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偏安求存不惜默许“两个中国” 李登辉的独台恩师是蒋经国

日前，台媒重新刊载了日本作家本田善彦在2020年《亚洲周刊》发表的旧作《蒋经国曾考虑接受日本跟两岸都建交？》，记录了近半个世纪前，面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即，国民党当局最后的苦撑与挣扎，透过亲历者的讲述，还原了在“外交”挫败与两岸剧变冲击之下，一个不同于过往认知的蒋经国。

中日关系正常化在即

将时间拉回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第1976次全体会议上，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最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新中国得以重返联合国。

在行将表决前，台“外长”周书楷见大势已去，率团黯然离场。国民党在台的“外交局势”急转直下，当月就有比利时等六国与之断交，至年底增至23国，鉴于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修好，彼时的日本也急欲转向。

1972年7月5日，日本大选，田中角荣当选首相，当选后即表示要完成“中日关系正常化”，8月，已经转任行政部门政务委员的周书楷向蒋经国建议，利用昔日伪满时期遗留的特殊管道作最后努力，赴日游说的人选，锁定与日本渊源深厚的齐世英与梁肃戎。

前者是《巨流河》作者齐邦媛女士的父亲，他在1925年参与郭松龄反奉失败后躲进日本领事馆，1948年当选辽宁省立委，到台湾后，在立院反对台电涨价，遭国民党开除党籍，开始在党外活跃。

而小齐世英20岁的梁肃戎出生在日据时代的东北，在1939年梁考入伪满洲国国立长春法政大学，并于同年秘密加入国民党地下组织，从事抗日工作，期间被捕入狱，直到抗战胜利才获释。1948年1月。梁当选第一届立委，到台湾后，曾担任过雷震的辩护律师，后还曾因出任彭明敏的辩护律师的缘故，与党外运动人士互动颇多，再之后当选“立法院院长”，晚年力抗李登辉台独路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在此概不赘述。

而这次赴日游说的对象是与齐世英私交深厚的元老政治家吉田茂、其弟佐藤荣作、自民党最大派系领袖福田赳夫以及该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等，然而，时代的潮流与趋势注定了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由于日本官方主意已定，东瀛之行对幻想挽狂澜于既倒，作出背水一战之姿的台当局而言，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

作家本田善彦在文中特别记述了齐、梁二人回到台湾后与蒋经国的一段对话：

齐和梁抵达松山机场后直奔外交部，沈昌焕（台“外长”）和“行政院长”蒋经国听取报告，他们详细地汇报日本舆论的趋势和自民党各派系的想法……报告完毕后，梁直接问蒋经国“假如日方和中共建立邦交后，不宣布与我断交，我们要接受吗？”蒋经国长考后讲一句“听日本的吧”。

对于蒋这种默许“两个中国”的态度，当事人之一的梁肃戎认为，“经国先生的那一番话，照文字来看应该解读为'先听日本的说法，再检讨'比较对，但我当时感觉到，经国先生也许在暗示'日方跟中共建立关系后，若不宣布与我断交，我不拒绝'的意思。当然我们都深知中共绝不会接受所谓两岸双重承认，但还是有一股寄托一丝丝希望的心情。”

作者本田善彦更直白地指出，蒋经国的态度，可谓继承着蒋中正于前一年为保卫联合国席位所采取的默许“复合双重代表制案”，事实上默认双重承认的思维。

本土化与“两个中国”的发端

而从之后的历史脉络观察，也印证了此点。即便是在不断对外宣扬“汉贼不两立”年代，蒋经国也已经开始解构不容置喙的“一个中国”，以至在他去世11年后，经过一系列的铺陈，他的继任者李登辉正式将“两国论”搬上台面。

1972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身体每下愈况后，成为台当局真正的决策者，由于台湾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党外要求政治革新的呼声越来越高，内外交困之下，国民党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的措施，在政治大力培植台湾本省精英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开始“推动十大建设”，昭示在台湾落地生根的决心。

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蒋中正时期坚持“一个中国”以军事反攻为目标的大陆政策到了小蒋接班以后，已经不可避免地转向以“保台优先”，即为了维系“割据政权”的存续，纵使“王业”也能偏安，这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的选择，毋宁说是面对1949年在大陆失败后的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也对日后国民党的两岸主张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在逐步解构“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彼时的台当局采行的是循序渐进方式：比如在1970年代初，蒋经国就请回年轻的旅美学者魏镛，研究出一套“独台”理论，即“多体制国家”（Multi-System Nations）理论，主张国际同时承认两岸。这一论述，在1980年10月，时任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魏镛于参加韩国召开的“第六次统一问题学术会议”时首度公开。

其基本论点是：分裂国家内不是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而是“一个国家出现一个以上的体制之间的竞争和对立”；“双方可以作为'政治实体'各自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国际社会同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谓“中华民国”。

1982年，时任国民党当局的高参，美国布朗大学教授高英茂与马里兰大学教授丘宏达，在给台“国家建设研究会”共同撰写的文章中，又提出“双体制国家”概念。高、丘的基本观点是：1970年之后，在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台湾的情况下，为“创造新的外交局面”，台湾当局“应提出新的观念及国际法理论”，即“双体制国家”的理论。此主张与“多体制国家论”类似，旨在“提供处理一个国家之内的两个体制并存时的外交承认及其他国际行为等问题”，“不涉及此等国家间的内部统一问题及政治争执”。

 “双重承认”更为日后李登辉以“对等政治实体”公然制造“两个中国”在客观上作出了理论铺垫。

“两国论”从理论转向实践

1989年1月5日，蒋经国去世一年后，时任台“外交部次长”的章孝严在“立法院”表示，双重承认不是我们的外交目标，但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外交部已经很严肃研究过这个问题。

1991年7月8日，台“行政院新闻局”更公开在《纽约时报》言论版刊登政治广告，宣称台当局愿意接受其他国家暂时性双重承认，直接暴露了图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真面目。

尤其在1990年代中后期，李登辉变本加厉地推行“务实外交”，要求以“对等政治实体”的身份参与国际社会，要求大陆不阻扰台湾当局开展对外关系，提出“海峡两岸必须在对等的地位下才有谈判可能”，不仅要求体现在两岸谈判中，而且必须体现在国际社会，要求“彼此采取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立场，共同参与国际组织与活动”。

1994年7月，台当局公开发表了“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提出不在国际上与中共竞争“中国代表权”，“二者既处于分治局面，理应各自有平行参与国际社会的权利。”

事实上，所谓的对等政治实体，一国为“虚”双重承认是“实”，无论是用“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一个分治的中国”还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包装，而后的历史也充分证明，没有一中的未来式，只有分裂进行时。

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当时台湾《联合报》民意调查显示，有80%民众赞成“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有50%以上的台湾民众赞成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台湾《中国时报》民调显示，有43%的民众支持李登辉的“两国论”主张，在长期的舆论误导下，“一个中国”的政治认知在岛内日渐模糊。

偏安求存造成分离恶果

事实上，进入1980年代，当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随着两岸力量的消长，国民党当局在外交战场的节节败退，内外交困之际摆在蒋经国面前的无外乎两条路，其一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接受大陆递出的橄榄枝，实现民族和解，国家统一，其二，继续分离割据通过本土化“以退为进”，对抗大陆“统战”。

显然，在历史抉择的关口，为偏安求存，蒋经国选择了后者，从默许“双重承认”开始，追求统一的目标已经从台当局的两岸政策中立场后退。以上调整固然有现实主义的考量，但为了与祖国大陆分庭抗礼，不惜将反共置于民族大义之前的心理，似乎才是蒋经国大陆政策改变的深层次原因。

时过境迁，当不乏“台独”主张者都在肯定蒋经国的“开明”，如果不能理解蒋经国乃至国民党面对两岸力量消长的微妙心态，恐怕就会错读所谓“吹台青”政策；恐怕也就不能理解，蒋经国为何要解除解严，甚至在生命尾声告诉马英九，“国民大会”不必设立大陆代表制，在此之前还要他去查“政府”1949年迁台后有无宣布“中华民国”政府仍代表全中国。

而这种在内心深处流动的“不甘心失败”的潜意识，70多年来，也始终贯穿于国民党的两岸思维中。

在国民党自认掌握政经优势的年代，不惜以军事手段要完成“反攻大陆”，当国民党认为在两岸对比中已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时，又转向“抗统割据”，昔日因自大不惜吃掉对方，如今又因自卑极力避免被对方“吃掉”（统一并非谁吃掉谁，而是反共舆论误导），看似天渊之别的背后，唯一不变的是“反共反共再反共”，是否坚持“民族主义”，端赖是否能完成“反共”目标。

而这种自大与自卑结合的矛盾心态，也构成了台湾社会看待中国大陆的主旋律，以前嘲笑大陆一穷二白，如今又要强调自己更加文明进步，开化高等，皆是这种失衡心态使然。而这种井底蛙心态下的精神胜利法，也正是拜国民党几十年的“反共”洗脑教育所赐。

国民党掘墓人是蒋经国

1999年5月8日，为配合2000年大选，民主进步党召开的第8届“全代会”第2次全体会议中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内容是承认“中华民国”的所谓“独立国家”的地位，就功能性而言，这是一种为淡化“台独”色彩，拓展中间选票，不必宣布法理“台独”的实质分裂路线。相较李登辉在两个月后提出的“两国论”主张并无本质不同，同年8月29日，国民党全代会也把“两国论”写入政治决议文，提出以“特殊国与国关系明确定位两岸关系”，自此国、民两党已经完成合流，在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立场上取得一致。自此，在面对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问题上，台湾已无朝野、蓝绿之分。

更应看到，李登辉主政时期台湾当局大陆政策调整绝非个人意志作出的陡然转变，从默认双重承认到“多体制国家”理论的提出再到以“对等政治实体”放弃“一中代表权”的争夺，可以说到1999年7月李登辉正式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两岸定位，这一分裂图谋，经历了发端、发展的酝酿过程，是跨越两代台湾地区领导者，从理论探讨转向政策实践的结果，某种程度而言，李登辉扮演的是蒋经国路线接续者的角色。

毋庸讳言，蒋经国“革新保台”路线有其时代背景，比如自1970年代以后，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后，国民党当局的国际生存和活动空间骤然缩小。再比如，随着大陆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到台湾后日渐凋零，加之党外运动如火如荼，开放党禁报禁的呼声四起，无疑促使以他为首国民党当局加速政权本土化。

然而，放弃对所谓“中国法统代表”的坚持，将自己置于外来政权的地位，便失去了统治台湾的正当性；“民主化”虽可以一定程度缓和这种社会矛盾，但随着岛内本土意识高涨，反而引发反对势力更为强烈的反扑，而透过选举又强化了台湾人的“国家”意识，昔日威权统治造成台湾本省族群的积怨与不满，被转化为以“打倒国民党驱逐外来政权”诉求“国族认同”的政治正确，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并未因此得到扩大。这是一个在光复后没有经历 “去殖民化”，在冷战时期又形成与美国帝国主义的新的宗主-殖民关系的台湾社会，“以拖拒统、以拖待变”引发的必然结果，不面对国家统一，终究治标不治本。以此观察，将国民党带向这条痛苦徘徊之路的不是李登辉，而是蒋经国。

而透过日本作家本田善彦，对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台湾当局奋力苦撑的记录，无疑让更多人了解了蒋经国，这个被无数后来者给予高度评价的台湾领导者，在半个世纪前面对“一个中国”的真正态度，了解了他面对民族和解与偏安政权存续间的抉择，也为认识今天的两岸关系，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与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