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节观察｜服务费、三角债、营销费……影视大佬们集体“哭穷”？

文 | 何西窗

每年上影节的开幕论坛都不会让人失望，放出的炮如泼出的水，一言既出不可收。

今天猫眼娱乐、淘票票联合博纳影业发布声明，“（上影节开幕论坛发言）是关于票务机制合理性的探讨，希望媒体朋友不要过度解读”。但今年“服务费”显然已经成为上影节的关键词之一。

事情发展并不复杂，将时间拨回到昨天上影节开幕之前时。

第24届上影节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坛上，中影、上影、光线传媒、万达影视、博纳影业、腾讯影业几大公司对主旋律电影进行一番讨论之后，大佬们的注意力从电影转移到了行业痛点上。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看看，昨天端午节前一天的票房7500万，去掉服务费是多少？6700多万，有800万是服务费。”博纳影业总裁于冬直言不讳，将痛点放在了电影服务费上。

2020年国内电影市场票房收入大幅下降，但猫眼、淘票票等售票平台依旧收取了较高的服务费，超过了电影专资5%的征收比例，有些影院被收8%、10%，甚至更高。“不管你（互联网售票平台）的服务费标准怎么制定，你比国家收得还多吗？专资国家还回到电影行业了，服务费上哪儿去了？企业拿走了。电影市场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提高服务费，还高于2019年的平均水平，这是不对的。”

而这句话如同一颗炮弹，迅速在舆论市场炸开，成为本届上影节开幕论坛上最强的炮火，将未曾现身开幕的猫眼与淘票票拖进了舆论中心，并连带着引出了电影行业资金周转、票房分成比例、票房分账顺序、电影营销费用、排片费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于是以服务费之名，今年上影节开启了一场“哭穷大会”，电影公司们不避讳地表露出对资金的渴望，试图从行业各环找到缓解之法。

服务费、营销费、排片费……电影公司是“哭穷”还是“battle”

实际上，不难感受到2020年至今，电影行业呈现出的基调色彩是——缺钱。只是同样现金流紧张的情况下，以电影业务为核心的电影公司与有院线业务为支撑的电影公司，立场并不相同，甚至偶尔呈现出微妙的对立态势。

博纳影业与万达影视都是院线业务与电影业务双线发展的电影公司，万达影视的院线业务甚至是营收的主要支撑。面对行业困境，博纳影业与万达影视站在了片方与院线的中间，将互联网平台放在了对立面。

于冬直指猫眼、淘票票服务费过高，引起了最大注意力，而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指出票房分账机制并不完善，售票平台在这个机制中相比承担的风险，拥有了更多的红利。

曾茂军算了一笔账，“2019年票房644亿，我们电影的创作公司加起来上百家，票务平台公司一两家。这一两家分了60多亿（服务费），我们所有的创作公司一共分300亿当中的30%，一共100来亿，还要分给好几个环节。”

同时，万达影视还对互联网平台高速增长的营销费用表示不满。“平时我们宣发一个片子（营销）要三五千万，但春节档就可能是1.5亿，2个亿起，差异非常大。”随着互联网电影营销成为主流，猫眼、淘票票乃至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掌握了更多话语权，片方的营销费用逐步增加。

而光线传媒作为以电影业务为主的公司，虽然没有院线业务，但是旗下孵化着猫眼平台，面对博纳影业与万达影视的指摘，光线传媒站在了片方的立场上，避开了售票平台的问题，指出缺钱的基础前提，而将矛头对准了院线。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指出，由于疫情冲击和电影行业整体下行，行业内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三角债”现象。院线欠发行公司钱，发行公司欠制作公司钱，制作公司相互欠钱，同时制作公司还欠主创人员的钱。“别人给你投资也好，借款也好，为了维持项目开工，你要把别人的钱挪用。”

而缺钱之外，博纳、万达提到服务费、营销费用，光线传媒则立刻指出了影院分账与排片费的问题。

“中国电影公司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票房分配比例，大概制片方和发行方从100块钱票房中只能拿到38.5块，但是整个电影行业最主要的投入都是这些公司完成。”王长田说。而众所周知，国内票房分账机制里，院线是最大的分账方，占比达到50-60%。这显然是对院线公司的一次回击。

互联网平台营销与服务费成了“罪恶”，光线传媒则指出院线排片也并不全然“无辜”。“大家知道影院本身的作用是排片的，但是排片现在是额外收了排片费，你要排片，你要另外付我一笔钱，这对于制片公司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大家知道在春节期间一部片子的排片费要达到多少吗？很多片子要上亿的排片费。”

虽然都是诉说着电影行业痛点，指出行业目前的窘境，但各大电影公司之间的立场并不相同，这不是一场彼此理解、抱团取暖的诉苦大会，而是一场暗潮汹涌的辩论赛。行业面临同样的苦难，但是个体的痛楚并不相通。

电影公司“哭穷”，解决靠官方还是结构？

好在电影公司们虽然唇枪舌战与哭穷，但并没有忘记解决问题。

“我希望5%的专资缓征三年，让行业休养生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5%，让600亿元票房的30亿元回到这个行业来。”于冬说。

一直以来，国家电影资金办都会对票房市场征收5%的专项资金，用于进行相关电影或企业扶持发展。2019年国内年度票房累计达到642.99亿元，以5%计算，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达到30亿元。

这5%的票房分成，放在2019年并不起眼，但是放在受疫情冲击的2020年，与现阶段萎靡不振的票房市场上，份量突然重了起来。“2020年我们是免征了8个月，从1月1日到8月31日。湖北因为疫情严重，所以湖北的电影院免征到12月31号。我们复产的时间是7月23号，相当于只免征了一个多月加上春节前的不到一个月，力度太小了。”

于冬提出意见，希望电影相关部门缓征三年的专项资金，让行业有时间休养生息，“等年票房1000个亿的时候，行业恢复起来了（再交），对影院也有更大的帮扶作用。”

电影公司试图用一切方法找到更多的资金，而在行业各环都十分挫折的情况下，大佬们呼吁官方给予宽容与扶持。这一点万达影视、光线传媒也表示出相同的态度。

曾茂军希望国家能从税收、专资方面给电影行业减免。“全球凡是电影大国，比如韩国，国家层面给了电影很多的补贴，比如新西兰，通过电影拍摄从国家层面给予电影补贴。既然这个行业有很好的影响力，有社会效应，但是经济效益不大，我们首先在政策上应给予宽容。”

同时期望电影行业在融资层面也能有一些企业优惠。“如果银行能接受把我们制作的电影抵押，给予文化企业优惠的贷款，让这个行业补补血，给大家两到三年时间，我相信电影市场一定会快速蓬勃地发展。”

而王长田同样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内容公司的补贴。“看看以往的分配情况，政府对内容公司是有一部分补贴的，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分配的太少。”

而在官方补贴之外，更重要的是调整电影行业市场机制与收入结构。王长田指出，电影行业应该扩大版权收入。以美国电影为例，票房收入只占30%，60%-70%是来自版权销售、点播或者是衍生收入，而国内，电影票房占据了全部收入的80%左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互联网版权的销售收入，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互联网视频网站的费用买价太低的问题。”这或许预示着电影公司与流媒体之间将有一场版权价格战。

同时，王长田指出电影公司应该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即片方拥有更大权力与空间决定电影的发行方式，网络电影与院线电影的发行变现更加灵活。

实际上，上影节开幕论坛年年有“金句”，今年的“服务费”也并不稀奇。大佬们的唇枪舌战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电影行业能否找到真正重振的方式，疫情遗留下的冲击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希望下一年的上影节，公司们已经不再“缺钱”。