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东北建设成就是用中国人的尸骨铺就

日本在东北的建设是煤铁经济，和美苏的石油经济脱离了一个时代，在当时已经落后了。

日本缺油，美国石油禁运是日本南下的决定性因素。

到1943年以后，日本在东北已经是只坼不建，不必夸大日本的建设成就。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空母舰舰载飞机，连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同时日军向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展开轰炸，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面对着中国战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焦灼，1943年日本的战略物资，出现了奇缺的状况。日本眼见败局已定，但仍然做垂死挣扎。因急需铜，铁等金属制造武器，日本开始向中国的老百姓下手。在中国的东北，也就是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向溥仪提出要求。希望由伪满洲国向日本提供金属用于制造武器。溥仪只能无奈照单全收，答应照办。溥仪深知此举虽是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但也是日本人对他的试探，这是他为了表示效忠日本关东军的证明。

1943年1月11日，溥仪召见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商讨向日本提供金属的办法。同时，命令停止“新皇宫”的修建计划，取消“访日宣召纪念塔”的工程计划，以节约开支，支援日本“大东亚圣战”。此后多次开会并商讨如何让“国民”上缴金属的问题。最后，一致认为称此次上交金属应成为“献纳金属”最为合适。4月9日，溥仪签署文件，下发《金属献纳强调要领》，要求“伪满洲国国民”每家每户须献纳20斤铜，30斤铁，以支援日本的“大东亚圣战”。

日本关东军希望作为“皇帝”的溥仪做出表率，溥仪当即表示，要将同德殿大厅中悬挂的4盏金属吊灯献给日本关东军，这4盏吊灯为合金打造，每盏重120公斤。日本关东军对溥仪献灯并不是很满意，便告诉溥仪，其实日本在制造飞机时也遇到了困难缺少白金，溥仪自然明白关东军的用意，主动献出一些白金钻戒、钻石和银器等。“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见溥仪如此上道，便称关东军司令部连地毯也献纳出来。溥仪听完连忙命人将伪满洲国皇宫里的所有地毯都卷起来献纳出去。日本关东军对溥仪的做法给予肯定，并希望伪满洲国的官员效仿。

金属献纳报道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听说，“皇帝”连皇宫的地毯都献了，立刻命人将伪满洲国国务院大楼15吨重的大铁门拆下来，连同拆下的门窗、把手和楼内的铜壶铜盘、办公用的金属笔、筒笔架等全部献出，以表忠心。张景惠为了讨好日本关东军，还操纵国务院炮制《金属回收法》等相关规定，将回收的金属范围扩大，包括老百姓家的门窗把手、插销、合页和铁炉子、破马勺、旧菜刀，凡是和金属能沾上边儿的一律列入金属回收范围。

伪满洲国全面展开“金属献纳运动” ，强迫老百姓交出家中的一铁一钉。原本在“限制捐献”之列的庙宇、寺院、教会等地的金属物品、宗教法器、金属佛像、神像等，也被迫成为“自愿主动献纳”的金属。甚至在辽宁奉天（今沈阳），日军侵占奉天之初，为安抚百姓，笼络民心，在奉天同善堂院内竖了一尊铜制左宝贵像，也在“金属献纳运动”中被日本人自己又“献纳”回去了。百姓苦不堪言，凡属常见金属，如铁、铜、铅、锡、铝、镍、银等一概强收。

日本在东北建设成就是用中国人的尸骨铺就。

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并把东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以后，中国工人所受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深重的。日伪统治者在1937年12月，制定了“满洲劳工协会法”，1938年1月，设立了“满洲劳工协会”，垄断劳务业务。1938年6月又实行所谓劳动登记。1941年10月22日，颁布了所谓“劳务兴国会法”以“劳务兴国会”代替“满洲劳工协会”，统治劳务。

一些被称为劳工者，属于特殊苦力，区别于一般工人，等于下地狱和住集中营。当劳工的，贫苦农民占绝大多数。有的是被摊派而去的，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因穷困不堪而卖身的，有的是被骗上当的。“派劳工”、“抓劳工”、“抓浮浪”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强征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1942年公布的《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在所谓公共事业与国策事业紧急需要时，可以迫令人民从事伪政权所指定的劳动。劳工的指标是通过各地方伪政府向下摊派。许多农家因被派劳工而家破人亡。

“抓劳工”“抓浮浪”则采取更为残暴的手段，日伪军警、宪兵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拦截行人，或在客店里大肆搜捕旅客，有时甚至闯入民宅，强行抓人去做劳工。至于被加上“浮浪”的罪名而投进“矫正辅导院”的人，则被押送到矿山去服苦役，从此再无出来之日。

劳工主要在日本殖民统治者修建军事设施、工矿企业、土木工程中从事奴役性劳动。日军每年所用的数以万计的劳工，一部分暴征于东北三省，另一部分欺骗强征于关内各省。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日甚一日的掠夺，被强征的劳工也一年比一年多。

1942年仅关东军就抓劳工近22万人，全年共征100万人，据1943年《盛京日报》透露，当年4月27日和6月22日两天，仅奉天(沈阳)一地就抓“浮浪”3576和3500人。这一年共抓劳工120万人，1944年130万人，1945年160万人。

劳工过的是非人的生活，经受着苦难的煎熬。日本法西斯分子从来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待，被征、被骗的中国劳工，在严密设置的层层电网中和日伪军警卡哨林立之下被迫劳动。在抚顺煤矿、小丰满水电站的劳工都是在严密监视下从事着牛马一样的劳动。

鸡西滴道煤矿的日军为了防止劳工逃跑与反抗，设置了两处大电网，建立的4个所、20多个系设有军警、宪、特等8个机关，还设了80多个大小把头，整个滴道煤矿是一所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日本侵略者在修建镜泊湖水电厂时，为了防止“劳工”外逃，共修建了15项警备设施。设置三道电网，建立日军分遣队兵营两处，修筑堡垒5避难所两处，警卫室5个，警察派出所一处。日军守备队配有军犬，电话直通东京城。

被抓来的劳工换上统一式样的更生布做的衣服，背上用铅油写上号码，编成队，劳工们一律不准互叫姓名，只能叫号，更不准交头接耳，抬头走路。日本侵略者对以所谓“浮浪”“思想犯”等罪名抓来的劳工，使用的手段更为残忍。

他们被关在矫正辅导院和训练所中，每个人都被刮掉眉毛，剃去一半头发或用烙铁在肩上烙上号码，然后让他们昼夜从事最危险、最繁重的苦役。逃跑的劳工被抓回来后，不是被打死，就是推到电网上电死或让狼狗活活咬死，有的甚至被活埋。鸡西滴道煤矿的日军，为了防止劳工逃跑，把抓来的劳工排上号，以理发为理由，刮掉眉毛，在手持步枪的矿务队的监视下，到煤矿去劳动。

劳工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劳动强度达到使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在军工、矿山、土木建筑工地上，日本人把中国的劳工当作牛马和工具驱使。1942年，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煤矿提出“大出炭，支援大东亚圣战”的口号后，日本侵略者连续开展“努力出炭日”，强迫劳工在坑下连续挖煤24小时。

鸡西、抚顺等煤矿的劳工上下班必须列队点数由武装警察押送，工人入坑后，矿警持枪把住坑口，完不成任务不准出坑。劳工们在坑下又饿又渴，只得喝又脏又臭的坑下水。由于鬼子只顾加速出煤，矿井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坑下通风不良，生产环境极其恶劣，瓦斯爆炸、冒顶塌陷的事故不断发生，矿工伤亡事故屡屡发生。

鸡西等煤矿有的劳工经受不了残酷的折磨，就在坑下悬梁自尽。鸡西滴道煤矿，为了节省坑木，在井下实行大面积空顶作业，所以经常发生冒顶事故，造成矿工大量死亡。一次一个矿工在干活时发现要冒顶就出来了，不巧被“溜场子”的鬼子看见了，鬼子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的不干活，良心大大的坏了!”

他苦苦哀求说，顶板要冒落了，鬼子不但没有采取防止措施，而是大发雷霆:“什么冒顶，死了死了的没关系。”说着就是几镐把，连打带拥把他推到掌子面里去。刚把他推进去，顶板就冒落了。当时劳工的生命连根坑木钱都不值。

1942年，鸡西麻山煤矿采取了“杀鸡取蛋”的蚕食式和残柱式采煤方法，以及“大舞台”式的大面积空顶作业，这是日本侵略者为节省坑木，加快采煤进度，不顾工人死活的一种最原始的采煤方式。

他们强迫劳工在虎口里夺煤，而对坑下排水通风情况则不闻不问，劳工们在几十米或几百米深的坑下采煤，由于通风不良，空气稀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憋得浑身汗水直淌。有的劳工昏倒在地，被监工和把头拖到坑外，用凉水浇醒后，又被赶入坑洞，继续挖煤。

劳工们干的是牛马活，而吃的却是配给的橡子面、野菜、窝窝头。1944年在修筑东辽河水库工程时，劳工每天吃的是三碗高粱米饭和少许咸菜。1943年，阜新煤矿一度除日本人外，三天二天发放一次配给粮，矿上明知发放的配给粮远远不够需要，唯恐一次发放后被工人吃光，因而采取两三天发放一次的办法来维持劳工半死不活的生活状态。

鸡西滴道煤矿每月都配给三分之一的橡子面。橡了面是用柞树的果实磨成面粉，既涩又苦，很难下咽，是连猪都不爱吃的饲料。吃的菜也都是变质、有酸味的。鸡西滴道煤矿训练所人多锅小，一次做的菜不够吃，便做好一锅先倒在大缸里，要开饭时再对上一锅热的，由于常年累月不刷洗盛菜的缸，菜倒里很快就发酵变质，混浊的酸味难以入口。

而这样的饭菜也不给劳工吃饱，劳工们干完活后，把厨房的门口围满了，一个个站在那里，期待着厨房倒出萝卜根、白菜头。除拣这些吃外，到了春天，劳工们便在地上挖蒿子芽吃。有的劳工冒着生命危险把手伸出电网外拔一把草吃。

劳工们住的是席棚、板房，夏天空气污浊，苍蝇乱飞，臭虫乱爬，老鼠横行，瘟疫流行。冬天，烟熏火燎、寒气逼人。在大连码头东南公里的东北山麓，有个华工收容所”取名“碧山庄”，并作为同类中国工人“福利”设施的榜样来夸耀，但它实际上无异于一座监狱。建筑物总面积12000坪(日本的面积单位，每坪等于三点零三平方米)，经常要住上三、四万人。

劳工们把这里的每间房称为“窝棚”，每间窝棚长五、六米，宽三米多，除了一米多宽的通道外，两边的板床各有一米多宽，上下只有一丈高，钉了三层隔板，坐都坐不起来，还有的窝棚里四层吊铺，一平方米的地方要睡上四个人。

炎夏，窝棚里像个蒸笼，蚊子、臭虫成群结队，搅得劳工彻夜难眠;隆冬，窝棚里冷似冰窑，劳工们身下铺着草包。身上盖着麻袋，用半截砖头垫着脑袋，两腿一蜷就睡，一夜不知被冻醒多少次。就是这样的地方，周围的墙上还布着铁丝网。

在麻山煤矿一个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坯草工棚子里，住着60多名劳工。棚子里有上、下两层铺，上铺是用几根木棍和树枝编制的铺架，用绳子吊在棚架上。劳工都没有铺盖，仅有一块木头或砖头做枕头，窝棚内臭虫、跳蚤成灾，劳工们被咬得通宵不能入睡，但不等天明，就被把头赶去上班。

劳工穿的棉袄是用更生布做的，纤维完全失去拉力，穿上下到井里干活，用不上三天五日就成了棉花包，加上矿灯漏酸腐蚀，衣服被烧成片片。烧坏了，穿破了，就再也没有了。隆冬数九，劳上们实在无法，只要把装水泥的纸口袋、破草帘子、破席头和麻袋片找出来，胡乱地扎贴在身上。秋冬交替的季节，这些苦难的劳工们只用一块水泥袋纸围着屁股，迎着风雨，抱着肩膀哆嗦着在街头跑来跑去。

除此之外，日军还引诱和鼓励劳工吸食鸦片鸦片。鸡西麻山煤矿和东北各地许多煤矿，设立了专卖麻醉品的鸦片配给所。有的把头把鸦片当成鼓励，把其作为劳工超额完成采煤任务的奖励品和应得工资的代用品。有些劳工因吸鸦片成瘾，不得不把每月用血汗换来的钱，全部送进鸦片配给所。

当劳工吸食鸦片成瘾中毒后，日军又以戒烟为名，将中毒者投入所谓的“康生院”，强迫进行无偿劳动，后来这种做法竟成了日军赚取无偿劳动力的手段之一。凡是关进“康生院”所谓强制戒烟的劳工，因遭受非人的待遇和过度的劳动，除个别人侥幸逃跑以外，几乎无一人生还。

到伪满后期劳工因折磨而致疾致残者甚多。“勤劳奉仕队”都是由二十多岁的青年组成，按理说健康状况应该好些。但据报道，通化县数千名“勤奉队员”无病者只占25%，1942年1至6月，东边道开发公司3000劳工中，病人竞达1003人。1942年，抚顺矿区发生霍乱。日军不给患者任何治疗，反而用铁丝网将疫区封锁起来，由军警把守，不许外出求医，他们还逐家检查，查出病人就活活烧死。

非人的生活，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劳工随时都会遭到飞来的横祸。被折磨而死的劳工天天都有。日军在修建小丰满水电站的过程中，从1937年至1945年被折磨冻、饿而死的劳工仅有案可查的就达四千人以上。

在修建镜泊湖水电厂时死于隧道开挖的劳工无法计算，仅在一次塌方事故中就压死200多劳工。据统计，整个电厂施工中由于冻饿而死的约有3000人左右。劳工死后把尸体往东山沟和西山坡一扔了事，白骨累累，惨不忍睹。

鸡西滴道煤矿“浮浪工人训练”所里有一口特殊的棺材，每天都用它抬出去三、五个死了的劳工有时竟抬不过来。在滴道煤矿河北死人仓库里堆起来的尸骨就象码木垛一样。他们有时竟把活人也送到“死人仓库”里去，然后投入炼人炉。到了后来，因死的人太多，炼人炉炼不过来，于是鬼子就在滴道三坑北沟里挖了一一个“万人坑”，面积达八万一千多平方米。说是“万人坑”，其实埋的何止万人。直到如今挖开黄士，仍是户骨一层又一层。

1935年至1945年，抚顺井工三矿共发生瓦斯爆炸54次，死伤劳工851人。弓长岭铁矿的中国工人，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日军对于那些死亡的工人根本不用分文埋葬，而是用一个漏底棺材把无数死亡的矿工拉到“万人坑”去，一扔了事。

1940年，鸡西滴道煤矿河北老二坑内火药库爆炸，死三百多人。1942年，旧历端午节鸡西滴道煤矿河北老一坑瓦斯爆炸，不到十天，老二坑接着发生瓦斯爆炸。日军以保护煤田为由堵死井口，造成二百多矿工死亡。事情发生五天后，打开井口门，烧死的人成了泥浆，用铁锹装入草袋，拉了出去。

1943年6月12日，鸡西滴道煤矿二坑发生瓦斯爆炸，145名矿工死亡。1943年，鸡西麻山煤矿一场瘟疫，全矿就死去矿工1700多人。1943年，本溪湖煤矿大爆炸，1000多名中国工人生命被夺。1943年至1944年9月，在修筑穆兴水路工程(改修流入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中，劳工死亡达1700名。

1944年左右，在日本关东军直辖-兴安岭筑城工程中，有6000劳工死亡。据矿史馆的调查记载，日伪统治时期，鸡西滴道煤矿死亡的矿工达30000名之多。大石桥镁矿有三个“万人坑”，仅其中的一个就埋葬了17000具尸体。

正因为劳工大批死亡，在各个使役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都有埋葬中国工人尸骨的“万人坑”。在辽源煤矿发现的一个“万人坑”中，一个不到三百平方米的三排沟，就埋了179具尸骨。还发现一具尸骨的颅骨上有刀砍的深痕，右腿骨被刀砍断，左腿骨和肋骨都有刀痕，而尸骨的两腿被三道铜丝紧拥在一起。这就说明，死难的劳工中，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死于事故，也有的死于日军的屠刀。

然而，这一切只是迄今为止我们尚能一瞥的往昔惨状。那些无法目睹的屠杀，更不知有多么残忍!日军在修筑军事工程时，唯恐暴露秘密，在工程完成后，惨无人道集体屠杀中国劳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举不胜举，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