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译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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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译者序言

彼得格勒来信 1月29日

书名：God's Assassins: State Terrorism in Argentina in the 1970s

作者：帕特里夏·马查克（Patricia Marchak）、威廉·马查克（William Marchak）

出版社：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上帝的刺客：

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译者序言

作者│ 如月佑

　　六七十年代社会斗争的历史对今天的国内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这不仅因为它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与思想背景已经不复存在，还因为它不合时宜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而遭到了集体的沉默。

　　同样，拉丁美洲和整个第三世界也都很少出现在我们公众的视野里。提到阿根廷，给人的印象似乎就只有足球、探戈和经济破产。但在当年，阿根廷曾经是城市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那里的人们几度推翻军政府，但革命从来没有接近过胜利。这里还发生了比起同时期的欧洲更为残酷的国家恐怖主义，即“肮脏战争”。

　　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残酷的斗争就始终有着重演的可能。我们需要深入了解阿根廷历史斗争的经验，认识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了让历史上的牺牲不再白费，需要帮助起而斗争的工人阶级辨明方向，看到陷阱，避免这样那样的错误。

　　扮演过左翼领袖的庇隆，至今仍然是许多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革命偶像。想必在阿根廷就和在所有地方一样，对当年历史的研究是不受欢迎的，不然“革命领袖”就会掉色，现出原形——一个法西斯分子和利用工人学生的野心家。

　　但庇隆主义仍然受着群众的欢迎，要卸下这个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需要时间。至于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种种偶像。左派仍然在挥舞旧旗，试图吸引受工人阶级的历史胜利所感召的群众。它走着历史上一败再败的路。它脑子里的先锋队是一个外在于群众的领导。它致力于拉起一支“创业团队”，视之为左派入场主流政治的可靠保证。它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呼百应的领袖，不相信，甚至想也没有想过在工人阶级中间有任何的自主、力量与可能性。在长期官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左派几乎失去了基层斗争的积极分子传统，驱使它行动的只剩下对领导权的渴望。也许他们所想像的未来的自己，是在革命胜利后坐在礼堂里互称委员，做梦也不会去想象自己成为一个掌握社会生产，为了集体而劳动的工人。在自觉的阶级斗争退潮，群众消极沉默的现状下，左派空喊口号和旧语录，都想用各自的“正确理论”来充当群众的政治领导，最终陷入茫然和焦躁，成为前辈的渺小又滑稽的模仿像。

　　只有打破这类思路和幻想，工人阶级的事业才能前进一步。

　　为了理解庇隆，我们首先要来考察法西斯主义，否则光看庇隆给予工人的种种好处以及庇隆在工人中间享有的声誉，很容易把他当做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可别忘了，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的政策看上去也是那么美妙，比如打击了黑手党、让火车准点，甚至推出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八小时工作制。法西斯主义，即民族工团主义也是被主流舆论避而不谈的一样东西。因为它必然会涉及到阶级关系，也就是触及到社会的实质。在这里，我们先来谈谈意大利的民族工团主义，因为墨索里尼完成了这一理论，进行了最具代表性的组合国家的实验。

　　民族工团主义的特点有：承认私有财产，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崇尚民族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意大利资产阶级选择法西斯是为了将阶级斗争的动力导引到推动民族工业的河道上。庇隆则像是波拿巴，在各阶级都无力直接掌权时，跃居全社会之上，来主持大局。

　　在意大利法西斯掌权后，反对派受到镇压，各阶级被强制在组合国家中，阶级矛盾被宣布由法西斯国家进行裁决。工人阶级不得以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资本家，而要由法西斯政府来出面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由国家来主持公道。

　　组合国家的形式是这样的：只有国家承认的团体，才能成为工人或资方的唯一代表；劳资关系由国家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协议决定；劳资之间的冲突由“顾及双方与民族工业利益”的劳动法庭裁决；破坏生产的阶级斗争将受到严厉的镇压。

　　显然，组合国家的劳动纪律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

　　法西斯工会的垄断消灭了工人的阶级组织，成为国家统治的手段。它受到法西斯政党和国家的完全监督，不具任何的自主性。工会中安排可靠的人担任干部。工会的议程由劳动部门控制。

　　法西斯将自己理想的资本主义粉饰为田园，承诺一个永远美好的未来，而它用以维持幻想的，正是同一个理想资本主义的权威和“劳动纪律”的暴力。

　　雇主仍然在指导经济生活，工人阶级对社会权力的要求被表现为了法西斯工会在组合国家中的地位。工人阶级在民族工团下，从来没有掌握过对于社会生产的权力，阶级斗争的动力不过是从革命被引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用以维持和建立一个注定无法稳定的“超阶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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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书中能够看出，庇隆所建立的国家也正是如此。作者叙述时采用的是令人生厌的“中立”语气。主流学术总想“不偏不倚”地解读历史事件，其实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本书作者解释了各方的动机，结果只是合理化了 “肮脏战争”。我们不需要掩饰自己的爱憎、同情与反感。我们要在对事物的忠实研究和揭露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寻求支持。这是唯一可能的历史客观主义，因为它是由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而非历史学家的良心作为担保的。

　　革命运动失败，随后，国家通过镇压恢复了资本主义秩序，这就是在阿根廷所发生的事。在这里，我们还需提到作者故意不谈的两点。其一，庇隆在回国之前，就做好了肃清左翼的打算。其二，支持阿根廷军政府的苏联早就不代表工人阶级的自觉斗争了，苏联的官僚集团想要的只是在国际上寻求政治联盟，连它自身都害怕工人革命的前景。书中带着蔑称意味的“民粹主义”一词，无非在暗示群众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不可能自觉地认识自身的利益，而只是盲目地被动员起来并受到利用。就像“白左”这个词汇聚了保守派对一切进步的诋毁和恐惧一样。此书最大的价值，是作者的采访记录，所以我们将它完整翻译并公开，仅略过前言中无关紧要的部分和结论章毫无价值的一半内容。作者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概念，只是在根据所发生历史事件的现象来倒推原因，不断向自己提问，再不断否定自己的假说。主流社会学的全部智慧也不过如此。

　　第一部分的采访讲述了人们受历史事件的影响，他们无法从个人的视角认识到资本以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来重建市场秩序的进程。这是阿根廷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要求粉碎社会革命的幽灵以及工人的组织与福利，流亡归来的庇隆以及之后接手他的工作的军政府不过是满足这一需要的角色。我们可以从这些访谈中看出战后世界对青年的压迫，而资本主义向来是害怕青年的，它害怕一切的自主性、首创精神和古老的价值观无法容忍的事物。那一整个世代的青年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前程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思考、行为和为了高尚事业而奋斗的生活，是在八十年代以来，对社会现实无动于衷、只求向上钻营且从未考虑过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全然由资本主义精神滋养的当代青年所无法理解的。

　　一位受访者说道：

　　“我成长的那个时代，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摇滚——当然，我那时是对政治感兴趣，但我也喜欢摇滚——但是，如果你在一个热衷政治的组织中，那么谈论摇滚这样的事情就不容易了。这是一种错误倾向。革命才是主题，它将由工人阶级进行下去。音乐——好吧，我们从未去过舞会或迪斯科——是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这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和世界建立了严肃的关系，这是献身。我们中的很多人在二十岁之前就结婚了。我们把这看作献身，看作历史使命的一部分。然后，政治几乎吞没了一切。很难不去参与其中。去年，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我见到了一个二十多年没见的同学。他没有参与任何事业，并且他告诉我自己并不了解大部分发生的事情。他感觉自己跟所有的小圈子脱节。他说在那些年里，他的生活过得很糟，因为他对跳舞感兴趣，并且对生活有着‘温和’的态度——这是今天大多数年轻人享受的——因此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排挤。”

　　结论章中这样写道：

　　“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件的更年轻一代，对那段长时期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而有些人甚至会对他们曾梦想一个新社会的父母表现出敌意。他们和全世界年轻人对相同的活动和想法感兴趣——跳舞、恋爱、听音乐（尤其是美式音乐）、穿着时尚、买新潮的东西、上学和发展职业野心。过去——即使是他们父母的过去——也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而他们对受害者几乎没有什么同情。他们的激情来自消费主义，而不是政治；推动他们的是消费，而非公民权利。”

　　社会革命遭受沉痛打击之后，必然归于沉寂。在重新投入战斗以前，必须要花费时间修整和喘息。虽然几代人在精神上的麻木，对于老朽的资本主义，也显得有些过久了。

　　在第二部分中，为了理解庇隆及其年代，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阿根廷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历史，就像我们对于七八十年代的火热斗争史诗一无所知，国内读者对于拉丁美洲的苦难也鲜有所闻。不过我们不必像主流学者那样执迷于细节，书中的材料已经足够我们经过智力劳动来得出所需结论了。从阿根廷阶级斗争兴起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胡安·庇隆是怎样在各方利益角逐的背景下，利用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实现自己的雾月十八日的。在“悲惨周”用机枪扫射工人，似乎并不妨碍庇隆摆出一副工人的救世主的姿态。书中提供的材料，揭露了庇隆的组合国家，是怎样用舶来的理论在阿根廷支离破碎的社会上进行实践的产物。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庇隆主义在缺少工人阶级自觉力量的社会动荡时期，完全垄断并引导了走向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动力，它在群众中间是具有广泛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阿根廷在六七十年代，除了在科尔多瓦的工业区，工人阶级始终没能像他们在法西斯西班牙的阶级同志那样对资本主义予以痛击，而只是完全被动地任人宰割。庇隆主义的包袱使得他们无法找到自己的道路。庇隆主义工会对工人阶级的束缚，要更甚于欧洲的左翼政党。

　　流亡中的庇隆将自己宣扬为左翼领袖，于是反抗军政府统治的势力都自命为庇隆主义者，因而也是社会主义者，直到庇隆回国后清算了他们。

　　第三部分所讲述的“肮脏战争”，实即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对革命的残酷镇压，为其后的新自由主义铺平道路，最终建立正常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过程。这并非偶然发生的，阿根廷的“肮脏战争”正好与世界革命的退潮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攻同时开始的。不仅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整个世界都在干着同样的事：由国家对革命者执行广泛而残酷的镇压。诸多左翼政党则扮演着帮凶的角色，其中又以堕落为官僚的阿根廷左派最为可耻，居然能用“进步将军”的理由来支持军政府。这些无可救药的左翼政党，跟工人阶级的利益彻底地分道扬镳，只要有机会占到议会政治的便宜，就忙不迭地大搞联合统战，不管对方是不是阶级敌人。

　　作者囿于主流学术的“中立”，不愿指出庇隆归来后镇压左翼的逻辑：埃塞萨机场的蓄谋屠杀、不断收回给予左翼的承诺、背地里集结右翼势力和暗杀队，最后是在五月广场的公众集会上公开和左翼翻脸。庇隆归国后，原来的“庇隆主义者”迅速往左右两边站队，建制派、工会和游击队都产生了内部分歧。庇隆与反革命在自觉地准备反攻，左翼无知无觉；工人的动员早就受到了庇隆主义工会的压制，游击队还在进行表演性质的活动，希望像以前的好时光那样，用城市游击活动换取支持和让步。

　　拉美最大的城市游击队在阿根廷最终被轻易瓦解了。我们有必要多说几句。在失去革命形势的社会中，游击队是无法与正规军进行拉锯战的。游击队曾是因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历史性工具。我们在对包括红色旅在内的意大利城市游击队（在我即将发表的另一本关于意大利六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译作《黄金暴徒》中）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最初的游击队是作为无产阶级意志的表现而诞生的，它满足了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愿望，它们的实践在一开始并没有脱离鼓舞群众士气的目的。但出于游击活动本身武装斗争的逻辑，并且在革命退潮的影响下，游击队盲目的激情正中了国家恐怖主义的下怀。

　　这并不是说本不应该进行游击活动，需要理解的是游击队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规律，要从它的整个历史时期来进行考察，就像要从整个世界来考察阿根廷历史一样。回过头看，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阿根廷本身还没有动力实现自己的社会革命，即使是科尔多瓦起义，也远未达到当时欧洲工人斗争的高度。阿根廷远非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它的前途是与世界革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对于没能实现革命的惩罚，就是野蛮。没有自下而上的彻底变革，拉丁美洲绝不能摆脱第三世界背负的苦难与悲惨。那一代的青年本能地懂得这一点，并坚信能以自己的双手开辟没有压迫和贫穷、没有军事独裁和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的老一辈的，并且能够充分实现自己对于社会正义的理想的新社会。现实的苦难如此露骨，而革命的前景又如此接近。古巴和越南人民可以取得胜利，为什么苦难如此深沉的拉丁美洲不可以？在法国、匈牙利和中国都在发生着剧变，青年相信自己有着创造历史的力量，并且也正在创造着历史。

　　受访者提供的丰富素材，让我们对国家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遭遇有了足够的认识。但在这段时期之后，为了重新加入议会政治的游戏，左派却和民主政府达成和解，那一整代人又被迫沉默。

　　从文中还能看出，用“社会治理”包装起来的军政府，并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事物。它意味着不受颠覆思想惊扰的日常生活、受舆论审查的大众媒体和掌握话语权的保守群体的活跃。而这，就是资本主义。

　　第四部分则讲述了经历分裂的教会的观点，第三世界神父运动同样也是一场广受瞩目，国内读者却不甚了解的运动。这一部分中还包括了军人对自己的辩护，他们认为自己保卫了家庭、宗教和秩序，民主政府审判他们是不公平的。而其实，最不公平的是他们竟能如此轻易地逃过审判。他们本应领受阶级斗争的清算。

　　希望这本书能够填补国内读者对于庇隆及其后的阿根廷历史了解的空白。在此，感谢马面为第一部分提供的校对，并且容忍了我粗糙的初稿。翻译英语的长篇著作，对于我的中文写作水平而言，提出了不小的要求。这里的定稿已由我进行了校对和润色。感谢雪球为本书编写的注释，如果没有他和其他人提供的帮助，这本书的译制工作想必是没法这么快完成的。后期工作要比翻译本身更磨人呐。

2021年1月17日

来源：知乎专栏——哥伦布号的锅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