中的“高光”时刻。 

战争的剧场

1659年7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从枫丹白露宫出发，南下至西南城市波尔多，随后向东南方向经图卢兹巡视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其后，国王向南部边境城市巴约讷（Bayonne）出发，在圣让－德－吕兹（Saint-Jean-de-Luz）举行他与西班牙公主玛丽·特蕾莎（Marie-Thérèse）的大婚。在婚礼的举办地——法西交界处毕达索阿（Bidasso）河道中心的费桑岛（île des Faisans）上，两国同步进行了领土谈判，签署了《比利牛斯条约》，第一次划定了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法理分界。这一事件在地图史的解读中极具象征意义。有证据表明，当时的公众已经通过地图来观察这个小岛上所发生的一切，一份小册子记录说：岛构成了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的“界限”（borne），而地图则像“剧场”一样，忠实地还原了这一现场的景象。

借助地图来查看地形与疆界，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逐渐成为一种风尚，这与军事上的需要具有密切关联。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对地图的需求量激增，公众也热衷于通过阅图来了解最新战况，这大大刺激了制图产业的发展。当时，人们谈及“地图”可以用不同的称呼，比如在法语中，有plan、description、représentation、carte、atlas、théâtre等。其中，théâtre（剧场）就是早期地图出版业常常使用的一个术语，原因很简单，在征战与行军途中，使用地图就像实时“观看”所处的场景一样。所以，早在16世纪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和布格罗（Maurice Bouguereau）等人出版的地图集中，主标题便会使用theatrum / théâtre，表示“地图像一座剧场，从中可以看见整个世界”。

17世纪欧洲战事更加频繁，反映前线的地图及地图集都会署名“战争的剧场”（theatrum belli / théâtre de la guerre）。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战争发生的地理空间；二是图像再现的、有关战争的时空场景。后者通常是市面上流行的、反映战场形势的地图（如图1）。它们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可以报道最新的战事状况，讲述事件的前后进程，制图者运用线条、图画、符号、文字、色彩等各类元素的组合，将战事呈现为可供观赏的“戏剧”。所以，在此时的欧洲，地图就构成了对前线战事的一种叙述方式。

图一 反映 1691 年形势的《战争剧场——以蒙斯为首都的埃诺公国》

三十年战争后，法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到1658年仍未结束。路易十四的首席大臣马扎然（Mazarin）在给王室去信说明边疆地区的形势时，往往附上一些地图，作为对战场的说明。在某次战役开始前，通常的准备工作之一也是绘制或征集这一区域的地图。比如法军在进攻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和贝尔格（Bergues）之前，马扎然都先后写信，要求获得相关的城市及防御地图，包括各类要塞、村庄的具体数量和地形的说明。可见，制图最初在军事活动中融入了人们对“边境”（frontière）的认知，古语frontaria意为“对抗敌人的前线”或“战区”，最初指的就是遭到入侵时战争最先发生的空间边缘，即“行军前线”（limitanei milites），一般也是范畴偏大、边界模糊的一段区间，甚至不严格局限于本国境内。路易十四的军事大臣沃班（Vauban）就曾指出：法兰西和西班牙人最重视也最熟悉关于战争的技术，这使他们的边境（leur Frontières）变成了“战争的剧场”，也是从中学习这些危险技艺的学堂。

沃班所说的战争技术，既包括进攻，也包括防御。尤其是在停火谈判期间，地形及工事所构成的“防线”渐渐重塑了“边境”的内涵，这得益于新型军事技术的使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促成了地形学、测绘学、几何学的发展，不仅为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工程师，而且使精准再现兵力部署及工事建设的地图、画册与地形浮雕得到普及。这些可作用于战争的空间技术与制作工艺被沃班大力应用，尤其是几何多边形（polygon）原理被他用于国土的防御设计，战争也就变成了一门在图纸上规划进攻与防御的科学。一场战役确定了边境形势后，紧接着就是土地丈量、调查与统一规划，地图可以再现和强化空间规划的同质性，而绘图上的延误与错漏则可能导致领土的丧失。在1685年的《防御总监》（Le Directeur general des fortifications）中，沃班就强调：“主权者必须委任忠诚、正直、聪慧之人防御其要塞，不但要提供精良的绘图，而且能完成所有的工程，构建起一种统一秩序。”

对1659年的路易十四而言，防线上的制图比战争地图要更加具体和精确，它们所描绘的空间同战争所形塑的国境是一致的。首先，军事上的“战线”问题在1648年和平之后就转为“防线”问题，地图也就从一种动态反映前线战况的“剧场”变为静态防御建设中的“蓝图”。其次，战争后确立的防御链条在现实中由大大小小的坚固要塞（fortification）组成，从北部的格拉沃利讷到南部的贝尔格，战区的串联呈现为地图上的“政治分界”，它赋予边境地区一种“几何理性”的空间感，反映了政治划界与主权概念领土化的同步过程，制图因而也就成为一门很有价值的“领土科学”（science du territoire）。故而，在17世纪的君主肖像画中，地图或地球仪常常作为背景装饰，寓意君主对空间的绝对掌控，而宫廷教育也往往使用地图或拼图的游戏，教授关于战争、城防与领土空间的系统性知识。正如路易十三的医生让·埃罗德（Jean Héroard）所记述的：

手持罗盘和规尺，君主通过测量地球仪便可对照着认识他所继承的那些领地；仅仅通过书房里的踱步，感受大道与小路，他便熟知不同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语言、风俗道德与法律习惯。终有一天，他也可以用科学在整个地球上建立伟业，规划理想的蓝图。

一方面，主权者的统治在地图上呈现为统一规则的画面空间，外部是众多几何形要塞与线条所构成的屏障，内部治理则是开放、空白、匀质的土地。另一方面，历史传统中的疆域意识同科学主义的制图技术相互结合，既摆脱了模糊的、错杂的“疆域”想象，又立足于权力所垄断和管理的政治单元，形成一种领土性空间的法理“分界”（既包括外部国与国之间，也包括内部区划之间）。对此，沃班认为，要实现这种“边境”到“国界”的过渡，就需要停止四面八方的作战消耗，划定领土的详细边界，用稳定造就同质性（homogénéisation）。对成长中的国家而言，战争所带来的边界变动并不是持久的，所以需要结束战争，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的领土整治上，而路易十三时期黎塞留（Richelieu）所开创的专业外交与谈判机制则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条稳定路径。换言之，主权国家的边界构建既依托于军事上的“防线”确立，也包括谈判、条约中的“界线”划分，后者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科学的新型知识与制图技术。 

谈判的“工具”

在1659年的法西和谈中，马扎然继承了黎塞留制定的外交方针，以“国家理由”为导向，使用职业外交人员进行领土谈判。当然，他也保留了另一项其前任时期的传统：命人收集地图，咨询地理学家与制图师，全程服务于内政与外交。这一做法于三十年战争期间便已得到贯彻。1645年8月的明斯特谈判中，法国代表团希望获得阿尔萨斯地区。然而，这里广泛分布着众多不直属但统一在哈布斯堡王朝庇护下的“中等邦国”（états intermédiaires），它们同帝国的领地犬牙交错，以至于法国人很难搞清楚具体的归属关系，所以代表团请求宫廷提供更为明确的政治地理信息。王室一边派出生于阿尔萨斯的学者约西亚·格拉泽（Josias Glaser）前往明斯特，同代表团内的法学家西奥多·戈德弗瓦（Théodore Godefroy）一起为谈判提供咨询；另一边，外交国务秘书布里安（Loménie de Brienne）给代表团寄去了当时对阿尔萨斯最好的地图说明，用于领土谈判，这是16世纪丹尼尔·斯伯克尔（Daniel Speckel）绘制的一幅《奥地利王室所有阿尔萨斯及周边省份地图》（Description de l’Alsace et provinces voisines dans les quelles la maison d’Austriche a des terres, 1576）。

在这封1646年4月的信及附件中，法国人结合阿尔萨斯地区的疆界、土地、贵族与封建权利，对地图加以说明，为他们的领土诉求辩护。首先，他们在地图上用数字按次序标出下阿尔萨斯和桑德戈（Sundtgau）地区的重要地点，还同符腾堡、弗朗什－孔泰以及其他周边地区的地图比较，以此确定所有属于阿尔萨斯地区的领地。与此同时，按条目将散乱和交错的土地同各个领主一一对应，使得谈判人员对整个奥地利王室在阿尔萨斯的领地一览无余，从而方便就具体地块逐个谈判。其次，在讨论奥地利的王室谱系与封建权利时，对地图使用了色彩处理：奥地利领地都用淡粉色彩圈出；吕塞尔（Lutzell）修道院地区是淡黄色；布伦道夫（Brundruf）治安区是绿色，这也是巴塞尔主教区的颜色；德雷蒙（Delémont）地区则被绘成蓝色，它也是所有地图中代表自由城市的颜色。最后，不同领地之间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来表示边界，各领地所拥有的城市、市镇与村庄也都在图中逐个写明，教会领地及其辖区边界也都有所标示。

这种谈判做法很快被沿袭下来，用于南方的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和谈中。1647年11月，布里安在传达宫廷对南部边界问题的意见时指出：“国王要求占领加泰罗尼亚的总督皮埃尔·德·马卡（Pierre de Marca）设法为代表团提供一份详细而准确的地理说明。”马卡很快给出了答复，并在说明中附上了一幅地图，上面做了标记。为此，他咨询了所有地理学家和法学家，以便更好地驳斥西班牙人对这一地区的企图。稍后的1656年，李奥纳（Hugues de Lionne）作为国王全权代表赶赴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路易·德·阿罗（Luis de Haro）商讨洛林问题时，也借助地图来查看那里的领地状况。

领土谈判问题上的地图意识，源于近代政治与地理之间的特殊关系。通常，王室会对地图的制作予以支持和资助。1627年后，负责路易十三教学的制图师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受到了黎塞留的赏识，后者下令搜集全国所有地图交由桑松统一汇编。在此过程中，高卢时代的“自然边疆”（frontières naturelles）理念融入并影响了权力制图的实践。作为委托成果，桑松出版的《法兰西地图》（La France décrite en plusieurs cartes, 1643）包括五幅古代高卢地图和五幅当时的法国地图，通过将古代疆域同当下领土相对应，地图论证了一种有限的、特殊主义的主权意识。因此，历史地图也一度构成了政治主张的重要依据，正如此前谈判所显示的，外交人员常常结合历史地图与地理学者的建议来考察领土性的权属关系。不过，对于1645年的阿尔萨斯、1656年的洛林以及1659年的比利牛斯山等地区而言，由于交错着帝国、教会、王国、领主以及混乱的封建宗主制遗产，要形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谈判者又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做出抉择。

这正是1659年费桑岛谈判中的核心问题。马扎然主教比路易十四等人早出发了一个月，在同西班牙首相阿罗会面后，谈判陆续进行了二十五次之多。在反复的商讨、妥协、交换、让步之后，争议集中于孔夫朗城（Conflans）的归属问题：法方从历史权利出发，主张对鲁西永（Roussillon）和塞尔达尼亚（Cerdagne）的所有权。路易十四说：“这是先祖的遗产，西班牙既然用非法手段侵占，我就没有理由不用武力来恢复我的权利。”然而对于法国实际控制的孔夫朗城，西班牙人在档案、法令、地方志和捐税记录中找到了该城属于他们的证据，这就使得这片领土的谈判夹杂着历史权利、实际管辖、自然地理等多重要素。此时，以桑松为代表的传统制图师所生产的、作为知识参考的历史地图只能呈现一种模糊的差别，图上粗糙的虚线和着色可以“区分”，但不能“划定”具体土地的归属权（图2）。

图 2 1691 年纪尧姆·桑松的《比利牛斯山地图》

注：纪尧姆（Guillaume Sanson）是尼古拉斯·桑松的儿子，也是王室御用的制图师。此图反映了 1659 年条约后的情况，将鲁西永和孔夫朗地区纳入绘制范围，但在领土分界的细节上并不清楚。1675、1691、1719 年三个版本的地图可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馆藏编号 GEC-9117、GE C-2708、GE C-11365。

早前马扎然在巴黎同西班牙谈判代表皮蒙泰尔（Antonio Pimentel de Prado）讨论时，对孔夫朗和塞尔达尼亚地区的处置更多倾向于依据历史管辖权，而在后来拟定的预备条约中，塞尔达尼亚山谷的众多土地也都是允诺给西班牙的。但10月16日第十七次会谈之后，马扎然查看了这一地区的地图，他指出：

早晨会谈前我让特鲁巴博士过来，我查看了加泰罗尼亚的地图中孔夫朗城的位置以及塞尔达尼亚属于我们的那部分，发现山脉的分布让人疑惑：一部分从勒卡特发端，另一部分在鲁西永和法兰西、孔夫朗和鲁西永之间，这些都不是古代地理学家所说的区分高卢和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毫无疑问唐·路易（阿罗）坚持说我们只能保留这些山的说法是打着让这些小山丘也作为山脉的如意算盘。

这幅《加泰罗尼亚地图》极可能是1647年布里安要求马卡准备的地图之一，后者在1659年谈判期间准备了相当多的地图作为谈判材料。显然，不论基于历史地图还是历史权利，孔夫朗问题都无法按照法国利益方向解决。马扎然很快转变立场，提出以自然的“山峰走向”为界。由于孔夫朗城坐落在比利牛斯山的北侧——法国一边，所以应该归法国所有。此时，法国人不再拘泥于历史上的封建权属关系，而是采取以山为界、几何划分的方式。11月7日《比利牛斯条约》正式签署时，第42条就采用了这种领土划分的新思路：

按照1656年马德里谈判的协议，确定由古代时期分隔高卢与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来作为两个王国之间的分界。确定和同意法兰西国王拥有鲁西永、孔夫朗地区以及领地、要塞、城市、市镇、村庄和具体地方；西班牙国王拥有塞尔达尼亚和加泰罗尼亚公国，同样包括所属的领地、要塞、城市、市镇、村庄和具体地方。如果所属孔夫朗而非鲁西永的某些地区坐落于比利牛斯山的西班牙一侧，那么它就属于西班牙国王；同样，如果属于塞尔达尼亚而非加泰罗尼亚的某些地区坐落于比利牛斯山的法兰西一侧，那么它们就归法兰西国王。

从1659年的条约文本来看，领土划分的政治方案超越了历史权利，更加偏向于自然地理的科学依据。这部分来自战争与军事地图的启发，由于它们运用科学的方法，采用统一标准、符号与参照系，图形、地点及方位都比较准确，因而在17世纪后期逐渐成为外交人员的谈判必备材料之一。与此同时，在科学主义与制图方法的影响下，外交语境中的“边界”变得客观而理性，从而可以被测度、衡量、计算和人为划定。此时，新培养的工程技术与制图人员提供了重要支持。18世纪以后，这种专业外交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协同合作开始成为一种工作惯例，相应地，边境地图的绘制也就更多地反映了科学考察与实地测绘的内容，比如鲁塞尔（Joseph Roussel）的《比利牛斯山法国与西班牙王国局部图》（Carte générale des Monts Pyrénées, et partie des Royaumes de France et d’Espagne, 1730）就诞生于1720年代的勘界潮流中（图3）。

图 3 1730年鲁塞尔的《比利牛斯山法国与西班牙王国局部图》

注：作者基于当时最新的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补充了这一地区的地测线（géodésiques）数据，对于法西两国边界区域的绘制比较清晰。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馆藏编号GEDD-2987（1582, I-VIII）。

科学制图技术在外交谈判中的使用也意味着传统高卢“自然边疆”理念的调整。传言为黎塞留遗作的《政治遗嘱》（Testament politique）中就表露出这种意图：“要恢复自然赐予的高卢边界（Galliæ limites），须将高卢与法兰西结合，在古代高卢所在之处重建一个新高卢。”这里，limites取代了此前的frontières。在1690年的词典中，前者的范畴更小，指的是由众多界碑（bornes）构成的土地、省份和国家的边界线。bornes则更为有限，具体指高出地面的用于标记的石头，用以分割遗产、省份和王国。1706年，沃班在《和平计划》（Projet de paix）中就用了这个词，他认为，法兰西拥有“天然界限”（bornes naturelles），“两面海洋、莱茵河、阿尔卑斯与比利牛斯山，它们天然地同西班牙相排斥，因而涉足他们的内政同我们的利益是直接相悖的”。从frontière到limite，再到borne，“边界”所对应的历史语义变化反映了17世纪中后期法国外交的重要转向：领土分割不再局限于军事维度上塑造“边境”（frontières），而是要在边境地区确定其“界限”（limites）。和平谈判的目的也不再是基于传统封建权利的调整或修补，而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划分问题。此时，基于数理几何的科学制图法就出场了，因为它可以在边界划分中准确度量每一段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