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和良心，慈善基金会的两面

【本文整理自《科学》杂志，转载请注明来源】

杜蕾斯投资了纸尿裤生意，我们管这叫风险对冲。那，如果一家致力于减少全球气候影响的慈善基金会投资了船用燃料生意，你觉得这该怎么定义？

近日，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 Private research funders court controversy with billions in secretive investments 》（数十亿暗箱离岸投资，科研金主-私人基金会两面派作风引发争议）的文章。

在看完了1340万份文件，采访了各大相关人士后，《科学》杂志惊奇的发现，世界上有名的慈善基金会们，在政府免税的前提下，不仅依旧利用离岸基金账户投资赚钱避税，并且还投了石油、烟草这种与其宗旨完全相悖的项目。

01.避税

我们一点一点的说啊，先从免税避税这件事说起。

富有的个人和机构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这种事，比如将资金存入瑞士银行闻名的匿名编号账户之类的，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屡见不鲜。然而，近几十年来，离岸投资的受欢迎程度和复杂性大幅上升。一些小国，比如开曼群岛、百慕大和马耳他，通过承诺保密、宽松的监管和低或不征收利润税，已经成为了离岸避税天堂。

根据相关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截止2014年，至少有8%的全球金融财富，约7.6万亿美元的资产投资到了离岸天堂。这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合法的避开至少1300亿美元的美国税款。而这些离岸资金的非法逃税行为又能至少带来350亿美元的非法减税。

慈善基金会们，因为所从事的活动通常与公共利益挂钩，所以各国政府通常会免除其大部分税收。但基金会们依旧热衷于离岸投资避税。为什么呢？

在美国，许多基金会将减税视为对捐款人的责任。就好像是公司的董事会那样，基金会有责任最大化“股东”们的价值，比如尽可能减少纳税额。”

不过，也有基金会人员表示，由于税收负担已经很低了，所以基金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其实考虑更多的是其他因素，比如，监管程序。罗伯特•伍德•约翰逊(Robert Wood Johnson)首席投资顾问埃德蒙•吉苏(Edmond Ghisu)表示，对于投资者公开资料，离岸避税天堂往往只有最低限度的要求。

对于基金会而言，这省下了不少功夫。但是，对于监管而言，这就是一笔笔无从查起的账。

再加上，这些离岸投资活动几乎是各家基金会的最高机密，所以外界也很难知晓具体的资金动向。不用说监管了，就是监测都是个大问题。

这一次，《科学》杂志通过合作的机构几经周转拿到了《天堂文件》。

（天堂文件：2017年11月5日由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曝光的1340万份机密文件，牵扯到众多知名公司的离岸利益。）

通过纳税申报表和财务报表，《科学杂志》调查了世界七大慈善基金会，虽然有数据并不完整，但保守估计，在过几年里，这7家公司将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转入境外离岸账户避税。

主要的发现如下：

基金会创始人和慈善专家们对此解释道：离岸投资可以帮助这些慈善机构履行受托责任，在培育捐赠基金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但这一套说辞并不被业界所接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Gabriel Zucman表示：这些在避税天堂有投资的基金会要知道，他们正与罪犯、逃税者和贪官们同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表示：这些基金会在助长这些非法行为

02.风险对冲

抛开税收问题，我们来聊聊开头段话的后半段，伦理问题。

​2016年，香港大学和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关于烟尘对健康构成的威胁的研究，引起了业界的巨大反响。这份报告针对香港老年居民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结论表示，与呼吸更清洁空气的人相比，那些暴露在高浓度雾霾中，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微小烟尘颗粒的人更容易死于癌症。

这么一项长期项目的耗费肯定不是少数，但所幸这项研究得到了惠康基金会的资助。这家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慈善机构之一，坐拥着293亿美元的资产。在网页上，它们强调说：“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卓越的研究，并发展全球合作，以推动变革。致力于构建健康且环境可持续的城市。”

但是呢，这家基金会并没有告诉人们，它们每年经手的12亿美元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对企业的投资。而这些企业导致的环境问题，和这个慈善机构所想要解决的环境问题，恰好一致。

在针对香港的研究发布前，这家慈善机构通过开罗群岛的离岸投资基金，成为了瑞士瓦罗能源公司的投资者。而瓦罗公司的主要产品之一是船用燃料：一种廉价的、含硫的炼油残渣，是烟尘污染的主要来源。研究人员估计, 从船堆中滚滚而来的颗粒物每年导致25万人过早死亡。

人为财死。即使是慈善基金会，员工也是要吃饭的。所以通过离岸基金来避税，实现收益最大化也算是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这一些海外投资，可能会使得基金会们使用各种手段影响、阻挠、甚至直接否定一些科研项目和研究。

就像是20世纪60年代，糖类财团操纵科学将肥胖、心血管疾病的“黑锅”甩给胆固醇那样。

诶，就有人说了。虽然通常情况下，选择投资的是基金经理，而不是基金会。但基金会可以否决某些类型的投资啊。比如，罗伯特•伍德•约翰逊(Robert Wood Johnson)基金会就说了，他们是不会涉及与枪支、酒精或烟草有关的投资。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纳税申报表明，自2014年来，该基金会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由GSO Capital Partners管理的开曼群岛基金，而GSO最喜欢投资的公司就包括博彩、烟草、武器、酒类等公司。

顺带一说，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2015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贫困，是造成疾病和短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基金会的离岸投资在最大化收益的同时，大规模的避税实际上将税负从富裕人群和大公司转移到了中产阶层身上，政府税收减少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减少，并最终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还有啊，上文提到的惠康基金会，在发给《科学》杂志的声明中，表示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会将环境问题放在首位。并且，其投资利润会为包括全球变暖等项目提供良好动力。

然而根据《天堂文件》，这家基金会心心念念的环境问题并没有阻止它们对化石燃料公司进行大规模、持续的投资，比如长期被骂破坏环境的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德州斯伦贝谢。

惠康一直拒绝从这些公司撤资，并称这些投资是影响企业行为的杠杆。与这些公司合作，将增强它们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承诺，比撤资更有效。

虽然惠康拒绝说明它是如何与这些公司合作的，也不愿透露合作的效果。但是吧，离岸能源基金的结构往往就是为了让所有者免受公司行为的影响。

说到底，慈善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就已确定其公益目的或特定目的，法律有必要依据基金会的设立目的来衡量其各类行为的相称性。

然而离岸基金的不透明性却正好给了这一类慈善机构搭建了一个完美的保护罩。更甚至，这些慈善投资者们自己都不知道离岸基金把钱花哪了。在某些离岸项目的合同中，投资者通常对基金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法律责任或义务”，也没有义务核实基金实际上是否将其资金用于计划的投资项目。

捐赠者、赠款接受者和公众更很难确定离岸投资是否和基金会所支持的目标相违背。

那么，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科学》杂志表示，既然更改当地法律很难，那不如“自下而上”，说服基金会内部先进行改变或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2016年，惠康基金会的 Danny Truell（于去年退休）赚了580万美元，罗伯特基金会的O'Neil 赚了180万美元; 去年，霍华德 基金会的Landis Zimmerman 赚了300万美元。

你猜，“良心”和“道德”在这个慈善世界里，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