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亲密行为”？阿里的价值观到底缺失了什么？

阿里巴巴在8月9日凌晨的回复中，重新定义了“过度亲密行为”：

“鉴于曲一承认存在和同事在酒醉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张勇表示，对曲一予以辞退。

在这个回复背后，我们仍然看不到对于涉事女性一丁点的同理心和尊重，因为亲密行为是双向的，而强奸是单向的施暴。

阿里巴巴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性丑闻屡屡发生，是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已经开始滞后于时代：

对员工自大的鼓励，对女性尊重的忽视，更多在强调业绩。

在阿里业绩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这种唯业绩论的价值观，更容易滋生一种失控的权力结构，让员工的自大到去冲破法律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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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亲密行为”？

8月9日凌晨，张勇在阿里内网的回复，摆出了公司对性侵事件最新处理进展，看起来有了一系列处罚手段，实际上都是不痛不痒，特别是在当事人受到一系列屈辱地对待之后：

首先，涉嫌性侵的曲一，予以辞退，永不录用。

公司辞退不辞退曲一，等待他的极大可能都是“牢饭”，就算按照强奸罪难以定罪的惯例，曲一未来还能继续正常工作和生活，相信不会再有女员工愿意和这名P7一起工作。

其次，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老鼎）引咎辞职。

“我将他俩拉进了有描述事情经过的群里，并艾特了他们，两人均已读未回”，根据新月的自述，老鼎在此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包庇的角色。

张勇并没有说“永不录用”，在互联网公司，用个花名来隐藏身份继续工作是非常常见的行为，比如有竞业协议的高管去另一家公司就通常就是这种做法，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从轻发落。

老鼎，2018年6月加入阿里，职务是张勇助理，老鼎前东家是京东。

最后，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Judy记过。

张勇在回复中对于HR团队的过失定义为：

“关怀不够，理性多了，感性少了，缺乏感同身受”。

但HR以及阿里管理层真的仅仅是理性多了吗？在《湾区》看来，恰恰是理性少了。

从在受害者新月的角度来说，遭遇上司性侵，而上司没有被停职，大概率上会遭到上司打压——上司处于权利高位。

如果HR团队受过现代教育，就应该懂得在事发之后，对权利和性做区隔。

美国校园禁止师生谈恋爱，就是为了避免处于权利高位的教授利用权利对学生进行性压迫。

阿里HR团队的过失在于，在已经发生疑似性侵案之后，对于权利不加以限制，保持原有的权力结构。

在事件调查清楚之前，涉案人员不应当再处于权利高位，让他有机会继续加害原有受害者，甚至进一步对其它员工施害。

反问一句，如果一个员工有涉及杀人案，公司是否需要担心他在公司对其它员工施暴，从而立即停职，直到证明无罪？强奸案同理。

从风控的角度，在社交网络如此发达的当下，没有一个受害者会被权利绝对压迫，一定会上网传播，而以阿里这两年数次涉及性丑闻，这类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一定会迅速发酵，成为一个公司的危机。

但种种行为不当背后，是一个公司的价值观。

而阿里价值观体现在张勇回复第一点：“鉴于曲一承认存在和同事在酒醉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区一的行为被巧妙地定义为“过度亲密行为”，还是丝毫看不见对于当事人的尊重，仍然是极度缺乏同理心。

即便现在还没有定罪以及定性，但是“亲密行为”是一个双方交互行为，“强奸”是一个单向、主动施暴行为，公司主动选择定义为“亲密行为”是否恰当？

在这种面向整个公司的回复中，一定有比“过度亲密行为”更合适的措辞，更为尊重涉事女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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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政治正确

阿里企业文化不尊重女性是不难辨别的。

破冰行为不必再赘述，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之间做各种难以接受的行为，陈年陋习被搬入了公司；

2015年的时候，阿里巴巴还在招聘程序员鼓励师， 在JD部分写着：

“你的颜值需要对程序员有足够的震撼力，几面第一瞬间便激发程序员内心波澜，慢慢的正能力。你可以是如苍老师般德艺双馨，胸怀天下，进可欺身压海滩，退可提臀迎蛟龙……”

散发着恶臭的穷酸措辞，一方面放弃了对女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鼓励了男性员工自大情绪，女性是用来鼓励男性工作的，那么到今日自大到侵犯女性下属也是不足为奇。

马云创始人在一次家庭日发表过“996”和“669”言论也让人觉得不适，“生活上我们要669“，马云解释，”什么是669，6天6次，关键要久”，这种涉及私人生活的言论在全体员工上公开说，也是放弃了政治正确。

虽然政治正确已经被许多人当作一个Buzz word，将其污名化等同于“圣母婊”之类，但是政治正确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尤其重要。

政治正确是指言论是避免冒犯及歧视弱势群体，政治措施上避免施行歧视弱势群体的制度。

在一个接近20万的组织中，权力结构已经形成，如果要继续保持灵活性，降低行为风险，更需要形成一套高于法律的行为准则，更敏感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而其中包含政治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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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是否还适用？

阿里巴巴有系统化的价值观和文化，始于一个名为关明生的高管。

2000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阿里巴巴危机四伏，资本方明确表示没有再投资计划，更麻烦的是团队还没想好如何赚钱，阿里合伙人蒋芳在采访中透露，当时他们计算过，从2000年4月开始，阿里巴巴手里的资金，最多只能再维持9个月。

2001年8月，曾在通用电气供职15年之久的关明生入职阿里巴巴担任COO，大家开始寄希望这位拥有管理经验的老手能带领团队快速找到盈利模式，但是关明生的第一个决定是通知管理开会讨论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第二个决定是要求团队停下手头工作，听管理层讲解公司文化。

但是关明生也曾在对外采访中强调，阿里的价值观还是来自于马云：

“2001年1月13号星期六早上，马云、蔡崇信、吴炯、我、彭蕾，还有金建杭，我们6个人站在马云办公室前面的一个玻璃板讨论，马云是很能讲的，滔滔不绝地讲阿里巴巴怎么厉害，我们很有价值观等等一大堆东西，我听得非常入神，我就问了马云一句话，这个价值观这么厉害，有没有写下来？

马云停了大概一分钟，想了半天，说Savio你讲的太对了，从来没有写下来，他就问我，应该怎么写下来？我说应该用目标、使命、价值观来写下来。”

在阿里价值观中有一条，是不让人主观上舒服的：“此时此刻，非我莫属”，阿里在主页上的解释是：“是阿里人对使命的相信和’舍我其谁’的担当”。这种“舍我其谁”价值观被过度放大，就会成为自大，自大甚至愚蠢到对于刑事案件都无所畏惧。

这套价值观诞生在2000年前后，是阿里起步阶段，业务增长是这家公司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因此价值观也每一条都在强调业务。但是当一个组织发展到20万人的时候，仅仅强调业务也许是不够的，任何一个个人行为都会变成公司行为，演变成公司危机。

对比字节、美团这些新一代的互联网公司，都像小学生守则一样，包含了对个人道德的强调和规范。字节的“开放谦虚”、“坦诚清晰”、“多元兼容”，以及美团的“诚信”、“勤俭”、“学习成长”，都是在个人道德层面的强调。

这些新一代互联网公司强调个谦逊、诚信，强调学习成长，对比阿里的“非我莫属”，确实是文化内核上存在巨大差异。

新一代互联网公司更相信，个体行为上保持高水准，业务也能够持续发展，从而公司能够保持创新的动力，而阿里这一代的老互联网公司则以业绩为最高标准，也就滋生了一系列危机，此前，这些行为在法律之上，道德之下，而这一次直接冲破了法律的红线。

除了高管蒋凡出轨淘宝网红张大奕，还有“网传阿里P8员工公开招聘私人生活助理，每月1.6w可安排阿里正职”， “网传阿里P9员工出轨P7女下属，结果遭人堵门”， “网友曝光阿里P7员工隐婚、孕期出轨、骗炮、PUA”。

根本原因在于当阿里增长放缓时，对于业绩的单向强调，更容易催生一种高压的权力结构。

阿里Q1财季净利润428.4亿元，同比减少7.8%，营业收入308.5亿元，同比减少11.1%；营业利润率15%，同比下降了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虽然营收还在增长，但在放缓，已经把阿里的困境数字化了。

阿里一名内部员工透露，像此次涉事的淘鲜达业务，在行业中并不占据优势，容易被商家牵着走，所以发生这种把女下属“献给”商家的事件。不难看出，如果此时阿里有一个更为敏感的价值观，这种事件应该不会发生。

这些年阿里的价值观也频频引起内部的挑战，2020年6月，阿里举行了一场直播来讨论价值观——这场直播源于一位阿里钉钉P9级别的女性中层干部被下属举报在考试中找下属代考，其直属上级钉钉CEO陈航给出的惩罚是扣除这位P9这一年的股票和年终奖。

当时有一条弹幕流传很广：“低P碰红线，低P没了；高P碰红线，红线没了；高P碰考试，考试也没了。”

在当时的直播中，也不断有人对蒋凡的处理提出质疑：“蒋凡事情这样处理是不是代表阿里的价值观崩塌了？”

也许，根本上，阿里的价值观就是缺乏了一些应有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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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中还有一个值得警醒的信号，CEO张勇几乎是和外部吃瓜群众同一时刻知道的这件事情，核心问题在于，阿里内部的信息渠道是否还畅通？

在被害人新月去阿里食堂发传单之前，她找过BU的负责人，根据新月自述，BU负责人阿甘是包庇的态度，因为曲一是阿甘带到淘鲜达的；她向上一级去找BG的负责人老鼎和丁东，才不得已去食堂发传单。

没有人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受到屈辱之后，还要以屈辱的方式去伸张正义，而这个背后是阿里信息流通的不顺畅：张勇的手下选择去隐瞒错误和风险，而不是汇报错误和风险。

抛开对于受害者的同情不谈，对于此件事情的隐瞒和打压，必然会引发一场风暴，这样看来，涉事的几个高P并不具备足够的风控意识，判断和智力层面并不足够敏锐，而如果不能够保证每个人足够敏锐，那么强调道德强调价值观更是必要。

打败阿里的，不会是别人，只会是阿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