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废都还是网红？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笔者本文原本所写的对象应该是西安市，但看西安就不得不更多的着眼其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顺着笔者去年提及过的一个观点，即：城市群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基础承载点、产业布局圈，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关中，这个华夏文明的龙兴之地。笔者将以经济发展为主轴，分背景、现状和未来三个时间片段来进行推演。

　　历史的富饶所“诅咒”

　　提到天府之国，大部分人现在想到的应该是四川省，更精准的概念是为都江堰所灌溉的成都平原，四川省的国家级新区也因之命名“天府新区”。但追溯源头，成都平原称天府之国是诸葛亮之功，更早的天府之国，指的实际上是关中平原。

　　关中，诞生了中国古文明的上古源流之一，如果将自然毗连的汾河流域也视为一体，则汾渭平原上迄半坡、陶寺，下至武王伐纣、晋楚争霸、秦统天下，在这个上古文明里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古以来，秦、汉、南北朝以至隋唐和五代，汾渭平原的重要性更是无一时一刻减轻。直到宋代以后，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政治重心东迁，经济重心南移，西安重要性下降，变成了西北的枢纽要冲，至于关中，经济作用就更弱了。

　　明清之际，朝廷重要的财赋、文华之地，俱在东南，而中西部地区的名城大郡，只是作为形胜要冲来控扼国土，保证统治。中古时期的隋唐长安，人口百万，但到了明清，西安府的人口和地位并不能排进前十五。

　　直到民国时期，国民党南京政府曾有动议兴建“西京”，成了西京城市筹备委员会，大体目的有三，一是加强对内陆地区的控制和辐射，免得临近的河南、甘肃和西北失控，其二是国民党内一部分进步主义分子想从规模较小、政治较单一的西安入手， 探索一套旧文化、古迹遗址丰富的历史古城现代化的道路，其三则是日军日益进逼的外患之下，留个退路。然而，关中的生态和本钱实在是太差了，迄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沿长江一路迁到武汉、重庆，并没有迁到建设了五年的“西京（筹备中）”，多年建设无果，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西京筹备委员会也在1945年奉命撤销。

　　建国后，西安市则一跃变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大区的“首府”，西安市成为了西北局的直辖市。在“156工程”和一五计划期间，西安市是得益最多的城市。156工程中，共有16个项目落户西安市，一时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运动，而这当然得益于一跃提升的政治地位。毕竟，和西安市丰富的历史资源、文化象征相比，近代以来的西安，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老西安市民经常喜欢吹牛的段子，就是“选首都差两票输给北京”，诚然中共中央在共和国建立前或许考虑过这个选择，但就如同民国政府不会迁都“西京特别市”一样，西安过于单薄的底子，无法承载首都的重任。不过，直辖市给西安市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这一时期的直辖市，除北京和天津外，都是大行政区的直辖市。例如东北局，管辖有旅大、长春、哈尔滨、沈阳、鞍山、本溪、抚顺七个直辖市。而西安市作为西北大区的首府，自然拥有了超然的地位，陕西省与西安市的相爱相杀，也肇始于此。

　　高饶之后，以五马进京为象征代表着中共中央防止大行政区尾大不掉而采取了扁平化、制衡治政的路线，大行政区被撤销了，除北京、上海外全国没有其他的直辖市。但很快，大跃进结束后，中央重新设立了大区的中央局，这表明至少是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各个地理板块间的协调和平衡，是中央非常关注的。

　　现状：小省与大市之间，外加其他

　　如果说，之前大区中央局的存在，在持续的协调陕西与西安的协调发展和西北板块与全国其他地区间的平衡，那么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体制的逐步衰退，一种全面的向东看就在所难免了。而在市场大潮冲击之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巨大的不平衡，则导致了关中地区多年来的爱恨纠葛。

　　从卫星地图上来看，西安市的老城区内，各种类型的家属院、机关单位错综复杂。而这种空间上的复杂结构，实际上是和政治经济上的交织纠缠分不开的。前面笔者提到了，“156工程”中有16项落户西安市，看似西安市得益最多，但实际上这种大型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项目，地方很难有直接的管辖权力，这些大型工厂企业是在“X机部”的管辖之下的。

　　随着三线建设的持续推进，愈来愈多的军工、重工业企业设在了陕西，其中绝大多数设在关中地区以及与关中相毗连的秦岭大山里，并且同时设立了与之配套的许多科研院所机构。然而，由于这些项目本身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控制权在北京的各行业总部，对本地区真实产生的经济推动作用较小，也很难产生互相之间的横向联系。

　　可以说，由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计划经济完全解体，这其中的二十多年造就了更加复杂的经济结构。一个直观描述就是，西安市城市区域不小，城市人口不少，但是经济体量很小。政府财力有限，但许多市民购买力不小。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企业办社会”的计划经济国企文化，一个个“X机部”所辖企业的厂区，就是一个个独立的社区空间，甚至可以说是“北京的经济飞地”。

　　时间继续川流不息，计划经济的全面解体和国企的大分流给国家的经济基础带来的改变是永久性的。而计划经济的解体和中央对银行系统的全方位控制，让许多地方政府所搞的“自我管辖范畴内的企业供需循环”难以为继，“经营企业”这条路走不通了，对中西部地区来说，1995年开始的改革，是他们“失去的十年”。

　　而对于陕西省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的要素自由流动趋势是向西安市集中，为抑制这种“令人感到危险”的趋势，陕西省在投资上更多的考虑向非西安市范围进行投资。这种矛盾日积月累之下，就表现在1995年，传闻中央要在中西部地区再设立一个直辖市时，西安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切，也让陕西嗅到了怀疑已久的味道——“背叛”。实际上这种深刻的省市矛盾，还有武汉和重庆，当然，武汉的矛盾的解决，是经济大省湖北全力建设武汉，不再搞制衡；而重庆矛盾的解决，则是以重庆直辖、问题清零为结果。

　　从自然禀赋来说，陕西省的优质地带就在关中，而关中的核心则是西安。陕西所辖的三个地理单元，陕北和陕南事实上都是需要关中去输血的，再加上历史、文化和西北枢纽的加成，这导致了西安是一个省内乃至全国的高地，虽然经济体量有限，但在政治上有较大影响；而陕西却是一个小省，如果西安要当好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城市，势必需要更高层面的支持，因为关中在全国来看同样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地区，但这样的需求又和陕西省以关中抚养陕南陕北穷困地区的目标相违背。这样的深刻矛盾，是多年来省与市各种互动中杂音，乃至各种项目、合作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矛盾也使得西安在发展上处于踉跄独行而周边小兄弟冷眼旁观的局面。西安的市中心距离临近的地级市咸阳市市中心，直线距离约23公里。在2002年推动了“西咸一体化”战略，然而这一政策执行到如今，产生的最显著的成果还是2002年时的电话区号合一。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经济金融政策、国土空间规划等诸多方面，无一实现对接、接轨、统筹规划。对比早已融为一体的广州佛山、长株潭等地区，政治内耗的后果可见一斑。

　　大国大城的未来？不，还有一带一路

　　在近一两年，随着陕西省全力支持西安的发展，诸多之前的限制性措施和政策已纷纷宣告废除。而西安也趁势而上，提出了对标先进城市的“追赶超越”战略。

　　表面上看，随着陕北油气的开发和陕南环保、生态移民的推进，原先困扰陕西省的“一个馒头三个孩子分”的问题大为缓解。至少如今在陕北进行扶贫，可以使用从陕北自有的油气和煤矿资源带来的开发收益填补，而陕南的生态扶贫则有全国统筹的专项转移支付。但事实的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宏观收益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难以提升，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库兹涅茨增长，即高固投、高周转、高负债，资源、要素纷纷向头部地区集中。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这种情形之下，不发展省会和省内大城市，则意味着被东部地区的高房价吸干金融资本，被东部地区的高收入吸走技术人才。相比较九十年代和零零年初，不但陕南等集中连片贫困带留不住人，连关中地区其他城市也出现了资本和人口的净流出。因此，并不是中西部地区各省主动选择了“大国大城”的战略，而是在两害相权之下的不得不为之。

　　笔者在谈及房价的上涨逻辑之时曾提到，房地产的商品化使得房地产本身金融属性完全体现了出来，如果某一地区的房产令市民感到“没有投机价值”，则会导致本地的金融资本净流出，流出到“值得投机”的地方。因此，地方政府还不如自己坐庄，抬拉地价，一方面和企业、社会投机资本分享利润，另一方面则利用手中的丰沛资金投资、建设城市，吸纳人才和高校、科研机构落户，补贴社会民生，这些可以直接获取政绩。

　　这就表现为，一方面西安市的人才大幅“孔雀东南飞”，许多领军人才、科研机构乃至高校纷纷前往东南地区淘金，另一方面则是西安还在吸收陕西省内和临近的甘肃、晋南、豫西的人才、机构组织，延缓东南飞的规模。

　　但继续这样的资源重组，势必造成国土空间功能的严重不均衡，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将陷入“通货紧缩”，一方面缺少资源、另一方面资源还在加速流出，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城市都是这样，就更不必提县域和乡村了。放任下去，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将成为一纸空谈。据笔者所知，在关中地区之前也出现过暂时性的县级政权资金周转困难，乃至人员工资难以足额发放的情形。

　　从更大的结构来看，西安市乃至关中平原城市群未来的发展机遇，就在于突破库兹涅茨增长，重塑欧亚经济板块结构这一战略方向上。现今我国的三大战略，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相关，则是一带一路。自中欧班列实施以来，借助于货运铁路实现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当代重现，就是我们一直所构想的空间经济和地缘战略。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将整个欧亚板块变成连接更为紧密，互相交织的整体，以降低海洋的影响权重。

　　而陆上的丝路重建，自然需要一个枢纽、节点，作为中国影响力的集中体现。自2016年以来，陕西、西安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高度共识，省市协力推进西安陆港的发展，到2020年已有三分之一的中欧班列是由西安始发的，而西三角始发的中欧班列总数占比则超过了70%。这将意味着，在陆权重新抬头、海权地位相对下降的周期中，西安抢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上。

　　着眼未来，在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经济结构重构中，关中城市群需要重新规划整体产业布局和价值链、产业链分配与规划，积极对接临近的中原城市群，这或许将成为扭转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的重要抓手。

　　去年夏天，笔者去了一趟毛乌素沙地，看了看屹立千年的统万城遗址。如今在我国人民的辛劳治理下，沙地已变绿洲，茫茫一片绿地，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竟像极了一千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