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南京乐队，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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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BGM，《快》，七八点乐队
大家好，我是马拉松。
南京，一座谈起摇滚一定绕不过去的城市。
除了大家熟知的那位，还有中国后朋始祖级乐队P.K.14，人送外号中国Pink Floyd的野外合作社。
新生代年轻乐队也不在少数，比如帆布小镇，Schoolgirl byebye，卧轨的火车，他方世界，厨子和戏子。
而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南京乐队，“出道”25余载，他们在防空洞里排练，录歌，只被哄骗着发行过一张专辑。
而这张专辑直接奠定了他们的江湖地位，成为了南京地下摇滚的传说。
摄影来自微博“戴青龙”
如同大家在三月唱起《米店》，在春分时转发《春分》，在九月时聆听《九月》，独立乐迷们在冬至最重要事的不是吃饺子，而是在朋友圈分享他们的《冬至》。
二十多年来，这支神秘的乐队只出过一张专辑，两首单曲。
故事起源于1997年的某一天，南京“地下音乐教父”吴宇清打给乐队主唱董海洋的一个电话：
“你的歌好，我要在摇滚电台放。”
“你放啊。”
“你乐队叫什么名？”
“还没想好。”
吴宇清逼问：
“我今天晚上就要放。”
“真没名字，你别逼我。”
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一台巨大的钟，九十年代带布谷鸟猫头鹰的那种，指针停在了七点四十几分。
“就叫七八点吧。”
“操，太牛逼了。”
那一年小海洋还不满二十岁。
乐队早年演出
这支名为七八点的乐队，歌曲像名字一样潦草，但也就这样潦草了二十多年，如同我们年轻时被虚度的光阴，匆匆过了。
今年的7月8号，他们发行了新单曲《此去南京三千里》，歌曲中他们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你晒心事，我晒被子。”
他们重新开始歌唱，人至中年，他们身上保留的野蛮、冲撞和歌声中粗糙的沙粒感，让我着迷。
七八点的故事要从九十年代讲起，崔健来过南京几次。
鬼使神差的，乐队成员海洋、二毛、杜磊看了不同场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被迷得要死。
于是就开始各自弄琴，唱崔健，唱 Beyond ，唱齐柏林飞艇还有披头士。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几个荷尔蒙爆棚的年轻人挤在南京大桥饭店的地下室里排练。
后来电声乐器太吵了，他们自己又找到了一个防空洞，防空洞的租金又比较便宜，于是就搬进了防空洞里排练。
那些洞很深，回声极大。
里面是一间又黑又潮湿的房间，房间里塞着身体，吉他和鼓，一盏昏暗的灯荡在头顶。
洞中巨大的声响使队员们无法听清彼此的声音。
防空洞里冲撞回响的巨大音浪使他们在某些时刻遗忘了成年世界，忘记了校园，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只记得自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个穿着白背心，散发酸味汗水的年轻男人，所有无处发泄的力量，都像没有目标的导弹一样爆炸在防空洞里。
常常一场排练下来，两耳轰鸣，如同飞机绕着头顶转，什么也听不见。
1997年-1998年，他们和P.K.14还有南京其他几支乐队，塞满了南京各个角落的许多防空洞。
上个世纪的南京，小偷还不是一种濒危职业，他们经常撬开防空洞的铁锁，偷走贫穷乐手的吉他。
彼时教父吴宇清出场，他在南京的诸多防空洞之间来回奔波，想把这一切记录下来。
董海洋说他不想录，说自己的吉他弹得很差，唱歌也不会唱，太TM业余。
吴宇清就反复说他来当指挥，权当日常记录。
但由于技术实在太烂，不是吉他错了就是鼓不对，一首歌唱了二十遍。
反复如此，他们录下了防空洞里那些珍贵的声音，做成了专辑《南京地下音乐记录97-98》，吴宇清在引言中写道：
“谨以这些录音纪念97到98年的冬春，那个季节我们在城市的防空洞中用大音量取悦自己在如意里三号三楼用片刻的黑暗来释放快感，从鼓楼走到新街口寻找和我们一样随便但硬如铁的石头，在南师大破坏最后一丝自尊时发现进口乐器并不比国产的强多少,在扬州的里澡堂用理想来唾骂VCD主义,在中山陵边的幼儿园里制造令人心碎的噪音。
那一瞬间我们看清自己
那一个季节我们多次死去又多次醒来
那一个冬天我们是石头城里最可爱的儿童。”
封面是蒙克的《嚎叫》，背面印了一个logo，是一个生病了的孩子，躺在婴儿车吊着盐水，意思大概是录歌的这群人还是一群长不大的病孩子。
在那个连盗版商都想转行的年代里，他们全完没指望专辑能卖钱，更没指望为中国移动的彩铃业务做贡献，自娱自乐罢了。
南京街头，热河路涂鸦
录好的磁带摆在南京大学的门口卖，一盒要价五元，吴宇清说：
“不为赚钱，只想让诚心要听的人，花这5块钱买回家去。”
可惜的是，七八点的乐队生命很短，成立于二十世纪末，消散二十一世纪初。
他们活跃在1997到2001年，短短几年，除几首质量不佳的Demo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随后销声匿迹。
抛头露面的几年里，不断有唱片公司找到董海洋，想单独跟他签约。
因为他坚持要签就签整支乐队，最后屡屡谈崩，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作为一支乐队正儿八经生存下去。
南京街头，热河路涂鸦
在此期间，董海洋跟着心爱的姑娘去了澳洲，以为摇滚乐的尽头就是这一段阳光明媚的爱情。
不过后来和女朋友谈崩了，又和学校的老师打了一架，最后退学回国。
南京街头，热河路涂鸦
他回到南京，打算继续搞乐队。
可曾经的乐队成员，或者离开，或者有了正式工作，都步入了正常的生活。
2003年，他离开南京，先是在麦德龙工作，之后辗转漂泊在沈阳、青岛、上海、成都、厦门。
2008年的某天，吴宇清拉着P.K.14的主唱杨海崧一起，找到董海洋，逼他把之前的歌拿出来出专辑。
可他一直拒绝，说都是一些“未完成的歌”，完成度只有“百分之五六十”，“只是把想法录进去了”。
为让海洋同意，吴宇清骗他说是录出来是给一部自己拍的电影用作原声带。
南京乐队“八眼间谍”的专辑封面。2009年秋天，吴宇清和杨海崧在南京颐和路
终于他答应，准备把Demo拿出来重新制作，吴宇清说不用，就这样发。
七八点乐队的作品录音对于正儿八经的唱片公司来说，只算是一些残次品。
直到专辑发行，他本人都觉得“惨不忍听”。
人们得对着歌词，耳朵使上劲才能听清楚。
当时这张假的电影原声带做出来，电影却见不着影，七八点很生气，因为：
“封面那么丑！制作还那么差！”
专辑封面
最终专辑《屋顶上的猫》出生了，骂骂咧咧的。
可就是这样一张瞎××录、瞎××弹的独立出版专辑，却被乐迷们视为地下宝藏，口口相传，化为经典。
那一年，七八点已经停止活动将近七年。
大家都以为七八点会继续做音乐，然而董海洋只是不停写着小说，关于音乐，他再一次保持沉默。
做乐队的时候他的状态极不好，老打架，还故意从楼梯上摔下来。甚至有段时间完全不能开口和别人说话。
再后来，他想离音乐远一点。
七八点乐队
2010年，苹果公司看中七八点的歌，邀请他到苹果工作。
于是他去了重庆，自此便呆了下来，成了一名成功的经理人。
期间他还学了佛。
2017年，教父吴宇清从28楼一跃而下，董海洋当然不相信他死了，不停地打他的电话，打不通，再打，还是不通。
吴宇清
后来他从重庆回到南京。
2018年，据说南京李市民不停地找他们，于是不喜欢演出的七八点乐队参加了2019年在欧拉举办的“洗心革面”跨年演唱会，杨海崧给他们打鼓。
2019年，欧拉艺术空间Livehouse”洗心革面“跨年演唱会
2020年他重新凑齐了七八点，发行了单曲《电台天书》，以此纪念“免费使用”多年的经纪人、制作人，摇滚电台DJ，管吃管喝的摇滚江湖老大哥，吴宇清。
《电台天书》
十二年一晃而过，他从重庆回到南京，现在南京的一家外企做管理工作，很忙，还生了女儿。
除了周六有空去南大的佛学院谈禅论道之外，偶尔还会去碟店淘些电影来看。
此时吉他手朱二毛可能还在南通，贝斯手杜磊考上了南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将要去北京工作。
有些人永远留在了过去，活着的人还得继续走下去，走着走着，摇滚乐也早已不再是生活的重心。
我们不也是如此么？
2021年的元旦，乐队发行了《此去南京三千里》，歌词中这样写到：
“没来得及再见的朋友，拽一拽衣角代替握手。”
《此去南京三千里》
人至中年，死亡开始走进生活。
歌词中描述的是和往日时光握握手，还是在录音棚里想起了曾经吴宇清，不得而知。
那就谈谈音乐，谈谈那一张被哄骗着诞生，又意外成为传说的专辑——《屋顶上的猫》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七八点的音乐，那就是粗粝感。
在音乐上他们是粗糙的，不光是在录《南京地下音乐记录97-98》的时候一首歌录了二十多遍，听他们所留下的其他的 Demo 作品时也能感受到。
但他们的感官开放，吴宇清说，他们的歌词像原始的石头一样稀少。
《电台天书》
比如《冬至》：
“我看见整座森林，寂寞地长在你凝视的眼睛里。”
我仿佛看见一个受够了单相思，决定重新向前看，向前跑的人。
冬至到了，最冷的一天之后，天气回暖，一切都可以重头来过。
高潮时，电吉他响起，决断般的扫弦斩干净了情丝。
“你挡住我了”这句在高潮处重复，像是一片叶子对整个寒冷冬季的控诉还有希望自由飘飞的呐喊。
情绪像寒冷冬日里的火，内心的炽热融化着胸口的冰霜。
比如《快》：
歌词简单，粗粝又真诚，一个又一个“快”字的破音，听得我眼泪刷刷做着自由落体。
是不是太快了？能不能慢一点，如果跟不上时代的脚步，那请抛弃我，别打开我。
2019年，欧拉艺术空间Livehouse”洗心革面“跨年演唱会，杨海崧与七八点合唱《快》
比如《幸福》：
大雨中，年轻的乐手闭上眼，妈妈辛苦规划的明天，比玩摇滚的理想远得多。
由此带来的苦头躲也躲不掉，只能说服自己，妈妈说的幸福，或许就是幸福吧？
这让我想起另一首歌，岛屿心情乐队唱给父母们的《8＋8》：
“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难过？”
如同《屋顶上的猫》：
“那是夜的鸟，丘比特的脚。”
整首歌曲的背景音都是嘈杂的街道，喇叭声，车轮的行驶声，三轮车的刹车声，陌生男人的笑声。
简单的哼唱配上简洁的钢琴，画面感极强的音乐带着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南京行进。
看着飘落的梧桐，垃圾，和各式各样的杂货店。
摄影来自微博“戴青龙”
这是乐队成立创作的第一首歌，音乐响起，身体不由自主地随着简单而强烈的吉他和鼓点摆动。
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身体中的能量像一座坍塌的煤矿，暴雨已经无法熄灭热情，期盼的是一场台风，好在风中跳舞，唱歌，打发生命。
比如《在屋顶上》：
这首作品没有歌词，不急不忙的钢琴像和一位老朋友穿行在宽大的梧桐树叶的阴影中。
冰棒待在厚棉被包裹着的自行车后座上保温，道两旁的树木高大，阳光始终穿不透窗户。
走着走着天空中飘下雨来，和淋湿了的小狗一起在屋檐下躲雨，和朋友抱怨一下这连绵不绝的黄梅天。
发霉的木头气息从屋里传来，电视机里播放着杨德昌的《一一》，年轻人安静下来，需要思考，需要午睡。
南京街头
再比如《我所拥有的时间》：
听得木马乐队也坐不住了：
浪漫是什么？浪漫就是就算我没有时间，没有爱情，可我的心里永远住了一只知更鸟。
距离《屋顶上的猫》被创作出来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即使是放在2021年的今天，它依旧具有巨大的可阐释空间。
这就是一个作品的生命力，它的力量强大到足以穿越时间，随着我们一起生长，七八点的歌词，粗糙而赤诚，打进了每个人的生活里。
你能很明确地感受出来，这就是一支在南京土生土长乐队。
乐队没有江南的潮湿，没有西北的粗犷，没有南方的舞步，只有一根烟囱，插在生长于平原山峦之间的南京，他们甘愿做落寞皇城脚下的几个小市民。
音乐中的海洋是一个敏感、忧伤的人，一如他喜欢过的顾城、张楚。
他像是一个从家和学校逃出来的孩子，之后不断发现逃出来后的世界依然无法让他满足，摇滚乐依然无法改变这一切。
乐队早年海报
这使得七八点的歌词相比P.K.14更好理解。
但这并不等于七八点的歌词浅白庸俗；恰恰相反，它们很有诗歌的味道。
诗意的词与轻松摇摆的曲结合得相得益彰，随性的野蛮生长中藏着细腻的小心思，像极了城市青年的世俗青春。
回顾他们的创作经历与人生经历，我有一个疑问：
要是当年七八点更加认真，花更多的钱在制作上，也换上了好看的封面，更加精致的《屋顶上的猫》还会受到像现在一样的推崇吗？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一切都工业流水化生产的社会，绝不会再有第二张《屋顶上的猫》诞生了。
七八点乐队
七八点乐队对“乐队”这个身份也不太在意，比起伟大的摇滚明星梦想，乏味但诚实的生活似乎更顺理成章。
他们甚至讨厌现场演出。
几首DEMO足以让他们变成一个偶尔可以提起的传说，这就够了。
他们觉得，到此为止吧，挺好。
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是外企员工，是律师，是经理人，是嘴边会挂着“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那群人。
看他们现在的长相，像不像你的高中化学老师？
年轻时的激情迸发之后选择了回归生活，听妈妈的话，金盆洗手。
二十多年来，他们用纸包着火，吴宇清自上而下朝他们吹了一口气，生活便又熊熊燃烧了起来。
二十多年，即使音乐的发动机已经沉寂许久，可他们的油箱里还有油。
依旧是粗糙的失真吉他，依旧是简单的鼓点，丝毫没有唱功的歌声裹挟着波涛汹涌的回忆，把我轻而易举地拉回九十年代的南京。
继承不知经过多少手的书包，永远想泡隔壁班的妞，老师会打人，32路还是穿过挹江门。
摄影来自微博“戴青龙”
戴上耳机，他们的这种能量，让我以为自己还是那位弹着吉他的少年！
当这座城市脏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时候，当爱的人被抢走的时候，没关系，我知道自己还有音乐，还有时间，我还是那位弹着吉他的少年。
他们在豆瓣上留下了如下的乐队简介：
“七八点乐队是一只湮没在南京的乐队，成员是热情血性的北四杜磊，矛盾着旋律着的基塔朱二毛，敲打青春的王羽中和继续拷问着美利坚的小谢，短暂而必然的溜弦琴老羊，还有老是躲也躲不掉的念诵者海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歌。”
七八点乐队与好友
长大之后，好像每个人都同时过着两种生活，一种生活给别人交代，一种生活给自己交代，就像停完车上楼之前的那一根烟，就像是有双重身份的间谍。
人生总是聚少别离多，当他们短暂地聚在一起，像当年在防空洞里一样扯着嗓子歌唱，也挺好。
继续弹吉他吧，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