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听雪：刘伯承元帅的军事才能有多高？你不一定了解

今日（10月7日），是刘伯承元帅的祭日，特转发这篇文章以纪念刘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刘伯承排名第四，位居朱德、彭德怀、林彪之后。有人就不服了，那朱德当过红军总司令，彭德怀当过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抗战时期二人是八路军正、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副总司令，历史地位无法超越。林彪排到第三据说主要是凭战功，而刘伯承的战功就不能说比林彪差多少，论起军事生涯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富性来说，更是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刘伯承会排林彪后头？其实还有不服的。谁呀？贺龙。当年在授帅名次确定时贺老总私下就有了议论：南昌起义时我是总指挥，刘伯承是协助我制定军事计划的参谋长，林彪不过是叶挺手下的一个小连长，凭啥都排我前头？

实际上贺老总与刘帅的拥趸还真不必着急。1955年授衔的元帅排名，却是以1954年重新设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人员排名为标准的。当时新军委人员的排名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12人中，除毛泽东、邓小平外，其余人便成了十大元帅，名次也顺延排来。刘伯承之所以排到第四位，主要原因是根据52年军队干部定级的9等21级，朱德、彭德怀、林彪排在一等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之列，后边的刘伯承等7人排在二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和军委委员级之列。按照这个标准，刘伯承当然要排在林彪之后。至于剩下7位元帅的排名，除了级别职务外，才是资历、贡献、战功等其他因素。与刘伯承相比，贺龙的军事生涯显然要略逊一筹，排在刘之后也不需要有多大抱怨。

刘伯承有几个流传较广的外号：一个是“军神”，两个是意思差不多的“独眼龙将军”、“刘瞎子”，还有一个叫“当代孙武”。仔细论起来，前三个外号实际上都与同一件事情有关。

1916年初，刘伯承率领川东护国军参加蔡锷发动的护国讨袁战争。在3月20日指挥部队攻打四川丰都县城时，不幸头部和右眼中弹负伤。由于伤情严重，刘伯承不得不隐瞒身份潜往重庆治疗。在重庆临江门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中，刘伯承接受了两次眼部手术。以下是陪伴刘伯承前往就医的王尔常先生之现场目击记录：

“第一次手术只是割去腐肉，理顺血管，费时尚不久。数日后阿医生自德国为将军配制之假眼带来时，伤眼重生腐肉，较前尤多，乃动二次手术。更因须配合假眼，故二次手术历时近三小时。当时将军（即刘伯承）拒绝施行麻醉，曰：‘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损及神经？’阿医生既系名医，骄傲自大，又秉军国主义恶习，不素对病人有畏痛呼喊者，每打骂随之。将军在第一次手术中即安然稳坐，阿医生已连连点头，口称‘好！好！’二次手术为时既久，将军仍肌肤不跳，面不改色。包扎既毕，阿医生见将军手捏之椅柄已汗水下滴，诧曰：‘痛乎？’将军笑曰：‘些须七十余刀，小事耳！’阿问曰：‘何由知之？’将军曰：‘每割一刀余暗记一数，定无误也。’……昔华佗之疗关羽也，服以全身麻醉之‘麻沸散’，仅施刀于臂耳。将军两次疗伤，余皆亲侍左右，目睹其沉雄坚毅，令西医瞠目，军国主义都咋舌，非超关羽千百倍乎。”

正因如此，德国医生在术后惊叹地称赞道：“这位刘明昭(刘伯承的化名)不仅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个军神！”

以上便是关于刘帅“军神”外号来历最为公认的版本。后面的“独眼龙将军”、“刘瞎子”，乃至“半个军事家”，都是缘于刘伯承只有一只眼睛。在四渡赤水后过金沙江时，红军抢占了三个渡口，但其中林彪、彭德怀军团控制的两个渡口既没船也架不起桥来。当时后面有几十万敌军正在追上来，形势非常危急。关键时刻，时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指挥中央纵队在皎平渡抢到了两条船，一举偷渡成功，尔后又缴获四条船，这才保障了两万多红军用6天6夜从皎平渡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当时毛泽东兴奋地称赞说：四川人称刘伯承就是一条龙下凡，还是条“独眼龙”，天险长江怎么能挡得住龙呢！这不，“独眼龙”的版本也有主席一份。

至于“当代孙武”的外号，有说是蒋介石起的，也有说是毛泽东起的，暂无一个确定的版本。不过，毛泽东喜欢称刘伯承为“孙武”，这也是党内军内很多人都知道的。孙武是中国古代著书立说的大军事家、大谋略家，被后人尊称为“兵圣”、“孙子”，其历史地位自不用说。刘伯承能与孙武挂上，无论如何都是崇高的荣誉。就军事实践上来说，刘帅在数十年军事生涯中沙场百战，神机无常，胜绩不可凡数，这是国内外军事学界所公认的。相比于孙武一生中除了与伍子胥率吴军破楚，五战五捷，攻入楚国郢都外，再难找更多的军事指挥记录，刘帅是要胜出一筹的。而就著书立言来论，刘帅虽不及孙武留下了《孙子兵法》那样辉煌夺目，却也在一生中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他编写的军事教材曾教育培训了一代共和国高级中军官和部分越南军队将领，这个事功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更为难得的是，刘帅一生律己甚严，品行端庄，淡泊名利，虽为铁血疆场之军人，但常怀悲天悯人之执念，因而德高望重。朱老总就曾赞誉他为：“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应该说，刘帅是孙子兵学精神在两千年之后的一名合格继承者。

关于刘帅是怎么看自己“当代孙武”这个外号的，笔者并没有见到有关资料予以披露。不过，在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有一个片段，倒是非常传神。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冒雨从豫西赶到河南柘城地区的中野前方指挥部，与政委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兼华野司令员陈毅会合。

寒暄未久，邓小平便开门见山：“司令员来得正是时候，今天凌晨3时军委来电，不到一个小时，又加发了一份急电来。两封电报末尾都有‘越快越好，至要至盼’这个话，要我们……”

陈毅：“哦且慢且慢，我们让伯承这位当今孙武猜上一猜哟。一连两份电报，要我们干啥子？”

刘伯承：“你这是在将我的军呢，我怎么好胡乱猜测呀！猜错了，不是丢我们中国武圣人的脸嘛（众人大笑）。（略一沉吟）啊，我想，是要我们即刻攻占宿县。”

（邓小平微笑点头）陈毅：“是啊，我们和军委都想到一起了，都瞄准了这个锁钥重地……”

刘伯承在年轻时候便以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而著称。他相继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和川、滇、黔军阀间的内战，执勇当先，连建奇功，曾被贺为“千里转战，凌厉无前，乘胜追锋，奏此奇捷，劳苦功高，至堪佩慰”，因而30岁时就有了“川中名将”之誉。朱老总在滇军中任职时，也曾在1920年的“靖川战争”中与刘伯承率领的川军对垒，结果被刘伯承打得大败。后来朱老总和刘帅都成了我军高级将领，有时摆起龙门阵来也会端出此事引为笑谈。

刘伯承一生曾9次负伤，全身战创十多处，多数重伤都为参加革命前所负，可见其冲锋陷阵之勇猛。叶剑英后来就写诗称赞他“遍体弹痕余只眼”，殊为形象。南昌起义的时候，刘伯承被任命为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负责制定起义的军事计划。起义失败后，刘伯承被中央派到苏联学习军事，先进了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刘伯承从身先士卒的“破阵将”逐渐转变为了参谋型统帅，日益显出了儒将风范。为了学习先进的军事理论，刘伯承36岁开始学俄语，痛下苦功，“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左权非常钦佩刘伯承的毅力，后来的战争年代中就经常拿刘伯承学俄语的事来作为励志范例。回国后，刘伯承在多年的戎马倥偬中坚持翻译苏联军事资料，著述甚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拍入了电影《大转折——鏖战鲁西南》中的《合同战术》。

近年来有些后人批评刘伯承不务正业，不学林彪天天总结念叨“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的战术，教部队打好仗，而总是整些以我军当时的条件远远用不上的“合同战术”、“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等，纯属无的放矢。实际上，这些人是大大冤枉了刘帅。我们先看看刘伯承在关于战术理论方面有哪些著作：

《当前的隘路战斗》(1935年10月31日)

《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1936年9月20日)

《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1937年12月27日)

《论游击战与运动战》(1938年3月)

《对目前战术的考察》(1939年8月22日)

《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1940年5月20日)

《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1941年10月16日)

《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1942年3月)

《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1942年8月)

《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1943年7月7日)

《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1943年7月27日)

《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1945年9月5日)

《上党战役经验的初步总结》(1945年10月14日)

《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1945年10月17日)

《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1945年12月1日)

《陇海战役主要经验总结》(1946年9月26日)

《定陶战役作战经过和主要经验》(1946年9月)

《鄄城战役的经过和经验》(1946年11月10日)

《巨金鱼战役的经过和经验》(1947年1月)

《敌前渡河战术指导》(1947年6月22日)

……

怎么样，够不够，就是一个《合同战术》吗？刘帅一生390万字的军事著述岂是浪得虚名！刘伯承性格好静，一生秉持军人习惯，嗜好无余，唯读书写字而已。因此，刘伯承勤于动笔，反复琢磨，不上升到经验总结的东西他一般不向部队宣讲。然而只要讲出来，就会雷厉风行，督促部队学习提高并不断总结。没有这两下子，彭德怀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岂会拿刘伯承“讲究战术”的事来训斥王近山等一干二野悍将？到了50年代刘伯承创建南京军事学院时，由于战役系中最重要的一门课战役法没有正式教材，他就亲自动手编写，整整7天7夜没离开过办公室。完稿后，刘伯承又亲自上台授课，继续打磨内容，最后才确定了教材。此事传开后，在军事学校学习的骄兵悍将们无不感动，从此传为佳话。

统帅就是统帅，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方面。还原一个历史人物，不是街谈巷议，人云亦云，那需要下功夫挖资料，出水才见两腿泥。

从苏联学成回国后，刘伯承先是在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接着被任命为长江局军委书记，领导中共长江局所辖的军事机构和红军执行中央指示；后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在这一时期，刘伯承主要负责对于中央指示和军委战略意图的贯彻，并不是一线领兵作战的统帅。出于在苏联学习正规化军事理论的惯性，刘伯承曾撰文批评了红4军中有“游击主义”倾向，实际上是批评了毛泽东等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后来，刘伯承也承认了错误，指出自己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刘伯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顶住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意见，主动撤围南丰，诱敌贸然东进，从而运动设伏，连续取得了黄陂、草台岗战斗的胜利，一鼓作气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刘伯承先后向总部建议于黄陂、草台岗地区准备战场，并精心制定作战计划，功不可没。

后来刘伯承认识到了军事顾问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错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甚至与李德当场争吵。结果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把他撤职降到了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长征初期的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重新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在此后的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四渡赤水等战役战斗期间，刘伯承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突围转战，终于渡过金沙江甩掉了追敌。直到1935年5月的会理会议后，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进军大凉山，才算是有了独立领军的机会。著名的彝海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体现了刘伯承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高超驾驭能力。抢渡安顺场，飞兵泸定桥，率红军右纵队在大渡河北岸连续奔袭，配合左纵队夺桥成功，显示了刘伯承的领军指挥雄风。其实，刘帅也是军政全才，只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从不显摆罢了。

抗战开始后，刘伯承被派去掌握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改编成的八路军第129师，由此成为了独挡一面的统军主帅。总的来说，刘伯承的指挥风格是判断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确定作战方向、集中兵力和把握预备队，在足智多谋、反常用兵方面尤为著称。仅从八路军出师山西初期的几战中，就充分显现了刘伯承的作战指挥特点。

在第115师的平型关大捷一役中，师长林彪三次亲临战场查看地形，选定作战地域，尔后与副师长聂荣臻确立作战决心，并集中全师2旅4团主力（不惜违背毛泽东、彭德怀关于集中一个旅作战的指示，只是后来因山洪断路只赶到参战3个团）于平型关地域，精心进行战斗部署。对于师、旅、团的指挥位置，部队的展开、预备队摆放，乃至机枪阵地的设置、作战节奏的控制等细节，他都一一过问，力求无虞。结果一战成名，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林彪的指挥特点，突出了一个“细”字。

第120师开赴晋西北后，为配合忻口会战，师长贺龙就将人马展开，命宋时轮支队出雁北游击迟滞日军，张宗逊、李井泉率358旅715团南下侧击忻口之敌，王震率359旅进至崞县以西配合张宗逊部行动，贺炳炎、廖汉生率358旅716团两个营去雁门关袭击日军交通线。贺龙不打折扣，舍得用兵，把手上的兵力都撒了出去。他对各部的要求就是：现在打得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在战术思想上要扭得快。同时要紧密联系群众，搞好侦察工作。结果宋时轮支队在雁北进行游击，于井坪镇、马邑、安荣桥、岱岳、平鲁、南辛庄等战斗中先后奏凯，歼敌数百人，收复平鲁县城；贺炳炎、廖汉生部打伏击两胜雁门关，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20多辆，一度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张宗逊、李井泉部出击南北大常成功，歼敌百余人；王震部在阳明堡以南设伏，歼敌300余人，毁车30余辆，一度切断了日军由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贺龙向来用人不疑，手下将领也极富作战主动性，在指挥特点上突出了一个“放”字。

刘伯承率第129师挺进山西后，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分别于正太铁路、邯长公路沿线展开游击战，袭扰迟滞日军的进攻。在此期间，先后指挥了著名的叠伏七亘村，再伏黄崖底、户封村与智算神头岭等战斗，斩获颇丰。在七亘村战斗前，刘伯承亲赴战场察看地形，周密组织战斗。第一次伏击战取胜后，刘伯承准确判断日军仍要从此处经过，遂决心采取兵法中的“叠伏”之策，于七亘村同一地点再次伏击日军，结果又告凯旋。两战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400多匹及大批弹药物资，取得了第129师出师以来继奇袭阳明堡战斗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之后，刘伯承指挥第129师继续在昔阳县东南的黄崖底设伏，歼灭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300余人，击毙骡马300余匹。为配合南下支援正太路地区作战的林彪第115师，刘伯承再次指挥第129师在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又歼灭日军第109师团一部250余人，迫使日军第109师团不得不改道北去。刘伯承指挥第129师在正太路沿线接连四次设伏，仗仗取胜，战果辉煌。对此，刘伯承称之为“重叠的待伏”。

在神头岭战斗前，刘伯承由于对国民党军队的地图不放心，就带着陈赓、李达及参谋人员去实地进行了勘察。结果发现实际地形与地图不符，日军必经的公路不走山沟走山梁，上边又光秃秃的埋伏不了兵，看上去根本打不了伏击。正当大家失望之际，刘伯承却提出就在这光山梁上打伏击。陈赓很快明白过来，也予以赞同。经过周密分析利弊后，他们决心仍在此处设伏，依托岭上路边国民党军队修的一些废弃工事，搞好隐蔽伪装，来一次反常用兵，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结果一个漂亮仗诞生了，歼灭了由此经过的日军第16师团、第108师团各一部，毙伤俘敌1500余人（日军资料称共战死399人，失踪8人，负伤40人，损失了314匹军马），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缴获各种枪支550余件，击毁敌汽车百余辆。战后日本的报纸上惊呼，说“这场战争是由支那一流的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所指挥的”。

从上述几战中可以看出，刘伯承足智多谋，能反向思维，反常用兵，指挥才能过人一筹。从中突出的指挥特点，是一个“活”字。

正因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具有不同的指挥特点，他们所指挥的战役战斗便也相应具备了各自的特点。林彪打仗唯恐兵少，好集中兵力打大仗，同时深思熟悉，算无遗策，轻易不愿涉险；贺龙打仗放得开，用兵忽分忽合，手下大将也各显其能多独挡一面，反过来说就是小仗多而大仗少；刘伯承也喜欢集中兵力打大仗，同时变动不拘，神出鬼没，具有很强的威摄性，令对手未战而先胆寒。国民党军将领就曾经指出，刘伯承指挥很不错，可惜的是手下的纵队不太能打。当然，能打不能打，实战是最好的试金石。从1945年9月至1948年8月三大战役开始前，在全国各战略区统计的歼敌战绩中，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前身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敌军13个半军部、44个半师部、103个团，居于五大战略区野战军战绩之冠。你说，能打不能打？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最先打出了漂亮的上党战役，开了第一炮。其后的平汉、陇海、定陶、巨金鱼、豫北、鲁西南等战役都打得不错，歼敌甚众，显示了刘伯承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卓越才能。其时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歼敌战绩紧随晋冀鲁豫野战军之后，这还主要靠粟裕的异军突起，但直到淮海战役前也未能超过刘邓所部。至于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还有聂荣臻、徐向前指挥的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歼敌战绩都被刘邓和陈粟部远远甩到了后边。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邓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牺牲小我、呼应全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经过在大别山地区半年多的艰苦转战后，刘邓所率野战军主力受到很大削弱，已减员过半，重武器丢光，部队作战能力大不如前，成为了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支战力大幅下滑的野战军。不过，刘邓部的艰苦奋战还是成功呼应了陈粟、陈谢两路大军挺进中原，互相呼应，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将战争彻底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赢得了战争主动权，基本达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预先设想的战略目的。到了后面的淮海战役时，由于攻坚能力弱，刘邓的中原野战军只能给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打了下手，歼敌数量仅占整个战役全部歼敌数量的五分之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双方主力兵团进行殊死决斗之时，“神机军师”刘伯承也只能咬紧牙关“顶硬上”了。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刘伯承决心“瘦狗拉硬屎”，使出浑身解数指挥部队与敌军斗战术，斗技术，斗意志，这种狠仗在刘帅的一生中也不多见。邓小平更是有魄力，放话说即使中野全打光了，其他兄弟部队照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最后在粟裕抽出华野几个纵队的协同攻击下，终于硬生生吃掉了黄维兵团。过长江后刘伯承指挥起来就是顺风顺水了，西南战役一下就包了国军90万，作战之顺利还出乎了刘邓二人的意料。整个解放战争中，二野艰苦奋斗，共歼敌230万，位于三野后排在各大野战军战绩第二位，可谓是实至名归。

在多年的统兵作战中，刘伯承做到了进攻凶狠，撤退迅速，料敌准确，时有巧思，在控制作战规模方面亦很有独到之处。因此，在与强敌临阵对决时，刘伯承很少有打得狼狈混乱的战例，小胜可以打成大胜，小败能够迅速转身，这是刘帅独有的功夫。陈毅对刘伯承非常推崇，曾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赞誉。

刘伯承和邓小平被称为是黄金组合，有刘邓不可分、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之说。从1938年初在第129师中开始搭档，直到1950年末于重庆分手，一起共事战斗12年多，可以说结下了很深的战友情谊。二人一个负责军事指挥，一个负责政治工作，一个举轻若重，一个举重若轻，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实为军中佳话。就如粟裕几十年一直称陈毅为军长一样，邓小平也在十多年里一直称刘伯承为师长。邓小平后来对此解释说：“我称呼刘伯承同志为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在邓晚年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被外界总结成“猫论”之时，邓小平又作了声明：“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我从刘伯承同志那里听来的两句话。”

在二野精干的司令部里，刘伯承温和而大度，邓小平严肃而严厉；刘伯承爽朗诙谐谈笑风生，邓小平话语明快斩钉截铁，正好是互补。手下将领们也都了解两位老首长的性格特点，见到司令员都上来问寒问暖，见到政委则恨不得绕着走。对此，电影《大进军——席卷大西南》中也有很传神的一幕：

刘伯承在司令部接到二野杨勇第五兵团某军军长（可能是第16军军长尹先炳，也可能是第18军军长张国华）的电话，指示对方一定要率本军火速前进，及时突破敌人的岷江防线，堵住国民党军宋希濂兵团残部退往西康的道路。然而该军长却连连叫苦，称距离太远，部队很疲劳……。刘伯承当即表示：“那好吧，你把这番话再向二号（指邓小平）重复一遍，我喊他，他就在隔壁，你等着啊。”说罢，刘伯承轻轻将电话放在了桌子上，但却没有起身。话筒里马上传来急急的呼叫声：“一号（指刘伯承）！一号！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一号，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一定！一号！一号……！”刘伯承悠哉地喝了口水，这才拿起话筒：“喂，呵呵，你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了，前边的话算你没说，我等你的捷报。好。”说完刘伯承就挂上了电话。这时，身后传来了邓小平的声音：“是谁的电话？”（实际上邓小平已经在后边听了一会了）刘伯承惊愕地转过身，所问非所答地问邓小平：“成渝铁路工程处的成立大会怎么开得这么快呀？”

邓小平（一脸严肃状）：“成立大会嘛，一宣布成立，大会就该结束。刚才的电话是哪一位？”

刘伯承（脸上用力挤出了微笑）：“哦，哎，怎么，大会连顿午饭都不招待一下？”

邓小平（也笑了）：“你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啊。”

刘伯承（仰头大笑）：“刚才的电话啊，哎，例行公事，汇报情况，前线各军的军长都来电话了嘛。”

邓小平（走上前）：“你不说，我也猜得到。（说完便手摇电话，拿起话筒）喂，总机吗？我是二号……”

刘伯承（拿着茶杯苦笑作摇手状）：“呵，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再扛上一个挨批评的包袱，太沉重喽！”

邓小平（放低停住话筒，轻轻叹了口气）：“我是怕他过分强调自己的困难，误了突破岷江防线这个大局。（话筒中传来声音：‘二号，你要哪里？二号，你要哪里？’邓小平看了看话筒，再次拿起来，刘伯承忙作摆手状，邓小平皱着眉头轻轻叹了口气）我等一下再要。”然后挂上了话筒。

怎么样，影片编剧陆柱国老先生的大手笔，把刘邓的性格衬托得惟妙惟肖吧！电影《大进军——席卷大西南》的剧本原名叫《西南凯歌》，曾获得了1997年第一届“夏衍文学奖”一等奖。

1950年10月底，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的刘伯承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北京担负筹建军事学院的工作。临行前，刘伯承把自己年轻时的一张照片赠给邓小平留念，并在照片的背后亲笔写下了一段文字：“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反袁战争。我在讨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2月27日在四川丰都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36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

这张照片上的刘伯承刚刚22岁，英姿勃发，双眼炯炯有神。几个月后，他就在战斗中永远失去了右眼。也就是说，这是刘伯承眼睛残废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自是十分珍爱。可惜的是，由于战乱频频，刘伯承不慎把这张照片丢失了，令他非常痛心。当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偶然从一位友人家中重新得到了这张照片，实在是大喜过望。如今与邓小平分别之际，刘伯承把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送给老战友，可见二人情谊之深。

邓小平对于刘伯承赠照之事一直铭记于心。36年后，刘伯承高寿逝世，邓小平亲撰《悼伯承》一文，开篇便提到了这张照片：“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1915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22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他率部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右眼……”

刘伯承在二野受到广大官兵敬爱，却也不都是长者般的和风细雨，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在第129师的时候，有一次指挥所及其通信设施需要向地方政府借大车搬运。刘伯承事前调查只需借5部大车，结果承办人员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大车。刘伯承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质问承办人员，指责其破坏军民关系。他来不及跟邓小平商量，就下令召集干部训话。有人不理解，嘀咕说这应该是邓政委管的事。邓小平听说后，便主动来到台下听训。等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也走上台讲话，表示刘师长抓的是涉及军民关系、军政团结的大事，刚才的批评很重要，要求大家回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有意见的人一看政委都这样说了，便也只好老老实实了。

刘邓率部跃进大别山之初，老百姓非常恐惧，怕他们来了又走，自己再遭国民党的残酷报复屠杀，于是一见就跑，并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找不到人，连向导也没有，无法吃住，机动困难，立即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部队中乱要粮、乱拉伕、乱抓向导、打骂人、抢东西等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增多，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事情，导致老百姓躲得更远。眼看部队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刘邓心急如焚，不得不制定了特别严格的纪律来整顿部队。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枪毙”和“三个不准”：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整顿纪律一个多月后，就发生了野司警卫团4连副连长赵桂良私拿老百姓家东西的事情。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很痛心。刘邓等人没有二话，为了严肃军纪，决定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赵桂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也是抱头痛哭，后悔不已。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公判大会之后就毙掉了。很多老乡下山参加了公判大会，眼见这么一个壮实汉子被执行了纪律，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这次事件后来还被拍入了电影《大转折》中。刘邓，就是以这样铁的纪律挽回了大别山群众的心。

在人民解放军的开国将领中，若论最懂政治的，笔者认为就要数林彪和刘伯承了。为什么？就在很多人志得意满，沉醉于开国功臣的富贵梦时，林彪和刘伯承却不约而同做出了功成身退的选择。时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林彪，在指挥四野部队解放了中南地区后，很快就请假养病，把巩固政权和肃清匪患的重担扔给了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此后林彪再未回中南，而是到北京长期病休，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给他发了“转业费”。

刘伯承则主动辞去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是这样说的：“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刘帅虽然也要求退下来，但却心系军队的百年大计，愿以余年致力于办学教育，培养后昆。其拳拳为国之心，可钦可敬！

刘伯承经过慎重选址后，去南京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即南京军事学院），自己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他呕心沥血，宵衣旰食，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陆续创立了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以及15个教学组织、学术研究室和翻译室，使军事学院发展成为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并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由于年纪渐大，加上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折磨，刘伯承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不得不经常住院治疗。已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经常关切地询问刘伯承的身体情况，刘伯承也据实相告：每况愈下罢了。1957年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但是，刘伯承自感健康状况实在难以担任此职。在邓小平的劝告下，刘伯承于8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说：“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后，批准刘伯承住院疗养，但未接受他的辞职。刘伯承住院后，身体并未好转，他当时形容自己的状态为：“感觉残老的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近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近来寒潮时降，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比身体上的病痛更令老帅忧心的是，军队中也发生了很多问题。终于，在1958年的那场风波后，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移居北京休养。

1959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任命刘伯承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本来这是一个闲职，也不用坐班，平时看看文件，定期交份报告就行了。然而67岁的刘伯承却将其当成了一个重任，全身心投入，拖着残弱的病体深入部队，深入边防，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日夜操劳。在此期间，刘伯承参与指导了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从战前运筹、战役指挥到战术指导，刘伯承先后对部队作出了一系列指示：

“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硬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打的时候，要以“雄狮搏鸡”之势来打。“这次打，不是和他的边防警察部队打，而是和它最好的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度标准部队作战，不要骄傲。”“过去曾有一些同志，认为只要插进去包围住敌人就是胜利。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插入、迂回、分割、包围，这些都是机动的样式，仅能为胜利创造有利条件，绝非胜利的本身。对胜利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把敌人打死、打伤和俘虏。所以当我们已经迂回包围了敌人时，还要准备实施强攻，准备打硬仗，啃硬骨头。”“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的战术，集中优势力量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陆军打仗离不开陆地，要像空军研究气象、海军研究海洋一样研究地形、道路。”“要确实熟悉地形和方向，运用各种方法，确保夜间进攻方向的正确。”“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沿河流攻击，应夹岸前进，相互策应。”“如迫不得已，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决勇敢的打过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决不能有丝毫犹豫。”他要求参战部队要特别注意组织运用火力，充分发挥随伴火炮的威力，要注意战场总结，提高战术水平。

关于这次反击作战的后方布局问题，他指出：“反击印军作战，后方布局是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这次作战有特殊意义。”“这次战役的结局，取决于后方补给的程度，要从全局出发，长远打算，通盘计划。我看主要有两点：一是交通和运输力；二是安排好后方基地和补给站。”同时要求“补给基地（站）的设置要从战略、战役、战术范围精确计划安排好，要有个长远打算，既要选择机动位置，又要隐蔽，防止敌人破坏。”

特别是关于东段第二阶段作战，刘伯承敏锐指出了西山口、邦迪拉方向印军部署上的弱点，并有针对性地设计了精巧的战术进攻手段。他认为：“这次仗非打胜不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多越好。下一步的部署打法是对的。目前敌人的配置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山口、申隔宗地区敌人的防御态势来看，其右翼是敌人的背脊骨，左翼是敌人的肚子。我们攻击部队以主力从莫多、邦嘎江寺向西山口、申隔宗插下去，从敌人的肚子上开刀，要比砍脊骨容易些。我担心的是协同动作问题，这个问题搞得好坏，对这次作战会有极大的影响。”并明确指出：“有三点要注意：一是道路，二是要确保各个部队在统一计划的时间内行动，三是各方向上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打歼灭战就有了把握了。”同时他还对炮兵使用及防空等问题一一作了具体指示。

已是古稀之年的刘伯承对这次反击作战予以了极大关注，并付出了大量心血。而前线部队也根据他的指示及时调整战术，最终取得了战役大胜。刘帅，不愧是“当代孙武”，宝刀未老！

60年代中期后，由于中苏交恶，中国北方面临了苏联严重的军事威胁。刘伯承撑着高龄病体深入东北边防一线视察，了解边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情况，为国家安全而夙夜忧叹。1964年8月初，刘伯承在结束视察活动之际眼病却严重发作，不得不返回北京入院治疗。然而，他仅剩的那只左眼视力也急剧下降，虽经多方治疗无效，终于在1971年双目失明。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1975年，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此后的11年，刘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在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期间，已经无任何工作能力的刘伯承仍被选为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应该说，这是一种借势之举，为的是党和国家的大局。笔者还记得，十一大后曾发过单行本，上边不仅有华国锋作报告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胜利结束的话，还有面容清癯的刘伯承身着军装、戴着墨镜端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照片。

1982年，中央宣布，因为年龄和健康原因，刘伯承辞去了党、国家和军队的全部领导职务。当然，这只是一篇表面文章，反映的实质内容是：刘帅仅以他的德高望重之名便站好了为党为国的最后一班岗。同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向老元帅致以了崇高敬意。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身后，他的骨灰被撒向了祖国大地。

奋斗了一生的刘帅，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