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密码被找错了

　　对于文一教授的书及他自己的相关问答，我已经写了《中国版的辉格史观解答不好李约瑟问题》（为方便，以下引用该文一律用“之前文章”指代），把他的事实、逻辑、哲学错误都分析过了，我认为，错误的根源是中国版辉格史观——剪裁中外历史为我们自己的今天服务。这种错误，我在《我们很多主流学者，潜意识里存在中国版辉格史观》一文里也指出了，犯错者还包括很多我们的主流学者，其中也包括张维为教授。

　　这次，见到张维为教授的《这就是中国》第132期：科学革命的密码（https://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22_02_13_625982_s.shtml），可以说让这个错误更清晰化了。前面针对文一教授的东西，这里我基本不再特别去重复，针对这期节目，我再补充分析一些东西。

　　关于战争，我之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那是科学发展的外因，这一点又被张教授开篇就当内因提及，这本身就是错的。不仅如此，张教授还只针对中世纪后期到近代几百年的历史去说事，而事实上，我们的文明历史比西方两倍还长，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文明是自己浪费了黑暗的近千年的时光的，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资源和机会去更快发展，但在这数千年里，我们就是能被远远落后的对手所反超，原因竟然只是几百年里西方有了一次机会。李约瑟之问，问的是长期历史问题，张、文二位教授，用几百年历史中的战争、金融及中国一个王朝的问题去解释，这个解释，无论如何都不是客观看待历史，也不可能有最终说服力。

　　这种反超的真正内因，我在之前文章里已经指出：西方在发生革命之前的实践（他们自己的实践和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认识积累与我们不一样，他们抢来并普及泛滥的理性认识，我们根本没有，在鸦片战争之前也始终绝不接受。以张教授的学识，根本不可能看不到我这个普通人能看到的事实，他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去认识这个真正内因，除了出于中国版的辉格史观，我找不到其它可能解释。

　　对这种战争驱动论，我要问张、文二位教授一个问题：我们这数千年里，如果没有犯过足以让我们落后挨打的致命错误，那么我们该怎么才能不落后挨打？是必须自己搞西方那样的侵略战争，还是必须等一次被侵略的战争？

　　我之前文章中已经指出过，“从自发演化到不断加强的自主进化，按反自然根本方向发展，是文明的唯一可行的出路”，也就是说，如果始终离不开靠外来刺激去发展，这样的文明最终一定不会有出路，这才是文明发展真正的密码，也是科学发展的真正密码。不管西方是主动还是被动找到了这个密码，我们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没找到这样的密码，甚至，现在还不够认同这样的密码，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解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用“言必称希腊”的方式肯定不对，因为希腊只代表认识上的最早突破，而科学和工业革命则是包含了所有的认识突破和实践进步，必须用所有的内、外因去解释才行。但针对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西方有而中国没有，认识上的差别就是绕不开的关键，“古希腊思想”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说的，只是该怎么说，西方人的说法未必正确。

　　这个节目里，列举了一些应该是西方的观点，比如“不寻求实用目的的自由思想和功利主义文化”、“一神教的经院哲学的思辨”、“完全拥抱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核心要素”等等，这些内容，我之前的文章正文里未曾针对去分析，但其后的回复里是涉及过了的，这里再汇总和分析一下。

　　１、实用问题。

　　追求实用本身不是错误，极端化追求实用才是。中国人对实用的态度，一直是极端化的，尤其不重视甚至无视一般性、抽象性、本质性的理性认识，这才是真正可怕之处。西方人往往是站在另一极端上指责我们的，但我们却站在相反极端回击，这是把真理关在场外的堂吉诃德对风车。这种争斗，至少绝不是对我们自己无害的。

　　而所谓“自由思想”，西方绝大多数“自由思想”显然都有害，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的确有一小部分是有益的，它们打着“自由思想”的旗号，但却不是真完全没有用处，而是可能对将来有用。我们连后者也一起反对，才是我们出错的原因——过分专注于正在进行的实践，恰恰是我们的缺陷。反击对手和反思自己，我们必须同时做才行。

　　２、一神教和经院哲学

　　宗教从来都是科学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西方，科学从最早的萌芽开始，就一直被宗教压制和歪曲，如果没有宗教，科学肯定更顺畅发展。但是，正因为西方从一开始就是一神教的宗教主导的社会，所以任何事都与宗教撇不开关系，这一点恰恰被很多人用来骗人，说科学的产生是与一神教分不开的。事实上，理性思维才是产生可持续发展科学体系的最早突破点，这也就是古希腊思想所做的事。理性思维与宗教根本就是两回事，只是宗教在早期接受和利用了当时的理性思维，并在中世纪泛滥成真正误国的空谈——经院哲学。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大量负面后果之外，经院哲学也同时有普及了理性思维的正面作用，而这点正面作用，古代的我们是从来都没有的。

　　对一神教和经院哲学，关键是正确区分理性思维和宗教。而后来，随着科学进步，宗教的桎梏和滥用早已超出理性思维的容忍范围，所以二者当然要分道扬镳，并且，脱离宗教束缚后的理性思维与科学，发展得更快和更健康。

　　西方对宗教和科学产生有密切关系的表述，则显然是在歪曲事实。

　　３、关于完全拥抱。

　　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古希腊思想更新换代好几代之后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还要“完全拥抱”那些有巨大缺陷的古董？而即使对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态度也是接受并继续发展，也不能严格说是“完全拥抱”。不过，我也必须同时指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除了发展之外，也有相当多的“中国式误读”——这种误读，是表面上和口头上接受，实践中却在歪曲和违背。用当前实践替换掉永恒实践，就是一种这样的误读。

　　综上３点，可以看出，面对李约瑟问题，西方观点本身大多是有问题的，文一教授驳斥他们当然可以，但因为这些有问题的观点往往同时也包含一些正确的东西，所以完全打倒则不是应有态度，该反思自己的必须反思，该接受的必须接受，这才正确。

　　但可惜的是，文一教授的逻辑，在我看来，就是用自己带有另一极端错误的观点彻底打倒相反极端的对手。这个逻辑与态度，是不科学的。

　　对文一教授关于具体科学是怎么因战争而发展的事实性的引证，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作为“天朝大国”而没有被鸦片战争所打倒，我们面临同样外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没有理性思维的普及（甚至，我们从上到下干脆就抵制），我们能同样发展科学和工业吗？事实是，即使经历了鸦片战争，我们在一百多年里依旧步履艰难，我们先后接受了好多西方先进的东西，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和毛泽东思想产生这两个认识性的东西出现之前，我们一直是失败的。有外来东西可学尚且如此，没有可学的时候，我们要完全自主完成科学和工业革命，比西方更大的障碍是什么？要多花多少年才可能完成？

　　时至今日，就是有太多的人依旧拒绝承认认识上的差距是巨大社会问题，而只简单地把我们的成功归因于实践能力超过别人。这种看法，是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符的。对应的，大家也可以去参照一下穆斯林世界，他们的社会，现代化障碍是什么？别人的现在，虽然也有不同，但与过去的我们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对于张、文二位教授的“即使没有古希腊这些东西，1500年之后也会产生这些公理体系”、“黎曼几何，……爱因斯坦本人或者其他人也可以把它重新创造出来”，我不得不说，文科学者的认识有时还是有缺陷的，这是个不顾社会发展基础的后人的“拍脑袋思维”。

　　我是个学物理出身的，我的思维基础却是数学，这在学物理的人中很少见。因为这个，我能看清楚相当多物理学家思维与数学家的不同之处：物理学家更多只管发现，不管逻辑严谨性——其实大多数严谨性的工作，是数学家们事后给物理学家们“搽屁股”，一些学科，比如量子力学，甚至可说“屁股都没有完全搽干净”。这个问题，其实是两类思维不同的人造成的：一味向前走而不顾身后的那类人，失去体系严谨性构建，其自身是走不了太远的，因为体系严谨性是继续创新的基础。而最初的体系严谨性的创造者，也就是古希腊人。

　　回到前面“黎曼几何”的问题，爱因斯坦尽管伟大，但他这样的思维类型，恐怕是终生都没有兴趣与能力去车到山前再创造“黎曼几何”。物理学能发展，正是因为有与大多数物理学家思维不同的数学家很早之前就进行过大量“看不到应用目标”的工作。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那一大批进行“看不到应用目标”工作的人，他们必须很早就存在，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却又需要更早时期的社会环境能够容忍，这可又是要花费人类进化的大量时间才行的——事实上，数千年里我们的社会一直是不容忍这样的人存在的；而西方，也是花了中世纪前面大部分时间才让理性思维被普遍接受的。换句话说，古希腊思想晚产生1500年，科学革命要想照样产生，肯定会缺社会实践基础，这是痴人说梦。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事实，被张教授说错了，那就是，古希腊思想从未在欧洲“躺在图书馆里”，它始终实实在在活在中世纪欧洲社会当中。也许，两位教授都把科技文献当成是古希腊思想本身了，但其实它主要是一种认识和思维方式。文献需要从阿拉伯人那里找回来，实践需要的时候才派上用场，这之前必须“躺在图书馆里”，但理性思维这种认识和思维方式，是一直通过宗教和教育的方式在中世纪欧洲传播和普及的，它不需要从阿拉伯人那里找回来，阿拉伯人也可能没做同样的普及工作（这一点我不太确信，需要专业学术考证）。这种传播和普及，才是西方人在革命前夜与我们最不同的实践和认识积累，这也是西方能完成革命而我们不能的最关键内因所在。实践上的变化被两位教授当事实看待，但认识上不同的事实则没有被同等对待，这也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思维造成的。

【以上这段是后编辑加进去，感谢“剑由心胜”网友对我的回复，尽管他的回复是歪曲性的】

　　建国后的事，我觉得张教授的说法有些离谱。

　　说“两弹一星”是朝鲜战争刺激的，这至少太低估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水平了：广岛和长崎的例子本身就足够了。朝鲜战争，顶多让更多的人能认同他的战略构想。

　　炸使馆竟然还能改变我们军事战略，这一点，我是事后很久才从网上知道的。在这之前，我是完全相信我们党和政府一定能把军事发展问题处理好的——从“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个论断一产生我就是不认同的，但我当时认为它只是个宣传和努力的目标而已，背后的工作肯定能做好。但知道我们曾因炸使馆、撞飞机而改变军事发展之后，我改变了看法，我觉得之前我们的战略判断是真有问题的，这是个错误。发现有这样的错误，是我后来认识中国人哲学上一直有问题的根据之一。张教授把这样的错误拿来做外因驱动论的理由，这么近的亲身经历历史，我觉得很离谱。

　　最后，总结一下。

　　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的产生，实际上有两个阶段。

　　其一，是从无到有的突破和质变，它产生了用更少实践获得更多更正确认识的可能。当然可能要变为现实，需要实践积累基础，也需要客观条件成熟。这阶段，当然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任何社会进步都少不了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最艰难的，因为除了早已灭绝的古希腊，这个地球上没有其他文明能做到，包括我们在内，很多文明的实践都足够丰富，但就是没有自主产生突破性的认识。

　　其二，是从少到多加速发展的过程，科学和工业革命就是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事实上产生更多认识和用这样的认识改造世界。这阶段，必须有全社会的人去参与进去，规模本身就是推动力。但这个阶段，相比于第一阶段更容易，后来者也可能比先行者更快。

　　马克思的墓志铭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本是有针对性去说的，不过，我发现这句话在中国，却总有不同的“中国式解读”。事实上，认识世界需要花的时间更长，最终失败的可能更大。

　　这里，张、文二位教授的“战争驱动”错误论断，其实就是中国人不重视理性认识错误的直接体现。这种哲学错误，在当前形势下的确很难动摇我们崛起复兴本身，毕竟对手不是一般的糟糕。但问题在于我们领先之后，甚至哪怕是永久领先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最终让文明有出路——有出路的文明，人民有美好生活肯定不够，文明还要可持续加速发展和进化，这不是超越美国这个对手这么简单。现在反思和改正错误，我认为是最佳和代价最低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