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红军的中国军团之谜（三十）——华工杨明斋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下)

在追寻旅俄华工足迹的途中，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大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党史人物杨明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是旅俄华工的杰出代表，曾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组的翻译和向导，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牵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岁月里留下了忙碌奔走的身影。

几十年来，为完整还原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平，党史研究工作者一直在不断努力，终于在2016年成功找到了最后一片拼图。

俄（苏）档案中的杨明斋

为找寻杨明斋，我采访了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伦。近年来，他协助国内一些机构、人士在俄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俄国家电影资料馆、录音档案馆等，查找到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在俄宝贵历史档案资料、影像和录音档案。2016年，就是他陪同山东电视台工作人员在莫斯科找到了杨明斋的档案卷宗。

关于杨明斋1920年4月去中国之前的经历，有一份杨明斋1925年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时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那份表格的内容显示，他生于1887年（此前，他侄子杨德信根据记忆推定其出生年份为1882年）。俄文名为施密特。他读完私塾后，1908—1910年求学于山东法政学堂，也就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前身（国内此前推算他大概1901年就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做工）。毕业后闯关东谋生，在中东铁路做工两年，在绥芬河火车站一带活动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教过中文。

莫斯科格林伍德中心的“留苏百年”图片展上的中山大学

根据2016年在莫斯科找到的档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军锋在《寻找杨明斋》里还原了这位性格耿直、倔强的共产党人1930年后的坎坷经历：

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组织允许，私自在黑龙江虎林越境苏联，以个人名义到共产国际总部申诉意见。在西伯利亚荒原和森林的寂寞、寒冷中经历了逮捕、流放，当伙夫、当杂役的艰难岁月，但他始终在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后经中共代表团帮助，他来到莫斯科，但并未被委以重任，被安排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做文字工作。他强烈要求回国，没有得到允许。

1936年，他曾请求共产国际恢复他的中共党员党籍，也未得到答复。1938年2月8日，持有苏联护照的杨明斋在共产国际招待所、莫斯科柳克斯宾馆的286房间，被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会第3分部带走。当时，杨明斋等多人被列入所谓李立三为首的“托派恐怖集团”遭逮捕。经搜查，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估价后被列入一张清单：一个行李箱，4件衬衣，一面旧镜子，总共价值57卢布。这是他全部的财产。

李宗伦告诉我，在莫斯科找到的卷宗中，有一封杨明斋给中共代表团的信。遗憾的是，那上面没有日期，应该是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之后。杨明斋在信中说，他多次请求回国，代表团都以他需要医治肺病为由没能让其如愿。信的最后，他表达了希望回国工作的强烈意愿：“我既是一个中国人，假如我还一息尚存，我就应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人事部的密件提及，杨明斋两次与党意见相左，一是建党初期对国共合作持有异议，二是大革命失败后与党意见不合。

卷宗中，还存有一份中山大学党员批评计划案，涉及中共旅莫支部第八党小组对他的评价，上有“左倾”“对本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怀疑”的评语，这符合他对国共合作的一贯立场；“对同志态度不好”则透露了他的脾气个性。

杨明斋的部分著作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卡尔卡耶夫近年来的研究课题之一，是莫斯科1937—1938年大清洗时期的中国人。据他介绍，那时在莫斯科大约有250名中国人被抓入狱，其中部分遭处决。他们的罪名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国人从事反苏活动，另一种是从事有组织的间谍活动。“我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阅了150多份档案，这些人中有的来自莫斯科东方大学，也有普通劳动者”，卡尔卡耶夫告诉我。他说，研究工作并不顺利，档案里很多人都没有名字，因为他们连护照都没有，“‘不清晰’，是这些档案的共同特点，有名字的只有10多位。这很让人痛心” 。

1938年的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案”是卡尔卡耶夫的研究重点，当时李立三是这家出版社中文部负责人。“编辑部、印刷厂都有人被抓，其中15、16人被处决，5、6人被判刑。从档案来看，最后有5人回到中国。其中，李立三1938年2月被内务部带走，并被宣布开除党籍，1939年11月出狱。经共产国际领导人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安排，他回到出版社当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而杨明斋，就是这一案件中被处决者之一。其罪名是“日本间谍”和“托洛茨基恐怖集团分子”。

1938年5月26日，杨明斋被枪杀，埋葬在莫斯科南郊的布德瓦公墓。如今，他那份编号为24399、上面盖着“处决”印章的俄文审讯卷宗，就存放在俄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某个角落里。那里面，有他被处决前拍下的正、侧面照片各一张，是他留在人世间的唯一形象资料。照片中的他，神态、气概透出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屈和坦荡，让人肃然起敬！

“杨明斋档案”发现记

“杨明斋档案”卷宗封面

2022年伊始，我专程访谈李宗伦，请他回忆有关发现当年杨明斋被逮捕、遭杀害档案的情形。他说，这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2016年，我协助山东电视台摄制组在俄罗斯寻找中共建党初期的重要人物杨明斋的历史足迹和档案材料。那时，国内的党史研究专家已经在可能涉及的领域对杨明斋进行了多年研究。此前不久，又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找到了杨明斋个人卷宗，他在俄罗斯的活动轨迹渐渐清晰起来。

然而，最为关键的档案资料却迟迟没有找到，那就是杨明斋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后的审讯记录，以及他被枪杀前的档案资料。这属于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档案馆严密封存的绝密档案。让人遗憾的还有，一直没有找到杨明斋的照片。以至在2016年落成、位于山东平度的杨明斋纪念馆中挂着的是一张根据多人回忆而绘制的画像，至今这张画像仍在网上广泛流传。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杨明斋

当摄制组在莫斯科的紧张工作接近尾声，再过两天就要到远东拍摄时，杨明斋的最后档案、照片仍无消息。因为要得到“克格勃”的绝密档案，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都不知道要从何入手。遗憾与绝望之余，摄制组负责人决定让大家放松一下，而我作为“老莫斯科”，陪他们在莫斯科转一转。

来到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总部大楼前时，我告诉他们，大楼前面竖立了纪念碑，那是“大清洗，大迫害”的受难者家属从一个“古拉格”的劳改营运来的一块大石头。石头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一寸的黑白照片，每一个人像就是一个在那场血雨腥风中逝去的生命……

我建议他们停车下去看看，拍一些素材，因为杨明斋正是在这场运动中终结了生命。没想到这一停，竟引发了杨明斋历史档案的重大突破！布满巨石表面的黑白照片上，竟然有好几个亚洲面孔。我们的神经立刻绷紧了——可能解开杨明斋最后归宿的大门就在眼前。果然，在巨石的下方，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还写着：想查找逝去的亲人，请拨打这个电话。

电话马上就接通了，我们立即改变计划，驱车前往电话里告诉我们的地址。这是莫斯科花园环路附近的一座二层小楼，接待我们的人名字记不得了，但和善而热情。当他得知我们来自远在几千公里之遥的“受难者”家乡、专程来寻找“亲人”最后归宿时，他表现出了巨大同情和敬意。当即搬出14册厚厚的精装绿皮书，这是他们多年来收集和整理的“受难者”花名册，按俄语字母排列的姓氏。我告诉他杨明斋的俄语名字（Шмидт）和中文名字的俄语拼写(Ян Минчжэ)。他用极快的速度翻阅着，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上下翻飞的书页，终于停下来了，杨明斋的词条赫然在列。

词条大概有5—6行，简历和被害时间—1938年5月26日。我们不约而同地盯着他，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您知道有关杨明斋被捕后的档案材料在哪儿吗？”其实我是明知故问，心里想着，最可能的情形是，他会摇着头说，克格勃档案馆的资料，我们也无能为力。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而事实上，他居然没有摇头，反而款款地说，据他所知，涉及“大清洗，大迫害”受害人的档案资料，已于2014年由普京总统一纸命令，从克格勃的档案馆移交到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太多人到那里去查档案，那种地方不适合接待那么多人，加之这些档案大部分已经解密，所以就交到给‘地方’，供家属和研究者查阅”。

这可是个意外的好消息，离杨明斋越来越近了。于是我们趁热打铁，希望拿到国家档案馆的地址电话。他似乎洞察到了我们的迫切，于是做出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决定。他说自己在国家档案馆有熟人，可以打电话询问。当时，已是下午4点半。电话打过去后，另一端传来一位中年女人的声音。简短几句后，好消息等到了：我们可以第二天去档案馆，按程序办理查阅证件。情急之下，我从他手中接过电话直接和对方说明原委。我记得自己焦急而恳切告诉她，摄制组从几千公里外的中国来到俄罗斯，苦寻亲人杨明斋的下落。由于签证马上到期，如果不能在两天之内找到杨明斋的档案，将会留下终身遗憾。我恳请她能打破常规，特事特办。也许是真情打动了她，也许是她和受害人家属接触得多了，也许她自己的父辈也有着同样的经历，也许是她对我们身边这位接待者的绝对信任，总之，她最后告诉我，“你们等一下，我现在就到档案库里给你们看一下。半小时后你们再来电话”。

此时已快5点钟。30分钟后，我们拨通了电话，她有点气喘吁吁。天大的好消息传来，杨明斋的档案找到了，而且还有两张照片，这是杨明斋临刑当天的“验明正身”照，一正一侧。下面还有日期：1938.05.26。

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第二天摄制组一早便来到国家档案馆。我们见到了昨天通话的女士—嘉玛拉·琪琪阔叶芙娜（Диамара Чичикоевна），一个50多岁、典型的档案工作者。她看上去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但却亲切、热情。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几乎跳跃了所有进入档案馆的繁文缛节，直奔档案库。管理员已把杨明斋的档案准备出来—24399号，莫斯科州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

嘉玛拉知道我们时间紧迫，所以免去了一切手续，查阅和复制过程都在档案库里完成。这时，我们才得知，前一天下午她放下电话后，在半小时时间里，需要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下楼、出门，穿过一片空地到达这个位于另外一个楼的档案库里为我们查询杨明斋的档案。“真是碰上了好人”。

我们仔细查阅了这些80多年前泛黄的纸张，它记载了杨明斋生命的最后时刻，特别是那两张照片，还原了一个中共党史中“传奇”人物的真实样貌。第二天，我们直接从档案库取回来复制的光盘。从发现那个电话号码到拿到这份珍贵的档案，我们仅仅用了48小时。

摄制组还专门去了莫斯科郊外杨明斋的安息地——布德瓦公墓。公墓管理人员为我们打开了展览室，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个埋葬着数万人的地方。其中一张表格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一个1937—1939年的遇害者统计表。横坐标为年、月，纵坐标为日期，我们找到1938年5月和26日的交汇点，这一天同时被杀害的有200人之多！当时一个10米长、10米宽、2米深的坑里，要埋葬100多人。“望着一排排田埂一样隆起的墓地，已无法辨知杨明斋葬于何处，只好把鲜花放到墓地前面的一个十字架下，算是代表家乡人对杨明斋迟到的祭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