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是人类文明的自我背叛

在当代，自由民主获得广泛的支持，以致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往往会被视为试图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然而需要人们高度警惕的是，正常情形下，在一个较大的群体中，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是极为罕见的[i]。所以，对自由民主，我们也许需要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

 一、文化压抑是人类文明化的基本工具

 人总是生活在压抑之中，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任何人通过对自己和周围人的简单观察都会发现这一点。如，社会要求人们要讲礼貌，但是当人们互祝“早上好”时，有多大比例的人是衷心地祝别人“早上好”？社会要求人们要相互尊重，但是有多少人表面上对别人的尊重在内心里是真诚的呢？在这两件及类似的事务上，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内心中是不真诚的，不过是在敷衍了事而已。然而这却是文明社会的要求！人们于是只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压到内心的深处，而摆出一副符合文明要求的面目，这不就是压抑吗？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人类个体都是集父母的万千宠爱于一身，是家庭自然而然的中心，真可谓是“万物皆备于我矣”[ii]。然而一旦进入社会，人们就会发现，人的存在价值是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经过社会无情地磨练后，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的存在与否对地球来说是无所谓的，甚至没有自己地球有可能会运转的更好，在这一点上，具体的人可能连一只蝼蚁也不如。此中的痛苦、彷徨、酸楚、无助更堪与何人说？这难道不是更深、更持久、更难以忍受的压抑吗？

“人之生不能无群”[iii]，然而，群居必然意味着个体为了适应群居的生活，而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压抑自己的冲动。比如，人通过婚姻建立了家庭，同时也带来了家庭的责任；再比如政府的建立满足了人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但是也意味着人必须要承担政府的开支；还比如，人必须要压制自己当下的部分欲望，才有可能在将来获得更大的回报。从人类群居生活的起源和发展上看，通过文化功能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的作出以下推论：在对稳定有序的群居生活的追求中，通过反复地试错，人们逐渐发现实现群居生活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人们发展出文化观念，认为符合人类群居生活规律的、为了实现群居生活而对自己的约束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比如荀子就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iv]于是，“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v]；再如，从社会习俗的角度看，在当代人看起来非常残酷的妇女割礼，其实所表达出的是妇女的性器官“必须受到文明法则的抑制”[vi]，以防止“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的结果，而在文化上，割礼却被看作是真正女性的标志，未经割礼的女人被认为是肮脏的。[vii]这种文化观念一旦产生并被人们接受，就意味着个体必须要压制文化观念所否定的冲动，“我们得把和社会生活发生矛盾的本能检点收藏，另外养成一套应对的习惯”[viii]，正因为如此，马尔库塞非常深刻地指出“文化进步是通过压制实现的”[ix]，文化压抑当然就产生了。

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人为什么要忍受文化压抑。讲礼貌、尊重别人即使是虚假的，也有利于人类群居生活的形成和发展。人类群居需要的是关心他人、踏实肯干而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此年轻人初入社会所感受到的文化压抑也反映出，社会正在把已经多多少少习惯于自己是家庭中心的年轻人塑造成适合社会需要的人。费孝通先生曾从人成长的“社会性的断乳”角度谈及这个问题，无独有偶的是，费老先生注意到了成年仪式中发泄不满和仇视的行为。[x]仪式化的发泄不满和仇视反映出人们已经认识到压抑的存在，但是年轻人的社会化过程不可能顾及年轻人的主观愿望。对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父母而言，“社会性的断乳”是人们不得不实行，虽然也是不愿意实行的活动。从个体文明化的角度看，一个文明社会是长期发展形成的，但是人都是从婴儿成长的事实让我们认识到社会中具体个人的文明化是从零开始的。如果这个人要成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文明人，那么这个社会长期的文化发展过程，必须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一个人身上发展完成。社会的文明史此时就这样与个人的成长历程统一起来。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为了具体的、社会给定的个人成长目标的实现，人们必须要忍受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文化压抑。

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压抑对人类文明的意义，我们有必要简单的区分一下文化压抑的不同类型。首先，群居生活的必要性决定了存在一部分对于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压抑，这一部分文化压抑我们可以称之为基本文化压抑；其次，我们进一步可以认识到，基本的群居生活建立以后，人类肯定会试图实现更加美好、更加完善的生活方式。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总是将人类的不同生活需要排列出一个重要性的先后顺序，有利于实现更加美好、更加完善生活的需要排列的顺序靠前，反之则靠后，有些需要则可有可无，有些需要甚至是可以牺牲的。这也就需要人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本能、人与人之间也需要更多的协作配合，毕竟文明是作为有组织的统治而取得进步的[xi]。文化压抑当然也就更加强烈。这部分基本文化压抑之外，为了实现更加美好、更加完善的生活而产生的文化压抑，我们可以称之为向善文化压抑。向善文化压抑的存在让我们认识到，一个社会越复杂、文明程度越高，文化压抑必然也就越强烈。由此可见，文化压抑是个体文明化，也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人类文明化的基本工具。

 二、文化压抑产生“抽象愤怒”及这种现象的传统解决方式和意义

 文化压抑的存在使得人类文明具有了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通过压制人的部分欲望，满足人的更高需求。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认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就在于对本能的压抑和升华[xii]。但是，文化压抑不是没有成本的，压抑显然会带来人痛苦的精神状态。弗洛伊德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了“被压抑了的精神力量对文明的仇恨”。[xiii]在当代社会，敏锐的观察者也注意到在大众中出现了一种“抽象愤怒”，一种“无名的怒火”，是“不特定之人对特定之事的集体性的义愤填膺；或者是特定之人对不特定之事产生的愤怒”[xiv]。从文明社会的角度来说，文化压抑是集体性的。那么，集体性的文化压抑自然就会产生集体性的愤怒或仇恨，如果当事人不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集体性文化压抑的来源，当然会产生人们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愤怒或仇恨的状态，却无从归因和发泄，只好随机归因和发泄的现象，从而产生大范围的“抽象愤怒”。换一个角度说，人类文明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相比之下，个体经验显然是有限的，因此，个体很难跟得上文明的发展，那么集体智慧认为是必要的文化压抑，对个人来说，其存在的必要性可能就是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这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当中以十分曲折的方式反映出来。如，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xv]，似乎就是在向我们暗示，以孔子圣人的能力也是到四十岁才明白文化压抑的意义，七十岁才将文化压抑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那么，普通人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文化压抑的存在，又不能够向自己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承受压抑，短期内又没有能力达到“不惑”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水平，内心中的痛苦、彷徨、愤怒因此可以想见，“抽象愤怒”现象的发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人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传统社会是从人类的自我否定入手的，在人类历史上，这也一直是对人的主流的、普遍的认知。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先贤就指出“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所贱恶而辟焉，之所敬畏而辟焉，之所哀矜而辟焉，之所敖惰而辟焉”[xvi]。此处的“辟”是偏僻、偏差、甚至有病癖的含义[xvii]，这段话是在指出，人会因为亲爱、贱恶、敬畏、哀矜、敖惰而在行为上出现偏差，甚至会出现偏执。13世纪道明会神父圣多玛斯·阿奎纳也列举了人类的七宗罪，分别是：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人类的这些弊病，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从人的生活中清清楚楚地观察到，只不过现代人更倾向于用占有欲、破坏欲、权力欲这些心理学色彩强烈的词描绘人类的缺陷。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成长总是从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约束开始的，这个自我成长过程显然不是令人愉快的。孟子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xviii]，即是在指出人们常常有了过错才去改正，内心穷困、思虑阻塞才有所奋发[xix]。而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xx]，更是非常形象地告诉了人们一个人成长过程的艰难。众所周知的孔子、耶稣人生中所经历的磨难也是对此的明证。然而，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成长适应群居生活，或者因不适应群居生活受到惩罚而感受到更大的痛苦这两条路。因此，虽然自我成长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人类历史上的圣贤也是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才升华了文化压抑，实现了自我成长，但是，勇敢地承受自我成长的沉重负担对于人类来说却是最不坏的、充满希望的路。所以，毛泽东主席才会说“人间正道是沧桑”。

从零开始自我成长的人怎么会自觉自愿地走“沧桑正道”呢？所以说文化总是从生活中的挫折、磨难、羞愧、痛苦等等不随人愿的经历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一代代人都只能从零开始，人类也就只能反复地从挫折、磨难、羞愧、痛苦开始。此时，圣贤就应运而生了。圣贤们以他们的担当替人们承受了由人们本应该承受的磨难，人们所需做的只是无条件相信他们，追随他们。有了圣贤指导，人们可以避免因犯错误而受到人生规律的惩罚，不必再承担自主选择所必不可少的痛苦、虚无、迷茫、彷徨；有了圣贤追随，人们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找到主动承受压抑的原因，使痛苦的灵魂得到安慰；有了圣贤仿效，作为个体的人也就可以脱离野蛮人而逐步转化为文明人。所以，中国的古人才会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当然，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对于许多人来说，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与命运的交易，以沉重的道德负担换取有意义的生活。但是这种负担对于某些人来说似乎是过于沉重了，这就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三、自由民主通过释放加转嫁文化压抑的方式，向人们空洞、虚假地许诺了非压抑性的文明

 传统文明的普遍存在显示了文化压抑的普遍存在，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xxi] 即是对人类这种处境的描述。不过，卢梭的这句名言同时也反映了人类的一个呼声，难道人们就不可以采取另外的生活方式吗？人类真的像传统文化所说的那样别无选择吗？既然传统文明带给人们的是压抑，那么为什么不把人们从压抑下解放出来呢？从这个角度看，自由民主的出现正是对文化压抑的释放，对传统文明的反动，换言之，自由民主向人们许诺了一种非压抑性的文明。这对于在无所不在的文化压抑下，普遍感受到无力抗拒、缺乏自由、被漠视、不被尊重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福音”。人们因此对自由民主“心向往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就解释了自由民主被广泛地接受这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但是，如果说文化压抑来源于人类群居生活的需要，成长过程中的人对文明的愤怒和仇恨总是存在的，文化压抑就不可能因为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心向往之”而自动消灭，那么，自由民主是在如何向人们许诺非压抑性文明的同时，解决人们不得不面临的文化压抑呢？

既然是迎合人们不喜欢文化压抑的心理需要，就决定了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只能从释放文化压抑，而不能从升华压抑来解决问题。美国学者马尔库塞从来源谈到了压抑的释放问题。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将压抑分为必要压抑和额外压抑。所谓必要压抑是指由于物质资料的匮乏而对人本能需要的限制。这种压抑是为了解决集体的生存问题而提出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提和基础。所谓额外压抑是指为了社会统治集团或者特殊集团的利益而对人提出的附加压抑。[xxii]马尔库塞在其后续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虚假需求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了其压抑理论。所谓虚假需求是由外部世界为了控制人的内心世界而制造出来的需求，它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特殊利益集团追逐利润的需求，其内容取决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方向，其形式则是通过大众媒体把人们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引向持续不断的消费中，通过异化的商品消费来获得自身幸福和自由的感受。[xxiii]马尔库塞的理论实际上指出了，自由民主首先通过满足人民的消费欲望，其次辅之以一定的文化控制手段，解决了人们面临的压抑问题。马尔库塞提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由于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足够人们解决生存问题，必要压抑不再必要，额外压抑当然是多余的和不合理的，因此，所有的压抑都是可以释放的，从而导出对非压抑性文明的追求是合理的、可能的。然而马尔库塞的这种理论却给人们一个矛盾的、既非常深刻又非常幼稚的印象。说他深刻是因为马尔库塞看到了压抑的存在和部分压抑的不合理，看到了对人类的文化控制在发达工业社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看到了人在文化控制工具面前几乎毫无免疫力和抵抗力；说他幼稚是因为马尔库塞竟然认为人类可以不需要任何压抑而生存。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解除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由于对社会的不适应而产生的压抑呢？联想到其理论在西方产生的巨大影响，马尔库塞的理论盲点可以说是令人震惊的。

马尔库塞所代表的西方人没有看到，勇敢地去承受并战胜压抑，尤其是向善文化压抑，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目光长远的开明自利行为。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十年难道不正是十年寒窗的经历者反复地追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如此不可”的压抑、痛苦的十年吗？然而，这却也是人改变自己命运的积极努力的十年，没有这个十年寒窗也就没有后来的一举成名。人类对自己当前行为的约束，可以让人类在将来获得更大的回报，这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从人类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长期因果关系观念。西方社会忽视长期因果关系观念，才有可能注意不到向善文化压抑的存在。那么，在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忽视长期因果关系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宣称自由民主是普适的价值观念。既然是普适的，那就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即非历史和超历史的。那么历史的经验对于自由民主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长期因果关系也就不适用于自由民主社会了；其次，价值相对主义的流行，使人们相信所有的价值都是主观的、相对的，传统文明所推崇的生活方式没有当然的优先性。人们因此就摆脱了约束自己以换取美好未来的压力，这就释放了人所面临的绝大部分向善文化压抑；第三，忽视这种长期因果关系的后果怎么处理呢？与自由民主配套的个人主义此时就出场了。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具有规范上的优先性，个人优先于任何的集体，但是这也是在同时指出，不利境遇首先是个人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因社会结构性问题而产生的文化压抑要由个人以个人的名义来承担，“资本主义和技术文化巧妙地将普遍的社会压抑转换成个体的自我压抑”。[xxiv]人将为自己不应该负责、无力负责而且也无法逃避的文化压抑承担个人责任；第四，自由民主对个人当前面临的文化压抑的释放，实际上只是将文化压抑暂时押后，没有最终解决，因此，自由民主的这种方式，从长期看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方式。从个人的角度看，人类不在当前约束自己，就是将自己交到无情的命运手中，任由命运肆意的安排自己。从集体的角度看，一个对自己人民的“七宗罪”和“五种辟”视而不见的民族显然也必将是一个个人能力、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的民族，这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激烈竞争当中是不可能取得最终优势的。

总之，自由民主的这种释放加转嫁的处理文化压抑的方式，显然会使大量的人在当下物质欲望满足的迷惑下，逐渐陷入生活的艰难，从而产生精神痛苦、甚至是精神危机的状态，对此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标榜自由民主的发达国家往往也是心理咨询行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果在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下，文化压抑可以被描述为恶魔的话，那么这个恶魔在自由民主社会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个面目存在，“看上去是被抛弃的东西实际上变成了代替物或代用品”[xxv]，所以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激进运动的迪克斯坦以过来人的口吻写道：“生活一如既往。我猜想，甚至青少年仍然像过去一样痛苦，尽管有了明显的新自由”。[xxvi]因此，自由民主对非压抑性文明的许诺是空洞、虚假的。

 四、自由民主对文化压抑的破坏性利用是集体性的自我放纵，已经严重侵蚀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必将产生严重的社会恶果

 自由民主的实施，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大众开始凭借自由民主的各种配套制度如选举制，走向人类生活的前台。这就在制度上迫使政治家和学者必须获得大众支持，才有可能走上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既然大众都不喜欢压抑，政治家和学者们于是都学会了妖魔化文化压抑，讨好大众的、能够发泄大众愤怒和仇恨的话语大加宣扬，暴露人类生活真实状况、会引起大众厌恶的话语只能在非正式的、不公开的场合谈或者干脆就避而不谈。就这样，政治家和学者们为了个人利益，不再试图如传统社会的学者那样揭示人类的真实处境，论证自我成长也就是文化压抑存在的必要性，而是极力地满足大众的虚荣心，毫不吝啬地将阿谀奉承的话奉献给大众。正如美国学者库珀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君主国家里，谄媚之词给了国王，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给了人民，或是公众”[xxvii]。这就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明显在道德上有缺陷的时代。正如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民主化的时代转变成了公共政治伪善，或者更正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xxviii]。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其他的政治体制比如君主制中也有过类似的伪善现象，但是在自由民主制中几乎可以说涉及到全部选民，与君主制往往只是涉及到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相比，显然要广泛得多。标榜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显然也是人类历史上不道德现象最广泛、最明显的社会。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提示我们，自由民主在释放和转嫁文化压抑之后，没有发展出替代性的人的自我成长方案，这对人类社会是相当危险的。

感受到自我成长责任的沉重，就放弃承担这个责任的努力和意愿，即使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也是集体的自我放纵。人类虽然没有能力在终极的意义上对人类的某个具体行为给出绝对的对与错的判断，但是，凭借人类的基本生活常识，对人类的大部分行为给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并不超出人类的能力。既然如此，政府怎么能够看着自己的人民走上错误的道路而无所作为呢？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也许会主张，道德是私人事物，应当由私人负责，所以政府不承担对个人的教化责任。但是，人类的道德观念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产物，要远远超过个人的理解能力。政府这种人类最重要的组织体不承担对个人的教化责任也就意味着，只有个人可以理解的道德观念能够在社会中得到尊重和形成。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下，这个“个人”还要大打折扣变成“选民”，个人能够理解的道德观念此时也就只剩下选民平均的理解能力能够理解的道德观念。因此，在自由民主下，政府的这种不承担教化责任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教化方式。自由民主表面上公允的立场，实际上存在严重的倾向性，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承担教化责任，就意味着文化压抑特别是向善文化压抑要由政府来直接实施，政府此时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压制性的面貌。善于讨好选民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当然知道，这会造成选票流失的，于是政府的教化责任就被放弃了。然而这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的下降，而且，从历史的长期看，这种下降只不过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在自由民主不断释放文化压抑的社会氛围的推动下，道德水平的下降将带来道德水平的进一步下降。人生而就适应群居生活的需要吗？不进行自我约束、不承担道德责任的人能够成为有道德的人吗？不道德的人能够自动组成一个道德的社会吗？[xxix]一个建立在不道德的人、不道德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可能有灿烂的未来吗？从这个角度看，自由民主正在破坏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的意愿，使人们摆脱文明的约束，重新成为野蛮人，一个个精通谋生的专业知识、但却没有受过道德训练的野蛮人。[xxx]在自由民主之下，人们性生活混乱，家庭解体，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在提示标榜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基础已经被严重侵蚀。更为严重的是，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对文化压抑玩世不恭的刻薄态度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自由民主以批判普遍存在的传统文明作为工具获得民众的支持，是在利用人们文化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情结），实质上开启的是对文明资源的破坏性利用这条道路。

首先，人类文明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才形成的，人类的祖先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其中的坎坷挫折、悲欢离合是无法数得清的。对当代的人民来说，这种文明环境是一笔巨大的资源，而自由民主却是在通过批判传统文明，实现对这个资源的破坏性、消耗性、不可持续性的利用，并以此获得人们的支持。这就相当于人类祖先在文明银行中不断地储蓄，自由民主却在不断地挥霍，而且与此同时还不断地丑化并试图消灭文化上“生她养她”的祖先。她却忘记了没有祖先积攒下如此丰厚的文明资源，根本就没有挥霍的资本。任何具有辩证法基本常识的人都会意识到，欧洲中世纪严酷的性压抑和当今欧美文化中过度的性放纵这截然相反的现象，说明了当今自由民主不过是对中世纪的简单否定，而不是什么创新。从文化压抑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文化压抑持续升高，越过临界点以后，再持续释放的过程。这说明对于欧洲文明来说，从中世纪到现在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自由民主的社会成就，首先是在中世纪严酷的文化压抑中培养出较高道德水平的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严酷的中世纪代表着欧洲文化崛起的前半程，而自由民主恰恰代表的是欧洲文化衰落的后半程。

其次，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态度容易受一种非理性情感左右，容易对其缺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尤其是传统文化国家的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明活的载体，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文化压抑带来的痛苦，因此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倍加强烈，从而产生了以自由民主国家作为自己政治理想的实体化、现实化，对自由民主倾注的热情简直可以用热恋来形容这种现象。这充分表现在人们对自由民主的缺陷采取了一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这将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在社会上产生了一批将自由民主当成信仰盲目崇拜的人。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的理想是如此的完美，而现实是如此的卑微，任何放弃理想对现实的让步都是堕落。这就使他们终日沉缅在他们的理想和对现实的不切实际的批判中，而不能够进行任何有建设性的活动；二是，如果人们试图去实现这个理想将会造成更大的危险局面。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其名著《洛丽塔》中，用一个充满张力的词“incarnating”描述了一个男性知识分子如何将自己对女性的幻想倾注到一个现实中的少女身上，而得到并拥有这个少女的过程将不可避免是幻想破灭的过程，这个故事的凄惨结局因此是符合逻辑的。[xxxi]这就提醒我们，对自由民主的这种“incarnating”，也会带来一个同样悲惨但规模大得多的结局。而且，当人们感受到文化压抑而无法或者不愿意感受到压抑的来源时，某些人或组织有可能恶意地利用这一点，刻意将压抑的文化属性从人们的视野中屏蔽掉，利用人们的压抑感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挑动到激烈的程度，使人们对自己的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从而制造特定国家的社会动荡，乃至颠覆这些国家的政府。

第三，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既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压抑，又无法从强调个人的缺陷入手让人们通过自我约束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和道德水平，实现对压抑的升华，那么，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会感到愤怒和仇恨怎么办？仅靠阿谀奉承显然是不够的，只能够找替罪羊，让人们把愤怒和仇恨发泄到替罪羊的身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需要“普遍性理论”界定的“邪恶的国家或民族”作为自己的敌人。但是这种寻找替罪羊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不会只限制在国际社会，它必然也会在一个国家内部寻找替罪羊，这也是为什么在欧美文化中种族主义总是阴魂不散的原因之一。而“邪恶的敌人”显然会反抗的，这也就决定了，自由民主主导的世界必然是一个不和谐的世界。而当寻找替罪羊的思维方式和对自由民主的盲目崇拜结合起来时，将会产生一种“自由民主的炫耀性批判”的社会现象。在许多场合，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平时可以用谦谦君子来形容，但是，一旦谈起自由、民主等所谓的普适价值，马上就变得咄咄逼人，似乎摇身一变成为了真理在握的“圣人”。他们凭借自由民主观念对现实的批判是如此的猛烈和富于激情，以致于敏锐的观察者会清楚地发现，他们对批判本身的需要程度要远远超出现实问题的对与错。从心理学上看，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心理需求，而不是为了现实本身，在进行批判。具体来说，这些人在试图补偿或消灭自己的挫折感。依靠自由民主这些所谓的普适价值进行的批判，使他们暂时克服了内心深处的无力感、无价值感，获得了虚假的力量感和自身优越性的证明，也就是虚假的自尊，批判因此变成了一种证明自己优越、避免自我认同危机的炫耀。至此，我们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民主迎合了这些人自以为是的心理需要，是强化了而不是改善了这些人的思维和认识缺陷。这就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民主的炫耀性批判”是一种新型的精神鸦片。寻找替罪羊的思维方式和对自由民主的盲目崇拜，以这种方式的结合一旦漫延开来，就会在社会上产生针对任何带有压制性色彩主体的竞相炫耀性批判的思潮，释放出大量的打着自由民主旗号、堂而皇之、公开、片面地发泄自己情绪的行为，而早就将“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xxxii]的训诫抛到九霄云外。这种不负责任的，因而也是不健康的思潮显然会对社会的稳定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

第四，自由民主的传播事实上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针对传统文化的灭绝工作。[xxxiii]今天在世界上的大都市，已经很难再看到大都市所在国家文化上的特殊性，千篇一律的商业文化正在统治一切，正在世界各地把“年轻人同质化，将每个人转化为追求物欲的资本主义小齿轮”。[xxxiv]我们不难理解，这正是释放向善文化压抑的原因，也是向善文化压抑被释放的结果。文明的多样性已经开始走上灭绝之路。正如丹纳所指出的，人们通常这样想象：既然社会生活如同河流在牢固的堤岸之间静静地流淌了数百年，既然河流已经习以为常，那么堤坝也就成为多余的了。[xxxv]释放向善文化压抑是获得大众拥护的，而且似乎也没有立刻发生不利的结果。因此，在这种心态的鼓励下，人类难免会再向前走一步，将人类的基本文化压抑也释放，这就会马上产生一个“礼崩乐坏，学绝道断”的混乱社会。而就在这种危机的时刻，自由民主竟然宣称自己是普适的。在人类的政治史上，有效运转时间达到或超过自由民主的二百余年的封建朝代比比皆是，而任何一个朝代也没有将自己的政治体制吹嘘到如此的境地。这是否预示着在自由民主的洋洋自得中，人类正在“死于安乐”？

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退出了文化领域，这就意味着资本必将通过建立各种文化机构比如智库等控制文化，知识分子自然地就会“学成文武艺，货与资本家”，文化于是丧失了独立性，开始为资本服务。那么，谁为国家的文化负责呢？没有！短暂的任期决定了政治家不可能有动力为国家的文化这种长期的目标负责。这是自由民主最大的纰漏。这就导致为了适应资本的扩张，从文化上开始鼓动人们肉体和精神的绝对扩张。全球化、普适价值、超前消费于是纷纷粉墨登场。然而，这种扩张的限度是由资本而不是文化来决定的，资本的利润决定了文化的真理，因此，自由民主社会虽然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是文化却被牺牲了。以至于，在资本的蛊惑下，人们竟然看不到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人类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没有压抑，而在于是否能够超越压抑。文明和存在需要我们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自我的压抑。[xxxvi]自由民主对文化压抑的释放意味着我们要比前辈们更加迷茫，会走更多的弯路，更多地受到人生规律的惩罚，因而也就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在痛苦、迷茫的煎熬下，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压抑的生活确实非常难以忍受，但是，对于一个仍然在自我成长阶段的人来说，没有压抑的生活更糟糕。对自由民主所许诺的非压抑性文明的迷恋违背了人真实的、长远的利益，因此是人类文化上的自我背叛。

原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内容有所改动。 

[i] [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页。

[ii] 《孟子·尽心上》

[iii] 《荀子·富国》

[iv] 《荀子·性恶》

[v] 《荀子·性恶》

[vi] [科特迪瓦]塔内拉·博尼：《受伤的身体、复原的身体? ———关于女性割礼的话语》，《第欧根尼》，马胜利译，2010年第2期。

[vii] 吴然：《残酷的非洲女子割礼》，《南方论刊》，1994年第2期。

[viii]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1页。

[ix]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

[x]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

[xi]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xii] 白新欢：《文明就是本能压抑吗？——弗洛伊德文明观的内在矛盾剖析》，《理论与现代化》，2005年第6期。

[xiii] [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2卷），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617页。

[xiv] 于建嵘：《有一种“抽象愤怒”》，《南风窗》，2009年第18期。

[xv] 《论语·为政》

[xvi] 《大学》

[xvii]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xviii] 《孟子·告子下》

[xix] 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5页。

[xx] 《孟子·告子下》

[xxi]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页。

[xxii]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1-25页。

[xxiii]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5-11页。

[xxiv] 林和生：《价值取向的两难：文明与压抑》，《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4期。

[xxv] [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427-428页。

[xxvi] [美]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xxvii] [美]James Fennimore Cooper， The American Democra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1931，P184.转引自佟德志：《现代西方民主的困境与趋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xxviii]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xxix] [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刘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xxx] [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110页。

[xxxi] [美]纳博科夫：《洛丽塔》（英文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xxxii] 《弟子规·信》

[xxxiii] [美]克莱·G·瑞恩：《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和霸权的图谋》，程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37-138页

[xxxiv] [美]戴维·罗特科普夫：《超级精英》，王林燕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第12页。

[xxxv] [意]加埃塔诺·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任军锋、宋国友、包军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 第179页。

[xxxvi] 林和生：《价值取向的两难：文明与压抑》，《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