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的一些观点有问题

本文原本是打算回复林教授的文章《中国经济能否维持快速增长，实现知识分子和李约瑟关心的中国复兴？》（https://www.guancha.cn/LinYiFu/2021_10_12_610415_s.shtml），因字数超过限制，不得已单独写。

　　我认为，林教授这个文章的一些观点是存在问题的。但在我表述观点之前需要先作个声明，我是经济外行，不可能有资格从经济专业角度去评论，我说林教授的观点有问题，是从哲理和逻辑角度说的。

　　林教授的有问题观点是：

　　１、解释中国之前没有工业革命，认识深度不足。

　　林教授的思考到科举制这样具体层面就中止了，没有继续深入到哲学深度上去，对问题的解释就有些表面化。

　　我认为，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国人在哲学上的一个被自然地理因素所赋予的原初错误：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之间采取了一种不均衡的态度，过于偏重直接具体实践，同时又偏废远离具体的理论思维。不管我的认识怎样，林教授的认识没有深入到这一层次上去总是有问题的。

　　中国与西方竞争败北的起点，至少是古希腊思想的诞生，而不是工业革命。双方给予认识（特别是理论思维产生的认识）地位的不同，是不同道路的分水岭。我们没有西方人（其实那不是西方，而只是硬被西方认作祖宗的被西方毁灭的古文明）那样重视认识，尽管西方人的哲学观念里也是另一极端的不均衡。西方反超我们花费的时间太长，是因为他们的起点低得多，追赶效率也十分糟糕（至少，他们曾用黑暗白白折腾掉了中世纪一千年以上）。工业革命不是起点，而只是重要的中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后，表面化的差异和分化更清晰，但背后的根源早就存在和发酵很久了。

　　把我们的失败归咎于科举，哲学上是把成败完全归于偶然，而掩盖或无视背后真正的必然性。我们至少该问，为什么我们能始终接受科举，为什么别人不这样，这背后的必然因素有哪些。

　　这种深度不足的认识之下，不仅解释不好历史，也导致认识不清现实中的问题。我们现在给予认识（特别是基础理论性的认识）的地位已经正常了吗？我们接受了西方认识中的正确部分，也掌握了用现代科学的思维去处理实际问题的办法，但我们依旧没有给认识以应有地位，依旧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够均衡，只不过我们有整体上更高效的组织能力，也更有规模，这些我们的对手们恰恰是弱点，我们可以仰仗这些战胜对手，但未必能应对未来对手间竞争之外的危机与挑战。

　　２、对文明最根本的发展方向认识有问题，有迷恋“市场正确性”倾向。

　　文明的最根本发展方向是反自然的，或者说，无论我们任何阶段多么依赖某些外在的东西或机制，比如市场，我们的文明始终是进化发展中的有序系统，这个系统的构建，虽然也离不开那些东西的暂时支撑，但真正构建好我们的系统的，最终只能是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自主创造积累——我们不仅要自主创造具体的一切，也要创造和设计我们系统的所有运转机制。而这种自主创造，就是在做反自然的事。倘若有序系统不走反自然的方向，物理规律决定了这最终总是死路一条。

　　计划经济是基于错误认识的产物，它当然不是正确的反自然创新，因而应该一去不返，这不需要讨论。但市场，却是个自然产生的外在机制，这个机制至今为止都有极高利用价值，但也有难以接受的负面后果，这后果可不仅是林教授所说的“为经济快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我们过于迷信市场的错误还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在我看来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市场才是正道，总是正道，我们只需要负责应对处理市场失灵的领域和时刻。

　　但在我个人看来，市场只是我们现在必须依靠，但最终肯定会是被征服的对象，我们从未搞过市场经济，而一直是在践行下一代经济模式的创建，这个新模式的起点很像市场经济，但未来肯定会与市场经济渐行渐远并最终分道扬镳，我们绝不能只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或者在出问题时再监管、调控，而是要始终抱着主动创新的态度去不断改造现有运行机制，发现、研究、解决问题还不够，还必须预判、预防问题。

　　我们现在说我们“是市场经济”，但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有重大差别的，这个差别，让我们从落后、贫弱走向先进和强盛，而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即使在他们依旧拥有霸权的时候。如果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或总是主导性的，这种实实在在的中西差别对比，就很难解释通。

　　对此，我的解释是，西方是，但中国却不是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以有序系统的构建和进化为根本目标的，西方的则不是，这是根本性地差别，而这种根本不同导致了双方具体的调控、监管的差异和及命运的差别。

　　３、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错误。

　　所谓“后来者优势”，肯定是个错误概念。我们是后来者，但难道印度、穆斯林世界、拉美、美国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等等，他们都不是？倘若承认他们也是后来者，但所谓的“后来者优势”还远不足以保证他们能成本不是很高地发挥出来，那么这就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我认为这里产生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所谓后来者，而是一个文明构建有序系统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个综合性的东西，党组织建设、长期的教育发展、工业基础建设、文化、民族的认同等等都包含在内。这些因素里，中国有优势的，不但其他“后来者”没有，甚至西方国家自己也可能没有，这是我们快速发展和反超对手的真正关键的东西。倘若我们只有后来者身份，或者我们对西方没有足够多优势，那么我们再怎么努力，最好结局就是我们无限趋近但永远落后于我们所追赶的对手。

　　对于前三十年，林教授的认识显然有问题。工业体系建设的意义在林教授眼里应该不那么重要，但却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基础，这种基础性的建设，尤其是在国家没钱的时候，是必须依靠市场之外因素完成的，“比较优势”和“后来者优势”都不可以去解释。中国前三十年，林教授所认为的尚未“走上正确的轨道”，恰恰是那时我们做对的事——我们做对了，而别人，比如印度，恰恰没有。不仅如此，包括后四十年及未来在内，都始终会有必须用非“比较优势”眼光去看待的事要做，这些事更需要我前面所说的“自主创造”。当然，林教授的看法，自然少不了和早年的经历有关，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这也绝不能只取决于“中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差距大，有现成的平路可走，这可以导致高速增长；认识上有重大突破，也一样可能引发高速增长，就像西方历史上曾经历过的一样，而这一事实恰恰也是被林教授自己在本文中所明确表述过。林教授结尾处的相关表述，是把未来绑定在了历史的延长线上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