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淑苹：牙璋探索——大汶口文化至二里头期

一、“牙璋”不是“璋”的一种

“璋”字最早见于西周史料，包括《诗经》与金文。《诗经·大雅·卷阿》用高贵的玉礼器“圭”“璋”歌颂君子品德纯洁，名声威望传四方：“颙颙昂昂，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在此，“璋”是排在“圭”的后面。逨盘、逨鼎与颂壶、颂鼎都是周宣王时的铜器，所铸铭文记载西周晚期册命礼的仪轨。作器者“逨”和“颂”接受了周王的册命与赏赐出门，然后对有司行纳觐之礼时，逨盘铭文所记为“返入觐圭”，颂壶铭文所记却为“返入觐璋”。或显示“逨”与“颂”在当时的身份位阶是有高低差别。

总之，史料证实西周（约公元前1046至前771年）礼制中确实有一种名为“璋”的玉器。有学者考证西周时“璋”可能是扁平长条形的玉版。芮国墓地中确实出土这类玉器（图一），报告中也将之定名为“璋”。

《周礼》可能写成于战国。《周礼·春官·宗伯》记录祭祀天地四方的六种玉器，即所谓的“六器”，其中“璋”是祭祀南方的玉礼器。但是《周礼》书中并没有描述各种玉器的形状。直到东汉许慎（约30—124年）所撰《说文》，才对“六器”里的六种玉器都作了形制描述，“璋”也被定义为与圭有关的玉器：“剡上为圭，半圭为璋。从玉章声。”从联志村、芦家口等西汉祭祀遗址出土玉器可知，汉代的玉璋确实成“半圭”形（图二）。

《周礼》书中还记载了“牙璋”、“赤璋”、“璋邸射”等器名。“牙璋”是“起军旅的玉礼器”。但《说文》里没有关于“牙璋”形制的描述。

直到19世纪末，金石学者吴大澂在其《古玉图考》中，根据东汉郑众（司农）、郑玄（康成）批注《周礼》，指称图三这件器身旁出有“牙”的玉器就是“牙璋”。自此，“牙璋”一名就和考古出土的一类玉器结了不解之缘。

熟悉考古资料的学者应可看出，图三很可能是一件19世纪晚期制作的仿古赝品。赝品的产生，意味着制作赝品的时代，收藏界正流行收藏造型相似的真品。笔者早年走访欧美各收藏中国古玉的博物馆，确知吴大澂收藏过赝品“牙璋”，也收藏真的“牙璋”。前者见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藏（图四）。后者属美国哈佛大学温索普收藏（Winthrop Collection）（图五），该馆1975年出版品上清楚注记“Formerly in the collection of WuTa-ch’eng”。笔者于1979年在福格博物馆（Fogg Art Museum）库房检视过实物，虽然在那个年代，这类玉器多被订为“周代”，但在今日考古学资料显示，它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陕北石峁文化的墨玉牙璋。

活跃于21世纪前半的古董商卢芹斋（C.T.Loo），在他与伯希和1925年合作出版法文大书中，就清楚地记录：“北京的古董商人声称这些玉器出自榆林府。”卢芹斋又在他1950年出版的图录的前言中记录，吴大澂所藏“大型黑色长片状器largeand black tablets卖给法国吉斯拉（G.Gieseler）和美国的匹尔斯白瑞（A.F.Pillsbury）。”此二收藏后捐赠给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美国明尼阿波里斯艺术研究院（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检视此二馆藏品，确实有数件石峁文化风格的墨玉牙璋与多孔长刀。

虽然吴大澂收藏过多件真正的石峁文化墨玉牙璋等，但光绪15年（1889年）出版的《古玉图考》中，只用线绘图注录一件看似赝品的牙璋（图三）。笔者推测那些真品可能是《古玉图考》付梓后到吴大澂去世前（1889—1902年）购入的藏品。

由于吴大澂的收藏与《古玉图考》上的考证，导致今日考古学界多称如图三至图五这类玉器为“牙璋”。虽然夏鼐反对之，建议改称为“刀形端刃器”，部分学者也曾引用夏鼐的定名，但该器名未能普及开来。大家仍称图五及本文讨论的主题玉器为“牙璋”。事实上这只是约定俗成的称法，我们无法知道距今数千年前制作、使用这类玉石器的先民如何称它们，就只能暂时沿用大家“习用”的名词罢了。

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璋”是周代、汉代的玉礼器（图一、图二）。本文所称的“牙璋”基本造型分为：本体、扉牙、柄三个部分。这种玉器不出现于周、汉时期的礼制中，所以千万不能误以为：“牙璋是璋的一种”。近日不少正式考古书籍中，误将“牙璋”直接称为“璋”或“玉璋”，更助长了玉器器名使用的混乱。

二、四十年笔者研究“牙璋”的回顾

笔者于1979—1980年曾在欧美地区连续参访多间收藏中国古玉的博物馆，得以在各库房内，尽量检视那些在二十世纪前半流散海外的中国古玉。

欧美博物馆中收藏很多黄河上中游史前玉器，璧、琮、多璜联璧、各式带刃器等。其中大量带刃器的玉料具有相似的特征。它们质感细腻、透明度低，多为灰青、墨绿、暗褐，常隐隐显出不规则团块或波浪式条班（图六），也有的色深近乎黑色（图七），它们多用以制作多孔长刀或牙璋。从戴应新1977年、1988年发表论文可知，它们应出自陕北神木石峁地区。

累积了在欧美地区检视近二十间博物馆库藏中国古玉的经验，笔者于1989年前后，为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购藏了多件这类带有沈积岩文理的有刃器，选择其中三件委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陈光祖研究员，以X光绕射仪分析测定质地，确定它们虽与一般人认知的莹秀美玉不类，但其质地确为闪玉nephrite。检测结果发表于1990年与2007年论文。

1990年笔者赴西安访问戴应新研究员，邀请他将征集的一百二十多件玉器撰文《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寄到台湾，笔者将之按内容分六期发表于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的《故宫文物月刊》。为此，笔者亦撰写六篇《也谈华西系玉器》，配合刊出。

这六篇是迄今唯一完整公布1976年征集石峁玉器的资料，弥足珍贵。但需补充说明，文革时大批比较厚实的石峁出土玉器，被收购当作玉料改制他物，出口创汇用。所以能征集到的，都是当初被淘汰的，比较薄而残的玉器。

在《也谈华西系玉器（二）－牙璋》一文中，笔者用地图配合说明当时出土牙璋情况，中、日学者研究情况，再根据自己在海外检视实物的经验，归纳流散日、美、加、英、法、德、南非等国的牙璋是以石峁文化为大宗，也有少数四川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的牙璋。据此，在该文中笔者认为牙璋应是华西地区的玉礼器。文中指出戴应新征集的28件牙璋中，多数刃部做浅弯弧形，但有一件刃部作“V”形的细长型牙璋高达47厘米，可能是石峁牙璋中年代较晚者，它可能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地区“V”形刃线牙璋的滥觞。

1994年二月邓聪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会议前即出版论文集《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在该书中笔者发表《“牙璋”研究》一文，文中依循林巳奈夫对牙璋形制的编年原则，归纳当时公布的十四个地点出土或征集的八十二件牙璋的形制分类与发展顺序。除了分析考古资料外，该文普查西文及日文出版品，结合笔者1979—1980年旅行笔记，将当时已查知的，分散于世界各地22处约54件牙璋作了综合整理与描述。其中数件还因造型特征，可核对最初是由卢芹斋或黄浚出售。从笔者的统计归纳可知，石峁文化牙璋不但是海外流散牙璋的大宗，且早在1925年牙璋已进入国际古物市场。

于此同年，笔者撰《扑朔迷离话牙璋》一文，将香港中文大学重要的牙璋会议及出版品讯息，介绍给台湾及全球华文读者。

同一期月刊也刊登山东省文物局王永波研究员的论文《关于刀形端刃器的几个问题》。在当时，该文最先发表山东三个地点：临沂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海阳司马台所出土四件牙璋的多面彩图与线绘图。更重要的是公布各遗址在当时的地貌图景，报导了历次发现与征集经过。此外，该文可能是迄今唯一一篇，公布了司马台出土的一件墨玉有领璧与一件灰黄玉石牙璧，当初出土时二者套迭时的两面图片。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山东省博物馆于秋伟主任将沂南出土牙璋发表于《故宫文物月刊》。文中报导1988年在山东沂南县中高湖乡罗圈峪村，因乡民为了替儿子建筑新房，用炸药爆破山脚的岩石地，意外发现土石间宽约20厘米的天然缝隙中，埋有多件玉石器。其中有三件可用断块拼成尚称完整的牙璋。

总之，在20世纪最后十年内，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提供出版园地，令大陆学者将陕北神木石峁出土28件牙璋，及山东四个地点出土7件牙璋的相关资料，作了较完整的报导。笔者也配合这些来稿与香港学术会议发表个人的论述。

也在这期间，笔者为台北故宫购入二件牙璋，其一属龙山期。另一属四川广汉月亮湾文化。后者还曾获四川大学林向教授的检视与肯定，发表于1999年5月的《故宫文物月刊》。文中除了说明1927年燕家院子出土三、四百件玉石器的经过，还推测牙璋可能起源于龙山时期的陕北地区，经由征伐或交易，流传至东夷的地盘。

进入21世纪，笔者在栾丰实教授的协助下，分批检视出土于河南、陕西、甘肃、湖北的牙璋。2008年，笔者检视了山东境内的四批共7件牙璋，认为罗圈峪、大范庄各有一件相当古拙的牙璋，年代应较早。但海阳司马台、五莲上万家沟出土的二件，从质地、造型可知，应是直接来自石峁的成品。笔者在2014年、2018年发表的论文中，牙璋都占一定的篇幅。

2014年，拙作《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中，笔者接续1994年“海外流散”石峁风格牙璋统计工作，除了增加《玉器时代》一书公布五间美国博物馆藏品，再增加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广东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所藏牙璋，以及台湾公私收藏资料，加总起来共有70件；合并戴应新研究员所征集，共98件相当明确的石峁文化牙璋。

但事实上，所谓“考古出土”或“有明确地点征集”的资料中，非出土于陕北的，仍有不少属石峁风格牙璋，除了前述的山东海阳司马台、五莲上万家沟二地外，陕南的东龙山，甘肃清水县连珠村，甘肃定西静宁、河南新郑望京楼、河南郑州杨庄等地出土的牙璋，从玉质、造型观察，极有可能都是石峁文化先民制作，不过因埋藏环境而有不同的沁色。所以，虽经包括文革在内的历代浩劫，石峁牙璋应尚有百余件存世。

在2014年拙文里，笔者强调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连成的，自东北向西南的山脉链，区隔了高亢干燥的华西与低平湿润的华东。华西、华东各蕴藏数种外观明显有别的闪玉（nephrite），基本上在史前至历史早期，闪玉是贵重稀有资源，易被交通近便的强势政权垄断，所以虽然龙山文化至夏时期（约公元前2300至前1520年），华夏大地上很多地方都有用玉器祭祀神明祖先的传统，但因为“地区性玉料特征”差异，发展出“地区性玉器文化”差异。形成“万国玉帛”的多元场景。

闻广教授曾研究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Freer Gallery of Art）藏多件牙璋与长刀，将之作了切片扫瞄电镜显微结构研究，确知它们无论颜色从浅至深，常保留变质前沈积岩文理，诸如不规则团块、波浪般的韵律条纹等。但虽然看起来“疙疙瘩瘩”，事实上是以极细小的“雏晶”构成，也因此质地致密，可剖成长刀、牙璋之类大薄片的带刃器而不会崩破。陈东和副研究员利用拉曼光谱及加速器PIXE(粒子诱导激发X光荧光光谱)分析技术，研究巴黎吉美博物馆所藏早年流散的石峁墨玉牙璋、长刀等，确知其中铁离子含量高达5wt%至12wt%左右，锰与镍的含量也较高。这可能是玉色深沈近黑之故。

笔者观察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的牙璋（图八），除了造型、扉牙、器表刻纹等与石峁牙璋相似外，深褐近乎黑的色泽也很相似（图九）。但因为四川温暖潮湿，所以器表多分布蛛网般的白色沁斑。

换言之，约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同时的月亮湾文化，还可获取深色近黑的闪玉料，但时代稍晚的三星堆文化（约商中晚期）出土的牙璋，内部原来多为白色闪玉，但表面加涂由蓝、灰等多种颜料配成的一种黑里透红的颜色，出土时器表已产生严重次生变化。是否三星堆文化先民无法如月亮湾文化先民一样取得近乎黑色的闪玉，但因为要追求特殊神秘的“玄”色效果，而将牙璋染成黑色呢？值得追踪研究。

除了牙璋外，有领璧也是值得注意的器类。前文提及王永波研究员1994年论文发表了海阳司马台遗址里，与墨玉牙璋（图一〇）共出的一组，由墨玉有领璧与牙黄色牙璧套迭的腕饰（图一一、图一二）。图一一有领璧的墨玉质感与图一〇墨玉牙璋极相似，很可能也来自石峁。

近年考古资料显示，用两件或多件玉、铜等质地的腕饰套迭佩戴的习俗，主要出现于陕北石峁文化，如图一三玉牙璧与铜齿轮环套迭，图一四用两个玉璧中间套迭五个铜环、一个铜箍，虽然这二组件都是盗掘品，但已得到考古学家的鉴定与肯定。图一五是出自陶寺文化晚期小墓的一组腕饰，一件玉璧与一件铜齿轮形器套迭而成。由于陶寺文化晚期遗存中，确有残暴的外来侵略现象，不排除图一五腕饰来自石峁文化。

由于有领璧与牙璋时有共出现象，笔者怀疑二者具有特殊的神秘内在联系，可能二者从陕北沿着“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经甘肃传播至川西平原，再或分或合地经云贵高原传到了越南。而有领璧甚至传播至马来半岛。

在2014年拙文里，笔者还分析了牙璋柄部的圆孔部位透露了该件牙璋的使用方式。如果圆孔位于左右两扉牙所连成直线的中央下方（图一六），当是如图一七般绑缚木柄使用，此时刃线多为圆弧形，也常看到刃部带使用痕。

但若圆孔位置上移，离开了柄部，进入扉牙的区块时，那就无法绑缚木柄，而只能以刃端向上的方式，用手捧执。据笔者统计，此时刃线常作“V”形，且多无使用痕。图一八是1976年所征集牙璋中唯一具有前述特征的一件，编号SSY17，也是该批28件牙璋中特别高长的一件，应是如三星堆文化中用手捧执。图一九则是三星堆出土捧着似牙璋形器的小铜人。

笔者在2014年论文对牙璋提出的看法甚多，虽隔了数年，上述观点应仍具可信性。2017年秋，笔者参加成都金沙博物馆举办会议，发表有关晋陕高原在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玉器文化的论文。笔者提出的新观点为：推测海岱地区的牙璋，与该处流行的，从河姆渡文化“「介」字冠顶”发展的“华东式扉牙”均向西传播，因为陕北石峁地区蕴藏含铁量高的墨玉矿，石峁文化先民用墨玉制作具杀伐力的薄锐型牙璋，用作兵器，并装饰源自“华东式扉牙”的“对称多尖式扉牙”（图二〇）。这种神秘的扉牙也偶见于石峁墨玉长刀（图二一、图二二）。

三、近年学界牙璋研究概略

21世纪曾举办两次与牙璋有关的学术会议。2013年在余杭召开“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同年出版的《玉器考古通讯（二）》发表会议纪要，对几篇牙璋方面论文作了特别报导。次年亦出版论文集。

2016年10月底至11月初，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联合举办“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约四十余位学者与会。会议纪要发表于《玉器考古通讯（八）》上。次年李伯谦先生以《再识牙璋》一文，对该次会议作了纲要性综论，也述及作者个人对牙璋萌芽、传播路径的观点，相当具有启发性。

郑州牙璋会议上，除提供简要的会议资料外，还出版《东亚牙璋图展》一书，相同的内容亦于2017年春在香港中文大学“牙璋与最早中国图展”中展出。在此基础上，邓聪教授于2018年出版大型专刊《牙璋与国家起源》。

牙璋造型奇特，所以它的出现与变化颇受关注。从目前较可靠的年代数据可知，牙璋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2400年发展至公元前900年，长达一千五百年左右。最早约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罗圈峪遗址为代表。最晚约为金沙遗址的高峰期。

综览各种资料，笔者认为可以公元前1520年二里头文化结束，作为时间节点，将一千五百年的牙璋历史分为前、后二期。各有近九百年与六百余年之久。前期从萌芽至发展高峰，以山东、陕北、河南、川西平原为主要发展的地区。本文第四节将讨论之。

可能属夏王朝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结束后，牙璋与多孔长刀基本退出中原，主因是商族发迹自华东，在华东崇尚动物精灵崇拜的传统里，雕琢动物形纹的玉器是主要的玉礼器。过去，因为二里头考古发掘开始得早，当1986年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发掘了二个大埋玉坑，出土96件牙璋和所谓“璋形器”时，学界多认为那是二里头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种“想当然耳”的推论，是因为当时多数学者一直未能认识石峁文化牙璋的真面目，石峁文化牙璋具有极优质的质地，实用性强，制作量大，时代跨度约达七、八百年或更长，它可能是四川、河南这两区域牙璋的主要源头，不过河南地区牙璋可能同时受陕北和山东两个方向的影响（详后）。

如前所述，石峁牙璋的文化传统极可能顺着“边地半月形传播带”，经由甘肃、传播至川西平原，再传播至越南北部。前节已说明月亮湾文化牙璋和石峁文化牙璋在玉质与沁色的相似性（图八、图九），下一节笔者还会论证二文化牙璋在形制上的雷同。

月亮湾遗址与三星堆遗址虽仅一河之隔，但并非直接先后衔接的两个考古学文化。金沙遗址属十二桥文化，也邻近三星堆。金沙出土牙璋与“璋形器”共达300余件，金沙遗址第一阶段约中原的殷墟一、二期（约公元前1320至前1200年），多使用石质牙璋，当时正是三星堆文化强盛时期。约商晚期后段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200至前977年），三星堆遗址已经消亡或式微，金沙遗址先民才大量使用玉质牙璋。种种现象说明三星堆、金沙之间的权势兴衰更替与政权中心转移。

月亮湾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均在川西的成都平原，三者相距不远，关系密切。三星堆、金沙各出土96件与300余件牙璋（包括少量璋形器），可说是后期牙璋史（公元前1520至前900年）中最精彩的部分。而月亮湾文化的年代约与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相当，应属牙璋历史的前期晚段。

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冯原文化遗存也陆续发掘出牙璋。1994年邓聪教授召开第一次牙璋会议时，何文瑨教授公布当时出土了四件牙璋，也公布了冯原文化的碳十四数据，早中晚期约介于公元前1800至前1050年之间。2002年以后邓聪教授与越南学者继续发掘，又出土三件牙璋。

越南考古研究院的Trinh Hoang Hiep参加2016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二次牙璋会议时，作了口头报告。迄今越南共出土8件牙璋，其中7件闪玉质，1件石质。出土牙璋的墓葬不但非典型冯原文化，且多随葬其他贵重物品，所以推测是与中国人交流时制作。他推测该批牙璋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至前1500年间。

笔者未曾亲眼检视越南北部的牙璋，但从已公布的图档看来，其中有二件确实具有石峁文化晚期或月亮湾文化的牙璋风格，邓聪教授于2007年论文中亦指明：“现今所知最具代表蜀地风格的因素，在红河流域一带却未见明显的踪迹。”此处所指“蜀地风格”是指左右对称，刃线作“V”字形三星堆文化牙璋。换言之，越南北部出土牙璋中，有二件不具典型三星堆风格，反而出现更早的石峁文化晚期至月亮湾文化风格，是否意味着它们可能由远程的移民直接携入，再影响当地的仿制？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多数学者认为在两湖、闽、粤、桂、香港出现的牙璋，均来自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其年代多介于公元前1500至前1000年间，但它们的质地少有真正闪玉，石质为多，甚至有骨质者，不但数量少，形制简化，分散出现，实际意义并不大。由于闽粤地区牙璋多出现于沿海地区，是否沿着海岸线受到越北牙璋文化影响？亦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四、探索牙璋的前期发展

公元前2400年至前1520年为牙璋历史的前期，此阶段约始自大汶口文化晚末期，主要则在龙山时期至夏时期，牙璋从萌芽发展到高峰。或因天候巨变等因素，考古学资料显示此时发生较多的暴力侵略、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融合。锋利薄锐的牙璋，尤其是含铁量高的墨玉牙璋，很可能正是青铜兵器出现前最具杀伤力的兵器。

但考古学界相当忽略出土玉器质地的研究，更常以为玉器的出土地点就是该玉器的制作地点，导致一些错误说法长期存在。前文已分散地叙述五则有关牙璋的质地鉴定，除第1则是检测考古出土器，其余第2至第5共四则都是检测可靠的流散品：

1.苏永江教授曾检测三星堆埋玉坑出土牙璋多为白色闪玉，表面加涂由蓝、灰等多种颜料配成的一种黑里透红的颜色，出土时器表已产生严重次生变化。

2.陈光祖研究员检测台北故宫藏华西风格玉器，确定是闪玉。此为笔者于1990年代初提出“华西系统玉器”观点的依据。

3.闻广教授研究弗利尔博物馆藏多件石峁风格牙璋与长刀，确知它们无论颜色从浅至深，常保留变质前沈积岩文理，是以极细小的“雏晶”构成，也因此质地致密，可剖成长刀、牙璋之类大薄片的带刃器而不会崩破（图六、图七）。

4.陈东和副研究员检测吉美博物馆藏石峁墨玉牙璋、长刀等，确知其中铁离子含量高达5wt%至12wt%左右，锰与镍的含量也较高（可参考图七、图一六、图一八、图二〇、图二一、图二二、图二九）。

5.陈东和副研究员检测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藏月亮湾文化牙璋，确定其质为含铁量高达9.3wt%的阳起石（Actinolite）。陈东和副研究员具丰富的检测石峁文化牙璋经验，他认为不排除月亮湾文化牙璋与石峁文化牙璋玉料相同，但需对考古出土（包括征集）器再做科学分析。

目前确知在公元前2400至前1520年期间，牙璋主要出现于四个地区：山东、陕北、成都平原、河南。山东境内出土五件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的牙璋，其中只一件是闪玉质。在此区牙璋可能主要用作农具、工具。

陕北石峁附近应蕴藏含铁量高的墨玉矿（如图七），石峁先民也可获得其他地区蕴藏的灰青色系的闪玉料（如图六），所以用这两种闪玉制作大量牙璋、长刀，可能用作兵器。从造型推测，石峁牙璋的制作历史相当长，扉牙的造型从简到繁，器身长度也从20—30厘米的实用型，发展到高达53.5厘米的非实用巨大型。前文已说明，石峁牙璋传统可能传播至川西成都平原，发展出月亮湾文化牙璋。当然也可能是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牙璋文化的源头。中原地区的牙璋制作，受到山东、陕北两方面影响，但是中原地区无优质的闪玉矿，所以从新砦遗址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可能都非闪玉，且所用的石料亦非同属一种。

以上是以玉石质地为切入点，提要性勾勒四个地区出土牙璋的特点。再分区详述于下。

（一）  山东地区牙璋

王强副教授用拉曼光谱仪及静水密度法检测山东境内牙璋。确定沂南罗圈峪三件牙璋均为蛇纹石（图二三）。临沂大范庄出土二件牙璋，检测了一件，确知为闪玉（图二四：1）。另一件未检测（图二四：2）。笔者曾目验，后者是某种质地松而轻的矿物。这五件应是山东史前先民所制作。但基本上呈现二个阶段的造型。第一阶段二件，第二阶段三件。

由于与罗圈峪牙璋共出的其他玉石镯等呈现大汶口文化风格，栾丰实教授认为罗圈峪1号牙璋（图二三：1），可订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该器颇厚实，约0.9—1厘米，器身大致左右对称，扉牙作双并齿形，双面对磨中锋的刃线呈微凸弧形，有因使用而造成的破碴。柄孔钻于柄部的中央偏高位置。

大范庄2号牙璋基本也属这类古拙风格（图二四：2），器身大致左右对称，双面对磨中锋的刃线呈微凹弧形，有使用造成的破碴。扉牙切割成约四等分，夹出三条凹槽。邓聪教授认为，大范庄2号牙璋的扉牙造型，可能被河南境内新砦遗存先民所承袭。

罗圈峪1号、大范庄2号两件石质端刃器，都是器身厚实，本体与柄部约等宽，二者之间琢有可供绑缚绳索的简单扉牙，可供用作铲或耒耜（图二五、图二六）。属山东第一阶段牙璋。

罗圈峪2号、3号牙璋，与大范庄1号牙璋，基本造型相似。属山东第二阶段牙璋。它们有下列几个共通点：

1.都已发展出些许左右不对称的器身，左右二刃尖稍不等高，浅凹弧刃可为中锋、亦可为偏锋。刃部都有使用痕。

2.本体与柄部之间的扉牙也不对称，上端刃尖高的一侧边，扉牙位置常比较低。

3.扉牙之下的柄部宽度比本体的宽度窄，因此扉牙可简化成一个单牙，就足以牢固地绑稳木柄。这种单扉牙，流传至石峁文化时非常流行。林巳奈夫用日文字母称之为“ク”形，邓聪教授用英文字母称之为“D”形。

4.若以直线连结左右扉牙，柄孔位于此一直线的正中央下方。

5.本体器表出现浅浅的磨凹现象（图二三：5）。

此时，木柄是如图二五般与器身同向？还是如图一七般与器身呈近90度交角？还有待仔细观察刃部使用痕的方向，再做判断。

海阳司马台与五莲上万家沟的牙璋（图二七、图二八），虽颇早出土且公诸于世，但过去多以为出土于山东就是山东史前玉器。这二件经检测确知均为闪玉质，图二七是几乎未受沁的墨玉，透光时呈现墨绿色，属典型石峁墨玉。图二八全器受沁颇深，偏棕褐色。检测者认为是所谓“甘肃料”。其实就是笔者所称的“华西玉料”（图六、图七）。

除了玉料特征外，这二件器身相当扁薄，厚度均约0.5厘米左右。器表均略呈微凹，刃部均磨成偏锋，本体左右轮廓线呈修长的凹弧，这些都是石峁牙璋的特点，读者可将之与图二九的1-4石峁牙璋对比观察。

（二）  陕北地区牙璋

本文第二节已说明笔者于2018年论文推论：海岱地区牙璋与“华东式扉牙”向西传播，石峁先民用墨玉制作具杀伐力的薄锐型牙璋，用作兵器，有的装饰由“华东式扉牙”发展的“对称多尖式扉牙”，先民或认为这种扉牙具通神的神秘内涵。

事实上，除了墨玉外，石峁先民显然也可向西南方向的邻居获取如本文图六那种灰青色调的闪玉，所以石峁文化也有用灰青色闪玉制作牙璋，或类似的带刃器。图二九共有9件牙璋，图二九：4即为灰青色闪玉，其余均为墨玉。

石峁牙璋不但存世者数量可观，且从造型可知，石峁式牙璋的制作至少延续近七百年，约公元前2300至前1600年，尚可能有一、二百年的末期发展至公元前1500—1400年。笔者根据牙璋对石峁文化所作的年代估算，与发掘者推测的年代下限不同，主要因为笔者除了出土器外，也关注可靠的早年流散品（详后）。当然希望日后的发掘与研究能够证实笔者的推测。

戴应新研究员在1976年征集的28件牙璋中，有23件是单扉牙牙璋。图二九：1至图二九：4这四件均属之。图二九：5是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藏品。根据萨尔摩尼（A.Salmony）1931年论文记录可知，它是1929年萨氏在北京附近从来自榆林府的农民手中购得，在科隆远东美术馆中编号为H30.7，清楚注记长达53.4厘米。这是目前查得石峁文化单扉牙牙璋资料中，尺寸最大的一件。

图二九：1单扉牙有如斜坡，并未形成明显的突疙瘩，这种款式也确实存在。但从图二九：2到图二九：5，都有清晰突起的单扉牙。典型石峁单扉牙牙璋的特点是：用墨玉或灰青玉制作，本体薄锐，器表多磨作浅微凹（如图九左），具浅凹弧刃线，且多为偏锋，两个刃尖高低不一致。两个单扉牙也高低不一，但刃尖高的一侧，扉牙的位置常较低。连接二扉牙的直线常与柄部的底线平行。柄孔必钻于连接二扉牙直线的中央正下方。以便如图一七般绑缚木柄。因实际使用，故有的刃部残缺甚。但此时牙璋的柄部的宽度，不一定较本体的宽度窄。

虽然上述某些特点也隐然见于山东大范庄1号牙璋（图二四：1），该件质地亦是闪玉，但非石峁先民所用的墨玉或青灰闪玉。也可能山东先民主要用之为翻土农具，不追求薄锐锋利，所以它的厚度达0.6—1.1厘米。

图二九：6、7、9三件也是1976年征集的。图二九：8则是美国明尼阿波里斯艺术研究院藏品。前文第一节已说明，卢芹斋1925年书中已注记这类玉器多来自榆林府。卢芹斋1950年书中记录：吴大澂所藏大型黑色长片状器卖给美国的匹尔斯白瑞，而后者又捐赠给明尼阿波里斯艺术研究院。由此推测很可能图二九：8即是吴大澂藏玉，被卢芹斋所卖出者。

从图二九：6、7两件，以及前文图二〇可知，即或长度约30多厘米，本体薄锐可用以砍杀的牙璋，但扉牙也雕琢得颇繁复，甚至器表刻交叉网格线纹。图二〇及图二九：6两件颇相似，多雕琢“对称多尖式扉牙”。这种扉牙造型，林巳奈夫称之为“业字形侧饰”，邓聪教授曾仔细检视图二九：6、图二〇、图二九：9三件实物，作了细致的记录，释其扉牙为“兽头与兽身组合成兽的整体，兽头分前后头。”邓聪教授认为采集自甘肃清水连珠村者，也是同类型扉牙。

图二九：8这件在20世纪即流散至明尼阿波里斯艺术研究院的牙璋，已发表二次，但图片均不甚清晰。故此次专程向该艺术研究院柳扬主任提供较清晰的图档，特此申谢。图二九：8这件的扉牙相当华丽，见表一之1，器表刻画多条平行直线，最上方有“D”形单扉牙，中段二组“双并齿”，最下方琢出向左右斜下方伸出的“兽头”。结合月亮湾文化、二里头文化牙璋资料可知，这是公元前1600年前后流行的款式，笔者称之为“典型兽首式扉牙”。（详后）

图二九：6、7、8以及图二〇，这四件扉牙雕琢华丽的石峁文化牙璋，柄部与本体的宽度相差不多，但均维持一个重要特征：柄孔的位置落在连接扉牙下缘直线的正中央下方，意味着它们可以如图一七般绑缚木柄，这四件中有三件的刃部都残断，也说明即或雕琢华丽的扉牙，依旧用来砍杀。是否在石峁文化中，单扉牙牙璋单纯用作兵器，只有雕琢复杂扉牙的牙璋，既可用作兵器，也可在祭典中用作敬神的礼器？有待继续探索。

图二九：9这件牙璋就不一样了，它与前文第二节图一八是同一件，笔者已说明，若牙璋圆孔位于左右两侧宽扉牙所连成的宽横带上（可称为“宽扉牙区块”），那就无法绑缚木柄，而只能以刃端向上的方式用手捧执。这件牙璋除了此一特点相似于三星堆文化牙璋外，刃线作“V”形，无使用痕，也是三星堆文化牙璋的主要特征。因此，笔者推测石峁文化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500—1400年左右。但晚期国势已弱，所以如图二九：9的墨玉牙璋，存世甚少。

（三）  广汉地区月亮湾文化牙璋

1927年意外出土于四川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的玉器多已分散，目前留在四川的五件牙璋，典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三件，四川大学博物馆二件（图八）。这批早年从月亮湾出土玉器，迄今尚未检测质地。

台北故宫所藏月亮湾文化牙璋（图三〇），虽是上个世纪末购藏，但也经过多位重要专家的目验。近日经陈东和副研究员鉴定，质地是含铁量高达9.3wt%的以阳起石为主的闪玉。这个数据相似于前述巴黎吉美博物馆藏石峁文化墨玉牙璋的数据，如前文图八、图九所述，月亮湾文化牙璋与石峁文化牙璋玉质的色泽特征甚相似，是否同一矿源？有待探索。

图三一为燕家院子出土牙璋（与前文图八左侧为同一件）。它与图三〇牙璋均为偏锋刃，从刃部、本体、扉牙到柄部，甚至沁色都很相似。扉牙下端向左右斜向伸出兽首，是典型“兽首式扉牙”。

图三二也是当年燕家院子出土牙璋，亦雕琢华丽的“兽首式扉牙”。全器长达61厘米，比例窄长，扉牙左右端高低差距大，导致器身具有较明显的弯度，此一特征相似于图二九-8，唯后者墨绿玉干爽少沁，属陕北风格，前文已说明，图二九-8可能是早年经卢芹斋出售的吴大澂旧藏。所以图二九-8与图三二的对比，也证实石峁文化与月亮湾文化间密切关系。笔者甚至怀疑，是否月亮湾文化牙璋直接来自石峁文化先民的馈赠？

图三二牙璋的刃部已呈现从浅凹弧刃发展至“V”字形刃线的过渡中间型态，也暗示了月亮湾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

（四）  河南地区牙璋

虽然玉质鉴定非常重要，但河南境内夏、商阶段遗址出土的多件牙璋，几乎都未经质地检测。从新砦期至所谓“商早期”遗址，共出土或征集八件完整牙璋与一件疑似牙璋扉牙部分的残块。

八件完整牙璋分别出自：新砦1件、偃师二里头4件、大路陈村1件、新郑望京楼1件、郑州杨庄1件。笔者均仔细观察过，可说它们在质地、造形、纹饰上，风格变化甚大。图三三是大致依照实物尺寸比例所排列。但因印刷关系，颜色不一定正确。

这八件牙璋都未检测质地，但笔者均仔细观察过实物。初步推测只有望京楼、杨庄二件的质地是闪玉，前者边缘有一截裂缝，后者基本没有断裂。其余六件质地可能均非闪玉。除了新砦牙璋器身厚实，似无伤断之外，其余五件均有严重断裂。

望京楼牙璋曾到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展出，其质地与本文图六相似，是带有不规则团块的浅灰青色闪玉，几乎未受沁，浅凹弧刃线上，使用痕不明显。图三三：7b是此件局部特写，可清楚看到色泽文理，更可看清扉牙至柄部的结构与图二九-8石峁文化牙璋，以及图三〇、图三一、图三二共三件月亮湾文化牙璋相同，都是“典型兽首式扉牙”，从上到下有三单元：“D形凸起”、“两组双并齿”、“向左右斜出的兽首”，器表刻著多条颇宽深的平行直线，直线的布局与左右轮廓的凹凸切割相呼应，但直线不会刻到兽的口鼻部位。（请参考表一：2）

杨庄牙璋特别长大，展出于河南博物院，图三三：8b是此件局部特写，可看出虽全沁为深浅交杂的棕褐色，仍隐然有沈积岩文理的不规则团块，散布细粒深灰色杂质。此件刃线已接近斜直线，使用痕相当明显。从局部特写可看出扉牙结构是将“典型兽首式扉牙”再复杂化，器表平行深刻直线更多，原本有定制的左右轮廓组合也变复杂了，“D形凸起”变成“对称多尖式扉牙”，“两组双并齿”变成“四条平行宽带”，原本“向左右斜出的兽首”部分变得软棉，失去“兽首”该有的张口勇猛气势，横条平行线也布满至兽的口嘴部位。（参考表一：7）

望京楼、杨庄两件，从扉牙的结构解析，与图三三：3、图三三：5，分别出自二里头三期、四期的牙璋很相似。但望京楼、杨庄两件都是闪玉制作，两件的本体左右轮廓线均略带束腰般地优雅修长，还承袭石峁文化牙璋的帅气风格。它们应该不是二里头文化先民的作品。

图三三：1至图三三：6共六件非闪玉制品，可能是中原地区新砦至二里头文化先民的作品。

图三三：1牙璋黑色石质，厚达1.01厘米，出自新砦遗址祭祀坑中。新砦遗址约公元前1850至前1750年。图三三：2牙璋灰色石质有细微黑点，虽器身较长，厚度亦达0.9厘米。出自二里头三期墓葬，曾断为三截。二里头三期约公元前1610至前1560年。

图三三：1、2二件器形特征甚为古拙。与罗圈峪1号石牙璋（图二三：1）、大范庄2号石牙璋（图二四：2）颇多相似处。新砦牙璋的扉牙切割成约五等分，夹出四条凹槽（图三三：1b），相似于大范庄1号牙璋的扉牙（图二四：2c）。二里头1号牙璋的双并齿扉牙（图三三：2b）相似于罗圈峪1号牙璋（图二三：1）。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柄孔钻于整个柄部的中央，而不在左右扉牙连线的正中央下方。这种柄孔位置显示器物很可能像图二五般绑缚木柄，如铲子、耒耜般地操作。

事实上二里头3号牙璋的柄孔位置虽稍提高，也未贴近于扉牙底部连线，而这件的扉牙似乎是二里头先民尝试模仿石峁文化的“典型兽首式扉牙”的失败作品（图三三：4b、表一：9,10）。倒是二里头2号牙璋（图三三：3），这个高达54厘米的大个子，柄孔已上移到正确的位置——在左右扉牙连线的正中央下方（图三三：3b）。它的扉牙结构合乎“典型兽首式扉牙”，只是器表未刻出多条平行直线，兽首也不外侈，而朝向正下方（表一：5）。二里头2号、3号两件牙璋均各断为二截，它们的器表多沾满红色粉末，可能是硃砂之类的矿物。但2號牙璋还保持一面呈深灰色。

图三三：5是一件采集品，出自二里头四期的地层。它的光泽柔和，断成六、七截，推估质地甚软，笔者疑其为滑石、蛇纹石与绿泥石的共生矿？它与杨庄牙璋的相似之处为本体与柄部之间，雕琢了“复杂化兽首式扉牙”。但这件兽首僵化无气势，密密的直线刻到兽首的口鼻处。（图三三：5b、表一：6）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扉牙制作得如此复杂费工，为何刃部却伤痕累累，显然时常用以砍凿（图三三：5c）。

图三三：2至图三三：5，是出土于二里头第三、第四期的四把牙璋，它们都是微凹弧、中锋刃，都有颇重的使用痕。本体的左右轮廓线比较平直，配合柄部底线平直，左右扉牙对称、致使整个器形也相当“端正直立”，缺乏石峁牙璋特有的帅气，后者是结合了本体的刃尖、扉牙、柄部底线，三者间适度的高低变化所营造的特殊风格。

大路陈村虽曾发掘到商代墓葬，但图三三：6这件牙璋是当地的采集品。笔者于2014年初冬检视了实物。它可能是蛇纹石质，深褐绿色夹杂很多黑点。刃部及本体下部均曾断裂，近乎平直的中锋刃线上布满使用痕。扉牙部分仍属“典型兽首式扉牙”的变体，左右下方的兽首已退化，右侧尚看出张口兽头，左侧已伤缺不全（表一：8）。扉牙区块的中段刻画交叉的格线，这种在整个装饰面积上不分区地满部格线纹的装饰手法，也见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玉刀上（图三四）。

笔者曾论证这样的格线纹或可能源自石峁文化，图二九:7石峁牙璋上也刻画格线纹，但那是将扉牙区块分为上下二份，每份上各刻画两个交叉。

所以图三三所排列的八件中，1号出于新砦遗址，2号出自二里头三期遗址，以上二件呈现较古拙风格。3—8号共六件基本都可算二里头三、四期（公元前1610至前1520年）。只是7号望京楼、8号杨庄很可能是石峁文化牙璋，因战争或其他因素传至中原，它们或是二里头先民仿制石质牙璋的母型。

五、小结

本文第二、三两节分别回顾笔者个人四十年研究牙璋的历程，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牙璋的活动。第四节则专注在公元前1520年之前牙璋的方方面面。综合质地与形制纹饰特征考量，提出几点研究心得：

（一）玉石器研究当首重认识质地特点。没有丰富稳定的优质闪玉矿，就难以发展真正深厚的玉器文化。在史前至历史早期，闪玉是贵重稀有资源，易被交通近便的强势政权垄断，笔者观察与统计考古资料，肯定墨玉是石峁文化统治者垄断的资源，连其芳邻齐家文化先民都难以获得。玉器珍贵且体小易携带，研究龙山时期的玉器，必须考虑玉质与风格特征，而非只以出土地为该玉器的制作地。至于近世在陕西、甘肃等地征集到石峁风格牙璋，多为石峁文化牙璋的流散品。

（二）陕北、川西都因为蕴藏闪玉，所以可高度发展牙璋文化。山东与中原地区缺乏优质闪玉，前者制作少量农具、工具性质的厚实牙璋。后者在特殊时空条件下，用美石习做牙璋，却相当地“有形无神”。所以“牙璋源自中原”的说法必须放弃。

（三）观察牙璋的穿孔部位及左右扉牙的高低落差，可推测它们绑缚绳索的方式，当圆孔钻凿于宽扉牙的区块内，则只能用手捧执。這樣的牙璋的刃部也多无使用痕，甚至呈“V”字形。

（四）石峁牙璋薄锐、杀气重。当时尚无青铜兵器，但考古现象已确知当时杀戮之风已兴。石峁出土成坑女性头颅，如何杀殉？或可从研究牙璋弧刃砍凿痕迹入手。图二九：6、7这样既雕琢华丽扉牙，又劈砍到刃部全毁的墨玉牙璋，或说明礼神时的礼器也是生活实用器。或许，杀戮就在祭典的祭坛上执行。

（五）目前资料显示有的牙璋出于祭祀坑，有的出于墓葬。是否具不同意义？值得探索。

（六）牙璋的古代器名究竟为何？闻广和孙庆伟两位教授都认为很可能即是古文献中的“玄圭”。闻教授手写资料经笔者转述发表。孙教授则撰文详论之。

特以表一陈述石峁、月亮湾、二里头三个文化中，牙璋的“典型兽首式扉牙”，经过“复杂化兽首式扉牙”，发展出“变形化兽首式扉牙”及“变形无兽首式扉牙”的历程。又在表二中，以色带标示四个地区牙璋流行的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