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间谍活动史实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把征服满清为主要目标。不但制定整军备战的十年计划,更针对清派出大量间谍。

甲午战争前,日本就派出大量间谍潜入清国,不但摸清清国的国情,日本间谍甚至渗入清的政界和军界。

日本对华间谍活动从1872年开始。当时日本高层为“征韩”争执不下,参议江藤新平提出应尽快派遣间谍到中国搜集情报。此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派出大量间谍,组成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情报。

早期,日本间谍福岛九成花费数月绘测台湾,为日本侵台提供便利。海军武官井上敏夫“亲临渤海湾、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他们的工作堪称详尽:“从渤海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一遍。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

早期前往中国的间谍经调查,向日本政府报告:“以今日之状态,不数年中国将土崩瓦解”,主张应利用政府腐败、虚弱的时机发动战争。

在间谍情报的基础上,日本增强与中国交战的信心。随着日本对中国情报的强烈需求,情报网逐渐扩大。间谍们不再跋山涉水、单打独斗,而是正式在中国设立间谍机构,开始大规模、有组织的间谍活动。

日本在华设立的间谍机构有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玄洋社。

1886年在汉口成立的乐善堂分号,对外以药房和出版业务为掩护,其实是日本在华的间谍中枢机构,创办人荒尾精乃日本初期间谍活动的重要头目。

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地区。边经商边进行间谍活动,实行以商养谍。

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于1890年,所长也是荒尾精,代理所长根津一,是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本间谍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他们收买汉奸,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乐善堂内部组织相当严密,间谍人员分为两类:“内员”负责资料收集汇总和经营管理等,“外员”则多为一线间谍,在外以售卖眼药水和书籍、杂货为掩护,调查项目细分为土地、人口、运输、兵制等。这些间谍以汉口为据点,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渗透辐射到全国。

乐善堂的特务们以骡子毛驴为交通工具,穿着中国人的服装,把假辫子压在瓜皮帽里,化妆中国人,深入中国内地调查关塞要冲、风土气候、人情乡俗、农工商物资、交通运输等军事、政治、经济情况。携带大量钱财和绘图工具,用小恩小惠套取各种情报。几年里,他们在中国十几个重要城市里都开设乐善堂分店,作为他们的特务活动据点,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供大量重要情报。荒尾精还编写一部很详细的《清围通商要览》,共三册,2300多页,成为以后半个世纪里日本侵华分子必读的参考资料。

1894年5月,汉口乐善堂派出会说中国官话的楠内友次郎中尉和福厚林平中尉,到东北地区侦查,两人途径上海时,住在一家宁波人开的旅社里。一日,旅馆服务员给二人送餐时发现这两人的辫子是假的,而且房间里还藏着手枪,当即悄悄报告了旅社老板。

精明的宁波老板觉得这两人可能是日本奸细,便通知了法租界巡捕过来,以“违禁携枪支入租界”的罪名把二人抓走。事后,老板担心租界巡捕会随便放人。他又赶往道台衙门禀明情况。道台蔡乃锃闻讯后立即与法国巡捕房交涉,将两人引渡过来,经审讯,楠内与福厚都交代自己的日军身份。蔡道台立即电告北京总理大臣衙门,请示如何处置。两天后,京城回电:将日本奸细斩首示众,并通报各地严加防范……于是,全国各地官府开始搜捕日谍,汉口乐善堂被查封,岸田吟香被拘押,直至甲午战争后才被释放。荒尾精则带领一帮间谍逃亡辽东、旅顺一带,伺机往井中投毒,散布谣言混乱策应日军。两年后,被派往台湾,在台湾染鼠疫病死。

  针对国土和人口均占优势的清王朝,日本在甲午战前就制定分化瓦解的策略。什么样的中国人适合作为拉拢收买的目标?乐善堂为此进行大规模秘密调查,并将收集到的各色情报汇编为《清国通商总览》,作为侵略战争的指南。

  谁是日本人的“统战对象”

  日本史料记载,乐善堂将6类中国人定为侦察和“统战”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

  在“君子”一项中,分为六等:

  第一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

  第二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

  第三等:有志于改良国政以救本国(指中国)者;

  第四等:有志于鼓励子弟而欲明道与后世者;

  第五等:有志于立朝治国者;

  第六等:洁身以待时机者。

  “豪杰”则分为八种:

  一、企图颠覆政府者;

  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

  三、对于欧美在国内的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

  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

  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

  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

  七、商业巨子;

  八、提倡振兴农业者。

  他们还指出,凡有下列缺点者,不能列入“豪杰”:品行不足为人仪表;智不足以分嫌疑;信不足以使人守约;廉不足以分财;见危而图苟免;见利而图苟得者。

  “豪族”则指名家或富室之后,日本人认为这类人在一乡一镇之间,都有相当名望,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他们在给间谍的指示中,要求“细查豪族的系统,同时访求他日足为我之妨害的朝野人物,以及除去彼等的方法”。

  “长者”则指家富而好济贫,在乡间排解纷争的人物。此类人,乡望素孚,如得一人,同样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

  “侠客”指奋不顾身、打抱不平,救人于危者,此类人平日颇得血气方刚的青年子弟崇拜,“有事之际,如得其振臂一呼,得益不少”。

  乐善堂的日本间谍们,就根据上述标准,“发现人才”后一面制作档案,一面设法与其接近结交。他们由此与中国下层的秘密社团建立广泛的联络,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都成为他们工作的对象。在日后的侵略中,日本人能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作为旗号,甚至能在辛亥革命中赢得革命党的信赖,都与其早年的调查研究工作难以分割。

  日本间谍摸透清国

  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个名为“四百余州探险”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乐善堂各支部迅速开展。间谍们纷纷进入两湖、四川,直指陕、甘、滇、贵,以至新疆、西藏,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均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

  日本间谍们,不畏艰苦,先是肩挑背扛,扮成货郎,四处贩卖货物。货卖光后,就假扮郎中、风水先生甚至乞丐四处周游。遇到关卡盘查,汉语说不标准,就谎称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蒙混过关。他们的行动成为甲午战争中谍报工作的一场“实兵预演”,这些年轻人也因为扎实的调查研究,而成为深知中国国情的专家。

  各种各样的情报都汇总到汉口,1889年4月,乐善堂头目荒尾精将3年来获得的大量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提炼成数万字的《复命书》,提交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在这份谍报总结中,荒尾精明确提出,清国已经全面腐败,日本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利用清国对抗西方。他提出应以商战养谍战,以商战扩充军备,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在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建立支部,边经商边搜集情报,这是“对清国第一要着,今日万急之务也”。他的建议,在日本朝野得到巨大的共鸣。

  在该报告基础上,后来接管乐善堂的根津一,将所有情报进行更详尽的整理编纂,成一套名为《清国通商总览》的巨著。全书二编三册,2000多页,涉及中国政治、金融、商贸、产业、教育、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俨然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后受到日本各界热捧,成为其侵华的指南。

1890年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则由荒尾精、根津一、宗方小太郎等人创办,是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资、打着培养“中日贸易人才”旗号的间谍训练机构。研究所学制三年,教师中就有乐善堂的职员。

一、探究朝野人物及马贼、白莲会等帮会的踪迹和实情,善收其人心,以及他日能为我所用之方法。

二、细查社会豪族的系统,同时访求他日足以给我之妨害的朝野人物,以及除去彼等的方法。

三、侦察兵器、弹药、粮饷、银钱等各种水陆军务上必要之器材物料。

四、侦探中国对内对外之各种处置及各种事项的计划。

五、侦察各外国对中国之政略及其计划。”

这是荒尾精对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间谍们设置的任务,你会发现以后包括今天的日本人仍在遵循这个方针,锲而不舍的收集中国情报。

汉口乐善堂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侦察中国各地情况,日清贸易研究所则偏重培养训练军事间谍。

荒尾精说;“日清两国间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战乃以富强自诩的清帝国为对手,对日本来说不容乐观。所幸者,诸君通晓支那语,又多少通晓支那之事,故希望诸君能够暗探敌军军情及其内情,以为皇国效力”。正是由于他们,日军的侵略行动进展迅速,其实,当时的政府和国人的警惕性并不低,在日本人深入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考察山川形势和风俗人情,有好几次被仇视日本人的地方官府追捕拘押,丧命。

有一各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间谍混迹于苗族,为赢得信任,争取入赘为苗族头人的女婿,目的是有朝一日以总头目的身份经略西南诸省,煽动叛乱,但幸而被人发觉被处决。

汉口乐善堂的间谍甚至深入新疆,但被当地人发现行藏,导致这名日本人下落不明。

1890年5月,汉口乐善堂有一个令人恐惧的大计划,他们决定在乡间,伪装汉族鼓动当地人起事占领武汉乃至湖北。

日本民间间谍恐怖组织玄洋社(黑龙会)

玄洋社以“破支那,胜俄国,并朝鲜”为奋斗目标,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此时已是昭然若揭。研究过日本民族主义组织的G.R斯托里教授曾经在《双重爱国者》里写道,“玄洋社是一个恐怖主义和间谍学校”。

仅在1882年,为解当时中国清政府总体情况,玄洋社的头目之一—户山光,一次性就派出100人到中国进行情报搜集,这次活动取得丰硕的成果,并获得日本军方的高度重视。此后的玄洋社表面上是一个民间情报组织,背后却得到军方的秘密支持。后来玄洋社还将其组织发展到上海,成立掩人耳目的同文书院,培养和发展300多个间谍。这些间谍在后来的日本对华情报活动中入我国东北白山黑水、祖国大江南北如无人之境,他们的情报搜集路线犹如蜘蛛网般铺满中国的各个角落。

有军方撑腰的玄洋社后来迅速演变为一个恐怖组织,曾在亚洲各国策划多起恐怖活动。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清军和日军军队介入,随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之后,胜方日本所支持的大院君派得势。当时主政的明成皇后失势后迅速转向亲俄路线,试图借助沙俄的力量重建势力。玄洋社认为若要在朝鲜扩大亲日势力,必须要除掉明成皇后。1895年10月8日凌晨,日本浪人高喊“杀死闵妃”冲进明成皇后闵妃的寝宫—景福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将其杀害后,侮辱尸体并将其焚毁。该事件被当时身在宫中的美国军事教官目击,他对外通报该事件后,各国公使强烈抗议日本的行为。但日本政府把这些凶手召回后,仅仅做个形式上的宣判,凶手被判为无罪。

玄洋社的情报活动在中国极其猖獗,当时在中国渗透极深。1882年,玄洋社派出100多人到中国搜集情报后,又在1884年成立东洋学馆。

“为玄洋社带来殊荣”的山崎羔三郎。在大连金州城不远处的崔家屯,有处高不过百的山地,曾在日本占领期间被命名为“三崎山”,日本人在山上立起过“三崎墓”和“三崎处死地纪念碑”,用以纪念在甲午战争时葬身此地的三位名字中都带有“崎”字的日本间谍—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

在1881年,山崎羔三郎加入玄洋社,后来跑到汉口投奔另一间谍组织乐善堂头子荒尾精。他曾多次潜入黔、滇、粤、桂刺探情报。后又成为掌管间谍培训机构日清贸易所的重要头目。1894年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他化装成华侨药材商,潜入清军在牙山的防御阵地侦察。没几天,便摸清牙山地形与清军的兵力部署、防御计划。后来,得到情报的山崎羔三郎因疏忽被抓,侥幸逃脱后,将获得的情报如实汇报,造成了驻守牙山的2800名清兵全军覆没。

1894年8月中旬,他又受命侦察平壤地区的清军动向,很快就带回准确的清军情报,致使日军9天攻下平壤,驻朝清军全面溃退。立下大功的山崎羔三郎回国后受到天皇的亲自接见,当场被任命为第二军军衔。玄洋社头目称赞他为“为玄洋社带来殊荣”的超级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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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势的闵妃欲联俄抗日,因败露而被日本人杀死。

玄洋社改为黑龙会

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玄洋社在日本早已一家独大,其他民间团体大都惟其马首是瞻,玄洋社甚至有时候利用威胁、恐吓的方式,干预地方选择,幕后操纵影响日本对外政策,让当局很是恼怒。特别是砍杀朝鲜闵妃事件,严重影响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一时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视日本为野蛮民族。中俄两国政府还就玄洋社在国外的活动向日本提出抗议,宣布玄洋社成员为“不受欢迎的人”。

由于玄洋社在活动时的下流招数,在国内外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很快就臭招牌。在玄洋社头目头山满的支持下,从玄洋社改组为黑龙会,逐渐取代玄洋社成为日本政府的“御用情报社团”。

日谍手段隐蔽

日本间谍对中国的渗透无所不用其极,很多日本间谍都精通汉语,间谍头目根津一、宗方小太郎都是从小学习汉文典籍、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他们或以外交官、商人、学生等合法身份做掩护,或蓄发留辫改装,冒充中国百姓甚至乞丐,四处侦查,足迹遍布中国战略要地乃至滇、藏等边远地区。

为掩人耳目,日清贸易研究所还制定周密的暗语系统,如“上等品”代表“旅顺口附近兵”;“中等品”指“大连湾附近兵”;“谷类”代表“步兵练勇”;“杂货”指“炮兵”等。

日本还通过高层亲自出马,利用“国事活动”刺探情报。不仅如此,其间谍还勾结中国的土匪恶霸,用金钱、美色收买清廷要员,甚至悬挂他国军舰旗帜,浑水摸鱼往来黄海海域,以窃取北洋舰队军事情报。

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间谍活动

1888年底,一些日本间谍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荣成湾附近,为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作准备。经过长期观察,他们向日本海军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当从荣成湾登陆,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因为荣成湾面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天气,都可安全锚泊,而且这里位于直隶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威海卫较远,正好拊威海之背。该建议得到采纳,为日军击败北洋舰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华谍报头目亲自刺探军情

1893年是日本对华谍报工作最关键的一年,日本间谍活动尤为猖獗。当时,尽管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早已确定,陆海军也为发动战争作多方面的准备,但何时发动战争、能否取胜,还需要作出最后的判断。1893年4月,对华谍报头目、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为发动战争作最后的准备。

川上操六在考察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之后,乘船经烟台转赴天津。他在天津停留一个月,参观天津机器局,访问武备学堂,观看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并亲自登上北塘炮台观看山炮演习。在驻华使馆武官神尾光臣的陪同下,川上还对天津周围的地形偷偷地进行考察。这次中国之行,川上进一步了解清政府的极端腐败,而且对清军战斗力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详细考察,确信清政府战则必败。

回到日本后,川上操六密令公使馆武官井上敏夫、泷川具和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的设防情况。井上敏夫5月份从烟台出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每到一处,他都非常仔细地观察炮台驻防情况,所走洋面每距约100公里,便用千斤砣试水深浅,详细收集作战所需地理水文数据。

与此同时,泷川具和也乘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岸北行。他沿海岸线游历,历时一个月,对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有无沙滩、海底是泥沙还是岩石、民船数目、运输情况等,都作详细的侦察和记录,为日军日后在北戴河附近登陆选择合适的地点。

“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的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于1884年受玄洋社派遣进入中国,先后在北京、汉口等地以经营乐善堂药铺为掩护,蓄发辫、穿旗袍,以满族身份,大肆搜集军事、经济情报。后来协助荒尾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所,培养间谍人才,学成学员达130多名,在甲午之战及此后的日本发挥着重要作用。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两国军队在朝鲜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荒尾精门下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将自己伪装成中国人,来往于威海、旅顺之间,窥探北洋海军情报。8月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5艘轮船运送总兵刘盛休的铭军12营6000人入朝。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14艘军舰投入出征准备。

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立即将其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根津一。根津一马上发给日军大本营。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9月15日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这就为9月18日的黄海海战作好准备。此后不久,宗方小太郎被召回日本。他穿着中国服,接受天皇的召见。陆军大将本庄繁评价宗方说:“日清战争之时,他密行威海卫军港,详细侦察敌情,对君国作出极大贡献。”

”宗方于1923年病死于上海,在中国搜集的情报和调查等材料后来汇编成《宗方小太郎文书》在日本出版。

用身体换情报的“大陆阿菊”。说到玄洋社孵化的间谍们,不得不提的就是在近代中国臭名昭著的“大陆阿菊”,“大陆阿菊”是一个统称,指的是在日本国内经过培训、被派往中国大陆执行谍报任务的妓女。1896年,玄洋社在北海道的札幌开办一所语言学校,名为“俄语学会”,后增设汉语课程,校名也改为“俄华语学校”,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她们用美色猎取情报的本领。由于这些女间谍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掩护,这所学校因此也有“妓女间谍学校”的称号。

“大陆阿菊”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就被派往汉口,玄洋社在中国的总部就是在这里,玄洋社在汉口、上海、天津都开设有高级妓院。这些“大陆阿菊”年轻貌美,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到妓院寻欢作乐,成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大陆阿菊”充分施展在妓女间谍学校学到的本领,把“猎物”玩的神魂颠倒,并从他们口中套出大量重要情报。

甲午战争的决定性战场在海上进行。战前,清政府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这4支舰队中,日本人最看重的是北洋舰队。为一举消灭北洋舰队,日本间谍倾巢而出,侵华谍报活动的焦点集中在辽东半岛、渤海湾沿岸和上海等地,天津和烟台因为是北洋海军的活动基地,因而成为日谍活动的重点地区。而上海是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指挥基地,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目的是调查清政府在上述地区之兵要地志与备战情报,为日军入侵朝鲜和登陆辽东的图谋做准备。

1894年夏,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召见炮兵大尉根津一,对中国开战问题征询意见,然后命令根津一秘密潜入上海,进行临战的谍报活动部署。

根津一是当时日本侵华谍报活动的重要头目之一,与另一重要头目荒尾精齐名。1894年7月底,根津一来到上海后,秘密找到早已潜伏在此的8名日本间谍,并给他们下达秘密潜入战地、直接搜集战地情报的命令。这8个人中,有来自汉口乐善堂的藤岛武彦、田锅安之助,也有来自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藤崎秀、猪田正吉、大熊鹏、向野坚一。

得到上级指令后,这几个日谍立即分头行动。然而由于清政府已加强对日本间谍的侦缉和抓捕,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此行算是踏上一条不归路。

最先落网的间谍是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1894年8月初,两人奉根津一的命令前往奉天和辽阳一带进行侦察。为掩护身份,他俩化装成湖北商人的样子,准备搭乘一艘法国轮船去营口。由于受到战争影响,这艘法轮推迟开航日期,于是,两人就在法租界里的一家旅馆内住宿,等待轮船起航。凑巧,就在二人住宿期间,略带日语的口音被人认出并被搜捕,其间谍身份被确认后,由清政府引渡到上海道台衙门,于9月被处决。

藤岛武彦。本来他是奉根津一的命令经华北、东北往朝鲜,去迎接日本第一军。根津一要求他利用沿途路经各地的机会搜集情报,然后充当向导帮助日本第一军进军中国东北。

鉴于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装扮中国商人失败的教训,藤岛武彦化装成中国和尚,为不露出马脚,他还专程前去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受戒,同时与另一个叫高健武夫的间谍接头。当时,高健武夫已奉根津一的指令,于1893年11月以和尚身份从日本直接潜入普陀山法雨寺受戒。由于高健武夫所持的是日本冈山国清禅寺海宴和尚的介绍信,所以法雨寺住持对他的到来深信不疑,以礼相待,还特准高健武夫在法雨寺坐禅。

藤岛武彦与高健武夫秘密接头后,按照根津一的既定部署,藤岛武彦先在法雨寺学习一些佛门礼节,熟悉佛门规矩后再回到上海,然后再与根津一共同北上。

但,藤岛武彦是个地道的武夫,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去完成既定使命。这个在中国骄横已久且早已成习性的日谍,根本没有耐心去学习佛门的清规戒律,整日里是烦躁不安,急于“建功立业”;同时由于平时大酒大肉惯了,寺中清淡的饮食早让他忍无可忍,不久他就擅自离开普陀山法雨寺。

这个性格暴戾的日本间谍刚从宁波踏上返上海的归途,就与同船的一个中国和尚发生口角,情急之中口不择言,用日语咒骂中国和尚,还挥舞拳脚动手,对方马上识破他日本人的身份束手就擒。

之后,藤岛武彦被押解到浙江巡抚衙门。在审讯中,藤岛武彦先是硬顶着不理睬、不开口,后来实在憋不住,一开口便用日语大骂泄私愤。巡抚衙门中众衙役见他嘴硬,索性给他用刑,外强中干的藤岛武彦只几招便受不过刑讯,不仅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还供出在法雨寺与高健武夫接头的事。这样,藤岛武彦日谍罪状确凿,被斩首示众。又由于藤岛武彦的供认,高健武夫很快也原形毕露,随即被当地衙门逮捕,并解往杭州,随后也与藤岛武彦一样走上断头台。

高健武夫死前曾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对藤岛武彦出卖同伙的愤恨心情,诗云:

此岁此时吾事止,男儿复不说行藏。

盖天盖地无端恨,附与断头机上霜。

走上不归路的山崎羔三郎

1894年10月24日深夜,辽东半岛金州城以东海面,一支日本舰队悄悄地接近海岸,舰队上满载日本第二军的官兵,为首的正是日本的大山严大将。他们此行目的就是进攻辽东半岛,

为侦察从金州到辽阳一线中国军队防守情况,大山严决定派出6名军事间谍秘密登陆。这6名军事间谍中,有4名是根津一在上海招的人选,即藤崎秀、大熊鹏、猪田正吉、向野坚一,另外两名是从武汉招来的间谍,即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

夜色苍茫之中,这6名日本间谍乘坐水雷艇在金州海岸登陆,然后分成3个小组活动,不过这其中的5人都被清军抓获并正法,仅1人侥幸生还。

在这几个葬身辽东的日本间谍之中,有3人是来自荒尾精门下的“高足”,其中的山崎羔三郎还是个为日军方立下过大功的人物,曾经显赫一时。

山崎羔三郎出于玄洋社,山崎羔三郎来中国后,曾在日本人开的乐善堂和上海贸易所做过事。1894年6月,他在山东以壮丁的身份偷偷地混进中国的运兵船,一起和清军来到朝鲜汉城。

到汉城后,山崎羔三郎随即冒充一名在神户的华侨药材商,混入清军在牙山的防御阵地进行侦察。几天后,一时疏忽,他外出洗澡时把军事地图和指南针放在房里,被发现间谍身份。于是,光着身子的山崎羔三郎还没享受完热水澡,就被清军捆个五花大绑。

在押解途中,狡猾的山崎羔三郎杀死押解士兵逃脱。他一口气跑到日军龙山旅团司令部,汇报有关牙山中国军队阵地的军事情报。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及时修改作战计划,得以在牙山成欢驿战斗中将清军击败。山崎羔三郎因此立下大功,受到日军参谋部嘉奖。

同年8月14日,日本第一军开始进攻平壤的准备,山崎羔三郎再次受命潜入平壤地区进行侦察。有前一次在牙山的教训,山崎羔三郎不敢再随身携带军事地图和指南针,而是根据生活常识判断清军阵地的方位角度,比如说,虱子的头常常朝着北方摆动;再比如,菜根靠北的部分纤维质比较密集,一棵树树叶长得茂盛些的那一方为南边,中国民居的门大都是坐北朝南等等,他的判断基本比较正确,从而能在不带工具的情况下弄到不少情报。

日军攻陷平壤后,山崎羔三郎的间谍行动受到日军司令部的极大关注。就在战争期间,他被召回设在广岛的日军大本营,受到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接见。立下大功的山崎羔三郎被当场任命为第二军军副,并再次受命随第二军登陆辽东。当他离开广岛时,玄洋社的头目平冈浩太郎、进藤喜平太等都以他为荣,集体为他送行。

但是,踌躇满志的山崎羔三郎这次终于走上不归路,就在他在金州登陆的第三天,终于落入恢恢天网。山崎羔三郎虽经过细致的化装,但在碧流河渡口,还是被清军骑兵统领依克堂阿的一名部下发现,这名部下与山崎羔三郎有过一面之交,曾被其殴打过,记忆尤深,随即报告统领,山崎羔三郎马上被逮捕,随后被斩首于金州城外。

“超级爱国者”被斩首于金州城

钟崎三郎是日军大山严大将派出的侦察从金州到辽阳一线中国军队防守情况的6名军事间谍中颇有“成绩”的一位,他在甲午战争之前曾为日本军队立下过战功,受过嘉奖。

1894年3月,钟崎三郎再次受日本海军军令部委派,化名为左钟武,装扮成药材商人,前往中国的渤海湾一带刺探北洋舰队动向。他和日本海军大尉泷川具也一起驾驶小船,暗地里测量渤海湾沿岸的水深,获得不少宝贵的水文资料。

同年夏,由于甲午海战迫近,日本开始撤走天津侨民。当时钟崎三郎与另一间谍石川伍一没有随轮船回日本,而是跳下轮船准备潜回天津城内,继续收集北洋海军的情报。在跳下轮船的混乱中,钟崎三郎与石川伍一失去联系,后来石川伍一被天津衙门逮捕并正法,而钟崎三郎却侥幸逃出天津,转道山海关地区。他一路收集清军驻防与调动的情报,然后南下到上海,携带情报迅速返回日本。

钟崎三郎的“成绩”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认可,他获得的山海关地区清军布防的情报消除日军一个情报盲点,从而受到日本陆军的表彰和嘉奖。11月4日,钟崎三郎被召到日军广岛大本营,身穿中国式服装晋见明治天皇,并受到嘉奖,同时还被称为最神勇的“超级爱国者”。随后他奉命随日本第二军行动,前往中国的辽东半岛,直接受大山严大将的指挥。

当钟崎三郎再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终于走上不归路。他在金州登陆后的第三天,在碧流河渡口,被清军骑兵搜查时发现并逮捕。

随后,钟崎三郎与前面所说的三崎羔三郎一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斩首于金州城外,

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军事间谍案

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日本间谍在华进行大量的间谍活动。由于天津和烟台是北洋海军的活动基地,因而成为他们的重点活动地区,其中天津就是日谍石川伍一收集情报的重要地点。

1884年,年仅18岁的石川伍一来到上海,投到驻华武官海军大尉曾根俊虎门下,开始其间谍生涯。之后,他与另一日谍高桥谦结伴活动,深入到江苏、浙江、江西、广西、广东、河北、河南等13个省,进行间谍活动。1886年,两人在汉口时归入荒尾精门下。1890年起,石川伍一先后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关文炳和井上敏夫领导下,专门给日本海军收集情报,着重点是勘察和研究中国黄海沿岸可供日军登陆的地点。1893年后,他独自来到天津,以日本洋行职员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间谍活动。

就在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一年,石川伍一的间谍活动取得极大突破,被同行们啧啧称赞。

2月的一天,一个清兵来松昌洋行兑换英镑,因英镑在店里是受控制的货币,店里的职员马上拒绝了。但是在一旁的石川伍一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认为这是难得的自寻上门的好机会:可以通过此人打入清军内部。于是便出面特准换了英镑给他,两人从此一回生,二回熟。石川伍一通过金钱开路,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施舍给这个清兵,并很快弄清这名清兵的身份,他叫汪开甲,是清军驻天津护卫一营的一个弁目(清军中的低级武官)。除用金钱俘虏汪开甲,石川伍一还发现汪开甲是一名好色之徒,于是就把他带到一家日本人在天津开设的妓院去玩乐。

当时,日本特务机关玄洋社在汉口、上海、天津和朝鲜的釜山都设有妓院,这些妓院的排场奢华至极,灯红酒绿,受过特殊训练的妓女用尽浑身解数来“招待”客人,很多人沉迷于这里的花天酒地中。而操纵这些妓院的日本间谍,对比较重要的顾客的弱点和隐私,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利用这些来攫取他们想要的情报,从而大获成功。

后,汪开甲介绍石川伍一结识李鸿章的外甥刘芬。刘芬当时担任军械局书办。

石川通过价值昂贵的古董和妓女收买了刘芬。

1894年7月,石川伍一顺利地从刘芬那里得到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获悉北洋舰队将派出“济远”、“广乙”、“操江”3舰护送租用的英轮“高升”号出发,运送精锐的950名陆军士兵去朝鲜仁川,于是他马上把清军这一行动连同军舰的具体开航日期,用密电告知日本海军。

获取重要情报后,日本击沉“高升”号。船上950名精锐清兵全部丧生。同时,参加护送的北洋军舰也损失惨重,“广乙”舰被击毁,“操江”舰被日军俘虏,只有“济远”号突出重围,逃回旅顺口。

“高升”号事件后,清军晓情报泄露,对内部进行排查,特别是与日本人有过来往的人都是排查的重点。而刘芬、汪开甲二人平时常去日本妓院的事,自然是纸包不住火,他们勾结日本人的罪行很快被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侦知,最先落入法网的是汪开甲,其被捕后供出刘芬。刘芬被捕后,还不知是自己泄的密葬送了“高升”、“广乙”、“操江”3舰和近千名精兵良将。任如升将刘芬的审讯结果马上向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报告。结果,成惊弓之鸟的石川伍一,被天津衙门抓获。

自此,石川伍一间谍案是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军事间谍案。1894年9月石川伍一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间谍,终于被押赴刑场,验明正身后,按国际法枪毙。而中国人的败类刘芬、汪开甲则由刽子手砍头示众。石川伍一间谍案后,清政府对日本间谍才开始有所警惕并加以重视,但为时已晚,清政府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拥有日谍身份的汉奸刘雨田

刘雨田是大连金州普兰店人,很早就同日本在华间谍拉上关系,他在甲午战争中给日军充当间谍,不折不扣的卖国行径最终导致他走上断头台。

甲午战争期间,刘雨田向日军提供大量有关辽东沿海地区的情报,为日军打败北洋海军立下过功。战后他深知自己罪行累累,生怕国人制裁他的汉奸行径,遂跟随日军去日本,被日军参谋本部保送到日本的人善邻学院学习。毕业后,他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班当汉语教员,同时协助日军参谋本部兵要地志课绘制辽东半岛地图,成为重要的日本间谍,他还改了日本名字叫“龟山雨田”,娶了一房日本妻子。后刘雨田被逮捕处决。

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后,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公司研究所先后派出19名职员和72名毕业生参加了日本军队在华的间谍活动,大部分担任翻译,17人参加战争谍报活动,其中有10人被清政府逮捕,按国际法处死。而内鬼汉奸,似刘雨田之类被处决的,达数10人。

腐败清政府反间谍不力

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搜出日军俘虏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张之洞等有识之士十分忧虑,纷纷上书,就反间谍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一是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护日本间谍。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日本间谍躲在租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护。一些间谍被捕后,也有外国使节为其说情。针对这些情况,应严查间谍,美领事不得袒护。

二是主张实行保甲,严惩汉奸。日本间谍往往通过汉奸为其搜集情报。清除汉奸是反间谍的根本所在。

三是对百姓实行安抚。很多地方由于年年发生饥荒,再加上战乱、民不聊生,在日本间谍粮、钱的诱惑下有人为了生计当起了汉奸。

四是禁止日本人剃发改华装。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眼睛、头发的颜色一样,相貌相似,只是发式、服装不同,日本间谍在中国往往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很难识别。为此,日本人在中国改华装者应按间谍治罪。

清廷曾采纳了一些意见,采取过部分防间谍措施,破获了几起间谍案。但从最后结果来看,日本的谍报活动还是取得了成功,而这与清政府吏治腐败、不能严守军事机密、不重视防范间谍有很大关系。

在两国关系已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政府还为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发动战争作最后准备的实地考察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鸿章更是视他为座上宾,奉若神明,还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和军队的操练。更为严重的是,两国交战之时,仍有清政府官员为谋求个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日本间谍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军。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

甲午清战败是多因素的共振,败于情报也是一因。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间谍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使日军“尽知我军情”。更可笑的是,由于技术落后、编制原始,清廷的密电码早已被日军破译,清廷竟毫不察觉,从未修改密码。结果在随后的马关谈判中,政府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被日本人一览无余,连“和谈”都不过是表面文章。

在这种情形下,洞悉清军军情和国情的日军最终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

很多人都知道甲午清战败的历史,然而,较少有人知道在这场战争爆发前和爆发时,日本在清秘密开展间谍活动,搜集大量重要情报,而清政府的反间谍行动却收效甚微,这也成为清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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