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美国扣押了未来的“中国航天之父”

1950年8月22日，美国华盛顿。39岁的钱学森向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表示，自己即将返回中国大陆。金波尔对他进行挽留。

次日上午，钱学森再次见了金波尔，表明去意已决，谢绝他的挽留。

在金波尔眼中，这名风华正茂的中国籍火箭专家，抵得上5个师，为了美国国家利益，绝对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

金波尔赶紧给美国司法部打电话，要求对方阻止钱学森回国。

当天下午，钱学森乘飞机离开华盛顿，晚上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

此时，洛杉矶移民归化局总稽查艾伦·朱尔已经在机场等候他多时。朱尔当场向钱学森宣布了不准其离开美国的命令，这一命令由美国司法部驻洛杉矶执行法官签署。

大约两个星期后，钱学森在位于洛杉矶东北郊帕萨迪纳的家中被捕。

▲电影《钱学森》剧照

一

钱学森原本已经订了回国航班，现在只能电话取消，何时能回国成为一个未知数。

来自移民归化局的逮捕令，指控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认为他是通过武力、暴力倡导或教育人们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社团或集体成员之一。

具体来说，美国怀疑时任加州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钱学森，是加州帕萨迪纳“一二二”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被国家安全部列为具有颠覆性质的组织。

这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人物魏因鲍姆（俄裔科学家），此前已经被捕。钱学森是魏因鲍姆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的推荐人，平时对共产主义也抱持同情心态，因此不可避免被牵扯其中。

联邦调查局就钱学森是否为共产党员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调查，但始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钱学森也一再强调，虽然他有些朋友表现出左派倾向，但他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共产党员。

尽管如此，在获悉钱学森离美回国的计划后，美国还是先下手为强，对他进行逮捕再审讯。

钱学森随后被转移到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司法部监狱。

1950年9月20日，在特米诺岛举行的调查和听证会上，美国移民归化局出席人员进一步指控，钱学森此前准备打包带回国的行李中含有大量涉密材料，并指出钱学森打算让共产主义中国得到这些材料，以及打算将大脑中的知识奉献给共产主义中国。

钱学森回答说：“我头脑中的知识可能对美国的国防和军事实力意义重大。为了信誉，我不会将其给第二人。这种职责如同两个相互敌对的公司雇用了同一雇员，这个雇员离开去另一个公司，作为一名职业工作者，如果这些信息在他们的竞争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将我早期雇主的信息给第二个雇主。我的态度就是如此。”

3天后，在钱学森的学生替他交纳了1.5万美元的高额保释金后，钱学森才得以出狱。

那天，钱学森的妻子蒋英开车去监狱接他回家。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15天之内，他的体重掉了15公斤。”

▲钱学森在美国授课【本文历史图片均来自中科院官网，谨致谢忱】

二

在钱学森案件上，美国并未停止“表演”。

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经过审查，发布报告称未发现钱学森的行李中有涉密材料。但移民归化局和联邦调查局仍旧不遗余力地捕风捉影，最终判定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必须驱逐出境。

吊诡的是，钱学森一直处于被“驱而不逐”的状态。

当移民局给钱学森下达驱逐令时，一道难题却摆在美国国务院面前：谁愿意将钱学森，世界上最顶级的火箭技术专家送往红色中国呢？驱逐钱学森，不就意味着完成他回国的梦想吗？

“把我们的朋友送回去将是一种犯罪——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是有高度专业培养的人。没有一个清醒的政府会让这些中国学生中的任何一个走近北平，不论他们是否愿意。”一个美国籍教授说道。

当时，《纽约时报》公开报道称：“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火箭专家，（1953年）3月5日在洛杉矶被命令驱逐回中国，但同时又被命令不许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的最高利益’。”

陷入矛盾的美国最终选择暂缓执行驱逐令，限定钱学森每月必须到移民部门报到和登记，另外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活动。他家的电话、信件都受到监听和拆检，上街也有人跟踪。

事实上，钱学森处于一种被软禁的状态。他内心无比痛苦和沮丧。

一个科学家，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免不了被无情卷入意识形态偏见与政治漩涡之中。这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

钱学森1935年赴美留学，师承力学大师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加入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从1940年起，火箭研究计划被美国政府列为高度军事机密，钱学森因为不是美国公民，只得被迫退出火箭研究小组。

直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基于中美共同抗日的联盟关系，钱学森才获得参与美国机密研究计划的资格。1942年12月，在老师冯·卡门的推荐下，经过美国宪兵司令部的安全审核，钱学森获得保密许可证，从此深度介入一切军事机密研究，可以自由出入五角大楼，并陆续承接了美国军方多项研究任务。

冯·卡门曾向美国陆军军械署推荐钱学森，称他是“目前从事超音速飞行研究最优秀的专家之一”。

1943年底，冯·卡门、钱学森等人共同提出美国远程火箭导弹研究计划（JPL）。次年1月，面对德国火箭计划咄咄逼人的进展，美国陆军军械署请求加州理工学院尽快研制可以用于实战的火箭。钱学森独当一面，负责火箭推进方面的工作。

随后，钱学森担任JPL理论组组长，与钱伟长、郭永怀等十多名中外科学家一起集体攻关，先后设计了“列兵A”“女兵下士”“下士”等美国最初的火箭，并顺利进行了发射试验。

在钱学森的天才与努力下，原本大大落后于德国的美国火箭研究，终于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钱学森由此奠定了自己作为美国早期火箭“理论设计师”的地位，他的老师冯·卡门不吝赞誉，说他是“火箭技术领域一位伟大天才”。

然而，二战结束后，一道铁幕在东西方之间落下。冷战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安与紧张，美国民众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达到顶点，“麦卡锡主义”盛行。

具体表现是，美国在各界开展“忠诚调查”。如前所述，钱学森因为魏因鲍姆事件被动卷入调查。

尽管没有证据，美国军方还是很快吊销了钱学森的涉密研究资格许可证。这意味着，钱学森已经无法在美国从事火箭研究。

对于火箭技术领域的“伟大天才”来说，这几乎是要了他的命。所以钱学森的第一反应是辞职回国。

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的对立加剧。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将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尤其是像钱学森这样拥有涉密资格的科研人才。

总之，美国不可能放任这些留美科技人才回到中国，成为中国发展尖端科技的骨干力量，因此千方百计地找碴和阻挠就上升为美国不可公开的“国策”。

钱学森回国行李被扣，本人被禁止离开美国，在1950年代的留美科学家中不算少见。很多选择回国的留美科学家，都曾成为调查对象，被美国阻止回国。

美国一直标榜民主法治，但基于国家利益制造冤案、整人，这样的事情干起来同样得心应手。

▲晚年钱学森与夫人蒋英

三

作为博弈的另一方，中国一直在关注钱学森案件的进展，以及留美科技人才的归国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亟需各类科技人才参与国家建设。根据摸底调查，当时留美的学生大概5000多人，朝鲜战争爆发前，这些人可以绕道香港回国。但朝鲜战争后爆发后，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开始使用手段，限制留美人才的出国自由。

得知钱学森回国受阻，中国科学界、教育界人士多次抗议美国政府的暴行。最多的一次，有189名在京科学家联名要求美国政府放人。

中国外交部当时认为，钱学森回国行李查出涉密材料（美国军方后来认定这些材料非涉密），因此不宜由外交部发表抗议声明。所以主张先由群众团体机关发表宣言、通电等抗议美帝逮捕中国学者。

这场声势浩大的国内抗议，对于美国完全无效。现在看来，美国政府是否留意到中国国内的抗议潮还是个问题。

1951年9月后，美国移民局变本加厉，命令理科、工科、医科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许出国，违者处以5000美元以下罚款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两者并罚。

转机出现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周总理向美方提出平民返回祖国的问题，美国也急于要回在中国关押的战俘和美国侨民，双方因此进行交涉，举行大使级会谈。

当时，中国境内关押着一批朝鲜战争期间俘获的美军军事人员和间谍。这批人成为中国与美国展开谈判的筹码。

看来，国内抗议是没用的，国际公理也是没用的，关键时刻还是中国握有美国的底牌，才让钱学森等留美人才回国出现了曙光。

谈判中，美国否认中国指出的扣留了5000名中国学生的数据，称只有120名左右的非美籍中国学生未获准离开美国，原因是这些人掌握着美国不愿被用来反对自己的技术资料。

与此同时，在美留学生也行动起来，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说美国扣留我们违背人道主义精神，我们所学知识是公开的，不影响美国的安全。此外，美国被俘人员的家属，也给美国当局施压，希望他们的亲人尽快从中国获释返美。

在内外合围的态势下，1955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国务卿杜勒斯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回去。”

杜勒斯回答：“有两个人（注：一个是钱学森，另一个是从事奈克火箭研究的王大卫），国防部对他们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都掌握有非常高的涉密信息。”

艾森豪威尔继续表明他的态度：“这不应该成为障碍。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

随后，美国国防部给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约有5000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有110名学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国安全的信息。 在这110名学生中，除两名同学外已全部释放。

这两名同学，一个正是钱学森。报告介绍了钱学森的基本信息：“钱学森，空气动力学著名权威，喷气推进专家。 他目前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戈达德’教授。 在1951年他从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被吊销前，他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从事高级机密的国防项目。”

报告还指出，现在看来，钱学森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

这意味着，美国在钱学森回国的问题上已经松动。他们评估认为，钱学森被“冷藏”了5年，他的知识体系已经过时，放他回中国，威胁不大。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王炳南告诉美方代表，昨日（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布，根据中国法律程序，释放11名美国空军人员，这11人同一天可以离开中国，拟于4日到达香港。

意思是，在“人质”互换问题上，中国诚意满满，希望美国也拿出诚意。

三天后，8月4日，美国司法部签署文件，正式同意钱学森回国。钱学森以及中国历时5年的抗争，终以胜利告终。

消息传出，美国媒体引用五角大楼某官员的话说：“用11个美国战俘交换钱学森，就像用11个平民交换4个装甲师。”

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并未得到消息。一直到8月8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王炳南还拿出钱学森的求助信质问美国代表，结果，美国人说，我们已经放人了。中国这才知道钱学森重获自由的消息。

▲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时的钱学森（右二）

四

1955年9月16日，钱学森离美的前一天，联邦调查局的几名人员对他进行了最后的询问。

他们继续问钱学森是不是一名共产党员，钱学森继续否认。

当被问到是不是对美国充满仇恨时，钱学森回答说：“没有对美国充满憎恨和厌恶，自己只是环境的牺牲品。”紧接着补充道，自己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从来不因为自己的逆境，而改变我对这些人的友谊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

当被问到未来的工作时，钱学森表示：“希望在教育领域谋得一份工作，但并未有一个具体的工作在等着我。”

第二天下午，在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监视下，钱学森一家四口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码头上挤满了送别的朋友，以及赶来采访的记者。

一名记者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来？钱学森说：“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另一名记者问了联邦调查局问过的问题，你是否憎恨美国？钱学森说：“我并不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你不能够恨那条狗，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

有记者问他，是否将帮助中国政府重整军备？钱学森回答说：“这是一个我拒绝加以答复的假设性问题。”他还说：“我是同情中国政府的，我相信我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都在谋求和平和追求幸福。”

经过三个星期左右的海上航行，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在香港上岸，随后经过深圳关口进入中国内地。

为了这一天，钱学森等了整整5年。他说自己梦里都在想象这一天，如今终于成为现实。

▲钱学森一家在回国的邮轮上

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成立。成立当天，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

作为技术主帅，钱学森带领科技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参与组织指挥导弹、火箭、卫星所有的重大试验并获得成功。

有人说，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1966年10月27日，新疆罗布泊，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爆炸成功。这标志着中国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以导弹为运载工具将原子弹运送到指定地点的能力。

《纽约时报》随即以《有价值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为题，报道称：“这是冷战历史的一个讽刺，一个由美国培养、教育、鼓励、尊重，且支付酬金和信任15年的人，帮助中国共产党用导弹把第一颗原子弹送上天空。”

然而，钱学森在美国学习生活了整整20年。美国人不应只记住前面的15年，更应记住后面的5年，警惕冷战的幽灵游荡回来。

参考文献：

叶永烈：《钱学森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张现民：《钱学森回国纪事》，载《钱学森研究》（第1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张现民：《钱学森回国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侨民归国谈判》，《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钱学敏：《钱学森在美国的20年（1935—1955）》，《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