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民族复兴为什么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党史学习体会

       建党百年之际，由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严格遵守两个“历史决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忠实记录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历史功绩，系统总结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淬炼锻造的伟大精神。”[1]学习这部新编的《简史》，我认为应该牢牢抓住贯穿我党百年征程的“救国、建国、富国、强国”这一条主线，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共产党”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在百年历史中的展开，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

 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只能讲讲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创建部分（《简史》第一章的第一至第三节）的理解，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这一部分的探讨来澄清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什么要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她会不会因此而蜕变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而背离国际共产主义的义务呢？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她的诞生，当然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囿于狭隘民族主义观念，是无法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的。同时，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工业革命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也就使得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反抗他们勾结封建势力、买办势力所进行的掠夺和压榨，而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比较软弱无力，农民数量虽多但又不代表先进生产关系，都无法担负起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重任。这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乃至通过后者而体现出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个历史趋势，因此她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救国、兴国的责任。

 这就是《简史》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2]

我们理解这一段话时要注意，这段话决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超阶级”的“全民党”，因为它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那么，既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又说她“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否矛盾呢？并不矛盾。《共产党宣言》就曾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益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等级行将转入无产阶级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他们原有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3]这就启发我们：对阶级关系必须联系具体的历史形势，作动态的历史的分析。而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彭湃同志通过实地调查指出：“自耕农兼小地主及自耕农这两种农民本可自给自足，自帝国资本主义侵入以来，中国的工商业不能发展，而一般手工业又被其打得粉骨碎尸！为帝国主义的海关政策所束缚，同时一般物价日高一日，而农产品之价格极其量只得保持原状。故农村的生活程度只有继长增高，农村日趋荒废。况且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连年战争，于是农村对于种种军费负担真是不胜枚举。苛捐杂税农民负担异常重大，农村生活日陷困难，结果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卖其土地以应付目前生活之恐慌，遂至零落变为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4]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但残酷剥削压迫工人阶级，而且残酷剥削农民、小资产阶级，也严重压迫和阻碍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形势，造成了这些阶级的不但“将来的利益”会和工人阶级一致，而且“现在的利益”也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作为最先进阶级的政党，不能对这样的客观现实置之不理而采取“左”倾关门主义的态度。另外，还应该看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从清末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一直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到最后在65.5亿元的资本总额中，也不过占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比重，而且大部集中在商业领域而不是中国近代化所最需要的工业领域中。[5]这就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领导国家独立和工业化进程的任务——换言之，在这两项事关中华民族存亡和全体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的领导上，其它阶级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中国人民对救国大业的路径选择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此前中国人民进行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例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往往摆脱不了“忠君”的封建色彩；而进行的各种内部变革（例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则不但对封建势力妥协或者自身存在封建化的趋势，而且往往也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这就是说，此前的志士仁人和广大群众，虽然有着强烈的救国愿望，也采取了各种救国行动，但对于该救一个什么样的“国”、如何救国，靠谁救国，却不能有准确明晰的认识，主要表现是既不能有效地反帝，也不能彻底反封建，更不能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简史》所说的：这些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先驱，“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6]既要彻底反帝，又不盲目排外，而能够达成国家现代化与繁荣富强；既要彻底反封建，又要能够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并敢于和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无论是中国的旧文化，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都提供不出这样的理论武器和实践方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前有人在中国零星介绍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无论就其准确和系统程度或影响力来说，都是不能与十月革命之后相提并论的）。旧的救国方案已经全部失败了，新的思想恰恰在此时传来，中国共产党就诞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中。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大事变，犹如擎起的一把熊熊火炬，给近代饱受战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送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由被动转为主动。”[7]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背景和意义，对我们把握党的百年历史，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理解自身的历史担当，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个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甚至还饱受摧残压迫，工人阶级人数并不占多数的东方大国，诞生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她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她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她能够得到几万万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护，主要是因为她自觉承担起了救国救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因为她用斗争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行”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证明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人阶级政党为核心领导力量，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才能胜利，也定能胜利。事实上，她还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紧接着那句著名的“工人无祖国”之后所说的“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8]的伟大意义：在东方，在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她的政党，不但要把自身组织为民族，还要把全体人民组织为民族。这是无产阶级所能找到的最大也最强有力的组织形式，而因为有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进行这样的组织，民族这个组织形式也会被赋予全新的内涵，而成为未来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起点。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对此不大理解，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的。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认识不够充分，没有从这一历史中领会到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东方）必须建立和巩固一种新型的民族国家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近代千百万受尽国内外反动派欺凌压迫的中国人民，看待问题的眼光是很现实的，只有看到了共产党能够救国，能够彻底打败那些其他人怎么也打不败的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卖国贼，能够让本国人民过上富裕安定的生活，能够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公正，他们才会相信共产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等更为远大的目标。我们当然应该逐步启发人民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更好地结合起来——事实上我们党一直也是这样做的——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民族主义情感中，但一定不能以“国际主义”来贬低或排斥爱国主义，那样的“国际主义”或“共产主义”就会流于空谈，就会在理论上产生混乱，实践中产生危害，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反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会害怕这样的“国际主义”，反而会利用它当做抹黑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瓦解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基础，涣散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意志的最佳手段。这也是我们学习这段党史时可以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

[1] 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

[2]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年，第14-15页。

[3]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4]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网页版），第二节，个别文字有校正。

[5] 许涤新、吴承明 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41、748页。

[6]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年，第3页。值得注意的是，新编《简史》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更侧重于它的积极意义，而不像以往那样侧重于它的局限性。但对这个积极意义的叙述，主要并不是说它建立中华民国这一现实政治成果，而主要是着眼于它承前启后，“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第3页）”——这是一个极富辩证意味的说法。辛亥革命后，曾经有一种看法，认为革命之后群雄并起，军阀混战，反而不如革命之前有一个皇帝坐稳天下那么“统一”、“安定”。《简史》对此给出的论断则是：反动统治秩序无法稳定下来，这是好事——这就是说：1.辛亥革命之后，因为这个革命的种种局限，所以统治秩序仍然是反动的；2.但是这个新的反动秩序却让各种社会矛盾更充分地暴露和爆发出来，也注定了它自身不可能长久；3.这一革命所凭借和所带来的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冲击力，又使得所有人立刻意识到这个秩序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就会继续推动更新的社会变革。

[7]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年，第1页。

[8] 《共产党宣言》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