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中华之物力”——对日庚子赔款始末

美英日等国强盗头子合影

1900年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爱国运动。5月驻北京的十一国公使团要求清政府镇压，俄、英法、美意日等六国的海军陆战队开进北京。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危如累卵的封建统治，承认义和团的斗争，向列强宣战。6月，救援北京的各国陆战队同清政府的正规军和义和团作战，占领大沽，但无力向北京、天津进军。需要派遣大量的陆军，此时英国正忙于稳定南非（布尔战争），美国正在镇压菲律宾人民起义，俄、德因为距离中国远出兵尚需时日，这时候只有日本出马了。山县内阁和日本军部已估计到各列强会要求救援，盘算答应这个要求“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开端”。（1）派出了22000多人的日军参战,占八国联军的三分之二，成为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的主力军。

日本在这场联合侵华战争中不但残酷地杀戮中国人民,而且在所到之处大肆抢劫,如在攻占天津后抢银232600余两,在通州抢银129400余两。（2）攻占北京后更是肆无忌惮,日军抢在各国之前先是从户部银库搬了2914856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继则从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劫无数绫罗锦缎,还洗劫了内务府仓库所存的仓米和全部银两。据统计,日本的抢劫共达367万余两。（3）日本的这些抢劫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他们所抢劫的银两、武器、粮食大部分归于国家,其中留给侵华部队的银两为214286两,占总额的7%,交给日本中央金库1928571两,占总额的66%，其余的则归陆军省支配。（4）

10月，众多强盗召开了分赃大会，第二年9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加剧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进程。这次分赃大会，日本首次以强盗身份出席，日本的武力受到列席的强盗们的“交口称赞”。分赃过程中，1901年3月28日,美国公使柔克义向公使团提交了备忘录:“各国要求中国的赔款总数应当尽量合理,决不能超过中国的支付能力”,日本立即起而响应,表示“相信各国可能须要考虑缩减赔款。”日本侵略者这么做不是有什么好心。19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加大了扩军的力度,财政危机严重,特别是在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日本出兵人数多,军费开支很大,日本急于取得赔款来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局面,以免长期争执不决。（5）

1901年4月10日,日本第一个提出了它的索赔要求,其政府要求为47574000日元(日本确定该数的依据是:截止到1901年3月31日,日本政府包括陆海军军费在内的实际支出是40916000日元,当时估计4月份以后每月尚须增2000000元,按此标准计算到7月1日,共为46916000元,再加上铁路修理费658000元,共计47574000元),民间赔偿要求为2500000日元(此数系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初步估计),两项合计50074000日元,合中国海关银35577577两。接着其他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具体要求,合计共达46000余万两,最后赔款委员会(外国公使团成立的专门处理向中国索取战争赔偿的机构)正式确定偿金总额为6500万镑,合中国海关银45000万两。各国向中国索取款的总数大致确定后,日本看到其它国家所提出的要求高于它的要求,后悔它当初所提出的50074000日元的数目太低,因此,当5月间各国讨论中国赔款的利息时,日本反对将利息定为4厘,坚持要求按5%的利息计算,或者在其原来提出的数额上再增加1/4。（6）日本的这一要求除了英国表示同情外,其它列强均表示反对,无奈之下,日本只好放弃这一要求。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将45000万两的赔款数目以条约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各国在确定了各自的所得数后,又与清政府就赔款是属于银本位还是金本位的问题进行了争执。本来按条约规定中国应付与各国海关银,但在银价日益下跌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按银付款对他们不利,于是便以条约中规定有海关两和外币比价为借口进行讹诈,无理坚持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1905年7月,清政府被迫承认向列强的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同时还答应向列强各国支付1905年以前所欠各国金镑之亏损。据此,中国对日本的庚款部分也便改用英镑来支付,按9763日元折合1英镑的比价支付,此外,中国另付与日本1905年以前的所谓“镑亏”724487日元(514916关平两)。日本还得寸进尺,无理要求中国今后的对日庚款部分“按期以电信汇票购镑汇交驻扎伦敦日本总领事接收”。（7）

日本共获得庚子赔款本息合计为关平银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占总额的7.3818%，折合英镑为一千零九十四万四千八百零八磅。（1.558银元=1关平两；1.114规平两=1关平两）（8）

    日本“退还”庚子赔款

美国“退还庚款余额“给与日本极大启示，日本也欲效仿。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日本在1913年对外债权与对外债务两项项相抵，是总数达十二亿二千四百万日元的负债国家，而自1915年到1918年间，超收约达二十八亿日元，一跃成为拥有十三亿七千万日元的债权国家。有能力效仿美国进行所谓的“退还”庚子赔款了。日本议员竹内正志说：“日本尚余庚子赔款不过七千万余万日元，只及两艘战舰。多此两艘，在国防上又能增强几许强味？若与之生利，每年可得三百五十万圆，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之事业，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之面目当为之一新。以之辅助留学生学费每年每人不过伍佰元，千人仅五十万圆，其效必大。以其所余数百万，在中国南北建设大学，对两国亲善之功，难以估量。”

和美国的“退还庚子赔款”的用意别无二至，但美国家底厚，目光更长远；日本家底薄，表现的更为鸡贼。到1922年11月期满时，中国“所欠”日本庚子赔款大概是72，121，578圆扣除1917年预付之利息，际应付之余额为72，108，766圆。1923年日本国会通过“将庚款余额及解决山东悬案所得之库券及赔偿金一并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经日本政府于1923年3月30日以法令公布，其所动用之款，包括下列各项：

1庚款余额本息72，108，776日元。

2青岛财产六厘库券5，300，000元。

3胶济铁路六厘库券14，500，000元。

山东矿山公司补偿金（无息）2，326，135元

必须提出的是，这些款项是“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而不是退还，从这一点来说日本还不如美国“大气”。

1924年2月6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以下简称《中日文化协定》),共9款,决定由中日双方各出10人组成评议委员会。日本以所得庚款每年380万元投资对华文化事业,其中以233.4万余元作为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设置基金,剩余的147.2万余元,除支付日本文化事务局薪俸及车费10万余元外,以135.58万元为事业费、用于两国交流演讲及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

1924年2月9日，中国驻日公使王宝荣与日本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腾次订立《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在庚款下拨出经费若干，充对文化事业之用”。

（一）“对华文化事业之内容”：

日本方面举行对华文化事业时，应将中国方面有识阶级之代表的意见十分之尊重。

庚子赔款项下资金，主要用于中国人所办之文化事业，至于对日本在山东所已设之学校、病院及其它现时日本各团体在华经营之文化事业，其补助专就关系山东专项下之资金支出之。

在北京地方设立自然科学院及人文科学研究所。

4在上海地方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

5办理两项事业应支经费随后另定之。

6将来庚子赔款项下资金有盈余时，应再举办下开各事业：

a适当地点设立博物馆。

b在济南地方设立医科大学，以病院附属之。

c在广东地方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7对于第三项至第六项所开各事业，设评议员会，以中日两国人组织之。其员数各评议员，以中日两国人组织之。其员数各评议员会约二十名，中日双方各十名，由双方协商，另选中国人一名为会长。

8北京图书馆及研究所之用地，由中国政府免费拨给。

9救恤费之名义，应从速改为慈善费或其他名称

（二）设留日庚款补助费生名额：

其在日本国内方面之文化事业，即为设置庚款补助费生名额，共三百二十名，除十名由中国教育部在国立大学教授中直接选派外，其余名额均在留日各大学及专门学校中选补，由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商得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同意办理。

1927年5月，北京政府又颁布了《解释补助费分配办法条文疑义》。这里就不一一详细的说明了。

晚清赴日留学生

《日本对华教育文化事业协定》签订后，遭到我国的有识之士的反对。苏州市乡公报《庚款用途危言》评论的最为精辟：“俄国曾言无条件退还，但用途今天尚加干涉，他国则不言可知。各国的美意，适为中国他日之忧，中国和外国和组之机构，无过仅具名而已；如用以教育，即各国共管教育权；如用以实业，及公管实业权。教育、实业乃国家命脉，何能与人公管？！赔款终了，恐委员会仍存……”培养政府中亲日一族，以达到其经济侵略的目的！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早在日本初议将中国庚款用于“对华文化事业”之时即起而反对。1923年6月26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日本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祸心,不能接受。7月,留日学生又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之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之前驱或附属事业而已。”

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和外交部建议废除前项协定，呈准国民党政府，由外交部与日本方面一面交涉文化协定的废至，希望依据欧美各国“退还庚子赔款”前例，将此款退还给中国。此案历久未决，而参加评议会的中方委员由教育部宣布一致退出该会。1929年7月，教育部宣布废止《文化协定》并通知全国，嗣后如有人赴日参观，不得接受日本文化事业部之“庚款”补助。

宋李氏潇湘卧游图（局部）纸本水墨纵三〇·二厘米横三九九·四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日本动用庚款从事的“文化事业”

日本动用庚款从事的“文化事业”，自我标榜曰：1.为了促使中国的教育、科学、艺术、卫生、救济事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文化的事业;2.为了增加侨居日本的中国人的福利事业;3.为了日本对中国各种学术研究的事业。

然而，1924年到1934年10年时间里日本利用庚款主要是在北京成立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东京成立了东方文化学院三个机构。其次是资助了大量的日本在华各类团体,如东亚同文会、同仁会、日华学会、在华居留民团等,此外便是资助中国的留日学生。在这些被资助的“文化事业”中,北京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仅仅是从事了一点《四库全书》的补遗和续编。这还算做了一点点有益于中国文化事业的事。

设在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组建后大肆收购中国的珍贵图书,仅在1929年8月在天津收购了陶湘的藏书17000册,在杭州收购了东海藏书楼的47000册图书。日本资助的各类在华团体及下设机构,多数是以从事对华侵略为目的。如日本在上海经办的东亚同文书院截止到1938年4月,收集了有关中国国情的大量资料,其中许多是日本在华企业所需要的,它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中培养了近3000名中国通,都被陆续派往各类日本在华企业服务。（9）

从1923年底到1937年14年间,中国共付给日本庚子赔款达45731181日元,加上青岛公有财产及制盐业补助国库券1925年9月前的总额,这样,中国实付与日本的数额为46267066日元,庚款收入占99%,而在这些费用的支出中,由中国人所用部分仅为留日学生之补助和中国学者学生之访问费用,两项共计6100000元,不到整个用费的19%。（10）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列队走在吉林街头

信誉卓著

1931年的中国是多事之秋，既有天灾——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等流域暴雨成灾，17省受灾，受灾人口8000万到1亿；又有人祸——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中国失去了唯一外贸出超地区。尽管如此对日庚子赔款仍继续，不可不谓之曰：“信誉卓著”也！

1931年武汉大水

1932年宋子文发布《关于维持债信的宣言》：“吾国去岁以来，遭空前未有之水灾，举国方救灾恤难之不暇，而辽宁之变乘之而起，税收成弩末，债市一蹶不振，政府处万分艰难之中……政府对于债信之维持，责无旁贷，自当尊重而履行之。”（11）1934年赔付庚子赔款：38，872，156元，其中日本部分为：6302352元（法币）；1935年赔付日本庚款英金393897镑，按14元5角折合法币5711507元；1936年赔偿日本庚子赔款6696250元（法币）。1937年7月1日全面抗战即将爆发前国民党政府预算也已把赔付日本的庚子赔款列入计划，《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岁出经常门 第十四款 债务费 第二项 外债 第三项 庚子赔款 第三目 日本 6696250元（法币）。

上图为1934年《大公报》评论9.18之后对日赔付庚子赔款的问题，其最后说：“日本以武力侵我东北四省，侵为土地奴我人民，日本与我国已为敌国，未付之庚款理应停止照付…………至我国恢复东四省后，再议善后办法。非我故意不履行条约，实日本无理于先，我当之可报于无理于后也。况日本将移此款助长叛逆之势也！”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意识到继续赔付日本庚子赔款无异于为敌人制造杀害自己的弹药，但是还没有说出“爱咋地、咋地，反正是不平等条约，老子不执行！”这一切源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代表大地主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表现的更为软弱，也更可耻！

中国海关由英国控制,全面抗战爆发后，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计坚持对日绥靖政策,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以所谓“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为名,竭力主张中国照旧支付对日庚子赔款,他认为:“倘中国政府此刻即将该项债、款停止拨付,日本军事当局或因之对海关发生干涉举动,津奉一带海关尤属危险,假如因此事致该两处海关被其攫夺,政府损失势将远过于应付日方债赔款之数……如该项债赔款必须予以停付,为免除对于海关行政完整发生不良影响计,窃以为应付之款项暂存于一中立国之银行,俟将来恢复和平时再为处理,缘如此办理,在中国政府方面既无资敌之虞,而在日本方面亦不致借为口实,对于海关行政加以干涉。” (12)

在梅乐和建议下孔祥熙同意了继续支付日寇庚款。1937年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应付日庚款及善后借款，为维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计，仍应暂予照付，以全债信而免纠纷。除面陈次座外，谨电鉴核。”1937年8月27日孔祥熙致梅乐和电：“宥电悉。月款可照议照付。”《1937年9月7日梅乐和致关务署第11969号呈》案奉钧署关沪字第五九号东秘代电，内开：“关于日本债、赔各款……民国二年之善后借款，应按月拨付本息基金，交由日本正金银行经收办理。其本年九月份应拨之款，计英金三万一千一百六十六镑十一先令三便士，包括俄发部分四分之一计计英金三万六千二百三十三镑六先令三便士在内（以苏联放弃之庚款作为债券获得利息之部分，赔偿日本贷款），系于八月十八日到期，业经照常于八月十七日拨付。至日本庚子赔款部分计英金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镑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前以奉到钧署八月三日电暂缓拨付，未即照付。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准拨付，即于当日将款如数拨出，已由日方收讫。嗣后对于日本债、赔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应遵照此次电令，仍照向例按月照拨，以全债信……当一二八淞沪会战之时，善后借款按月拨付应拨日本之部分，亦按期照付……。”(13)也就是说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仍赔付日本庚款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镑十五先令。

一边跟日本侵略者打着仗，一边还赔着不平等条约的“欠账”。引起国内人民的坚决反对,迫于压力国民政府财政部命令海关税务司自1937年9月起,每月应付日本部分庚子赔款不再拨付正金银行,改由总税务司在汇丰银行开立海关总税务司日本庚子赔款专帐,于月终到期时循例如数由关税项下提存。《1937年10月9日财政部致梅乐和关字第41158号训令》据关务署案呈：“所有应拨日本部分庚子赔款……存于备付日本部分庚子赔款专帐自应照向例办理，以昭划一，仰并遵办。”(14)

1938年5月2日,英国与日本订立了《关于中国海关偿债问题的暂时协定》,其中规定:所有沦陷各海关税收及现存于各该地汇丰银行之税款,全数交各该地日本正金银行存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致函蒋介石,声称日方承认拨付关税担保外债之相当部分,这对中国有益,并劝中国“勿采取足使不能实行协定之任何行动”。英日海关协定的出笼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新华日报》在5月5日发表短评,表示“英日协定根本违法,不能生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也向英方提出照会,声明中国不受协定约束,并保留对海关一切权利与自由。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再加上日本本身又拒不执行英日协定,拒绝从占领区各关税款中拨付外债和赔款,因此,英国最后并没有认真执行协定,未把积存之汇丰银行的庚子赔款拨交正金银行。因此自1937年9月以来的对日庚款也就一直存在汇丰银行日本庚款专帐内,一直存储了16个月。

截至到1943年账户余额为英镑525196英镑2便士没有支付给日本侵略者，日后被国民党政府聘请的英国籍海关人员侵吞。《1944年1月19日郝乐致李度第116号密呈》：“接道1943年10月5日密令后，经向汇丰银行接洽。现在已将该项日本庚款525196英镑2便士如数提出，存入新开立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特别养老金账户内，并另用正式呈文报告。”（15）

不仅如此，1938年9月8日国民党财政部财政整理会秘书长曾熔甫为了方便向“洋大人”借款提议说：“若我于正在商量借款之中遽行停付外债，恐行不良影响。窃以为宜于盟约第十七条发生障碍时，训令出席代表于讨论联合借款席上，露出借款不成我国将停付一切外债，俾可促成联合借款。又，我国外债债主英国为多，停付外债与英方关系较大，罗斯爵士素极关怀中国债务，若能事先示以借款不成停付外债之意，于事不无利益。……”（16）用不赔偿不平等条约威胁“洋大人”——你不借钱，我就不还钱，骨子里含钙量太低！这其中预计偿还日本1938年度的庚款三十九万四千镑，也赫然列入其中。（17）

“威胁”还是奏效了，1939年3月，依靠英国贷款，成立1,000英镑汇兑平准基金，为了稳定法币币值，国民党政府在黑市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8便士又四分之一的法币对英镑的黑市价。国民参政会指出：“中英汇兑平准基金一千万磅，不到四个月，即因上海方面新设工厂数百家进口原料大增之故，即行告罄，而后方文化建设事业，反得不到公允之分配。”1940年9月10日《新华日报》评价：“这些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被日寇套买去了。”明知道无论抛出多少外汇都会被日寇套走生产杀害中国人民的武器的根本原因，还是用国民党的电文作答最好。1934年3月出任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抗战爆发后奉命驻港参加财政部平准基金委员会，负责维持法币汇价的著名银行界洋买办席德懋于1937年8月2日致孔祥熙密电：“自7月13日至31日，因中日战争危机抛售外汇3,885,000英镑;3,884,000美元。”“上海时报、商业金融时报对我国政府措施将汇价盯住在较低水平，无限制供应各方面需求，从而支持您1935年1月3日宣布的政策，是表示赞成的。”（18）对于依靠自身战胜日寇信心不足，乞望于洋大人。

国民党政府所做的一切，洋大人“看在眼里，爱在心里”。美英等国要求中国维持一个比较低的汇率，根本原因有两个：扩大其产品出口，廉价进口中国初级工农业产品；纵容日本套取中国外汇，有助于美国对日出口。1937年，美国对日输出额为28,967.5万美元，1938年为23,957.5万美元;美国对日的石油出口，从1931年的2,281万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3,530万美元，占日本进口石油的一半。1937年，美国对日废钢铁的出口是1931年的40倍，价值达3,741万美元，占日本废钢铁进口的90%。英国对日出口约占美国对日出口的20%。国民党政府开创了世界战争史的奇迹，一面打仗，一面赔付侵略者强加于己的不平等条约赔款；向“洋大人”借款然后任由敌人套走，购买原料生产杀害自己国家人民的子弹。

1942年尹任先撰《战后外债部分质量检讨》统计仍欠日本庚款二百九一万一千七百六十英镑。（19）用总额一千零九十四万四千八百零八磅减去仍欠部分就是已经赔付日本庚款部分为：八百零三万三千零四十八磅。全面抗战后由于大面积国土沦丧，以关税、一部分盐税为担保的庚子赔款无从谈起，,为了所谓“维护国债信誉”,在国统区从1939年1月至1941年11月,将应由关税支付的债、赔款改用摊存的办法存于中央银行,共计拨存重庆中央银行，总税务司日本部分之庚子赔款摊存为法币3373360元,由于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在1949年1月7日以1.13元金圆券做了一次性承销，等同废纸。（20）不顾自己国家的人民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仍赔付“洋大人”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赔款，这也不难解释解放战争中人民用小推车推出了一个新中国。

行文至此可以结束了，笔者在写就这篇文章时查阅了一些当年国民党政府的档案资料，抗战胜利对日庚子赔款自动取消，对美英等国庚款由于是战胜国也已取消，但是“善后大借款”、“美棉借款”、甚至北洋政府向“洋大人”的借款，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还讨论如何偿还。这一切都源于国民党政权的买办性，而“洋大人”看中的正是国民党政权的奴才嘴脸，希冀让中国永远成为美英等国的殖民地，廉价的输出原材料，高价进口工业品，永远仰人鼻息的活着。但是中国永远有一群宁肯站着死，不肯跪下生的人，他们前赴后继、浴血战斗。终于在人民领袖毛泽东带领下，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让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可以昂首挺胸的活在世界上。

【本文资料选择（1）（5）《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远山茂树著 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版146页、第149页；（2）《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3）（4）《八国联军侵华史》李德征等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63页、第217页；（6）（10）《庚子赔款》作者王树槐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1 第45、46页，第537页,（7）(12)(13)(14)（15）（20）《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海关——第十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近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 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第19、21页，第196-197页,第197页，第200页；第204页，第226页；（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5-1财政经济4内外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凤凰出版集团1991版468页（9）《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杜恂诚著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461页。（11）（16）（17）（19）《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作者:财政科学研究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2版107页，第323页，第324页，第406页；（18）《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杨培新编著，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