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找了家外包公司给我们签，国企说发了奖金，但外包从没发过，请问谁来监督？

【本文来自《黄宗智: 非正规工是个全球问题, 但在中国社会最特殊 | 文化纵横》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本来不想写这段的，一方面也没时间，另一方面写多了矛盾也激化，但看到南通保安抢甘蔗的事，觉得这事不得不说一下。

目前对于劳动编制的说法都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所以你们理解成了搞编制差异化，编制内的先富起来，编制外的慢慢来——我觉得，你们理解错了：在放开的大背景下，本身头脑灵活、有能力有技术专长的人就自然而然会成为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而实际上你们的区别对待，使一部分人先下岗，人为刻意的制造了不平等。这其实是可怕的，就相当于苏联在失去民心的时候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成全另一部分人来实现的，那么被牺牲的人呢？怨念是否就产生了？不信任是否也就产生了？

像我妈心态算好的，在没有近十年连续加养老金的时候，她常说“那时候口号喊的响，我们好端端的上海无线电二厂就下岗了，红灯牌收音机也不做了，牌子卖给私人厂家，让我们响应号召下岗，这算什么名堂”，现在加了养老金了，她说“过去的苦现在也都一点点补回来了”。但我们这一辈人有不少反应“现在养老金不断加，是拿我们缴费的钱给了上一辈人用，等我们这辈退休的时候，那么低的生育率，我们怎么办”。

再像南通抢甘蔗的事，我过去写信访的时候，听到只言片语谈城管苦衷的，那时是城管直接日常执法，那时他们说他们的难处是“一个店铺在门口公共区域售卖物件，如果是我们直接处置，那就是罚款出纠纷的事情，以后我们签第三方公司来处理了，第三方没有执法权只有管理权，他们就可以把商品帮店主拿进去，如果店主再拿出来，第三方就再帮他们拿回去，这样几个回合，店主不好意思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当时我也没说什么，毕竟我是去举报马路卖活鸡搞得整条马路夏季白天一地鸡毛+浓烈禽臭味，而那条马路周边是厂区，那时已经不能随便卖活禽了。但我心说：“这是为了拉动就业，顺便你们也可以少干活吧？”。

本文所说的劳务外包，在新劳动法出来前，我们是跟国企的三产签合同，相对还比较规矩，国企每年季度奖、年终奖我们还有，只是比他们少一点（大概50%）。在07年劳动法出来后，国企找了家外包公司给我们签，季度奖、年终奖，国企说他们发了，外包公司从来没发过，请问“谁去监督这些外包公司？谁找来的这些外包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我说的A外包公司（近日从评论被转成风闻了），它和B外包公司的区别是，B外包公司根据自己的本行工作人数来找办公场地，找的地方还挺实惠不贵的那种，所以感觉B外包公司没从我们身上揩油太多钱。但A外包公司的业务大头是做人员外包，自己几乎没什么高产值业务，却在市中心借了远比它自身员工面积大的办公区域，我估计“它的日常花钱不少，应该是靠外包贴补”。

各位看官，有没有觉得这上面有一堆的通病？

首先：是不是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下岗分流示范”、“国退民进”的幌子，行自己的小算盘？一个国企品牌的流失当中有没有腐败利益？有没有利益输送？

正如苏师傅所说“国企的资源其实能做好很多事，比如物流，但它不去做，因为这不是它主营业务，比如电力企业”。当过去那个时期，在包装国企效率不行的时候，到底谁定义了国企的效率是无药可救的？

就如《突围》中的钢铁老板，它认为一个倒闭厂里最挣钱的是它的铁路线。当他取得一家破产企业的时候，很多建造成本都被打包了，国家付出的是什么？真的没有利益输送吗？这种事情中，或许没有主观的利益输送，但肯定有意外的利益输送。

先写到这里吧！写多了很激化的。我给你们提个醒：去问问从改开至今，每次要动摇职工收入的事件，去问问群众怎么看。怨念是会动摇人心的，所以怨念的比例不能高（我也不知道比例，只是很警惕而已）。共产党标榜“为人民服务”，那么每次动到职工收入蛋糕的时候，目的是督促职工更努力，但职工看来是在找麻烦，那么潜在也会给党自己找麻烦。这跟“水载舟”是一个概念，不能说太多，只能把我的担忧点到这里，点多了挺危险的，还是太平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