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上） 林昶

2021年6月17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重视在港澳地区开展工作，利用港澳的特殊环境，进行革命斗争。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到澳门。1922年澳门「五二九」事件发生时，张太雷即向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执行委员会提出，通电警告葡萄牙政府，组织关于葡案的宣讲队。张太雷并在中共创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声援澳门工人的文章。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已经在澳门建立党组织，名称为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由广东省委领导，成员曾发展到数十人。但大革命失败后，其工作一度陷于停顿。南昌起义后，中央令广东暴动策应南昌起义。省委即开会贯彻。叶季壮、张培道接通知到澳门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讨论回应叶挺、贺龙大军南下工作计画。会后，叶季壮在澳门新桥召开五邑地区党员会议，省委也派干部参加，研究贯彻省委关于「全力接应八一南昌起义大军」指示，决定派党员回到各地乡下发动群众，开展迎接起义大军的准备工作，以响应叶贺南下。

　　中共「八七」会议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两广、闽南地区的暴动以及一切军事、政治事宜。10月15日，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张太雷负责全面工作并兼任广东省委书记，杨殷负责南方局的军事和肃反两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并兼任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工委工作。会后，杨殷在澳门依靠潘兆麦建立南方局军委和肃反委员会领导机关，并任主席，潘为两委会秘书，协助杨主持工作。为打开工作局面，杨殷建立工作网，派人到广东各地恢复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他自己则经常化装来往于港澳和省内各地指导工作，向各地同志宣传、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杨殷派杨青山做交通联络员，经常来往港澳，并负责收集《红旗周刊》稿件带往澳门交由杨章甫托熟悉的印刷店秘密印刷，用广告招牌纸作封面伪装，然后由杨青山带到香港分发各同志。党组织还调派广东省农会的黎诚到港澳地区工作。他先到澳门，住在杨章甫和苏南家里。他的任务是住在澳门，出发到内地工作，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黎去一个地方工作十多天，任务完成后，就返回澳门一次，接着又到另一地方工作。

　　1927年10月，为组织配合策应广州起义，杨殷以做生日为掩护，在澳门宴诞酒店召开南方局两委联席会议，参加者多为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工会的骨干，还有省港罢工期间的干部。会议研究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具体方案和准备广州起义的武器问题；布置组织铁路工人回广州参加起义。肖一平也在澳门联络中山、顺德农军策应广州起义。党组织先后派𧝁荣、王士烈、梁广、黎诚、刘吉棠、杨青山等一批同志从港澳回广州参加起义。11月初，五邑地委在澳门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指示，成立五邑暴动指挥部，由叶季壮兼任总指挥，派出党员深入五邑地区，动员群众暴动配合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大批起义人员转移到澳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新会县总工会委员长吕棠把自己的一个孩子卖掉，得来的钱用以帮助组织渡过难关。党在澳门的机关负责接待和安置从广州撤到澳门来的同志，为他们解决食宿和出路问题，还对党员进行登记。当时在澳门负责这些工作的有杨章甫、潘兆銮、肖一平等同志。被捕押在番禺监狱的黄健，事前接地下党秘密通知即将起义。广州起义时听到枪声即号召难友砸断锁链一起冲出狱门，参加暴动，失败后他也转移到澳门，找杨章甫报告参加广州起义经过。经党组织同意作登记。1930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出第十八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紧布置年关斗争，其中有「在香港、汕头、澳门等地方成立失业工人委员会来号召这一斗争」的内容。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彭湃兄弟和家属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彭湃的母亲周凤将自己的儿女一一安排，有的去了自己的娘家，有的送给别人寄养，有的则送到香港、澳门、越南逃生。她自己带着七儿媳和孙儿彭锡明逃往澳门避难，从此隐姓埋名，靠糊火柴盒、做鞭炮、砍柴割草为生。即便这样艰苦，她仍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地下党员提供掩护，运送各种物资。因为她坚信，自己的四子彭湃选择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

　　1928年3月，周凤的二子彭达伍、三子彭汉垣被澳葡警方逮捕。此前，周恩来安排彭汉垣到澳门参加地下工作，并以开店为掩护，设置交通站。但一到澳门就被国民政府特务跟踪，遭到澳葡警方逮捕后，与二兄彭达伍一同被引渡到广州，壮烈牺牲。

　　1931年初，澳门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已有进展，因而当年3月，中共两广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到广州及苏区工作，就打算从澳门支部抽调人员前往。到当年7月，澳门的中共党员已发展到20余人，改属中共两广省委领导。但由于大多是琼崖、海陆丰人，容易暴露，因而被当局驱逐出境，人员损失近四分之三，使澳门中共党组织的元气大伤。其原因，是受到当时上级组织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影响。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广东省委不是号召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提出「扩大反英反葡反法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当时的澳门提反对葡帝国主义，这除了引起澳葡当局的进一步防范外，对中共在澳门的工作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益处。这就给中共在澳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弄到党员无处藏身、党组织的工作陷于瘫痪的地步。直到王明路线结束，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之后，中共在澳门的工作才开始复苏。

　　在此期间，香港、澳门的特殊环境，也为东南亚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1935年4月，越南党代表大会在澳门召开，制定斗争策略。会议召开近两个月的时间。大革命失败后转移到泰国的中共党员苏惠，陪同泰国共产党支部局负责人之一的刘漱石到澳门参加大会。苏惠的任务是带孩子租住一小楼二间房掩护大会秘书处。越南党一位称「阿何」的工作人员也住秘书处列印会议文件。这次会议宣布共产国际已接受越南党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

　　会议结束后，越南党的负责人胡志明到秘书处来住，他要求苏惠帮助找到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建议苏惠写信回家把妈妈接到香港来帮助带小孩，以便工作。于是，苏惠便从澳门转到香港，通过香港《大众日报》主笔任毕明找到中共中央派到香港开展统战工作的宣侠父，便将胡志明急于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要求向他作了汇报。宣侠父很重视，即约见胡志明，为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党的联系建立了一个「通道」。

　　1936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薛尚实为负责人。在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州市委（书记王均予）、中山县委（书记孙康）等各地党组织相继成立。根据斗争形势和澳门的群众基础，广州市委、香港市委认为澳门成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1937年6月，广州市委委派杜晓霞、廖锦涛赴澳门开展建党工作。8月，杜晓霞、廖锦涛吸收澳门中山纪念中学的余美庆入党。11月，中共澳门支部成立。1938年1月，澳门支部改为澳门特支。同年5月，广东省委将澳门特支交香港市委领导，由周伯明负责指导。10月，广州沦陷，广东省委职工委书记梁广以及杨康华、温焯华等奉命经澳门撤到香港，成立粤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澳门特支由粤东南特委领导，具体由杨康华负责指导。澳门特支后发展为澳门工委。1938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还曾到澳门指导过抗日救亡工作。

　　澳门中共党组织发展的另一个管道是中山县工委。该工委组织干事兼鸦岗学校党支部书记叶向荣，在澳门接收了陈少陵的组织关系。此后，叶向荣每周或每两周与陈少陵联系一次。1937年末或1938年初，叶向荣将陈少陵的组织关系转交澳门党组织。陈少陵入党后，介绍原在广西入党并参加左江起义而受国民党通缉辗转逃到澳门的谢英重新入党。随后，谢英介绍黄哲君入党。

　　澳门党组织成立后，注意在各抗日团体、产业工人、学校中培养发展党员，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先后建立了学生支部、妇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关支部、岐关车路公司支部、纱厂女工支部。为了提高党员思想觉悟，中共澳门工委在党组织活动据点之一的炮兵马路二号（党员梁铁的家）秘密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由粤东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杨康华给学员上抗战形势教育课。澳门中共党的工作有了相当发展，到广州失守时有党员50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又派张文彬到广东整顿和加强党的组织，10月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广东、广西和港澳等地的党组织。中共在澳门的工作得以重建，成立了新的澳门工委。1938年4月，南方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广东省委成立，领导广东、广西和港澳的党组织。此时澳门中共党组织的书记为杜岚。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24日，广东省委决定，在香港成立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吴有恒任组织部长，虞焕章（杨康华）任宣传部长，澳门市工委的工作划归东南特委负责，由廖锦涛任工委书记，组织部长余化，宣传部长林枫。廖锦涛任书记时，澳门中共党组织的工作有了相当的发展。1939年初，廖锦涛领导服务团回内地，余化任书记，组织部长邓平，宣传部长林枫。1939年11月，东南特委被撤销，澳门工委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当时党员发展到46人，其中产业工人25人，教员12人，学生6人，商人2人，自由职业者1人。工委由3人组成，除书记邝任生外，组织部长邓平，是一名20多岁的织布厂女工；宣传部长沈□□是一名新党员，小学教员。下设8个支部，8名支部书记都是抗战后入党的党员。

　　194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粤南省委1940年12月在香港成立，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宣传部长石辟澜，澳门工作由粤南省委负责。粤北省委和南方工委相继被破坏后，中共党组织暂行停止活动。1943年1月恢复活动，成立临时工委，由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梁广负责城市工作，机关设在广州、香港、澳门。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临时工委对广州、香港、澳门、广州湾（即今湛江市）四城市党的组织工作原则作做出具体规定，在各城市分设特派员一人，采取单线领导方式；党的组织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长期掩护、积蓄力量、培养干部、埋头苦干的方针；领导干部职业化，停止会议生活，停发档，禁止任何横的关系；以勤职、勤学、勤交友的精神去团结各阶层人土，开展广泛统战工作，加强干部与党员教育，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

　　1944年10月，随着环境的好转，省临委向中央请示在大部分地区恢复组织活动，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澳门仍坚持原来方针，只加强联系及阶级教育。

　　抗战时期，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都曾到澳门指导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1月，中共澳门支部在广州市委的领导下在澳门建立，次年改为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由香港市委领导。澳门党组织成立后，注意在各抗日团体、产业工人、学生中培养发展党员，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先后建立了学生支部、拱北关支部、岐关车路公司支部、纱厂女工支部。

　　抗战胜利后，按照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区党委以澳门为桥梁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1945年9月，广东区党委在澳门设立中共澳门中山特派员，特派员黄佳，副特派员罗明林（罗光连），领导中山、澳门和顺德的地下党组织及武装工作。1947年2月，黄佳、罗明林调离，中共澳门中山特派员撤销，改设中山特派员，特派员曾谷，管辖中山特派室，特派员隶属中共香港分局。1948年2月，中共珠江三角洲地方工作委员会（简称珠江地工委）成立，书记谢鹤筹，后由黄佳代理，地工委隶属中共香港分局。中山特派室、3区、9区、8区以及后来派驻石岐的特派员均属地工委领导。1949年3月，中共珠江三角洲地方委员会（简称珠江地委）成立，由黄佳、刘向东先后任书记。珠江地工委的领导机关曾设在澳门，并以澳门为桥梁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迎接内地解放，中共组织决定由黄健在澳门开展策反工作，并协助珠江地委、中山县委设立交通联络站。1949年3月底，饶彰风派方源提、汤生、施展3人到澳门，协助黄健具体策动国民党中（山）新（会）联防主任兼中山县联防大队长黄森起义。1949年4月，中（山）新（会）边境武装工作委员会成立，由黄健任主任兼组织工作，方源堤负责宣传，汤生、黄杰负责军事，陈满（按：梁维特外公）负责财经，施展负责交通联络。随后又派周挺负责与中山县党组织以及五桂山游击队的联系，并赴第一线开展武装斗争，迎接和配合解放。

　　中共领导澳门各界同胞支援祖国抗战

　　中共澳门党组织成立伊始，就召开会议研究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问题。陈少陵、廖锦涛、包华、杨岭梅等人还曾专程到香港，接受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员连贯的指示。「七七事变」爆发后，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阶段。由于澳葡当局标榜「中立」，不许澳门爱国社团公开使用「抗日」、「抗敌」、「救国」等一类字眼，因而他们只能以「救灾」的名义开展工作。1937年7月下旬在澳门工商界和上层人士中成立的澳门各界救灾会，是澳门当时最大的救灾组织，妇女界也成立了「妇女慰劳会」、「妇女互助会。」8月，以廖锦涛、陈少陵等为首组织了「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8月12日，以学术、体育、音乐和戏剧界为中心的「四界救灾会」成立。该会成员实际还包括了澳门新闻、教育、美术等各方面的人士，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全澳最活跃的救亡团体。

　 中共党组织领导澳门各界同胞出钱出力，全力支援祖国前线。筹款方式包括:发动献金运动、捐献运动、「一仙（一分钱）救国运动」等。还通过举办游艺会、体育比赛、义演、义卖，擦鞋者义擦、人力车夫义拉等方式筹款。从1937年到1940零年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澳门同胞共进行大小募捐活动100多次。1938年和1939年，澳门各界举行两届「八一三」救国献金活动。其中1939年的「八一三」献金活动，三天就筹得国币近10万元。前方将士缺少什么，澳门同胞就千方百计募捐什么。他们响应李宗仁的吁请，积极募集雨衣，胶鞋等，以解决前方将士的雨季作战之需。为此，五路军司令李宗仁、副司令白崇禧及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联名写信对此深表谢意。当时的澳门报纸还有澳门同胞募捐短衣短裤、蚊帐等送往前线的大量报道。

　　中共澳门党组织还先后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爱国青年加入「惠阳青年回乡服务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旅澳青年乡村工作团」，回到广东的东江、西江和粤中等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0月21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正式成立，由党的负责人、救灾会理事廖锦涛任团长，先后派出十一个队共160多名男女青年返回内地工作。为加强党的领导，服务团于1939年4月成立中共动员青年回乡服务支部，书记胡泽群，组织委员沈章平，宣传委员梁铁。服务团以下各队也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或党小组。1939年1月，粤东南特委组织委员吴有恒给中央的报告，就提到特委「从香港、澳门动员了大批的干部、党员，特别是坚定的工人干部和党员回敌后工作，增加了内地的力量与内地的同志们的信心」。

　　这时澳门回内地的党员已有20余人，其中廖锦涛等多人为国捐躯。1944年春，中共中山义勇大队派郑秀、郭宁等化装成普通百姓，进入澳门活动，建立了秘密办事处，动员了不少澳门青年到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工作。这些青年先是在代号为「纽约桥」的「青年训练班」学习，然后分配到宣传队、医疗站或者到连队做文化教员、政治战士，卫生员等，在部队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种训练班一共办了三期。 有许许多多澳门同胞在回国参战中，英勇地牺牲了。如在五桂山游击战中牺牲的有青年学生柳兆怀、青年教师陈衡葆等。纪中学生郑诚之，1945年5月间在中山县三乡被敌伪军包围，战斗到弹尽粮绝，最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捐躯。赖冠成（又名赖达），曾参加五桂山游击队，后到东江纵队，在战斗中被俘，死于狱中。行易中学学生胡兆基参加澳中纵队，1944年在战斗中牺牲。青年教师冯剑青在反击敌伪的战场上殉国。夜校学生陈君芝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还有廖锦涛、陈少陵、李静山、欧日良、梁捷、侯取谦、马敬荣、黎景尹、陈寿彰、陈曼、苏达民、梁满、崔楷等澳门同胞，倒在了抗日的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濠江儿女报效祖国的绚丽篇章。

　　积极开展上层人士和澳葡当局的统战工作

　　中共澳门地方组织和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开展了对澳门上层人士和澳葡当局的统战工作。当时，日、伪和海盗、土匪等势力屡向澳葡当局挑衅，横行无忌，致使澳门社会治安混乱。澳葡当局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得到中山人民抗日武装的帮助。驻五桂山区的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下简称「指挥部」）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利用澳门「中立区」这一特殊环境，开展对澳葡当局的统战工作，与澳葡当局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以动员和团结澳门广大爱国同胞支援祖国抗日斗争。党组织首先同各界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赢得各方的支持。

　　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欧初、谭桂明等亲自上门探望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姐姐孙妙茜，她们对此甚为感激，多方面帮助中山抗日游击队，为该队送往澳门医治的伤病员提供方便。孙、卢两人的抗日爱国行动也影响了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士。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梁彦明，积极参与动员澳门同胞筹募，出钱出力，后被日伪特务暗杀。澳门著名的招兰昌医生和著名爱国人士何贤先生常通过各种方式支援游击队。从这些爱国人士中，中共党组织逐渐了解到澳门当局的有关情况和敌伪顽之间的各种矛盾，决定抓住机会，开展对澳葡当局的联络工作。

　　1943年底，欧初对在当地传教的外国人安神父进行统战工作，并通过他与澳门当局取得联系。当安神父返回澳门时，欧初派郑永晖负责护送，并请安神父设法将欧初写的一封信递交澳葡当局。信中表示如果日伪进犯澳门，我军愿予以支援，同时希望加强联系，互通情报。

　　安神父一到澳门，就将欧初的信转交给澳葡当局。警察厅秘书长慕拉士出面热情款待郑永晖，对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表示感谢，并承诺加强联系。此后几个月中，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数次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逐步走上轨道，还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建立了多个税站。而澳门则受到越来越多的伪军、土匪的骚扰，澳葡当局武装力量单薄，难以控制局面，因此，希望取得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的助力。他们找到一位旅居澳门，曾在国民党中山县政府任职，与欧初是旧交的黄槐先生，与游击队联络，传话说澳门的警厅厅长有事找欧初。欧初经请示获得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批准后，派人到澳门谈判。杨子江以欧初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黄槐的信，介绍经济委员会的秘书长梅重清同他接洽。8月，梅重清由黄槐出面安排，同澳方代表慕拉士会谈。澳葡当局要求游击队配合维护澳门周边治安，打击骚扰澳门的伪军、土匪。

　　在获得游击队正面回应后，澳方也作出三点承诺：一是同意游击队在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募捐筹款以及向避居澳门的中山富商征收爱国军粮等；二是同意游击队在澳门采购部分物资，包括子弹、药品、通讯器材，允许游击队人员携带手枪秘密进入澳门执行特殊任务，并协助将在澳门的电台运回五桂山根据地；三是同意游击队送部分伤病员到澳门就医。此后，澳方遵照协议，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游击队在澳门不仅募得捐款，还得到了一批急需的药物，澳门镜湖医院救治游击队送去的重伤患，还为游击队培训了一批医护人员。中山游击队还在澳门设立不公开的办事处。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