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许娟 张琳：印人党在泰米尔纳德邦如何践行“新印度教特性”？（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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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印度教特性”的发展困境

“新印度教特性”与“印度教特性”在本质上均为民族主义者有关印度国家形态的讨论，他们试图建立信仰共同体以推动社会进程发展到某一终极状态，即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建设理想的民族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而言, “印度教特性”及“新印度教特性”与印度国大党创始人之一的艾伦奥克塔文休姆 (Allan Octavian Hume) 所构做的自由印度民族国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未来独具特色的印度国家形态的一种讨论。但是，印度国大党对民族国家的设想，是基于相对包容和世俗的印度民族主义思想之上，而以BJP为代表的“印度教特性”及“新印度教特性”被打上了教派民族主义的烙印。尽管“印度教特性”及“新印度教特性”否认其等同于印度教，但是难以掩盖其印度教至上的思想。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印度教特性”及“新印度教特性”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宗教共同体，甚至如同泛伊斯兰主义那样，推动泛印度教主义的形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了民族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的区别与联系，即“民族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都涉及信念和情感民族和民族领袖可能犯错，而宗教不会承认信仰和上帝会犯错”。那么，当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秉持有宗教共同体特色的意识形态治国时，将会导致领袖们站在宗教道德的制高点对公民的行为进行约束，而将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视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014年以来，禁止屠牛令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性护牛事件，让印穆伤痕再度撕裂，是否能贩卖和食用牛肉这个原本属于公民自由的议题，被以国家法律形式加以限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诉求维护了印度教教徒的信仰，却极大损害了穆斯林的利益。虽然“新印度教特性”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印度教特性”的暴力一面，然而其教派民族主义的内核并未改变，这将阻碍“新印度教特性”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我们认为“新印度教特性”延续了“印度教特性”的教派民族主义性质，这致使其先天不足，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剧了其所面临的困难。

第一，“新印度教特性”继续推崇一套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架构之上的印度教历史观。与中国十分不同的是，历史上印度并不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即使在辉煌的孔雀王朝时期其领土都不曾完全覆盖今天印度共和国的版图。确切来说，古代印度指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印度次大陆，一个横跨喜马拉雅山至北印度洋的伟大的印度教国家从未真实存在过 。然而，如前文所述, “新印度教特性”持续立志于构建一个主权领土 十分广阔的印度教民族国家。BJP上台后，RSS最高领导人巴格瓦特不遗余力地宣传“完整的婆罗多”(Akhand Bharat)的理念。在RSS的“完整的婆罗多”概念中不仅包括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还包括了阿富汗、缅甸、斯里兰卡，甚至还有中国西藏。与此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印度教文明叙述为，在历史上不断遭受外来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侵蚀和压迫的受害者形象，未曾正视不同宗教间的相互融合，以及外来宗教对印度瑰丽多姿的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又极力宣扬印度教的包容和宽容，如巴格瓦特宣称“印度教思想是世界上唯一能包罗万象的思想”。此外，为了打压国大党势力，BJP对尼赫鲁政府时期的印度政策持批评态度。有评论家就认为，“莫迪可能是这么认为的，从克什米尔到中国，从公共部门到失业，印度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源自尼赫鲁的错误”。“新印度教特性”正在以一种精心筛选并修饰过的历史观引导民众形成一种印度教至上的国家观、文化观和民族观。然而，这种历史认知并不被整个印度所接受，更不用说扩大到全球范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印度海外的一些活动已经引起了所在国的关注，例如“考虑到印度教特性的渗透超越了限制......英国可能有必要调整对待印度教组织的方式”。

第二，“新印度教特性” 投机性地赋予了印地语神圣地位。“印度教特性”之所以推崇梵语——印地语文明，是源自对印度教的崇拜。大多数古老的印度教经文是由梵语所书写的，印度教仪式也是由梵语记载并延续至今。无论颂扬古印度教经文的信徒的母语存在如何大的差异，他们均使用统一的梵语传递神谕。因此，梵语具有了“统领”其他语言的作用，印度教教徒将其视为神圣的语言。印地语是梵语的现代形式，尽管印地语同乌尔都语都被统称为印度斯坦语，二者有着共同的基本词汇，印地语延续了梵语的天城文书写方式，而乌尔都语采用波斯——阿拉伯字母书写。因此，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印地语继承了古代梵语的神圣性，相反乌尔都语是异族穆斯林的语言。BJP上台之后，尽管遭到来自印度南部、东北部和东部非印地语地区的强烈反对，而且超过半数的印度人不使用印地语作为母语或日常语言，但BJP仍然坚持推广印地语并使之成为印度通用语言。我们认为BJP将印地语置于最高语言地位的目的在于扩大票仓，维护自身政权稳定。根据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洛克尼提 (Lokniti) 项目的调查，在2014年印度大选中，那些收看或阅读印地语新闻的群体对印度人民党的支持率最高，而在非印地语选区印度人民党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以语言为基础重新划分邦界的运动，将助长地方性政党做大做强，从而挑战BJP在印度的权威。“新印度教特性”的单一语言政策实际上是为BJP的政党利益所服务的，并非单纯地出于对印度整体文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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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印度教特性”未能推动解决印度社会公平问题。在讨论印度社会政治问题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种姓政治。印度独立之初，宪法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不过时至今日种姓仍深刻地影响着印度社会的发展。在一部分低种姓群体中存在这样一种认知：公元前印度次大陆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开创了古印度文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次大陆后将达罗毗荼人驱赶到印度南部，并以种姓制度作为社会基础的婆罗门教(后发展为印度教)教化达罗毗荼人，使他们安分守己地从属于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因肤色较深，大多被划归为“不纯洁”的低种姓。“印度教特性”所冲上的吠陀时代，是一个由婆罗门享有无上崇高地位、低种姓遭到剥削的社会，所以许多印度低种姓群体并不接受“印度教特性”学说，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信仰印度教。2014年大选期间，莫迪尽力打造他有别于国大党婆罗门精英的形象，并承诺改善低种姓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是上台后，莫迪并未完全兑现当初的允诺，BJP仍被视为一个来自北方、代表高种姓群体利益的政党。2019年，在莫迪内阁中，有47%的部长来自高种姓，有20%的部长来自其他低种姓，仅有11% 和7%的部长分别来自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然而，根据2019年的统计，印度70%的人口都属于其他落后种姓、表列种姓或表列部落。也就是说在莫迪政府中，出现了低种姓代表与人口比例严重不相符的情况。RSS也因反对曼达尔委员会报告中有关扩大预留制的规定而站在了达利特群体的对立面。2014年以来，达利特人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矛盾日益激化，甚至在孟买等地出现了，达利特人聚集以纪念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婆罗门贵族开战的一幕，起因是前者为了征服印度马拉地帝国。“新印度教特性”实现了“印度教特性”的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发展，然而并未根除“印度教特性”的原有缺陷，这激发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如果“新印度教特性”依旧不能正确地看待印度过往历史，以及多元文明融合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仍以宗教或政党利益而非国家利益为准绳，那么“新印度教特性”将在印度继续面临极大的发展困境，更不用说成为广泛认同的价值观。

四、案例分析：印度人民党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

泰米尔纳德邦在印度独具地位，我们以该邦为例来验证这一观点：进行过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改造的“新印度教特性”更具时代适应性和灵活性，但仍难以成为泛印度意识形态。

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教文化十分深厚的印度地方邦，这里有众多印度教圣迹和虔诚的印度教信徒。然而多年来，“印度教特性”难以在泰米尔纳德邦获得认同。与莫迪总理到访印度其他大部分地区所受到的热烈追捧截然不同，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迎接莫迪的要么是象征达罗毗荼运动诉求的黑色旗帜和气球，要么是推特上“莫迪请回去”(Go Back Modi) 的话题。莫迪总理也较为反常地使用英语而不是“印度教特性”所强推的印地语在泰米尔纳德邦发表公开演讲，台下的听众也大多默然地等待着泰米尔语翻译的转述。这一切让泰米尔纳德邦在 “藏红花色浪潮”中显得十分与众不同。泰米尔纳德邦是BJP为实现其宏大抱负而重点应对的地方邦。该邦是印度重要的商业、艺术、基建业和制造中心，是印度第二大GDP地方邦，也是印度教育、医疗水平较高并与海外具有密切联系的邦。泰米尔纳德邦有着自成体系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政治生态，在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泰米尔纳德邦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是 “新印度教特性”构建 “大印度”的重要连接点。由于亲缘关系，生活在印度6000多万泰米尔人与生活在斯里兰卡的约300万泰米尔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去，在印度泰米尔人的强烈要求下，印度曾直接介入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冲突，拉吉夫甘地也因此遭到泰米尔人的刺杀。改变印度泰米尔人对BJP的认知，并通过其影响海外泰米尔人的认同感，将有利于“新印度教特性”走向世界。

 （一）达罗毗荼民族主义与“印度教特性”的矛盾

“印度教特性”难以在泰米尔纳德邦立足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达罗毗荼民族主义在该邦的盛行。早在印度独立以前，为了反对种姓压迫，争取权力，南印度的泰米尔地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达罗毗荼运动。1916年，正义党(Justice Party)的成立标志着达罗毗荼运动的正式开始。正义党由非婆罗门精英组成，重点是从政府的高级职位中撤出婆罗门。在早期阶段，达罗毗荼运动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达罗毗荼国(Dravida Nadu)，其范围包括南印度所有讲达罗毗荼语言的地区。除了提出独立的要求外，达罗毗荼运动还发展出基于三种理念的达罗毗荼民族主义：第一，通过废除现有的种姓制度、宗教习俗并赋予妇女在社会中的平 等地位以解除婆罗门特权；第二，振兴达罗毗荼语言；第三，进行社会改革。因此 ,  尽管泰米尔纳德邦的居民大多尊奉印度教，但是他们具有反印地语、反婆罗门和反雅利安文明的传统，这与“印度教特性”完全相对立。正如泰米尔纳德邦财政部长帕拉尼维尔蒂亚加拉詹(Palanivel Thiaga Rajan)所言，“印度教特性的概念与印度教完全不同，我们在泰米尔纳德邦所见的是印度教 (这门宗教) ,  而非印度教特性(这种意识形态) 。”在泰米尔纳德邦，印度教是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那里的人们拒绝将印度教用于政治煽动和意识形态斗争。

与“印度教特性”运动出现政党化趋势一样，达罗毗荼运动也孕育了多个达罗毗荼政党。这些达罗毗荼政党利用语言、文学、电影等具有符号意义的工具定义达罗毗荼人的身份象征，将“婆罗门—非婆罗门”的宗教身份对立，转化为“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的文化身份对立，通过重塑辉煌的过去，赋予当前受压迫阶级以“自尊”,塑造大众的达罗毗荼意识形态。达罗毗荼运动大大增强了泰米尔人的群体意识和凝聚力。泰米尔人的身份和叙事建立在一种基于泰米尔语的超国家认同之上，遍布全球的跨国泰米尔语社区共享一种语言文化精神。这种泛泰米尔精神的核心是桑格姆文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泰米尔民族主义和语言运动提供了文学和认知基础。泰米尔人以文化情感、民族语言身份等为中心，为在印度海内外争取广泛的权益而进行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动员，构成了一种泛种族(Pan-ethnic)或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政治宇宙观和道德共同体。因此，强调同质性建设的“新印度教特性”难以轻易动摇泰米尔民族文化政治群体意识，难以将泰米尔人的身份印度教教徒化，由此形成了阻碍BJP南下的“达罗毗荼高墙”。

 （二）BJP推动“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的实施

多年来，BJP难以在泰米尔纳德邦立足。2014年和2019年大选是BJP的高光时刻，在这两次大选中均获得了人民院半数以上席位，可是在泰米尔纳德邦，2014年大选时BJP只赢得1个席位，2019年没有赢得席位。更为糟糕的是，BJP在该邦的得票率从2014年的5.55%下降至2019年的3.66%。为了改变不利局面，BJP推出了 泰米尔纳德邦版本的“新印度教特性”——“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Tamil-friendly Hindutva)。“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是一种灵活的拉拢式政策，是对“印度教特性”进行泰米尔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改造。

 2021年BJP在泰米尔纳德邦议会选举中的策略，是BJP对 “印度教特性”进行泰米尔本地化的一个典型例证。泰米尔纳德邦一直将自身视作对抗北印度 “霸权”的堡垒 。相对于经济落后的印度东北部，印度南部地区经济及整体意识都较强，因此，BJP在印度东北部以经济发展承诺换取政治支持的策略难以在南部奏效。多年来，BJP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泰米尔纳德邦的政治发展。不过BJP从未放弃更加深入地参与泰米尔纳德邦地区事务。在2021年结束的泰米尔纳德邦邦级议会选举中 ,  尽管总体上BJP落败，但获得了四个邦级议会席位，这是20年来 BJP首次进入泰米尔纳德邦邦级议会。这主要得益于BJP的“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选举政策。

首先，BJP主动迎合泰米尔纳德邦的“反婆罗门”和影视明星从政传统。达罗毗荼运动强调，在北方入侵之前达罗毗荼人没有阶级之分，种姓制度完全是婆罗门教  (印度教) 强加给印度南方社会的，是确保自身统治地位的不公平产物。达罗毗荼人要想在政治和社会上获得合法地位，必须破坏印度教、种姓制度和雅利安主义在印度南部的影响。为了改变婆罗门精英政党形象，BJP推举了来自农村、并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MR甘地(MRGandhi)为候选人；为了博得低种姓及贱民阶层的好感，BJP任命了来自其他落后阶层(OBC)的洛加纳森穆卢干(Loganathan Murugan) 为BJP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党首。此外，泰米尔纳德邦具有影视明星参政的政治文化，这与泰米尔语电影在政治动员方面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为此，BJP支持了泰米尔电影演员库什尔孙达尔(Khushbu Sundar)竞选泰米尔纳德邦议会议员。

其次，BJP突破意识形态隔阂，选择与达罗毗荼政党结盟。泰米尔纳德邦地方政治长期由两个相互对立的达罗毗荼政党—— “全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lIndia Anna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AIADMK) 和“达罗毗荼进步联盟”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DMK)所把持。自1998年以来，BJP联合DMK或AIADMK结成政治同盟。在2021年邦级选举中，BJP与AIADMK结盟。由于BJP的“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BJP无法从泰米尔纳德邦的中上层阶级获得重要支持，而这恰好是AIADMK的长处所在。这也说明，BJP在策略上并不拘泥于传统“印度教特性”的约束，可为实现泛印度的政治目标暂时搁置分歧。

再次，为消除南方对BJP仅支持印地语的固有观念，BJP改变了用强硬手段推行印地语的方式。BJP一方面表现出对泰米尔语言文化和文学巨匠的尊崇，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植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理念。莫迪本人也时常适时表现出对泰米尔文化和泰米尔语的喜爱。2021年6月27日，莫迪在广播节目 “心灵对话” (Mann Ki Bat)中称，他是泰米尔文化和语言的“大”崇拜者，并表示每个印度人都应该珍惜并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属于印度而感到自豪。莫迪还多次在海内外场合引用泰米尔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话语。如201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莫迪引用了泰米尔桑格姆时代的诗人卡尼扬庞贡德兰(Kaniyan Poongundranar)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并指出这种超越国界的归属感是印度国家的特质之一 。2020年7月3日，莫迪到访中印具有争议的拉达克地区时，引用了泰米尔语古典伦理文学经典著作《古拉尔箴言》中的话语——“荣誉、勇气、信仰与威武的行军是精锐之师的四大要素”，以强调印度军队的尊严和荣誉。过去，远在印度次大陆最南端的泰米尔人时常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看待印度北方与中国的边界冲突。然而近年来，一些泰米尔语媒体对莫迪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激烈言论进行了大肆报道，这在部分泰米尔人当中点燃了民族主义热情。进行过泰米尔本地化改造的“新印度教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局部修复了达罗毗荼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以泰米尔人更容易接 受的方式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重塑。从RSS基层组织沙卡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增长程度看，“新印度教特性”的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据统计，截至2021年8月，约有2200个沙卡组织活跃在泰米尔纳德邦，其中的600个沙卡组织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最后，利用网络动员、强调现代化“新印度”建设是BJP对“印度教特性”进行现代升级的惯用手法。在泰米尔纳德邦，BJP通过有组织的网络动员和舆论把控将自身打造为道德维护者，并以此打压竞争对手。2020年一个名为“黑色人群” (Karuppar Kootam)的社团在油管(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关于对战神穆卢干(Murugan) 赞颂诗解读的视频，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视频内容粗俗不堪，因此强烈反对。BJP借此指责政治对手DMK支持了这个组织，并将 DMK打上了反印度教的标签。虽然在泰米尔纳德邦人们反对吠陀“正统”印度教，崇拜的主神也与北印度有差别，但是大多数选民均为印度教教徒，给DMK以反印度教的定性无疑会削弱其选民基础。为了大造声势，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时，BJP发起了“胜利之矛游行”(Vetrivel Yatra)，号召泰米尔人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

此外，BJP非常清楚的是，不可能通过历史联系强化泰米尔纳德邦对印度整体国家观的认识，因为历史上这个地区的独立意识非常强烈，只有将现代泰米尔纳德邦的发展与印度总体发展相挂钩，才是塑造统一国家观的有效途径。在莫迪政府“新印度”的大旗下，联邦政府在南印宣布实施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降低税率、提供与生产有关的激励手段、改善经商便利性以及修改劳动法等，吸引了海尔、苹果等国际知名企业在泰米尔纳德邦投资设厂，大力推动了该邦的电子制造与进出口加工业的发展。BJP善于通过“印度制造”培育泰米尔人的统一印度观。2021年2月，莫迪在将印度制造的战斗型坦克移交给金奈陆军时说:“泰米尔纳德邦已经是印度领先的汽车制造中心。现在，我看到泰米尔纳德邦正在发展成为印度的坦克制造中心。”他补充道：“泰米尔纳德邦制造的坦克将在我们的北部边境使用，以确保国家安全。这体现了印度的统一精神。”BJP还注重加强泰米尔纳德邦与印度其他地区的联通建设。莫迪2014年上台后，提出在全印打造“钻石四边形”的高铁网络，全长1754公里的德里——金奈高铁走廊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这条高铁走廊建成后将加强泰米尔纳德邦与印度北方地区的联系。在泰米尔纳德邦，“新印度教特性”已渗透到网络空间、媒体舆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现代生活方面。

 （三）“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的发展困境

尽管在达罗毗荼民族主义的精神遗产根深蒂固的泰米尔土地上，“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拓展了“印度教特性”对泰米尔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一定程度上帮助BJP实现突破，但是这种安抚型的“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一系列阻碍，因为其本质还是将复合性、包容性和世俗性的泰米尔人的身份进行“印度教教徒化”，要求所有印度教 教徒消除其他标记、语言和文化来实现同质身份构建。这与达罗毗荼民族 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泰米尔人从语言中获得自己的身份，并拒绝将宗教作为身份的标志。

“新印度教特性”试图强化印度教教徒对国家的认同，然而其仍不能让南北印度形成统一的国家历史观，并且依旧在传播印穆对立思想。泰米尔纳德邦从来就不认可与北印度曾同为一个古印度国家的观点。即使是在近代英国殖民时期，南印度也 以马德拉斯管辖区(Madras Presidency)的整体形式存在。“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虽不再强调共同的国家记忆，但是仍在传播一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认为的自古代延续至今的印穆对立思想。BJP意图借1998年发生的哥印拜陀恐怖爆炸事件动摇泰米尔纳德邦的世俗主义立场。爆炸发生后，印度教右翼势力在哥印拜陀地区迅 速抬头，激进的穆斯林团体也跃跃欲试。BJP本希望借助这种宗教仇视深度介入泰 米尔纳德邦，然而并没有成功。因为历史上泰米尔纳德邦从未受到穆斯林的统治，穆斯林人口数量也不到该邦人口的6%，印穆矛盾不是泰米尔纳德邦的突出问题。

因此，在印度南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无法以反穆斯林的名义制造想象中的威胁。此外，在泰米尔纳德邦人们将泰米尔人身份和泰米尔语视为平等及世俗主义的标志，这为低种姓群体和穆斯林的联合创造了条件。泰米尔纳德邦的穆斯林对自己的泰米尔人身份认同较高。在泰米尔穆斯林群体中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伊斯兰是我们的道路；甜蜜的泰米尔语是我们的语言。”

尽管“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向泰米尔人释放了相对多的善意，但是这种友好具有虚伪的一面。例如，虽然BJP通过 “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口头上表达了对泰米尔语的赞美并表示要促进泰米尔语文学发展等，但实际上仍竭力将印地语提升为联邦沟通用语。印度独立后，泰米尔纳德邦始终是反印地语的急先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米尔纳德邦就开始抗议政府强制推行印地语。泰米尔人对自身语言历史文化具有浓厚的热爱与自豪之情，他们认为印地语的历史并不悠久，它是“入侵民族”雅利安人的语言。因此，南印度人并不认同把印地语作为国家语言和印度民族身份的象征。为强化语言同质性，BJP执政后推出了一系列巩固印地语优势地位的举措。2017年，印度国家公路局将泰米尔纳德邦的国家高速公路路标上的英文标识换成印地语标识。2019年，印度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国家教育政策草案，根据该草案，自1968年通过《国家教育政策》以来采用并推广的“三语方案”将继续实施(第4.5.5条)，以促进多语言国家的多语交际能力(第4.5.6条) ，即印地语邦的学生对三种语言的学习将继续包括印地语、英语以及印度其他地区的一种现代语言，而非印地语邦学生的语言学习将包括地区语言、印地语和英语。在达罗毗荼政党看来，草案以打破精英与其他阶层的鸿沟、提升印度本土语言活力为噱头，实则巩固了印地语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行的法律基础，因此在泰米尔纳德邦爆发了诸多抗议活动。

同时，为了扩大“印度教特性”的受众，甚至对下一代泰米尔人产生影响，BJP的“母体”RSS特意改变了过去“印度教特性”的“男性气质”，吸引泰米尔妇女参与有组织的、传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活动，并对她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帮助。通常RSS的基层组织沙卡只招募男性成员，其活动方式大多以强硬和具有暴力倾向的方式进行。但是在泰米尔纳德邦，RSS以较为柔和、亲民的方式吸引女性参加活动，并引导她们成为BJP的支持者。这主要是因为泰米尔纳德邦的女性选民比男性多出约95万人 ，对宗教的虔信程度也普遍高于男性。RSS及BJP等右翼组织一直试图利用与信仰相关的情感获得选举收益，通过开设妇女学校、定期在庙宇举办宗教课程等方式加强对妇女的宗教教育与培训管理，同时还利用妇女的家庭角色扩大对儿童的影响。

另外，RSS还在泰米尔纳德邦设立了越来越多的奖学金，试图扩大对学校公共生活的影响。与“印度教特性”的直接灌输不同， “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以保护泰米尔人利益为由，间接推广印度教价值观。我们观察到，一些时候“新印度教特性” 并未压制达罗毗荼民族主义的发展，恰恰相反的是鼓励泰米尔人坚守其独特的文化。一个名为“泰米尔神圣社会”(Tamil Deivega Sangam)的组织作为RSS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先锋队”正活跃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这个组织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但是他们并不谈论选举或直接给BJP拉票，而是劝说人们遵守泰米尔文学中的丰富宗教教义，以维护社会团结和纪律。他们还收集普通泰米尔人的手机号或聊天软件(WhatsApp)账号，并将其进行分组，不定期推送有关融合了泰米尔文学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信息。“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弱化了达罗毗荼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分歧，为二者部分兼容创造了可能。相对于传统的“印度教特性”，“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既能赢得一部分具有“分离”倾向的达罗毗荼民族主义者的好感，也维系了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再者，“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并不能为泰米尔纳德邦带来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达利特人人数较多的邦，其比重约占泰米尔纳德邦总人口的21%。达利特人问题成为该邦的主要社会话题，BJP的全国 性统一政策有时伤害到了达利特人的利益。2017年印度政府开始在医学领域推行统一的“国家资格暨入学考试政策”(National Eligibility Cum EntranceTest,  NEET) , 然而这项政策被认为泰米尔纳德邦的达利特人并不友好，因为在过去泰米尔纳德邦可以根据该 邦自设的考试大纲并使用泰米尔语进行考试。一个17岁的达利特女孩未通过NEET考试而自杀的事件引起了泰米尔纳德邦对BJP的强烈不满。

此外，政治代表性不足也是泰米尔纳德邦认为其长期受到印度联邦政府打压的具体体现。泰米尔纳德邦的经济状况远好于处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核心地带的北方邦， 但印度大选按照人口进行选区划分并分配席位。近年来，经济相对落后的印度北部的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水平较好的印度南部。如果根据近期的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分配席位 ,  泰米尔纳德邦现有席位数将减少，而北方邦席位数将增加，这意味着泰米尔纳德邦在联邦层面的话语权减弱。而且，泰米尔纳德邦认为其在财政分配方面未得到公平对待，泰米尔人为印度联邦上缴了相对多的税赋，而联邦政府划分给泰米尔纳德邦的财政收入相对较少。在印度，地方邦的财政收入由 自身来源收入和以下拨或捐赠方式从联邦中央转移的收入组成。据统计，2015年至2021年，泰米尔纳德邦的自身来源收入占其总财政收入的69%，远高于平均比重54%。以上的不公平问题，“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均未能触及。

此外，BJP试图通过“新印度教特性”对达罗毗荼政党进行道德谴责的方法也难以奏效。绝大多数达罗毗荼政党坚持以其理性的、世俗的宗教道路努力反对基于种姓的不平等和剥削。例如，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寺庙管理实践中，DMK政府扩大任命非婆罗门僧侣的规模 ，推动寺庙管理民主化且更加具有多元包容性。DMK还计划将一些学校和图书馆建在收回的寺庙土地上，通过参与型的世俗主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这种背景下，BJP以宗教名义获得支持的策略遇到了障碍。

总体而言，“藏红花色浪潮”想要席卷印度南部仍面临重重掣肘。这不仅涉及具体的政策实践问题，也包含抽象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既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与达罗毗荼民族主义复杂的关系，也折射出印度民族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权力架构的矛盾。

五、结语

在印度独立以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先驱们就致力于在印度开辟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具有印度特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以印度教这个在印度拥有最众多信徒的宗教为核心，树立起印度教民族国家的大旗，的确是印度政治史上的一大创举。相对于其他哲学理念欠缺、组织涣散、行动力匮乏的政治设想，“印度教特性”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机制。BJP以“印度教特性”为指导思想，在瓦杰帕伊政府时期 “印度教特性”构想才真正以国家政权形式得以实践。

2014年莫迪带领 BJP赢得大选之时，印度的内政外交环境相对于瓦杰帕伊时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印度国内，百年大党国大党颓势明显，BJP赢得了空前的支持。在国际上，随着印度综合实力的发展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印度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外交风生水起。BJP更加自信地要创建一个为世人所称赞的“新印度”，此时“新印度教特性”就成为建立“新印度”的思想保障。“新印度教特性”修正了传统“印度教特性”的不合时宜之处，软硬兼施、因地制宜地推进印度大国梦的实现。然而同“印度教特性”一样，“新印度教特性”过于强调印度教教徒的多数性而忽视了印度教包容与多元的本性；过于突出同质性建设而疏于公平性发展，这使“新印度教特性”仍不能代表全体印度民众的意愿。

本文来源于《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

原标题为《“新印度教特性”的泛起、特点与发展困境——以印度人民党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为例》

作者许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印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作者张琳，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泰米尔语专业本科生

本期编辑：张正阳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