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杨怡爽：被称作“造王者”的北方邦，为何从未出过“转轮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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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杨怡爽：北方邦被比作“暴走野猪”，居然成为印政坛“神兽”？（一）

导言

2022年2月10日，印度北方邦议会选举拉开序幕。这场声势浩大的选举将分为七个阶段，持续至3月7日结束，并将在3月10日开始计票。作为印度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拥有2.4亿人口，占据了印度人民院543个席位中的80个，“得北方邦者得天下”让众党派为争得选票使出浑身解数。舆论甚至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不惜丢掉“政治强人“的面子最终撤回农改法案，其中一项重要理由便是要在此次邦选中保住印人党的主导地位。然而，北方邦全印倒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强悍政治地位严重不匹配，其内部文化、族群、经济结构也异常复杂，甚至被认为是“全球最复杂的单一行政区“。本文作者为使读者更好理解北方邦“政经影响力倒挂”与此次邦选意义，系统性地梳理了该邦内部各地区、各族群充满分歧的经济文化结构，历史地理视角下该邦支离破碎的原因，该邦内部各党派内斗史与此次选举形势及进程。但由于全文篇幅过长，南亚问题研究小组将分三次转载。（第一部分请点击）与印度大部分邦不同，北方邦内部至今没有形成鲜明的、以独特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地域认同和“向心力”。在第二部分，作者从地理和历史视角对此进行阐释——北方邦不仅无法形成大一统政权中心，且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进而难以成为邦级政治共同体。作者推测，若2026年印人党依旧执政，或将对北方邦进行分邦。诚然，读懂北方邦不一定能读懂整个印度。但北方邦是如此复杂庞大，它告诉我们，在现代印度政治里“向心力”和“离心力”完全可能同时存在。阅读北方邦，或许也能教会我们如何有效阅读印度的内部政治。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图源网络

二、无法造就转轮王的造王者

许多人都把北方邦的"人格分裂"视作为纯粹的殖民主义或现代政治过程的结果，但是我希望能把时间范围推得更向前一点。尽管英国人确实强行把有着不同语言文化的地区捏合成了一个别扭的单一行政实体，但是也需要注意到，英国人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地方在联合省建成之前、甚至在英国人到来前就已经是高度异质化的了。

众所周知，在印度的省邦划分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在语言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地区通过共同历史形成的内嵌入社会的具有同一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旁遮普如此，孟加拉地区如此，南方的各邦（泰米尔邦、泰卢固邦、卡纳塔克邦）如此，2000年初分邦浪潮中形成的一批新邦（贾坎德、恰蒂斯加尔、北阿坎德）也是如此。当然了，即便到了现在，许多邦内部也存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裂痕，因此也曾发生过类似特伦甘纳从安得拉邦分离出去的事件，北阿坎德的Kumaon和Garhwal两个地区至今还看不对眼等等。但总的来说，在已经稳固的政治板块内部，还是有着比较鲜明的、独特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地域认同和向心力的。

但是北方邦没有。

可能有人会表示反对，因为仔细一想啊，这地方不是“历史文化名城”特别多吗，阿格拉在这里，黑天诞生地马图拉在这里，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阿拉哈巴德在这里、勒克瑙在这里、卡瑙季在这里、憍赏弥在这里、拘尸那揭罗在这里、舍卫城在这里、章西也在这里，更不用说因为庙寺之争名声如雷贯耳的阿约提亚/娑枳多；不但是印度教朝圣中心，佛教遗址所在地，还有泰姬陵可以看，章西的城堡可以欣赏，还有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卡久拉霍。历史如此悠久，文化底蕴如此丰富，还是印度教的heartland，怎么能说它没有自己的一套共同历史、自己的一套社会文化秩序结构呢。

但是，如果较真一下就会发现，北方邦这些“历史名城”，从来都没有成为过“龙兴之地”；换而言之，这个被称作“造王者”的地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地区政治中心，没有出过一位“转轮王”。而地区政治中心的形成，不管它是王国还是帝国，哪怕是偏安一隅的诸侯也好，随之而来的语言、文化和政治整合，才是印度历史上让依附在地缘结构上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板块得以成型的原因。而地区政权向霸权的崛起，必须要两个条件：第一，可以据守的要地；第二，可以扩展的方向。然而，只要看看地图就能明白，恒河-亚穆纳平原一马平川，没有天然屏障，无险可据；它的下方被“中间地带”的山脉地带阻隔，无法顺畅地向南方扩张；因此，恒河-亚穆纳平原是没有办法成为帝国的基础的。

十六国时代在这个“中央地区”（Madhyadesha）的雅利安国家为数众多，包括拘萨罗（阿瓦德地区）、般遮罗（洛希尔坎德）、迦湿、犊子国（又叫做筏蹉，Vatsa）和末罗（都位于东安遮罗）、摩差和苏罗搓（下河间地）等，但这些国家不要说成为统一北印的霸权国家了，连统一恒河平原都很难做到，最终一统天下的，是在雅利安之地边缘（现在的比哈尔）、一直被视作半蛮夷来对待的东方帝国摩羯陀。

回顾一下印度历史，印度北方帝国的兴起大多是从两个方向：一个是占据德里，这个地方能控制住亚穆纳和恒河平原的入口向东推进，又能控制住沿着Aravalli山脉向南的马尔瓦地区通道（向南扩张的通道），如果形势不妙也能迅速从开伯尔山口撤回老家。这也就是为什么从雅利安部族时代的俱卢开始，德里苏丹也好莫卧儿帝国也罢，从西北方向进入印度的外来统治者大多会选择在德里周边建都。另一个方向则是以比哈尔作为基地，以巴吉尔坎德东南的丘陵作为凭依，从亚穆纳和恒河平原的末端沿着河流向西推进，或通过羯林迦地区向南方推进，这也是摩羯陀帝国（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波罗王朝这样的“本土”王朝的成长方式。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方向、哪一种崛起方式，又必然会将恒河-亚穆纳地区作为争夺的重心，因为此地是主要的粮食产区和联通东西的交通要道。因此，这个地方虽然本身出不了皇帝，但对于稳固皇帝的宝座来说至关重要。

这一点在同时有多个强有力的地区政权兴起的时候尤其明显。从8世纪到10世纪，印度北方进入了三国时代，前面提到过的瞿折罗、波罗、罗湿陀罗拘陀三个国家当时都在试图控制恒河-亚穆纳平原，卡瑙季成了它们争夺的重心。另一个例子则是1537—1554年以西北为基地的莫卧儿帝国和以孟加拉为基地的阿富汗人苏尔王朝之间对恒河平原的争夺，在1540年卡瑙季的大战里，苏尔王朝打掉了胡马雍的老本，把莫卧儿人赶回了信德，也让苏尔王朝成了印度北方短暂的霸主。

因此，北方邦的“历史文化名城”虽然多，尤其是沿着河流分布的城市不少，但这些城市首先是宗教中心和工商业中心，而非政治中心。印度教习惯将河流汇聚处视作圣地，人员往来频繁，而且也容易受河水泛滥影响，因此王权并不喜欢将其作为都城。卡瑙季是莫卧儿之前整个北方邦地区唯一充当过“帝国首都”的地方，首先是成为戒日王的国都，后来是瞿折罗-普腊蒂哈腊王朝后期的国度。

即便如此，戒日王的普什亚布蒂王朝的起源和政治根基实际上都在哈里亚那的Thanesar（即现在的俱卢之野，离德里不远），而瞿折罗-普腊蒂哈腊王朝的根基则在马尔瓦（摩腊婆）地区。这两个王朝之所以愿意把国都搬到卡瑙季，前者是为了图南下打德干（但是南下失败，被巴达米遮娄其拦在了纳尔摩达河），后者是为了对抗罗湿陀罗拘陀，也并不是因为卡瑙季这个地方真的有龙脉王气。另外一个当过帝都的地方是莫卧儿的阿格拉，但它一开始是被作为战争首都使用的，此后莫卧儿在其上升期实际上一直遵循着“军帐帝都”模式，首都根据扩张战争的需要跟着皇帝的行銮不断换地方，阿克巴换了四次，奥朗则布也曾把帝都搬到了奥兰加巴德。

这样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意味着北方邦不但无法形成自己的大一统政权中心，而且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因为一旦其东部或西部出现新霸主，向恒河平原扩张，这地方的地方割据政权就必然要被吞并，那么领土也就得换一套秩序，换一种语言，甚至有时候换人口结构；即便没有霸主出现，那么它同样会在企图当霸主的地方政权手中不断交换所有权，然后被争夺得支离破碎。在印度的区域身份形成的关键时期——长途贸易衰落、地方语言成熟、本地相对封闭的地方社会形成的中世纪，北方邦依然落在不同的地区王国手中，随着他们短暂的兴起和衰落不断易主。

到了莫卧儿时期，整个北方邦已经被切割划分为三层的曼荼罗（Mandala），第一层次的上河间地是属于中央政权的直辖地，第二层次的中河间地、下河间地和奥德地区则在阿克巴的田赋制度改革中成为军事将领的贾吉尔（采邑）属地，由此而催生出后来的包税人柴明达尔制，洛希尔坎德也被奥朗则布“赏赐”给了外来的阿富汗雇佣军居住；第三层次是印度教或者印度本土穆斯林土邦的领地，他们向莫卧儿屈服并表示效忠后，原有的领地被作为他们自己的贾吉尔。现在的北方邦的政治和经济区块，实际上和当时差别并不大，这一点可以从16世纪至今城市分布的稳定性看出来。

某种意义上，如今北方邦普遍的发展滞后和农村的长期贫困和这样的历史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莫卧儿时代开始施行的贾吉尔（食邑/采邑）制度的早期目的之一，就是努力将受益者、贾吉尔名义上的所有者（称为“贾吉尔达尔”）和土地分开，“贾吉尔达尔”实际上只享有收取田赋作为俸禄的权利，不在土地上居住，也不能买卖土地。此外，贾吉尔与行政岗位调动联系在一起变化频繁，因此贾吉尔达尔通常雇佣代理人和地方头人打交道收税，极有可能从来不去自己的贾吉尔看上一眼，自然也不会对土地进行投资，甚至也不关心收成的增加，因为超过其薪水标准的收成并不属于贾吉尔达尔，需要直接上缴国库；为了省事，后来作为代理人的柴明达尔包税制度也被发明出来了。贾吉尔达尔从包税人柴明达尔（主要是拉吉普特人、贾特人和婆罗门）达成保税协议，每年直接从柴明达尔手中拿走额定的田赋，不管田赋如何被收取。包税人这个中间阶层进一步切割了土地主人和土地的直接联系，国家对如此松散的土地结构也不担负经营、灌溉和开垦在内的任何直接责任。

殖民时代之后，柴明达尔制度被英国人继承和发扬光大了。和以前按照收成来缴纳田赋不同的是，英国人甚至不关心土地上种什么、长什么、收成如何，他们只是和柴明达尔的上层结构——塔鲁克达尔（Taluqdar）土地精英达成了统治联盟，按照土地面积来收取田赋，换而言之有多少土地就得缴纳多少田赋（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恒河平原都是地多人少，需要用一切办法将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增加产出），同时还把柴明达尔从代收租的代理人变成了他收租土地的直接所有者。这样的制度导致相当一部分能力不足的柴明达尔破产，农民也背负上更沉重的负担，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而为了分散租赋责任，大地主的土地又被层层分包下去，最夸张可以到4、50层之多。北方邦的种姓序列在这个时期基本成型。

印度独立之后，对北方邦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柴明达尔制。北方邦的农民领袖查兰辛格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政治意愿，就无法实现产权关系的真正变化。1951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中，柴明达尔以与Patwari （土地田赋会计）合谋的方式，将出租地（sir）转化为了自耕地（khudkasht），以此保留了超过五分之一的土地，从柴明达尔摇身变成为了新地主（Bhumidar）。绿色革命之后，一批新的中层种姓地主将原来的土地精英取而代之，这波向上流动种姓在经济和土地上的崛起，也为他们政治上的崛起做好了准备。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土地改革未能继续惠及下层阶级，整体上来看北方邦土地集中的状况再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土地产权不平等系数一直停留在0.57左右，底层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甚至略有下降。

地主有了游资之后并不会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因为北方邦无法有效实现最低支持价格，农业收入和利润率也非常低下，导致投资购买和出租土地以及高利贷业务所获得的回报远远高于亲自耕种或增加农业投资所获得的回报。换而言之，土地的最终拥有者对改进农业生产力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们转租土地之后，前往经济中心或城镇，将财富变为奢侈品或更有利可图的商业与金融投资。普通的农民则在剥削和沉重的债务压迫下，每日生活在租期、产权和收入无法被保障的恐惧之中，同样不会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农民对产权保障的信心不足和土地所有者“不在地”的性质，导致北方邦这块如此肥沃的冲积平原基础农业投入激励长期匮乏。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旁遮普的土地集中比北方邦更严重，锡克贾特也是中间阶层和地主阶层，但由于有粮食收购机制和农业支持价格（MSP），农业收入有保障，前期投入有稳定回报，地主和中间人的利益和社会关系被绑定在地方，和佃户或农业工人契约关系牢固，因此他们也更愿意担负社会责任和增加农业投资。而在北方邦，土地所有权和运营者的不同层级与种姓分层绑定，广大农村的长期的发展滞后和贫困又让各个族群之间几乎没有共容利益可言，任何一个族群想要获得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都需要踩着其他族群的头上位。

没有共同的历史，没有共同的社会结构，没有统一的规则和治理框架，长期的政治和文化分裂，社群导致的碎片化，以及经济和治理的长期滞后——这些为北方邦带来的不仅仅是发展的缺失，也导致它无法形成一个邦一级的政治共同体，因为缺乏底层的政治逻辑和意识形态的锚。上个世纪60年代，安东尼洛就曾把北方邦在20世纪初的主导政治称作一个“空壳”。库达斯亚（Kudaisya）在2002年的时候也依然这样评论北方邦：“该邦的政治生活缺乏共同的关注点，并且在阶级、种姓、宗教、派系和地区的从属关系上严重分裂……作为印度'政治中心地带'的自我建构的身份越来越显得空洞。”换而言之，缺乏普遍的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和共同发展愿景，不同的族群和地域之间没有共容利益，无法让“宪”成型。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大党的统治崩溃首先从北方邦开始，而之后兴起的政党，包括SP和BJS，也首先是族群政党——他们的基础本身就在于分歧，而非共识。

形成地方政治共识的前提有三个：首先，伴随着强大的地方政权形成的具有向心力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秩序，由此产生的广泛身份认同；其次，近代在社会和政治发育上早熟，精英通过现代政治组织和政治语言将认同和共识固定下来，甚至可以塑造共同历史记忆与核心价值观，创造和维持地域认同；最后，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外部压力，迫使一个地区强调其地区身份。在印度而言，最常见的地方政治共识/底层逻辑就是地方主义/地区性次民族主义（regional Sub-nationalism），主要表现为地方文化民族主义。我们暂且不论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对印度联邦和国家架构的影响，但许多省邦就是依靠它而形成了底层政治逻辑和意识形态共识。

无论这些邦的内部分歧有多大，但是党派/组织都会追溯到这个底层政治逻辑去寻求合法性：以文化民族主义最早成型的泰米尔纳德为例，DMK和AIADMK当然都有各自的地域基盘和族群票仓，但它们都脱胎于反婆罗门的达罗毗荼运动及泰米尔民族主义，因此它们都可以说自己代表的是泰米尔纳德，而并非哪个dominant caste；安得拉邦的YSR和TDP背后分别是雷迪种姓和卡玛种姓，但双方分歧再大，也会坚持泰卢固语和文化认同这个锚；就连比哈尔这个北方邦的难兄难弟也比北方邦具有优势，尽管其内部政治版图一样割裂——拉鲁亚达夫（Lalu Prasad Yadav）依靠的是穆斯林—亚达夫族群政治，库马尔（Nitish Kumar）靠的是“Luv-Kush”种姓方程式，帕斯万家族（Paswan）靠达利特人政治，恒河南北两岸的政治倾向和发展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但比哈尔实际上在独立前已经形成身份认同，只是在独立后严重衰退，如今则面对着比北方邦更巨大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地域歧视和污名化）"被迫"产生了形式更加沉痛的地区身份。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北方邦在第一点上就先天不足，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物质条件约束，能够自我创造起源神话的本地化的政治亦很晚熟；由于它太大、太分散，文化压力也主要来自于内部而非外界，因此缺少形成共识的条件。因此，北方邦地区性次民族主义极为薄弱，种姓身份和社群身份仍然是定义个人身份的主要因素。

北方邦族群政党之间缺乏共识的结果就是这一地区的政局长期的动荡不安。就像在古代历史上这里无法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一样，现代的北方邦也没办法产生一个稳固的地方政治体系。在2012年玛雅瓦蒂卸任之前，几十年历史上北方邦甚至没有哪一位首席部长能平平安安完成他的五年任期。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发展计划和稳定的治理体系是多么难以实现，因为每换一波人上来，他们就必须改变执政与政策的重心，转而为自己的族群和票仓利益服务；而无论农业、工业还是基础设施，所有的投资都是需要稳定的体制，缺乏对回报的信心和朝令夕改让北方邦进一步陷入了发展困境。

不过，也就像是在古代每一个立足印度北方的大帝国想要稳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必须征服北方邦一样，全国性政党要稳固基础也需要征服北方邦。一个巨大而分裂的、缺乏统一政治底层逻辑的邦，对于上升期的全国性政党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利的。2014年全国大选、2017年北方邦选举、2019年全国大选中，地方政党各自为政也好，联合起来成为大联盟也罢，都被印人党摧枯拉朽地击败了。印人党使用的具体政治策略我们放到下面再说，但归根究底，这与北方邦缺少自己的底层逻辑和政治话语体系是分不开的。相比之下，印人党有理论完整自洽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有“超越社群（印度教内部社群）”的身份认同与发展和治理许诺，它可以有效地填补底层共识的缺失和空白。因此北方邦地方政党的溃败和印人党的全面胜利，首先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开始的。

然而，北方邦的巨大、它的割裂，哪怕对于掌握了政权的全国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首先，从联邦角度来说，这么巨大的“野猪”，必然会给印度全国的政治施加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联邦单位在规模、人口和经济上过于不平等时，本身就是对联邦制度的一种挑战。文章一开头提到，现有的议会席位和选区在1976年被冻结了。当时的选区和席位是根据1971年人口普查制定的，而之所以冻结，是因为当时已经发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南方各邦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而像北方邦和比哈尔这样的北方穷邦的人口还在继续快速增长，这样下去，越发达而政治代表权越低下，越贫困愚昧而政治代表权越强大，这不但对于南方各邦、小邦来说无法接受，而且贫困和欠发达反而受到政治上的奖励，有悖于发展的基本原则。然而，当2026 年冻结期结束之后，再次制定选区时国家权力依然要向印度最贫穷和人口最多的邦转移，这必将导致更严重的失衡和南北之间的政治分歧扩大到无法弥合的地步。

其次，从治理层面来讲，要管理割裂得如此严重、利益诉求如此多样、地区差异如此巨大的庞大的人口，难度不亚于治理一个国家，却要被塞进一个财政无法完全自主的邦实体中完成，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最后，从政党的角度来讲，北方邦的权重是如此之高，风险也太过于集中，在这里输掉一局可能就全盘皆属。前面提到过，北方邦的分裂对于上升期的全国性政党是非常有利的，然而一旦全国性政党开始走下坡路，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那么在北方邦也必然会遭到滑坡一样的反噬。

因此，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就有不止一位政治家——其中包括印度宪法之父安倍德卡——建议将当时的联合省、后来的北方邦拆分掉。安倍德卡的建议是将北方邦拆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而到了2011年，时任北方邦首席部长的玛雅瓦蒂也提出来，要将北方邦分为四部分，分别称为 Purvanchal、Bundelkhand、Awadh Pradesh（阿瓦德和下河间地） 和 Paschim Pradesh（即上中河间地和罗希尔坎德地区）。但是这个提案遭到了SP的反对，最终也被当时执政的国大党否决了。当时的国大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还盼着能够与地方政党结成联盟反击印人党。不过，我个人的一个推测是，假如到了2026年印人党依然执掌政权，并且也完成了统一全国大选和地方选举时间的目标，那么印人党很有可能真的会选择分邦，因为南北政治分歧加大和过于集中的风险对于印人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玛雅瓦蒂的分邦方案，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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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杨怡爽：北方邦被比作“暴走野猪”，居然成为印政坛“神兽”？（一）

本文转载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2年2月24日文章

原标题为《【时评（连载）】暴走的野猪之邦——你所需要知道的关于北方邦选举的一切（中篇）》

作者杨怡爽，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期编辑：江怡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