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和大克鼎牵出的十个故事

真可以说是有生之年系列了。

大盂鼎和大克鼎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到现在快3000年了。在它们再次出现在人间后，它们的身上串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一系列的故事。今天是2021年6月19日，我在上海博物馆亲眼见到放在一起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不由得想要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去讲一讲这个有很多条线，纵横整个中国，横跨180多年的故事。

2021年6月19日，本人摄于上海博物馆

必须从1840年说起，因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进入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但同时，中国也在英雄们前仆后继的奉献、牺牲、探索中，开始了史诗般的，从古老的农业国向强盛的工业国的漫长转型。

第一个故事

1840年，左宗棠二十九岁，赘婿。他经过了三次会试而没有考中，终其一生，他在科举上的功名就是“举人”。左宗棠显然不是应试型的人才，研究八股也不是他的兴趣爱好，左宗棠放弃了在科举方面的努力，开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

他没有钱，也不是官，但是非常非常有才华，在汉族士大夫的圈子里名气很大。湖南老乡，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非常欣赏左宗棠。他和小32岁的左宗棠结为了儿女亲家。陶澍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湖湘三巨头政治上的引路人。

在这个期间，左宗棠还见到了林则徐，并成为林则徐新疆方略的坚定支持者。

左宗棠安心的在家乡读书、教育自己的子女，以及陶澍的幼子/自己未来的女婿。躬耕于湘上，未曾想过投身官场。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正在和西方列强全力周旋，腐化堕落的八旗兵和绿营已经没有余力对太平天国进行镇压。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太平天国就占领了南京，改为天京。为了维持清廷对长江以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满清朝廷不得不扶持汉族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去对抗太平天国。在与太平天国持续不断的战争中，湘军崛起了。

当太平军威胁到湖南的时候，两任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相继延请左宗棠为幕僚，主持湖南的防务。他们对左宗棠信任到什么程度呢，军事防务相关的事情全凭左宗棠一言而决，左宗棠的报告打过来看也不看，直接签字画押。他们没有看错人，而左宗棠也不辱使命，在他的主持下，湖南得以避过战火。

但是左宗棠毕竟没有正式的官职，他以一个幕僚，也就是师爷的身份指挥八旗兵、绿营这样的正规军，本来就招人不满，再加上本身性子耿直，必然得罪人。而这个时候满清贵族也开始警惕和打压汉族士大夫政治集团。

第二个故事

樊燮是湖广总督官文的人。而官文是正白旗，爱新觉罗家实实在在的“自己人”。樊燮是武将，在一次会见左宗棠的时候，看见一介布衣的左宗棠高高坐在上边，樊燮非常不高兴，认为左宗棠对他不够尊重，言语之间和左宗棠起了冲突。两人先是对骂，然后动手，樊燮被左宗棠骂了一句“王八蛋，滚出去”，还被踹了一脚。于是樊燮联合官文向咸丰帝告状。咸丰帝自然支持自己人，派钦差大臣来查案子，给钦差的指示是如果左宗棠“劣幕”一事属实，则可以斩立决。

左宗棠的师爷没有办法当了，他倔脾气上来，居然想在这个时候第四次进京赶考。与此同时，湖湘势力出动全部力量开始了解救左宗棠的行动。左宗棠北上的途中被胡林翼劝返，并且被曾国藩保护在自己的军营之中。另一位湖南同乡郭嵩焘赶赴北京，游说各方势力为左宗棠脱罪。

郭嵩焘在北京遇到了在军机处供职的翰林学士潘祖荫，听了左宗棠的事情后，潘祖荫义愤填膺。潘祖荫虽然不是军机重臣，但却是军机大秘，以他的身份是可以直接将奏折递到咸丰帝御前的。在奏折中，潘祖荫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第三个故事

左宗棠被樊燮告状的这一年是1860年（咸丰十年）。在这一年，太平军攻破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整个长江流域战火重起。同样是在这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亡到了热河，次年死在了那里。

在这一年，清廷和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北京条约》，进行战争赔偿，割让九龙给英，允许列强在天津等地开埠设立租界，允许在中国境内传教，允许列强使用中国劳动力，允许列强舰船进入长江，直抵湖北汉口。总之继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的军舰可以从上海吴淞口进入长江横行。这一横行，就是89年，跨过满清、北洋、民国。 

1949年4月，在解放军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军舰无视解放军的警告，擅自闯入前线，遭到解放军炮击，紫石英号立即还击，但是最终被击伤搁浅。搁浅后的紫石英号被解放军俘虏。非常可惜的是，当时负责在紫石英号上监视英军的解放军战士没有见识过如此先进的军舰，不知道要控制轮机舱等关键部位，被舰上英军抓住机会开动军舰逃脱。在躲避解放军的追击的过程中，紫石英号极为卑鄙无耻的趁着没有月光的深夜，躲在民船江陵解放号背后，导致江陵解放号被炮击沉没，无辜平民伤亡惨重，而紫石英号趁机逃出解放军打击范围。

紫石英号逃了，从它逃跑的那一刻起，直到今天，再没有一艘西方列强的军舰进入长江。 

第四个故事

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接近尾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聚在一起讨论天下大势，开完会后，三人沿长江观景休息，看着湘军水师的大木船载满物资顺流而下。这时，一艘英军炮舰沿着长江逆流而上，速度竟然比顺流而下的湘军水师木船还快，激起的水流让木船震荡不止。此情此景让体弱多病的胡林翼大受刺激，之后不久就病逝了，临终时胡林翼嘱咐自己的朋友们，只有西方列强才是中国真正的心腹大患。胡林翼在近代史上的名气并不如曾、左，但他是和曾、左相当的人物，他的政治才能极为出色，而且情商非常高。在他的巧妙运筹下，官文把他当成知心好友，再也没有找过曾、左的麻烦。胡林翼也深得曾、左的信任，由他居中调和，三巨头互相支援，合作异常紧密。

胡林翼逝世，太平天国失败，曾左失和。他们不停的向朝廷上表告状攻讦对方，平时也不再往来。慈禧太后放心了，在曾、左的互骂中，一碗水端得很平。当然，这场冲突也许是更深层次的一种默契、一种智慧，是汉族士大夫的精英分子与满清贵族之间的彼此试探和信息交流。曾国藩、左宗棠、慈禧，这三个晚清时代非常高端的政治家玩儿的是一场聪明人的游戏。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剧情。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破天京后，正是湘军最鼎盛的时候。左宗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很显然曾国藩很深入的想过这个问题，他只改了一个字作为回复：“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曾国藩攻下南京后，第一时间解散了自己的军队，不仅解散自己的军队，还命令弟弟曾国荃解散他的军队，不仅解散曾国荃的军队，还命令曾国荃辞去一切官职，回老家种地。曾国藩用苏轼的诗和王安石的诗做过一副集句对联，细细品味，也许能够稍微了解他为什么如此抉择：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左两人在后半辈子奉献了一场影帝级的表演。曾国藩逝世后，左宗棠写下挽联：

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据说曾国藩有个爱好是给自己认识的人写挽联，即便那个人还活着。有时写完没来得及销毁，恰好被正主看见，场面十分尴尬。不知道他会为左宗棠写什么，也不知道他看到左宗棠的挽联会怎么想。历史真是值得琢磨。 

第五个故事

继续回到1860年，局面极其恶劣，对满清王朝来说，这是真真正正的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如果再内斗下去，清朝的覆亡近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站在汉族士大夫一边，继续扶持湘军和太平军对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各方帮助下，左宗棠安然度过杀身之祸。

湖湘势力在政治斗争中胜利了，官文、樊燮自然是失败的一方。官文是自己人，这件事对他影响不大，继续当他的湖广总督。樊燮成了替罪羊，被一撸到底，革职回乡。

心中憋了一口恶气的樊燮回到湖北恩施老家。他做了一个木牌，刻上左宗棠骂他的话：“王八蛋，滚出去”，然后把这块“洗辱牌”放到樊家祠堂里的列祖列宗牌位之旁。他修了一栋小楼，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关进去准备科举考试，他还强令两个儿子从里到外全穿女装。这不是什么兴趣爱好，这是用耻辱的方式激励两个儿子发愤图强。两个儿子考中了秀才可以脱女外装，考中举人（和左宗棠同级）可以脱女内装，考中了进士（功名超过左宗棠）才可以把“王八蛋，滚出去”烧掉。樊燮两个儿子中有一个确实争气，最后真的考中了进士，在考中进士后，他在自己父亲的坟墓前烧掉了洗辱牌。这个人叫樊增祥，是晚清的封疆大吏，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文化名流。在民国时期还曾帮助梅兰芳修改过《霸王别姬》等的京剧曲目，也是画家齐白石的前辈挚友。 

第六个故事

左宗棠平反后正式进入晚清的政坛。他真的是做到了不忘初心，一直坚持自己的操守和承诺。太平天国败亡后，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坐镇中国西北，平定了陕甘回乱，并开始准备平灭新疆的阿古柏之乱。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64岁，他和李鸿章完成了一场国防战略大辩论，在“海防”、“塞防”的争论中，端水大师慈禧太后选择支持左宗棠的塞防战略。终于，他可以完成林则徐未完成的新疆事业。

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进行了充分准备。在1876、1877两年，采取多路并进，闪电进攻的方式，很快平定了北疆和南疆的叛乱。在乱世中达成了之前只有在盛世才能达成的卫青、霍去病式的丰功伟业。为了保障西北的安全，他上书清廷建议新疆设立行省，他在兰州建设了近代工业化的兵工厂、呢织局，他还沿着从甘肃到新疆的通路种植沙枣树、杨树、柳树。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左公柳”。他的同乡杨昌浚写道：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渡玉关。

第七个故事

写了三千多字，终于要写到大盂鼎、大克鼎。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已可问焉。

先介绍一下这两只青铜大鼎吧。

大盂鼎，西周，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1951年潘达于女士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盂鼎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2019年5月3日，本人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克鼎，西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千克，1951年潘达于女士捐赠，上海博物馆藏。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大克鼎，又名克鼎或膳夫克鼎，西周晚期周孝王时期器物。大克鼎立耳，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中又饰小兽面纹，并有觚棱凸棱，整个造型庄严厚重。大克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铭文行间皆有线相隔，笔势圆润。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的内容。

2018年9月8日，本人摄于上海博物馆

盂鼎和克鼎至今仍是有铭文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两件，至为尊贵。分别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第八个故事

大盂鼎出土年代不好确认，一般估计是在1840年代，陕西眉县（另一说法是岐山县）礼村出土。在沧海横流的大乱世中，大盂鼎静静地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等待着最终的归处。

大盂鼎在1872年左右被袁保恒购得。袁保恒是袁世凯的堂叔，当时正在左宗棠幕府中为左宗棠工作。而左宗棠此时正担任陕甘总督。得知袁保恒得到大盂鼎后，左宗棠想起曾经给自己极大帮助的潘祖荫，于是居中协调，袁保恒将大盂鼎转售给潘祖荫。

大克鼎在1890年从陕西扶风法门寺窖藏现世，之后也被潘祖荫收购。这样，大盂鼎、大克鼎都属于潘祖荫所有。在大约同一时期，还有一只青铜重器毛公鼎（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世。时人把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放到一起，称为“海内三宝，潘有其二”。

潘祖荫在北京当官，身体不是很好，夫妻两人终生没有子嗣。大盂鼎和大克鼎被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家也是人丁不旺。最后只好从潘氏家族中过继了一个孩子作为孙子继承香火,这个孩子的名字叫潘承镜。潘承镜成年后娶了苏州实业家丁春之的二女儿。非常可惜，潘承镜结婚才三个月就因病去世了。潘祖年感到丁小姐实在可怜，就将女孩儿认为孙女，以大盂鼎的谐音，为丁小姐改名为潘达于。

潘达于婚姻不幸，但却是一位坚强和伟大的奇女子。潘祖年临终的时候，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其他家藏古玩珍宝全部托付给了潘达于。这一年是1925年。潘达于接下这副重担，带着潘家的珍藏定居苏州潘家旧宅。

第九个故事

潘祖荫在世的时候，对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藏着掖着，亲朋好友、慕名拜访的人士都可以来看。所以世人都知道潘家藏有宝物。潘达于当家后，和各路权贵以及古董贩子斗智斗勇，力保收藏没有流失。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很快到了8月，日本人的飞机出现在苏州狂轰滥炸。濒临战乱的潘达于带着家人躲避战火，但是大盂鼎、大克鼎是实在太重，携带不便。于是潘达于找了潘家几个靠得住的子弟，在潘家旧宅院内挖深坑，将两鼎装在木箱中深埋于地下，埋好后还铺上青砖恢复原状。除了几个知情人，谁也不知道两鼎藏在哪里。很快日本人占领苏州，知道潘家有宝的日本鬼子扑向潘家旧宅，在潘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潘达于有先见之明，将收藏埋的很深，日本鬼子没有发现盂克两鼎，两鼎暂时安全了。到了1944年，木箱子烂了，两鼎埋藏处的地面陷了进去。潘达于又指挥子侄将两鼎悄悄起出，找了一间破房子，把两鼎放了进去，然后再堆上各种破烂家具。用障眼法躲过了日本鬼子后来的搜查，以及其他实力的觊觎。

盂克两鼎在潘达于的保护下，安然的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等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 

第十个故事

1951年，经过观察和思考的潘达于女士下定决心，将大盂鼎、大克鼎全部捐献给国家。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籍以彰先人津逮来学之初衷……”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了潘达于，除了赠予她奖状之外，还给了相当于现在币值2000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潘达于一转头就将奖金捐给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自己只留下奖状，挂在床头50年。奖状中说：“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盂克两鼎先在上海博物馆收藏，到了1959年，大盂鼎北上，最终安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潘达于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

好人长寿，2004年，潘达于100岁了，为了庆祝潘奶奶的寿辰，国家特批大盂鼎回到上海。2004年2月28日，潘奶奶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围着栏绳走了大半圈，50年来又一次看到大盂鼎和大克鼎摆放在一起。

潘达于先生观看大盂鼎、大克鼎

（图源：上海博物馆）

这个漫长而复杂的大故事终于讲完了，写到这里我很有些感慨，盂克二鼎这样的青铜重器自带传说属性。它们深埋地下3000年，在乱世重现人间，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它们牵出一位又一位人物，留下一段又一段传奇。最终，它们和那些伟大的人一起，在历史中闪闪发光，令人敬仰，令人神往。

就让我用文襄公年轻时做的一副对联作为结尾吧。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