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碳排放与支持欠发达国家发展的辩证关系

   一、 欠发达国家的出路在哪里

       首先要肯定“减碳”是人类社会必须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大势所趋。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要走工业发展的道路，在初期阶段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缺乏技术和资金以及人才，所以不可能一步跳过这个初级阶段。《新结构经济学》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 、 不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异 ，以及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带来的影响 ”。“ 新结构经济学还指出了如下事实 ：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常常未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结构性差异 ? 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质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在完成几轮工业升级历史任务，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能源消耗在GDP的占比下降之后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步阶段必须要走的道路。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中国提出“有区别”的解决方案是公允的。联合国决议要求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国家改善经济状况，实际上与“减排”并不矛盾：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会像英国工业革命那样缓慢摸索前进。

       林毅夫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产业的发展中国家 ， 也将从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中获益 ， 比发达国家实现更快的增长 ，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将从它们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中获益 。 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 ，它们将获得与自身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和技术革新” 。所以笔者认为：按照中国的意见和联合国大会的上述决议，发展中国家的“高耗能”发展阶段将会明显缩短。这一点至少在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发展中得到印证。所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对每个相关国家的能源消耗在GDP的占比是下降的——这就是”后发优势“的一种结果。

       10月18-19日，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盖尔·拉夫特在议题三“全球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转型展望”的讨论中，就美中关系与追求零排放发表了个人观点，他提醒大家在关注绿色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繁荣以及贫富差距问题，要保证经济、政治的可持续性。   

盖尔·拉夫特在发言中认为：“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无论是否有能源危机，现在这么说可能还为时过早，但在一些庞大的经济体，比如中国、印度和欧洲，我们的确看到有一系列小危机出现。这些经济体的市场都不小，经济影响力都很大。我认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化石燃料正向我们传递着一条信息——好吧，我们理解你们想要做什么，但不要操之过急，因为你们可能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在美国的一些学校，通常会要求大家签字确认一些应急提示，上面写着“要走不要跑”，因为跑得太快容易引发踩踏事故，造成伤亡。”

盖尔·拉夫特在发言中指出：“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最近几周看到的是一个警告信号。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我们需要停下来仔细思考，过于激进的脱碳行动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脱轨，而此前我们已经在经历一场健康危机，世界某些地方也早就出现了经济危机的现象，此外还面临着粮食危机。这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当今世界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都放在一边，置数万亿美元于不顾，只专注化石能源问题。这不是世界目前面临的唯一问题。我们需要正确的做法······当然，我不想让我所说的这些话听起来像是我不关心气候、能源、环境问题，好像我不在意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我当然慎重思考过，但我也对繁荣的重要性非常敏感。我只是想提醒大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绿色能源行业发生了什么。我甚至在危机期间观察了各经济部门的情况，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受影响最大、损失最大的行业恰恰就是绿色能源。当市场崩溃时，绿色能源行业是第一个被弃之不顾的行业”。

盖尔·拉夫特最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最后，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要维持可持续性，首先在经济上要可持续发展；其次，美国总统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所以在政治上也要保持可持续性。只有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才能看到真正的成果。我们不能让这种努力时跑时停，一会儿冲刺一会儿慢跑。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下去，就看不到结果，因此即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取得一定成就，也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跑跑停停、无法连续的状况要好。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以一种更平衡、更负责任的节奏前进，这样就能以一种有组织的、全球协同的方式前进，所有国家都可以齐头并进，而不是少部分国家跑在前面，而其他国家则落在后面”。

二、中国的比较优势如何融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整体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由于本文涉及减排和能源，那么就以中国的火力发电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比较优势：

1、目前中国的火电技术水平，尤其是排放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也就是就世界煤电产业而言，中国煤电厂的“千瓦时耗能”和二氧化碳排放都处于领先地位。通俗地讲：中国的煤电清洁程度领先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火力发电厂，也就是说，中国的煤电是世界上所有煤电中最清洁的能源。

2、中国煤电技术装备和煤电运行管理水平在世界上也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中国的“最清洁的煤电”的硬件基础和软件基础。所以，中国近些年“超大规模”主力火电厂能够实现“多快好省”供电就是基于自己的实力所致。

3、中国火电装备产业链非常完整，电建施工力量也非常强大。加上中国超高压输电技术的提升，大规模电网建成和远程数字化集中控制以及电力调度的大数据仿真分析系统完善。从物质、技术基础上完全实现的“自主”。

4、中国电力的技术法规和管理制度非常完善。电力科研机构实力雄厚，电力专业人才的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也相得益彰。

5、电力体制改革后，电力产业的资源禀赋和内生动力已经完全具备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一带一路中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强烈欲望，中国完全有能力为发展中国家的脱贫做出贡献。

6、已有多年积累的中国电建资源是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财富，如果马上闲置则不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损失会很大。中国煤电科技在过去各个五年发展规划中，火电都是重中之重，投入很大（至少有几百亿资金入）。到现在，我国全部火力发电设备都已经实现了国产化和自动化,锅炉和气机整体性能都具有先进水平。而且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火电工程技术人才。中国火电已经具备了走出国门建设超大型火电工程的能力。几十年的投入和经验积累，那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能随便弃之乎？再说，至少20-30年内，世界发电机能力中，火电仍占60%以上。期间，中国也不可能摆脱火电。

三、对欠发达国家援助的途径

1、对能源单一，尤其是油气资源短缺、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给予火电项目的支持非常必要：

核电在这些国家建设尚不具备合适的条件（人才、资金、经济体系和技术法规等等不是短期可以满足的），风电和光伏发端，以及水电都还需要有客观上的局限性。而这些国家首先需要的就是可靠稳定、可持续供电的电能来满足当下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可以提供世界一流的煤电技术促进国际合作。

中国的火电技术和装备制造能力可以充分保证和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求。同时利用援外积累的资金还可以使中国煤电技术的节能减排进一步提高，从而为国外国内两个市场提供更好的清洁能源和发电技术。

随着援外火电项目的落实，这些国家火电所需的专业人才可以根据具体项目内容先行派员来华“有针对性的”学习培训。从而保证项目如期投产发电。

同时，根据具体国家的煤炭资源，中国的矿业集团同时参与到煤矿的建设。坑口电站与煤炭采掘衔接可以大大降低受援国家的发电成本。

2、坑口电站与煤炭采掘一体化模式可以有效地就地采取环保措施降低排放。余热、煤矸石和粉煤灰都可以就地充分利用发展中心的产业（供热、建材和水处理、可用废气回收）。

3、以250-300万千瓦大电站为核心规划布局电网。除了本国用电，同时也要考虑向境外输电的需求。进而根据周边国家的需要和协议拓展“国际电网”的需求。从而实现“能发即发，能用尽用”的效率目标。

4、双方的合作模式多样化：例如，一是交钥匙工程；二是带班帮扶模式；三是建设方委托施工方先行运行，过后移交，四是中方投资自主经营。

5、中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可以立足国内培训，也可以随项目就地开班培训受援国操作和管理人才。

6、其他思路还有买当然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相关的公路和铁路也可能要结合其他项目进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