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浩瀚苍穹的竞逐：新时代太空安全博弈（上）

首发自：《世界知识》

“太空资产是国家战略资产，要管好用好，更要保护好。明显的是，太空安全已经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21年9月15日在驻陕西部队某基地视察调研时的讲话

2021年4月29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将“天和”空间站核心舱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2021年8月24日，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在美国空间基金会第36届外空研讨会上发表讲话表示，美外空司令部已具备初步作战能力，建设成熟且具有战略效应，未来几年内将具备完全作战能力，不久还将重点围绕外空战开展军事演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前外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严峻，美国已成为影响外空安全的最大因素，中方希望美国切实承担起大国应尽的责任，多做有利于维护外空和平与安全的事。汪文斌并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外空军备竞赛风险，积极参与并支持外空军控法律文书谈判。

“太空（外空）”，又称“航天空间”或“外层空间”，传统意义上指的是距离地球表面100千米以外的宇宙空间。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地球大气密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逐渐降低。在地表100千米以上，空气稀薄，空气阻力已接近于零，传统航空器无法进行空气动力飞行。围绕地球做无动力轨道飞行的航天器最低轨道高度一旦低于100千米，会因大气阻力的作用而减速陨落。目前一般将外空分为近地空间（100千米～150千米）、近宇宙空间（150千米～2000千米）、中宇宙空间（2000千米～50000千米）以及远宇宙空间（50000千米～930000千米）。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凭借航天技术的发展逐渐步入了探索太空的新时代。特别是近年来，太空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愈发被世界各国所认识。与陆地、海洋、天空、网络领域一样，太空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金融、军事等各领域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也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经济方面，根据欧洲咨询公司发布的《2020年航天经济报告》，包括政府航天投资和商业航天收入在内的全球航天经济总量在2020年达到3850亿美元；2020年全球共实施114次发射任务，追平1991年以来的发射次数纪录，发射航天器共计1277个，创历史新高。同时，地球观测卫星、气象卫星在救灾、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军事方面，太空军事战略在全球大国博弈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著名太空战略家埃弗雷特·多尔曼（Everett C．Dolman）曾模仿海权论鼻祖马汉的口气宣称: “谁控制了近地轨道，谁就控制了近地空间；谁控制了近地空间，谁就主宰了地球；谁主宰了地球，谁就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具体来说，定位导航卫星、预警卫星等太空资产是军力“倍增器”和“赋能器”，而未来由太空向地面发起攻击或在太空直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强。不难看出，随着太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太空安全已成为必须被认真对待的问题。

2021年2月9日，俄罗斯“进步76号”货运飞船完成对国际空间站的补给工作，在蒙古国上空脱离太空站重返大气层。

美苏太空争霸——冷战的重要内容

美苏曾共同主导太空秩序

讨论太空安全，不能忽略美国与苏联争霸的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冷战期间的太空秩序主要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塑造。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美国受到巨大震动，产生心理恐慌，因为美国的盟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尤其是在导弹技术方面。随后，美国政府奋起直追，于1958年1月31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同年成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颁布《太空法》，从组织和法律上确保太空事业的发展，争夺相对于苏联的太空优势。此后，美苏两国各自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求在火箭、卫星和人类太空飞行方面取得快速技术进步。由此，“阿波罗”登月、航天飞机发射、国际空间站相继问世。基于这些技术进步，美国和苏联迅速成为太空主导力量，整个冷战期间两国发射到太空的所有卫星数量占全球总量的93%。

冷战期间，太空元素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全球发射到太空的所有卫星中，约70%是军事用途的。而事实证明，军事卫星的急剧增多为美苏相互制衡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双方均开发了天基情报和监视能力，从而可以更好地以非干扰性的方式监视和了解对方的核力量，创造了更大的“军事透明度”，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彼此战略误判和爆发常规战争乃至核战争的作用。同时，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太空中试验核武器，很早就发展起反卫星和导弹防御能力。

在一系列核武器制度以及基于空间体系的双多边协定之下，两国均对在太空使用武力保持了克制，先后达成《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反弹道导弹条约》等条约，抑制了军备竞赛形势的过快发展。美苏两国进而将彼此之间的这种体制推广到其他国家，很快形成了国际空间法，包括《禁止核试验条约》《外空条约》及其他条约文件。

1969年7月16日，美国用“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将三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图为宇航员埃德温·奥德林在月球表面漫步。

冷战太空军备竞赛高潮时刻

冷战时期的太空军备竞赛在20世纪80年达到高潮。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在电视演说中将“高边疆”理论公之于世。“高边疆”理念将太空作为一个与大陆、海洋、领空并列的独立物理领域，意图促进由太空活动产生的相关技术在安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应用。由此可以总结：

首先，太空活动本身的性质推动了美国综合经略太空战略理念的转变。太空活动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长周期等特点，为了利用太空实现国家经济、政治等目标，不仅需要在天基资产的获得和运营方面投入大量国家资源，而且需要配备大量昂贵的地面设施、优秀的技术人才群体，以维持它们的运行和数据开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在太空领域面临高额经费支出和巨大的项目风险，这就需要推动更多国家行为体和领域力量参与太空能力建设，提升太空在国内与国际、安全与经济等方面的融合，从而实现成本与风险分担之目的。

其次，太空技术在非军事领域，特别是在卫星通信、广播等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也推动了美国全方位的太空战略转型。从具体执行层面来讲，“高边疆”战略理念提倡推动民用价值较高且较成熟的太空技术私有化和商业化，以最大限度实现太空技术的实用化和效益化。

第三，也是最令人瞩目的，是“高边疆”战略理念将太空军事利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里根政府推出“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Defense Initiative，也称“星球大战计划”），作为打破核僵局、夺取对苏军事优势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战略防御倡议”由“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两部分组成,核心是编织外空保护伞，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在外太空的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核打击。技术手段包括在外太空和地面部署高能定向武器（如微波、激光、高能粒子束武器）或常规打击武器，对敌方来袭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助推段、后助推段、中段和末段的多层拦截。

按照当时的计划，美国政府从1984财年到1989财年将斥资250亿美元研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关键技术及相关验证。英国、意大利、西德、以色列、日本等美国的盟国也应美方要求不同程度参与了该计划。苏联对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的实施如芒刺在背，从一开始就竭尽所能通过各类私下谈判和公开宣传反对该计划。1986年10月里根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美苏首脑会晤，当时苏联提出，只要美国愿意放弃“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就会答应签署扯皮已久的全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戈尔巴乔夫甚至提议如美将“星球大战计划”限制在实验研究范围内，苏联愿意接受美方倡议，到1991年削减一半核武器。然而里根拒不接球，此后苏联出于无奈跟风投入巨额资金研发反制手段，使得自己本来就已相当薄弱的经济雪上加霜。苏联解体两年后，美国政府于1993年5月以“不再符合时代需求”为由，宣布中止“星球大战计划”。

后冷战太空秩序——变化中的“一超多强”格局

美国的优势和其他行为体的追赶

冷战结束后，太空领域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格局，这是“太空新秩序”的重要表征。美国依然独占鳌头，无论从发射能力还是在轨卫星数量看，都保持世界第一。目前美国拥有的卫星数量超过了中国、俄罗斯之外所有国际行为体拥有卫星数量的总和，种类和功能也最为多样、齐全。尽管美国试图限制太空技术的传播，太空技术和能力还是扩散到许多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太空并拥有了自己的卫星和航天器。除了传统强国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太空产业，希望在激烈的太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一些资源有限、实力有限的国家也在通过国际合作、商业购买等手段提升太空能力、利用太空资源。

目前，如果不算欧洲空间局，全球有11个国家拥有独立发射能力，还有15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把物体发射到亚轨道的能力(能够把火箭发射到太空，但是达不到环绕地球轨道所需的高度)，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捷克、丹麦、德国、印度尼西亚、意大利、黎巴嫩、新西兰、波兰、西班牙、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省。与此同时，有60多个行为体和一些国际组织（如欧洲空间局）拥有卫星。中国、俄罗斯、欧洲空间局等后劲勃发，对美国形成明显的追赶势头，能够研制除少数类型以外的大多数卫星。中、俄、欧各自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已经打破美国在此领域“独步天下”的局面。日本、英国、印度等国发展速度也较快。据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统计，到2020年7月31日，全球在轨卫星总数为2787颗，为70多个国际行为体所拥有，其中美国1425颗、中国382颗、俄罗斯172颗。

2021年3月4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月球样品001号。该样品由“嫦娥五号”返回舱带回地球。

商业太空实体的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太空实体公司正以饱满的热情加入到太空竞赛中来。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太空工业正迎来蓬勃发展时期。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的分析师估计，目前全球太空产业价值约3500亿美元，还在迅速增长，到2040年将超过一万亿美元。基于商业目的，肇始于美国的“新太空运动”正向全球扩展，越来越多的全球参与者正在争夺太空领域的市场份额，而这也将“导致太空使用方式的颠覆性变化”。

当今世界知名度较大的私人太空公司包括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Blue Origin）、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VirginGalactic）和保罗·艾伦的“平流层发射”（Stratolaunch）等。其中，马斯克于2002年6月成立SpaceX公司，2008年12月获得NASA价值16亿美元的商业补给服务合同。经过十多年发展，SpaceX成功创立低成本商业发射模式，在航天领域异军突起。SpaceX一方面在火箭研制领域颇有建树，不仅承担了NASA多项太空运输任务，也研发出“猎鹰9号”可回收火箭。今年9月15日，SpaceX用“猎鹰”火箭成功发射一艘“龙飞船”，执行了名为“鼓舞四人组”（Inspiration4）的全球首次全私人、“全平民”载人轨道飞行任务。

马斯克对火星同样着迷，与各国政府和其他科学团体不同的是，其目标不仅是进行科学研究，还希望在这颗星球上建立永久居住地，为此马斯克还发射了“星船”（Starship）。“星船”由一枚巨型助推火箭和一艘飞船组成，其中代号“超级重型”的助推火箭直径9米、高68米，装有37台“猛禽”发动机，足以提供7300吨推力，相当于此前史上推力最大的美国“土星五号”火箭的两倍。同样直径9米、高50米的飞船作为“星船”的第二级，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50吨，将执行长途运送大量货物和人员的任务。今年5月5日，SpaceX一枚“星船”原型试验箭成功完成了一次短暂的亚轨道试飞。根据马斯克的设想，“星船”不仅可以用于太空旅行，还能以远高于飞机的速度，实现全球范围内城市间的运输，进行“点对点旅行”。其具体理念为：在海上建造平台作为客运基地，如果从上海飞往纽约，只需要从上海附近的海上平台搭乘“星船”客运飞船，然后起飞后抵达纽约附近的海上平台就可以了，全程仅需39分钟。

其他私人太空企业的成果也同样显著。今年7月11日，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船二号”完成首次满员亚轨道试飞，该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作为机组成员参与此次试飞。7月20日，“蓝色起源”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及其弟马克·贝索斯乘坐该公司研发的“新谢泼德”火箭成功进入亚轨道。这些试飞都有力推进了人类商业亚轨道旅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